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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悠长青藏线  别样新都兰 / 罗朝阳1

祖父朱耀南的邮务局贺联  /  朱世奎1
孙殿英与流产了的都兰屯垦  / 崔永红5
立志开拓的一任县长梁炳麟 / 程起骏9
德兴海垄断经营香日德地区 / 梁 良13
伪省参议长马元海逃离经过 / 李廷良17

都兰县人民政府筹备纪事 /  李汝鑫  20
亲历都兰县解放和建政 / 董尧基26
草头王包布拉活捉经过 / 乔国才 30
海西自治机关初建都兰 / 张珍连33
陈毅副总理路过察汗乌苏 / 严生波37

都兰新政府临时县长王本巴 / 康熙俊40
父亲方新与十世班禅会晤 / 方申生43
柴达木开发“先行官”官保加 / 张嘉选46
海西金融事业开拓者党国瑞 / 王祖谟48
希候巴都兰工作印象 / 程起骏52

察汗乌苏青年农庄的回忆 / 瞿渊明56
香日德农场的开办与造林 / 崔蜀江60
青海留守农场诺木洪的今昔 / 高振武64
“开天”战士“辟地”查查香卡 / 魏广成68
建国初期农业开发及随想 / 张嘉选72
柴达木科学考察都兰纪事 / 朱新德76
都兰水利勘查田野生活 / 田祖恒80
察苏河西台水库建成记 / 旦正才让83
香日德科研工作札记 / 陈志国85
父亲毛炳杰尝试联产承包 / 毛凌云89

流浪神王的香日德 / 杨志军93
十世班禅避居香日德 / 辛光武99
年幼十世班禅选择共产党 / 王尚文102
护送十世班禅进藏 / 蔡 拜106
朝佛路上的香日德班禅寺 / 乔格图109

寻回消失的吐谷浑王国 / 言 公112
荒漠中不安宁的古墓地 / 董得红116
吐谷浑古墓出土文物撷英 / 程起骏119
利用保护好吐谷浑文化遗产 / 谢 佐125
青海之旅:探寻吐谷浑亡国之谜 / 张正春130

热水古墓背后的丝绸之路 / 赵京经 韦大军135
穿越柴达木的青海丝路 / 许新国142
吐谷浑王城遗址考察 / 朱世奎146
丝绸古道上的现代壮举 / 麦日根151
一条条彩带织成绿洲锦绣 / 古 岳154

青藏公路香日德“开始” / 朱海燕159
大依发军车欢驶青藏线 / 窦孝鹏163
都兰骆驼运输的历史变迁 / 卢东升169
两代都兰人的青藏线 / 李 朝173
青藏线上的生命颂辞 / 郭建强178

诺木洪原始人生活 / 言 公182
神秘的汉代非衣帛画 / 李 皓186
诺木洪城的传说 / 乌兰其其格189
田格里河探奇 / 王宏伟192
古海遗迹贝壳梁 / 王 莉196
走进昆仑,走进电视 / 白岩松199
布尔汗布达山的“猛士” /  李晓伟202
巴隆国际猎场的笑声 / 白 渔205
都兰美酒玉的开发经过 / 赵新年209
枸杞群林自然保护区 / 陈启福214

当年诺木洪伐红柳 / 王宗仁216
都兰古柏话古今 / 张忠孝219
寻找森林之魂 /  葛文荣222
柴达木河的湿地 / 强建设225
古化石见证柴达木变迁 / 杨 林228

改革开放初都兰文学印象  / 王泽群232
柴达木东南部山区小游 / 白 渔235
蒙古族文化之旅随笔 / 贾晞儒238
阳光博物馆里的唐代女尸 / 张建青242
花儿唱响锦绣都兰 / 朱嘉华245

树痴书记李长富 / 王琼瑶249
铁奎牧改领路人巴布拉 / 井 石252
“宁杞”引种示范人郑玉昌 / 马金国257
“金子滩”淘金女才项吉 / 尉书彬261
昆仑深处播映员赵克卿 / 梁 良265

在希望的田野上 / 钱中立269
诺木洪的枸杞红了 / 张永义272
沙漠中崛起绿色都兰 / 董得红277
停猎期间走进都兰猎场 / 王紫微 曾 岩281
世行都兰移民扶贫项目 / 张珍连285

编后记 / 291

悠长青藏线  别样新都兰
罗朝阳
     从西宁到拉萨的青藏公路,悠悠2000公里长,先后经过湟水谷地、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世界屋脊、羌塘草原和拉萨河谷地,是青藏高原上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这条青藏线穿越海西柴达木时,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朝圣之路方向基本一致。这使得内地来的旅行探险者,沿途感受异于它处的“温暖”气候,又看到别于河西走廊的“丝路”遗存,还能领略青海西部蒙藏风情、农牧风采。走上历史与现实交叉的青藏线,穿行都兰,定会有新的发现。
    都兰是柴达木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据考古发现,早在3000年的时候,西羌先人就已经在诺木洪定居,过着耕牧结合的生活。史料显示,自魏晋以后,先是土著的西羌、东来的吐谷浑、北上的吐蕃交替控制这里,设帐劈路,通商兴牧;后来南下的蒙古族、北返的藏族、东迁的哈萨克族又交相汇合这里,先行争战,后期共处。苍茫历史,悠悠岁月,先民们在都兰这片土地上写下了为生存而抗争,为发展而开拓的悲壮史诗。
    1930年,国民政府在都兰寺设立都兰县,以都兰统辖现今海西广大的地区。那时,在青海地方军阀的统治下,这片雄奇而又瑰丽的土地被践踏得满目疮痍,触目可及的是疾病和饥馑、战乱与兵祸。1949年解放后,在青藏公路小镇察汗乌苏,正式成立了都兰县人民政府。历经磨难的都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消弭匪患,铲除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由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联手共治的民族区域自治,为海西自治州的诞生做出了贡献。1954年海西州成立后,新的都兰县随之产生,由此都兰人民在州、县两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百折不挠、愈挫弥坚的意志,包容海川、友善博爱的胸襟,灵悟通脱、渊博精妙的智慧,抖落一身风尘,昂首阔步、充满自信地走在新时代霞光里。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都兰人民既有过奋斗的艰辛和挫折的教训,也有过成功的喜悦和收获的甘甜,透过《青藏线上看都兰》一书中收录的文章,可见一斑。
    都兰历史悠久,地域广袤,文化灿烂,资源丰富,只要走进这片土地,你就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在这里,你既能见识雄奇的山川、淳朴的民风和底蕴丰厚的文化,更能了解到西羌、吐谷浑、吐蕃这些古老民族在高原上演绎的一幕幕金戈铁马、生动鲜活的往事。自都兰设县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半个多世纪在3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仅为短暂之一瞬,《青藏线上看都兰》中选辑的文章清晰勾勒出了都兰发展进步的轮廓。书中的很多作者,他们不仅是作品的提供者和事件的反映者,同时也是都兰地区重大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和都兰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人。
    历史常被人们谈起,但并不是所有发生过的历史事件都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有很多辉煌,很多失落,都会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无人触及。都兰是柴达木盆地最早开发的地方,这里曾是西王母古国和吐谷浑王朝的领地,是中原连接西亚的丝绸通道的重要站点,然而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双重作用,使几度的辉煌和生命的血泪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都兰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由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变,从农业大县向经济强县迈进,使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处处焕发勃勃生机。通过文学作品,将以往历史进程展现给人民群众是非常必要的。
到都兰旅游、考察、探险,不仅看到诺木洪文化遗址、热水“金字塔”大墓、英德尔将军墓、香日德班禅行辕等古文化遗址,还能远眺野牦牛、野驴、白唇鹿、藏羚羊、黑颈鹤等珍禽异兽,欣赏到绿洲、戈壁、草原、雪山、古柏、贝壳梁等自然奇观。还有,川藏线上看不到的荒漠景色和丝路风光,会使人平添几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凉豪迈心情。《青藏线上看都兰》中的游记篇章,很好地反映了作者的体验和感受。
我相信,《青藏线上看都兰》一书的问世,不但能够在提高都兰“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更能够起到宣传都兰,扩大都兰在国内外知名度的重要作用。
值此《青藏线上看都兰》出版之际,怀着激动的心情,特此作序。

    罗朝阳 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海西州委书记


祖父朱耀南的邮务局贺联
朱世奎    
    我的祖父朱耀南先生,字远峰,青海西宁人,是清代贡生,民国议员,一生写了很多青海山川风光和地方风情的诗文,收录在《东篱菊》集子中。其中,“新设青海都兰邮务局”的两条贺联,以欣喜之情对新设青海省在都兰成立邮务局表示祝贺。
    朱耀南先生的贺联是:
    (一)称便利之交通漫道路难鱼海;
        合印藏而熙攘不烦书寄雁行。
    (二)辟荒原道途惟赖速邮是置;
        通中西音信何愁行省难开。
    朱耀南先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以贡生资格,应礼部举人、贡生均应赴京考试之令,赴北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同行者共五人,即李文斋、朱耀南、韩子方(父)、韩少方(子)、张子训。参加会试后,次年李文斋留京,两韩父子及张子训分配到浙江供职,朱耀南被分配到山西省潞安府襄垣县担任补用县知事兼煤厘局局长之职。辛亥革命后,与在北京农部供职的李文斋先生结伴返回西宁,以后又和李文斋先生一道在民国初年,担任了甘肃省第一届议会的议员。
    在担任议员期间,曾到甘肃临潭等县督办过查禁烟苗的大事。因为从晚清道光开始,中国吸食鸦片的烟民逐年激增,达数千万人之多。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但对外烟土开放,对内种植罂粟也搞活。贩卖鸦片获利很大,甘肃临潭等地农民就让罂粟遍地开花,流毒很广,遗害无穷。民国肇造,身为议员的朱耀南,对此深恶痛绝。在临潭等地,开展了一次比较彻底的铲除烟苗、补种粮食的活动。任务完成之后返回西宁。
    六十岁以后,朱耀南先生赋闲在家,继续为家乡做一些公益事业,同时也关注一些有关教育、民生的新生事物,例如:西宁县第一高等小学校友会成立大会写祝词祝贺;威锐平民学校成年班开学写贺联祝贺。在遥远的柴达木,新成立的青海省在都兰县要设立邮务局,他得知消息非常高兴,连写了两幅贺联热烈祝贺。
    这两幅贺联写作的年代作者并未注明,大概民国八年(1919)8月1日甘肃邮务管理局为拓展边疆邮务,在都兰地区建立了从丹噶儿(湟源)到都兰寺的马差邮路,任命熟悉蒙藏语的莫瀚章为局长,这是青海的第一个牧区邮局。民国十九年(1930)冬,都兰正式建县,即由都兰理事公署改为都兰县,民国二十一年(1932)设在都兰寺的邮局,随县署迁至希里沟,正式成立青海都兰邮务局,朱耀南先生的贺联大概是这一年(1932)写的。这也从贺联的标题“青海”二字及第二首的最末一句“通中西音信何愁行省难开”可以得到印证。那时青海建省不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一个荒远的牧业区,建县不久,就建立了正式的一所邮务局,作者认为这是一件有关民生的大事,可喜可贺,便欣然命笔,连写了这两幅贺联。
    第一联的下联是这一联的眼睛,即“合印藏而熙攘不烦书寄雁行”,画龙点睛地指出了都兰邮务局的作用和地位。文中的藏指西藏,2007年笔者和程起骏先生考察香日德古城时,发现古城的北斥堠台就建筑在城北的北沙山顶的藏大道上,这里是古代通向吐蕃的唐蕃古道一条重要通道,今称青藏道。文中之印指印度,西藏又通印度,而印度又是当时英国在亚洲的最大殖民地,所以在第二联的下联中,又有了“通中西音信何愁行省难开”的说法。英国在19世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40年代用炮舰政策,在中国沿海打开了腐朽的大清帝国的大门。当年有识之士,都以为闭关锁国的政策是错误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才是正道。青海都兰邮务局的建立,正好打开了一条互通中西信息的渠道,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贺联中还有两个小典故,顺便解释一下。“鱼海”和“雁行”中有“鱼雁”二字,鱼雁是古人用来指代传递书信的工具。古诗有“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是鲤鱼传书一词的由来;大雁传书的典故是,汉代使臣苏武被匈奴扣留19年拒不放还,长年在北海(贝加尔湖)牧羊,后来汉武帝派了使者对匈奴可汗说:“天子在上林苑射了一只雁,雁脚上系着苏武的求救信,你们看着办!”可汗大惊失色,乖乖放回了苏武,成就了鸿雁传书的一段佳话。
    青海牧区第一条邮路的工作十分艰辛。从湟源到都兰全程1407华里,并无正规道路,马邮差需走十七、八天方能到达,如遇大雪暴雨则无定数。由于当时的邮运量有限,每班只有一人。装备先进乘马一匹,兼载邮差的行李、伙食;载邮件的驮马一匹。邮差独自一人,在荒山大漠中踽踽而行,境况凄苦。张乾元先生在《青海驿道邮路》一文中写到“湟源——都兰线,途中多系荒草野滩,绝少人烟。气候恶劣,冬春风雪交加,夏秋大雨滂沱。中途需寻有水处生火烧水,吃自带干粮。如遇雨雪天,牛粪、野草尽湿,火生不燃,连开水喝不上,傍晚需找山凹避风处歇息,以自带的皮袄、毡衣半铺半盖,躬腰弯腿,露天侧卧。有的地段土匪猖獗,只得昼伏然夜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邮差(1950年后称邮运员)马成功被匪劫去,深夜弄断绳索沿荒漠逃归,数日未进食。民国三十六(1947年)邮差四人先后五次被劫。”
    邮件从湟源运达都兰后,再由邮局按邮件最终目的地发分捡,委托商人、僧侣、军队、牧民等顺道带至德令哈、察汗乌苏、香日德等地,颇费时日,故有时一件邮件需数月之时日,才能到收件人手中。
    都兰地区自古以来就具有南向、西向、东向的三线交通枢纽功能。南线南通印藏,西向西通西域(今新疆地区),东向东通中原。南线如前所述,不赘。西线是古代丝绸南路的要道,早在吐谷浑时代从白兰(以都兰香日德古城为中心)辐射出多条道路通西域:一是从青海海南州的伏俟城出发,经白兰西北的大小柴旦,越当金山至敦煌,过阳关至西域;二是从伏俟城至白兰,经格尔木,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三是由伏俟城—白兰—格尔木—布伦台楚拉克阿拉干河谷至西域。再从东线来看,吐谷浑人和中原的历代王朝,即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有紧密的联系,包括朝封、外交、经贸、文化、军事等等。这既可以从中原各个王朝编撰的史籍“吐谷浑传”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一件文物得到印证。
    20世纪70年代末,时在都兰工作的程起骏先生收藏了一颗从热水吐谷浑古墓群中发现的铜印,正面篆刻“谨封”二字,背面有一蛇形环纽。此印章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国学大师启功先生鉴定,认定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在20世纪80年代,程起骏先生将此章无偿捐献给了青海省博物馆。我们认为,这是中原某王朝特制赐给吐谷浑某代首领的,在信使往来时钤印在公文密封上的凭证;同时我们也认为,这就是古代一个专供国王使用的“邮戳”。
    值此都兰县建县80周年之际,特将祖父朱耀南先生贺联录出公诸于世,以示庆祝。

    朱世奎 青海西宁人,青海省江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民俗学专家,编著出版有《西宁风俗纪略》、《青海掠影》等。
孙殿英与流产了的都兰屯垦
崔永红    
    孙殿英是何许人氏?他为何与都兰屯垦有瓜葛?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还得从头慢慢说起。
    孙殿英,字魁元,殿英是他的别名。此人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反复无常的流氓军阀,他早年利用制造和贩卖毒品起家,并利用封建会道门——“庙会道”纠集徒众,发展声势。20世纪20年代初,孙殿英开始混迹军界,由于他见识广,头脑活,故在军队中升迁较快,由士兵升到班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军事小集团。1924年成为第三十五师第五混合旅旅长,1926年投靠张宗昌,任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次年兼直隶大名镇守使,与北伐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失败后投降蒋介石,被蒋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1928年在河北驻防时,盗掘清室东陵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墓,窃取了无法估价的珍贵财宝。1930年中原大战时,依附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作战,取得了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重要职位。阎、冯失败后,转而投奔张学良,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3年成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曾在热河赤峰一带率部抗日。次年,在本文将要详述的宁夏战役中失败,宣布下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殿英又投靠蒋介石,东山再起,任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驻豫北,假抗日真反共。1943年4月,孙殿英在林县投降日寇,任“和平反共救国”新五军军长。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纠集汉奸部队阻击人民解放军。1947年4月在河南汤阴被人民解放军生擒,不久病死。
    孙殿英的主要经历和任职情况就是这样。他与青海省都兰县有瓜葛是1933年的事。当时,国民政府计划在青海西部柴达木地区实行屯垦,并曾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因为这年5月27日,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救国同盟军”,派人与当时驻防在张家口以东沙城的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联络,欲争取他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合作。6月初,抗日救国同盟军的计划失败,冯玉祥在被迫下野通电中提出善后办法六条,其中有建议孙殿英出任青海屯垦督办的内容,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6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部西移。蒋介石的用意:一是为了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防止冯玉祥与孙殿英结合;二是为了使孙殿英这样的杂牌军与西北诸马等地方实力派彼此冲突,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孙殿英自抗日同盟军兵败后退入山西,经常受到晋、绥地方军阀的排挤。他虽然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但一方面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也想将计就计,在西北谋求发展,于是便接受了任命。
    孙殿英率五六万人的军队西进青海,势必要与西北马氏军阀争夺地盘。这个消息使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和青海军阀马麟、马步芳受到极大震动。孙军西移的命令一发布,立即遭到西北诸马的坚决反对。他们一面采取多种方式请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一面秣马厉兵,准备以武力阻止孙军西上。7月1日,马麟、马步芳直接电陈国民政府,以“供应困难,地方不胜负担”为由,请国民政府收回成命。同时指使青海各民众团体、蒙藏王公千百户、活佛代表发表谈话,派代表赴南京请愿。7月30日,蒋介石不得不亲自打电报给马麟、马步芳,说中央派孙殿英率部赴青垦殖,是为青海谋福利,所有给养完全由中央协助,不会给地方带来额外的负担,更无碍于青海省军政,请转达青海各族领袖,勿予反对。但青海各界坚决反对孙殿英来青海的呼声仍然很高。8月中旬,青海请愿团到达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中央“另改方式开发青海”。并在京、沪等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大事宣传,坚决反对孙殿英来青。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也于此时发出拒绝假道宁夏、抗议孙殿英部西进的通电。
    然而,国民政府已经决定的事不好轻易变更,西北诸马反对的呼声再高也阻挡不了孙殿英部西进的步伐。1933年9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126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组织条例草案》,该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特设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实行兵屯,办理青海西区垦殖事务。本公署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并受参谋本部军政部、内政部及实业部之指挥监督。本公署暂设于都兰。青海西区屯垦区域暂以都兰以西柴达木河两岸、祁连山脉以南、巴颜喀拉山脉以北一带荒地为范围。”行政院通过的《青海西区屯垦案》还规定,设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督办一员,由国民政府特派,综理本区屯垦一切事务,并统辖本区各屯垦军队;设会办一员,由国民政府简派,辅助督办处理一切事务;设秘书长一人,秘书二人,秉承督办、会办之命,办理机要事宜。督办公署下设总务处、垦务处、军务处、屯垦医院。其中总务处之下设文书科和管理科,垦务处之下设工程科、农牧科和农牧试验场,军务处之下设编练科和警备科。对各科所应负责和应办理的事项也有具体规定。《青海西区屯垦案》还规定,屯垦督办可以将屯垦区域划分为若干分区,屯驻军队,但须呈报国民政府备案。“屯垦督办在所辖屯垦区域内,遇有事变或军事行动时,应秉承该管绥靖主任,会商青海省政府主席处理之,并分报有关系各机关。”“屯垦督办,除西区屯垦事务应负全责外,关于西区内之民政、财政、司法、教育、宗教等事项,不得干涉。”“本公署及屯垦各部队之给养,概由中央筹发,不得向青海地方要求供给。”孙殿英有合法名义,有职有权,在都兰屯垦看样子势在必行。
    孙殿英部自7月上旬由各驻地向今内蒙古包头一带集中后,9月23日,仍照原命令从包头溯黄河向宁夏进发。10月中旬,先头部队到达五原、临河一带。这时,马鸿逵和马麟均以打报告辞职的强硬方式对孙部西进表示抗议。西北绥靖主任朱绍良是蒋介石是西北的代理人,他原想坐山观虎斗,后来又怕万一孙殿英击败青、宁联军,势必危及甘肃,对自己的地位颇为不利。此时他还觉察到西北诸马有联合反蒋之势,担心逼之过急,西北局面不好收拾。于是转而建议中央收回成命,调孙殿英部另屯他区,并且朱绍良与宁、青省主席采取了一致的抗孙行动。
    10月23日,蒋介石命令孙殿英部暂住原地待命,在绥远境内过冬。同时令朱绍良督饬马鸿宾、马步芳出兵宁夏,与马鸿逵部配合,如果孙殿英西攻宁夏,便就地歼灭。孙殿英这时在晋、绥军阀与西北诸马的一送一拒之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河套以西人烟稀少,供给匮乏,难以安度寒冬,势非继续西行不可。孙殿英已在考虑攻打宁夏的计划,青海、宁夏也在积极部署兵力。11月后,马步芳陆续派出2万余人的兵力,加上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四马拒孙总兵力约6.2万余人,而孙殿英约有6万余人的兵力。双方旗鼓相当,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4年1月孙殿英部袭占磴口。这时蒋介石电令马鸿逵尽力防堵“擅行冒进”的孙殿英部。朱绍良令马鸿逵为左翼总指挥,马鸿宾为右翼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右翼军总指挥,马步芳为总预备队总指挥,合力对孙殿英“予以痛击”。孙部袭占磴口后,紧接着攻下石嘴山,19日,包围了平罗城。1月26日,孙军开始攻打银川。四马联军在当地人民支持下严密防守。1月30日,蒋介石免去孙殿英“青海屯垦督办”职务。2月6日,又以孙“一再抗命,阻绝劝告”为由,免去孙殿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第四十一军军长本兼各职,停发四十一军饷项,并命令甘、宁、晋、绥四省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击败孙殿英。2月11日,朱绍良派飞机轰炸孙军,配合宁马、青马守银川城。孙殿英前后攻城一月有余,经大小数十战,始终未能攻下银川城。此时天寒地冻,弹尽粮绝,加之孙殿英本兼各职被免,在军中失去发号施令的权威,军队士气低落。3月9日,蒋介石又通过北平军分会何应钦,令傅作义和阎锡山从东面攻击孙殿英部。此时孙殿英败局已定,遂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20日,发表通电宣布退出军界,其军队接受蒋介石收编。孙殿英在青海西区屯垦的计划这时宣告夭折。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这场拒孙战役,以消灭异已为目的,最后以孙殿英的失败而告终。但这场战事延绵近半年之久,给绥、宁、甘、青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灾难。
    关于在青海都兰以西柴达木河两岸等处举办屯垦之事,虽曾正式列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的条例,但终因孙殿英率部西进的失败而不了了之。拒孙战役结束9年后,即1942年,国民政府又动起在青海都兰地区办屯垦的念头。蒋介石任命国民党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马步芳之兄)为“柴达木屯垦督办”,令其率骑五军(当时驻在甘肃武威)开赴柴达木实行屯垦。1944年,马步青亲自到察汗乌苏料理屯垦事宜,勉强在察汗乌苏修建了一座院落以为住所,但屯垦之事困难重重,难有进展。马步青于同年秋返回原籍河州(甘肃临夏),柴达木屯垦督办公署随后被取消。1945年,青海省政府设立了“柴达木垦务局”,以取代柴达木屯垦督办公署。柴达木垦务局存在期间,骑五军约有1000名官兵曾驻在察汗乌苏等处开荒垦种,略有成效。
    总之,民国时期在柴达木实行兵屯垦殖,基本上等于放了空炮。实际上,开发柴达木农业的条件当时并不具备,当局也没有这方面的真实心思,只是喊喊口号,将它作为幌子而已,真正的动机是将它作为勾心斗角、政治倾轧的手段。

    崔永红 甘肃古浪人,青海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地方史研究员,编著出版有《青海通史》、《马步芳在青海》等。
立志开拓的一任县长梁炳麟
程起骏    
    梁炳麟,山东滕县人。上世纪20年代初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校期间就有着不同于众的抱负,立志要为祖国的边疆开发贡献一生。大学毕业,他即赴冯玉祥掌控的今内蒙古中部,从事水利垦殖工作,任包西水利局局长,兼国民军第六军军法官。不久随军内调至河南省,任洛宁县县长。
    1928年青海建省,冯玉祥主将孙连仲被任命为省府主席。孙连仲当上主席后,广招过去的旧部,派自己的亲信接管各县,以图青海长远发展,梁炳麟就在这种情况下调到青海。他对此调十分高兴,以为此来定会为建设青海尽情发挥才能,实现多年的夙愿。1929年初,他来到青海,被孙连仲任用为民政厅吏治视察员,随之又命他组织青海省内部调查团,深入青海西部牧区调查县治等事。
    1929年七月六日,梁炳麟率工程员、通事、照相员、调查员及勤务、厨师等一行共九人从西宁出发,展开了对青海西部的调查工作。这个青海资源社情调查团的成立所行,与梁炳麟的积极策划动作有直接的关系。
    以梁炳麟为团长的调查团将柴达木盆地作为主要的工作对象,所以首先来到了都兰夏日哈地区。在这里住了几天,考察了当地的草原、农田、森林、水利,详细了解了进入柴达木盆地西部的山川道路。梁炳麟采纳了夏日哈藏族头人直巴的意见,进入西部一定要办足粮食,否则就会半途而废。所以就地买了几头驮牛,一批面粉,雇了两名驮工,其中一位驮工叫冶成禄。1960年冶成禄还健在。他住在夏日哈河北村,我在那里下乡时认识了他,他给我讲了那次西部调查的很多情况。
    调查团从夏日哈出发,穿越铁奎流沙到达香日德,再到宗加、巴隆、台吉乃即今格尔木地区,又北向横穿盆地到达柯鲁沟(德令哈),到茶卡。行程数千里,历时60余天。
    说起30年前的这次调查,冶成禄老汉就竖起大拇指说:“人家梁先生是个当大官的,可没有半点官架子,把我们受苦人当人看;人家也是个大学问家,天上、地下、水里的啥都知道,千年古代之事也知根知底。可他不显山露水,在他带着的那一帮人之中,数他的穿戴最马虎(不讲究)。”
    据冶老汉说,梁炳麟是个对工作十分负责的人,他每天起得最早,帮着大家干这干那;整天在荒山野外里跑,脸上的皮被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晚上他睡得最迟,总是在一支蜡烛前写着、算着,嘴里还念着。两个月下来,他的“纸本本”竟有一大摞了。
    调查团的生活十分艰苦,白天晒得如火烤,晚上又冻得睡不着,最难受的是没有蔬菜吃。除通事、驮工外,大家的嘴唇都生了疮,流黄水。梁炳麟发动大家挖苦苦菜、蒲公英、野葱,把野菜放到面条中,大家都吃不惯,不愿吃。梁炳麟带头大口大口地吃,还说:“这苦苦菜是好东西,那王宝钏一吃就出了名。我们多吃些,出名不一定,口疮就能治好。”果然,吃了几天,大家的口疮就好了。
    当时,柴达木的王公们对调查团的目的很怀疑,怕对他们不利,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敬而远之,不愿意提供情况,也不太愿意出卖肉畜炒面。梁炳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带上砖茶、绸缎、哈达去拜访王爷和当地的年高老人,以说明来意,了解社情。王爷们最终被梁炳麟的真诚态度所感动,表示愿意支持他的工作,只有台吉乃的王爷例外。台吉乃地处盆地西部,除个别买卖人外,极少有汉人在那里出现。对这个调查团,王爷的态度是拒之门外,他派管家率领着一队武装人员,前来见梁炳麟,传达王爷的“旨意”:“我们这里没啥可调查的。你调查,我的羊不多产羔;你不调查,我的马照样下驹。”管家言词傲慢,梁炳麟很客气地招待客人,一席话说得他大变,同意领梁炳麟去见王爷。梁炳麟带上见面礼,只带通子(翻译)一人去见王爷。往返三天,说了些啥别人无从得知。但不久王爷带着礼物来回访,对梁炳麟十分谦恭,答应大力相助,使调查团顺利完成了台吉乃地区的调查任务。
    梁炳麟的这次调查,是对柴达木盆地的一次较为全面的科学考察,涉及盆地的山川形势、矿产地质、气象物产、民族风俗、人口分布、自然灾害等诸多方面。他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亲自撰写了《开发青海之计划大纲》、《调查县治报告》。还给后人留下了《青海写真》、《青海内部调查日记》等文章,发表在内地的刊物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青海的西部地区。
    梁炳麟在调查结束后,向省政府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可惜时任省主席的马麟,都把这些治省良策束之高阁,使梁炳麟的雄心壮志无法实现。其后,梁炳麟被任命为青海东部的乐都县长。他在任内大办教育,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在两三年之内,就使乐都的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乐都一跃成为全省人文蔚起之地。
    梁炳麟始终怀念着青海西部广阔的土地,他觉得在那里才是他真正施展抱负的地方。在他的要求下,1931年被调为都兰县长。当时都兰全境基本上全是蒙藏游牧民族,不易管理,所以前任理事及第一任县长王振刚视事不久都被调离了。
    梁炳麟到任时,眼前的局面是:设在希里沟的县政府及唯一的一座水磨被洪水冲走了,无处办公,县政府只好又借住在都兰寺。水磨没有了,吃饭也成了极大的问题。真是百废待兴,困难重重。梁炳麟在《青海丛书》自序中写到:“县境均为牧区,农业未兴,粮食缺乏,县府人员几乎无法支持,随带驻军给养更感困难,加以辖境未定,行政毫无所思,村舍寥落,满目尽属荒凉。”
    他认为都兰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可是广大牧民群众吃粮十分困难,从湟源以东运来的青稞、小麦金贵得很(一升即10斤青稞要换两只羊),一般穷人是吃不起的。梁炳麟决定发动大家自己种粮食吃,为此他到处奔走,亲自骑马深入昆仑、祁连勘察水资源,跑遍了香日德、巴隆、宗加、诺木洪、德令哈等宜农区。他派专人勘察四境,划分行政区,建筑公路,开渠引水。
    为了大力发展农业,梁炳麟鼓励牧民在养好牲畜的同时,就近开荒种田,粮食归己,田地可继承,不交粮草。根据实际情况,他起草了“奖励蒙藏人民自动垦耕办法九条”,又将全县可垦地划为三个大垦区。按照他的规划,第一垦区以希里沟、莫河为中心;第二垦区以香日德、察汗乌苏为中心;第三垦区以德令哈、郭里木为中心。三个垦区第一期可开垦五万亩地,年产粮食可达千万斤。他认为,只要“竭力经营,不难蒸蒸日上。”
    在大办农业的同时,他也积极筹划教育事业。在前次调查中,他已发现都兰地区“学校尚未设立,文化未兴,其浑噩状态尚未脱太古色彩。”主管县政府后,增设教育科,并会同蒙藏头人,筹备经费,准备设立学校。他在乐都县长任上发展教育颇有成效,如将成功做法沿用过来,都兰民族启蒙教育会有大的改观。
    梁炳麟是第一位对柴达木资源价值有所认知的人。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各项工作都有了头绪,准备全面开展。但是梁炳麟的个人宏图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大相径庭,其时重用他的孙连仲奉调已回内地,而主政的马麟、马步芳叔侄忙于夺权,无心思关注青海建设,也更无心思顾及他的建议。所以,他的众多建议如石沉大海,兴县努力也事事掣肘,寸步难行。这使他很快认识到,开发边疆的报复在青海无用武之地,于是1933年辞去县长之职,悄然离开了青海,回到了内地。

    程起骏 青海西宁人,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会学术部副主任,地方史学者,编著出版有《古老神秘的都兰》、《柴达木》等。
德兴海垄断经营香日德地区
梁 良    
    1941年,马步芳经营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在都兰县设立子公司,字号“德兴海”,委任吴可端担任经理,总部设在县府所在地希里沟。吴可端竭力设法拓展自己的经商区域,在香日德、巴隆、诺木洪、茶卡、赛什克、夏日哈、察汗乌苏等地设立分号。至1945年,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又在察汗乌苏设立支号,将香日德、巴隆、夏日哈分号划归察汗乌苏管辖,由付新任经理。
    德兴海察汗乌苏支号香日德分号,也叫海源分号,乔世杰为首任经理。1947年乔世杰病故,由袁友善接任经理职务。
    香日德分号设在香日德河西,现香日德镇河西学校一带,共有房屋37间。后来,因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香日德地区的设治局撤离,留下土地100余亩,水磨作坊一座,榨油作坊一座,全部移交给德兴海管理经营。
    公司内职员10名,其中经理、司账(会计)、出纳、司库(保管)各1名,收购、采购、营业人员6名,另有炊事员1名,并有临时从当地雇用的牧工、农工若干名。职员及雇工实行月薪制,工资以银元计,经理每月工效5元,司账、司库、出纳月薪18元,收购、营业人员15元,每月由会计造工资名册,由经理审批签字后发放。职员名义上工资每月10多元,实际上,他们吃饭、穿衣都由公司供给,除去生活费外,每月只能领到8元。
    德兴海的购销经营活动,从表面上看,只专门经商,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实质上,在当时官商垄断经营的政治制度下,德兴海的主要头目不可能不介入政治。德兴海驻希里沟的头目吴可端,先是德兴海都兰县公司的经理,后任都兰县的县长,是一个集政权、商贸权于一身的人物。就连德兴海香日德支公司的经理袁友善,也不是单纯从事经商活动的人。袁娶蒙古女为妻,与巴隆旗王爷及旗内上层人士过从甚密。后被推任该旗保长之职,也是个身兼两职的人物。国民党政府香日德设治局局长谭成德调离后,将所有房屋田地等财产都移交了德兴海,国民党出兵镇压青海南部果洛牧民暴动,收缴的枪支也全部交由德兴海收存。以上事例足以证明,德兴海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德兴海在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保护、支持下,完全采取垄断经营的方式。当时,私营商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从湟中迁往察汗乌苏、香日德地区的有张兴元的福顺祥、杨生璋的三兴盛等私人商号,还有部分小本工商业者。德兴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对这里的土特产品视若禁脔,强行实施统购政策,规定私商在本地收购的家畜及其他土特产必须向德兴海交售,不准私自向西宁等地贩运。资本较多的私商为了寻求靠山,得到政府的保护,一方面从德兴海批发进货,从而打出经销官货的旗号;另一方面使用拉拢贿赂手段,将收购的毛皮、粮食等普通商品上交给德兴海以掩官方耳目,暗地却把鹿茸、麝香、豹皮等贵重物品悄悄运往西宁,从中获得利益。而小本经营的工商业者,有不少在德兴海垄断经营的压榨下破产。
    德兴海经销范围主要是布匹、茶叶、瓷器、大米等生活用品。通过交易,换取当地的农畜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收购范围很广,各类皮张、毛绒、牲畜、药材均在经营之列,其经营贸易方式是放账。具体办法是,将经营的日用百货通过部落的王爷、头人分发给该部落的农牧民,然后按各类农畜产品和药材上市的季节,由德兴海派人持账簿赴农牧民家里收账,其中也有农牧民因缺少日用品主动找到德兴海去赊账的。
    德兴海在交易中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售出商品价格为:茯茶每包20块银元,大米每升(约9公斤)4元,藏靴每双4元,斜布每方(约2平方市尺)1元,牦牛每头20元,青稞每担(100市斤)30元。收回产品价格为:每头牦牛15元,上等马每匹100元,绵母羊每只1元,头等狐皮每张8元,羊毛每120市斤20元,鹿茸每架25至75元。以物易物的价格为:每包茶叶兑换牦牛3头,每双藏靴兑换牛皮1张,每架鹿茸(8叉)付茶叶3包,每市斤羊毛付青稞1市斤。在商品交易中,德兴海总是采用低进高出的方法进行高利盘剥。宗加牧民才仁打了一架8叉鹿茸,德兴海给他3包茶叶,后来他又打了一架比上次较大的8叉鹿茸卖与私商王治帮,王付给他银元120元。再如,果洛牧民用羊毛来换青稞,德兴海以每担青稞33元、羊毛每150市斤20元作价对换。
    德兴海放给农牧民的账,如果负债人当年无力偿还,其利率计算方法由德兴海视情决定,少至5%,多至驴打滚(即翻番计息),不少农牧民因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导致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如:蒙古族牧民旦增,因欠德兴海债务未能如期偿还,最后只得去给德兴海当长工抵债,其家小流落乌兰。再如,香加蒙古族牧民拉吾,全家4口人,赊欠德兴海债务折绵羊7只,因偿还不起,拉吾携长子出逃,其妻生活无靠饥饿而亡,次子绝望中悬梁自尽。拉吾逃难出走,德兴海犹未甘休,找到拉吾的妻舅哈希哈家里讨账。哈希哈十分生气,对袁友善说:“要账可以,我妹子及外甥的两条人命你们先还给我。然后把账还你们。”哈希哈是当地有名的猎手,打枪弹无虚发,德兴海怕反目后会造成可怕后果,只得作罢。
    德兴海主要依靠骆驼运输。香日德分号的货源,由希里沟总号供给(后在察汗乌苏领取)。又将自己收购的皮张、药材、牲畜等上交给总号。来往运输,均雇用骆驼,每峰驼脚价15块银元。下属德兴海除收回的羊毛只向上司报库存数字,实物由自己储存保管外,其余物资全部向县级德兴海解缴,来往账目,均采用以物作价、相互抵消的结算方法。
    为了增加收入,德兴海从各部落中物色部分猎手,发给枪支弹药,派往深山猎取鹿獐,廉价取回鹿茸、麝香等名贵药材。当时,官商为了垄断经营,各要塞均设有关卡,防止畜产品及贵重土特产品外流。德兴海派出的猎人,均发给上有“XXX受我部委派上山狩猎,请各路关卡予以放行”字样的证明,官府设的路卡见德兴海的通行证,立即为之大开绿灯。
    由于德兴海放账谋利,致使许多群众相继逃亡,德兴海收账找不到主户,造成的亏空日渐增多。1948年,香日德德兴海因群众还不起账造成亏空达万元银元之多,经理袁友善企图谋取对策以抵赤字。当年,他们购买驮牛200头,雇用民工20名,到格尔木、大柴旦一带去挖硼砂。当时每公斤硼砂可换1元银元,当年他们驮回2万斤硼砂,如果在正常情况下,非但可以抵消万元亏空,还可剩余一大部分银元。然而,由于中途生了变故,香日德德兴海非但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反倒招致了不少麻烦。硼砂尚未来及处理,吴可端就伸来了魔爪,以私自买卖驮牛为由,硬逼上交3800元银元的税收。袁友善在上司的敲诈勒索下,几乎倾家荡产、走投无路。
    德兴海从事放账经营活动,主要依靠部落的上层人事协助。当时国民党在部落里设有保甲编制,保甲与部落(旗)多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此,德兴海与部落里的上层人士素有交往,部落里有紧急事务,需要较多的钱物,一时不凑手,就向德兴海赊借,然后又将借用的钱物摊派给本部落的群众偿还。为此,德兴海下去收账,经常和群众发生争执,群众不承认拿过德兴海的商品,德兴海却坚持按账面数字收取,群众怨声载道。其实是部落里摊派到群众头上的。
    1948年,国民党都兰县政府县长吴可端下令巴隆旗征收军用马8匹。袁友善既是香日德德兴海的经理,同时也兼任巴隆旗的保长职务。巴隆旗王爷接到征集马匹的命令后,委托袁友善办理,袁立即在部落里挑选8匹充作军用的好马,派人送往希里沟,不料其中两匹身长与高低未达到官方要求的标准而被指责为“贻误军机”,并将袁友善派去的人用绳子吊了起来。袁得知消息后十分恼火,手持左轮手枪到县政府要求放人,吴可端在县府接见了袁友善。袁将巴隆部落委实挑不出够尺码的好马过程讲了一遍,吴岔开话题问:“你最近是否买过200头牛?”袁答确有此事,并将欠债人逃亡,想挖硼砂弥补亏空的事统统讲了出来。吴又问:“牛现在何处?”袁答:“已经卖掉了。”坐在桌子旁边的一位县府秘书说:“你买牛时未上税,卖牛又未上税,200头一买一卖,税率加倍,需交税款白洋3800元,否则,别怪不讲交情!”袁明知是讹诈,但也无可奈何。立即返回香日德筹集大洋,他先向班禅行辕借了500元,又向猎手哈希哈借了两颗麝香,然后用面粉到金场换回3两黄金,税款仍凑不齐,只得变卖了家里的金银首饰,勉强凑足3000元大洋。当他把大洋送到县府时,吴可端声称要物不要钱,袁只好回到香日德把大洋换成茶叶、布匹、藏靴两次送交县府,但是仍差800元未曾交清。官府逼得很紧,袁捉襟见肘,悲愤难言,只得两次向班禅行辕求援。当时班禅行辕的办事处长江巴平素与袁交情甚厚,见老朋友遭此厄运,颇为同情,乃对袁说:“解放军快打过来了,战事吃紧,吴可端马上就得逃跑,没有功夫难为你。你就在寺里躲避几天,等吴走后就没事了。”袁承江巴相助,在班禅行辕避风一个月时间,都兰解放。袁友善欠的800块冤枉账随之了结。
    德兴海依官仗势,巧取豪夺,钱若流水,米烂积仓,但职员们收入甚微,引起了逐利者的眼馋,有些人挖空心思,图谋伺机捞取私利。1948年,巴隆德兴海一个叫唐生喜的职员,声称要开辟市场,到果洛去做一趟买卖,其申请得到了上司的赞同,于是巴隆德兴海让他提取价值8000元大洋的百货,并配给他数10头驮牛、马匹等,然而唐如鱼脱网,一去不复返,当时因国民党政权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濒临倾危,无暇顾及,唐生喜幸免追踪,解放后又返回香日德定居。
    临近1948年底,吴可端派人到各下属分号清理账务,派人到香日德清点库存,将价值高、易携带的商品全部拿走,最后还剩50万斤羊毛,几百双质量差的藏靴及收缴果洛牧民的80余支破枪。人民政权成立后,德兴海将羊毛和枪支上缴给都兰县香日德区人民政府。

    梁 良 河南方城人,青海都兰县政协原秘书长,编著出版有《都兰县志》。
伪省参议长马元海逃离经过
李廷良    
    解放前,我是国民党青海省柴达木垦务局一科科长,兼都兰县政府教育科科长。1949年9月西宁解放,我们和西宁的消息立即中断,过了两天,莫河骆驼场韩经理(佚名)带领全场人员,赶着骆驼等来希里沟,声称“西宁已失,藏民到处都起来行动,我们惟恐骆驼等被抢,才来希里沟商量办法”。当时,县长兼垦务局局长的吴可端叫我把他们安置到老县政府大院。
    没过几天,青海省伪参议长马元海及子马仲彪带着家眷和马步祥、马元祥、尕小峡、马海青等人,另有五六十名骑十四旅的溃兵,跑来希里沟。(马元海,字子涵,马步芳的表兄,曾在阻击孙殿英西进的宁夏战役中任前敌指挥,阻击红军西进的河西走廊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1945年10月选为青海省参议长。西宁解放后,收拢部分马步芳残部和马英骑八旅官兵100多人,从海晏三角城牧场赶了部分牛羊作为给养,准备经柴达木到新疆出国——编者注)。当时吴可端派人找我说:“子涵师长是我们的上司,今到这里,你带上马维麟(原都兰县县政府财政科田赋股长)到尕巴去迎接。”我俩把他们接到德兴海大堡子院内,就回局了。
    次日,马元海召集当地农民等到德兴海院内,煽动说,“长官(指马步芳)给我说在都兰有吃不完的粮食,并集中有十万兵力,叫我来指挥,但现在什么也没有,长官骗了我。现在垦务局及县政府的人带上大家,我们一块到新疆去。因为共产党来了,大家就都活不下去……。”
    我回到垦务局把情况向吴汇报了。他说:“你找韩经理来,我们商量一下,因为我有病,他们人多枪支好,力量也强,我们可以联合行动。况且,现在局里和县里的人,都到六个垦务局搞秋收,我们没有人,所以应当这样做。”我当即找韩经理,经过研究我们和韩的意见一致,认为这样多的农民,有些老弱不堪,何时能到新疆故决定不去新疆。
    下午有人来报,马元海将德兴海的仓库打开后,把东西抢劫一空,并派人到处抓羊,垦务局的牛和羊也赶走不少。吴听了很气恼,对我说:“我已下决心,坚决不能和马元海等处在一块。韩经理年纪大,有经验,凡事你和他多商量。”就这样我叫上电台台长徐兴华,找到韩经理,韩的意见是请来当地老农商量。当时大家认为,第一,全部不动,第二,全部回西宁,才是出路。
    马元海看到我们没有动静,就挑拨民族关系,把十几户哈萨克族人和县府几个人拉过去了。同时改变主意,准备胁迫我们到西藏去,然后出国。而我们仍坚持我们原来的意见。他看我们不上圈套,就想下毒手,叫我们无法留住,所以派人去抢劫了都兰寺,因而引起了蒙藏族牧民的不满。由王德海王爷、旦科千户、秋什结副千户领着人马在五六华里之外四周包围了希里沟。这时河东村及东庄村(部分)的群众全部搬到垦务局外院及周围。
    当天晚上,吴叫我写了一份给解放军的投诚书,派当地农民马札巴、马英二人,连夜动身,前往西宁。半夜里我从马札巴家中送走他俩。但到次日半夜,他二人回来了,说是沿途藏民很多,路上不好走,恐遭抢劫,所以在东山林里躲了一天,才回来了。
    在进退两难之际,马元海派人到河东村,打死了汪什代海藏民13人。我们感到再也无法留住下去,所以我和韩、徐二人研究情况,想一个回西宁的办法。韩说:“我看骑十四旅的兵都是外省人,如把这些人拉过去,我们就可以单独行动,也不怕马元海了。否则,我们一动,就吃大亏。”当即我们打听到这几十人,只听一个叫贾克信班长的话。韩通过人,把姓贾的班长请来,说明当时的情况,以及对大家的利害关系和回西宁的好处。贾说:“要回去和弟兄们商量一下,再给回答。”第二天,他来了,提出给他们每人做一套棉便服才能跟我们回西宁。当时我把垦务局的青、蓝斜布拿来,给每人做了一套棉衣。从此,贾每天来一次,给我们通消息。还告诉我们,马元海也派人来拉他们到西藏去,并答应给他们银元等。
    一次他跑来说:“马元海最近要行动,之前准备把你和徐台长及德兴海徐荣经理杀掉,你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出垦务局大门。”第二天早上,一藏族牧民告诉我:“昨晚徐经理令人找你几次,都没有找到,因情况紧急,他们等不住,连夜到旦科千户处去了,叫你千万小心。”
    我当时找韩和贾研究,决定迅速离开希里沟,赶快回西宁,同时确定了动身日期。另派人到包围我们的王德海王爷、旦科千户、秋什结副千户处,取得了联系,告知他们,我们近日从希里沟起身,经希里沟南山、莫河南山、茶卡南山回西宁。我和韩商议后回答:“回西宁很好,就是在路上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和我们靠近。”他们全答应了。
    起身第一天我们住在希里沟南山,不料晚上马元海进行了紧张的活动,主要是引诱那些散兵,许诺事成则给金钱等(此事是后来贾告诉我和韩的)。如成功,马会把我们置死,胁迫其余人去西藏,结果马的奸计未成。第二天早上起身时,只见马元海等向南方向而去(即去西藏大路方向),此时,我们也乐得松了一口气。可是到了下午,当我们住在莫河南山时,马元海回来了(他们是从察汗乌苏方向回来的),并派一人来和我们联系,说是确实要回西宁。我们仍然要求对方在路上一定要保持三华里距离,晚上住宿也要保持此距离。
    后来我们打听到马元海回来的原因,他们踏上进藏大路后,快到难过滩(安固滩)时,清点了人数,感到家眷太重。看那些散兵,一个也没跟。尤其担心的是,听说沿途藏民对他要堵截,所以他们才回来了。我们走到茶卡南山时,吴可端病死了,故休息了两天。
    我一路上处处提防,有三次我险遭暗算,每次都是韩经理解决的。我们快到共和切吉时,共和县人民政府兰彦明等人来和我们联系,声明人民政府欢迎我们来投诚。我们一块到切吉时,共和县委书记兼县长马芳富率领连长郑长荣、指导员郭登云及一部分解放军在等我们,这时我们正式向人民政府投诚了。马芳富对我们讲了政策,称赞我们的举动,最后宣布愿留下参加工作的留下,不愿留的人可回家,枪支马匹全部交给解放军。另外,我负责把垦务局的五百多头牛,四千多只羊及两部电台交给解放军。韩负责交骆驼一千多峰,群众一千五百多人。
    马元海等人,由马县长派解放军送到西宁。

    李廷良 青海贵德人,解放前曾任都兰县政府教育科科长。本文选改自《贵德文史资料》第一辑。
亲历都兰县解放和建政


都兰县人民政府筹备纪事
李汝鑫    
    1949年9月10日,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管会交通处无线电总台参加工作。
    刚上班十天,台长周信基找我谈话:军管会已任命蒙古族开明人士王本巴为都兰县县长,在他领导下将筹建都兰县人民政府去解放都兰。经我们研究,由王春浩、你和孙占魁三人组成电台,由王任台长,你任报务员兼译电员,孙任报务员兼摇电员。并交给我一本编号为“都密”的密码本。指示我们到县长那里报到,筹备处就设在县长家。
    我们在香房巷找到了王本巴县长家。此时,王县长正同军管会民族处的康熙俊谈话。经介绍得知,康熙俊是党员,已任命为都兰县人民政府秘书。本巴县长指示,从今日起正式成立都兰县人民政府筹备处,我和康熙俊秘书共同负责,李汝鑫再兼任县人民政府文书一职,我们三人就在我们家办公,孙占魁同志你很年轻,有事叫李汝鑫喊你。于是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王本巴县长解放前曾任过青海蒙古族二十九旗驻京(渝)代表,除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字外,还通汉、藏语言和文字,阅历较深,交际颇广,汉、藏、蒙人士多与他交往,因此他动员亲朋好友中有知识、有影响、又愿意参加革命的人去都兰工作。他家里人来人往,热闹了一番,经他认定报军管会同意吸收了几位中层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战士四五人。有些人抱着试探的态度进出他家,因顾虑过多,最终未能成为同事,所以去解放都兰的人员远远不足,与预期相差甚远。
    西宁市军管会主任是冼恒汉,副主任兼秘书长是张国声,在省军政委员会未正式成立前,统管着全省军政事务。在筹建的十多天里,我几乎每天都找张国声副主任批条子,领取文件,枪支弹药、帐房衣物、电台设备、办公用品及经费等。记得在我领得木质都兰县人民政府印鉴和两面五星红旗及五套马恩列斯毛朱领袖肖像时,发放同志叮咛我,你们走的路途远,听说要骑马去,你要把大印揣在怀里,红旗和肖像不要弄皱,领回后,我打开收发报机木制箱子,将红旗、肖像平平展展装入箱中。在领取越冬装备时,军管会尚未采购来皮大衣及毡靴,张副主任当即决定,每人发15元白洋自己找皮匠缝制白板老羊皮大衣和买藏靴。
    经过十几天的积极筹备,基本就绪,筹备人员10月5日出发。在前往都兰的路上,我们一边招收干部,一边购置马匹,还随时注意沿途土匪散兵的袭扰,这样经湟源、海晏、刚察,到都兰汪什代海部落地界时,已经过半个月了。
    21日下午两点,前方传来话说,丹科千户率副千户秋什结和50多藏族男女老少前来迎接我们。丹科是省军管会任命的都兰藏族副县长,是我们新政府的领导,大伙很高兴。
    在欢迎仪式上,丹科副县长代表全族人民向本巴县长和康秘书献了哈达。本巴县长不失时机地向欢迎的人群用藏语致谢和问好,并宣传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鼓励藏族同胞清除顾虑,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建设新政权,过上好日子。
    在汪什代海,我们休整了三天。25日,我们连日兼程过了关角垭壑、二郎洞,于10月29日到达了察汗河王家旗,60来人在这里欢声笑语中迎接我们。王家旗是蒙古族副县长王德海的领地。
    王德海是察汗河王家旗的王爷,曾被推选为青海蒙古族右盟盟长。他精明干练,既懂蒙文又通藏语,在蒙藏民中口碑很好。西宁解放后,统治都兰的旧政权乱作一团麻,时刻处于鸟兽散,颇有远见的王德海亲自到西宁谒见廖汉生、张国声主任和扎西旺徐等领导同志,还拜见了本族王本巴县长。受军政领导的重托,他以副县长职务,带着有关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的油印件,从西宁急忙赶回察汗河,等候筹备大队人马的到来。
    在察汗河王家旗,建有土木结构平房,为解决我们住宿还扎了8顶蒙古包。由于王副县长的精心安排和盛情款待,人马再次得到了休息。
    11月2日离开了王家旗,在王德海副县长和两个随从的导引下,向都兰县最初的驻地都兰寺进发。下午5时左右,远远看见座落在前方北山脚下那红墙青瓦的寺院,座北朝南,烟雾缭绕,经幢法轮现。都兰寺规模不大,但修的小巧玲珑,布局严谨,木料大都是本地产柏木,一股股木香味让人心旷神怡。听说寺主丹吉呼孟克孟前往西宁晋见解放军去了,活佛马丹江带着10多名喇嘛在门口迎接我们,这些喇嘛都讲蒙语,虔诚热情,非常友好。
    在都兰寺住了一夜,第二天向目的地都兰县所在地希里沟进发了,下午2时左右到达。
    希里沟是柴达木绿洲之一,河湟一带的因逃避官府压榨、盘剥的人,举家迁来此地,垦田落户。旧政权在此设有县政府、垦物局、导航站、邮政所、德兴海机构,这些机构都建有土木结构的房屋、院落、花园,加上老百姓修的院舍、铺面,形成了一条小街道,道旁种植着白杨树,街道上有小饭馆、小商铺,在冷清的草原上形成一个热闹的小市镇。旧政权自行瓦解后,散兵趁乱洗劫了小镇,放火焚烧了旧政府所建房舍,大部分民房也被烧,还烧了两盘水磨和田地里刚收割的麦捆子。
    我们没放一枪一弹,占领了希里沟,解放了都兰。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县城呀!不长的街道两旁,一片狼藉,残垣断壁,幸存的几处民房内无人居住,人们都逃匿了。怕散兵们再来洗劫,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尕巴村,这里有汉、藏十几户人家,在康秘书的安排下,我们居住了下来。我们电台被安排在村中一农家院,借房东家一张方桌,架设了电台。县领导们住在东邻张家大院内。
    11月3日本巴县长和康秘书召开了全体会议,安排大家三人一组走出去,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走访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消除群众顾虑,劝他们回到自己家中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他们的亲人;逢人要讲11月7日正式成立都兰县人民政府,请他们一早来尕巴村参加成立大会。
    11月7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早上,我将保存的五星红旗和领袖肖像拿到了张家大院,北房三间,中间堂屋是双扇门,左右两间房都是木隔窗户,我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肖像贴在了中间,马、恩、列、斯肖像贴在了两边。这天群众来了不少,挤满了大院。10点整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议程是升国旗。我和孙占魁、鲍顺云跑去升旗,我将红旗挂上、扯住绳缓慢地将五星红旗升了上去,红旗迎风招展,我们三个人笑了,县政府的同志们也高兴地流泪了,与会群众受到感染,欢呼雀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终于在都兰县上空飘扬了起来,红旗将要映红柴达木。希里沟群众第一次看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他们虔诚地走上前去,瞻仰作揖,轮流不息。第二项议程是宣布都兰县人民政府成立。康熙俊秘书宣读了都兰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布告内容并宣布了政府领导人和中层领导干部名单。第三项议程是领导讲话。本巴县长用蒙藏两种语言宣讲党的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群众消除顾虑,相信新政权,重建家园,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康熙俊秘书和王德海副县长也讲了话。新吸收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吴中申(已电请省军政委员会同意任命为建设科长)也讲了话,都兰寺马丹江活佛带几名喇嘛到会祝贺。察汗诺的蒙族同胞和汪什代海的藏族同胞及赛什克等地的农民也来参加了大会。
    新政权成立了,吃饭却成了大问题。从海晏出发所带口粮所剩无几,希里沟一带庄稼收成不好,又由于兵慌马乱,粮食被糟踏了很多,政权新成立,征粮无政策,买粮也困难。幸好王副县长地熟人熟,在尕巴村富裕户马爷处借得青稞、小麦7000余斤,解决了我们的口粮和马饲料。
    随后,我们得知察汗乌苏小市镇,旧政权建筑的房舍还比较完整,且是青新公路通过那里,地理位置十分显要。经请求省军政委员会批准,新政府向察汗乌苏迁移。
    12月2日中午到达察汗乌苏。这里曾是青海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垦务局驻地,建有专员公署、垦务局、花园、学校各一所,汉庙、清真寺各一座,水磨一盘,街道铺面50余间,东、西店院两处,还有十几户民房院落。这里十分冷清,没有一家营业的铺面,北南一条200多米的小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所有建筑整体完好,但门窗被人们拆卸了,一时难以入住。经联系,大队人马住进了段宝卿家。段是湟源商人,为人诚实,经商有方,家道殷实,院落宽畅,有察汗乌苏第一家之称。我们电台安排在离段家西300多米处的另一胡姓湟源商人家。在暂住民房办公的同时,在当地找了几个木匠,并动员附近百姓返还门窗,经一个月的修缮,旧公署一进两院房屋和相连的西店院和大花园的门窗修理完好。
    1950年1月5日,县人民政府搬进了旧公署住房,保安队搬进了西店院,电台搬进了大花园。在住民房的一个月内,本巴县长、康秘书等人去香日德、诺木洪、宗加、巴隆等地去开展工作。
    县府住地稳定后,远在汪什代海的副县长丹科和他的副千户秋什结一行六七人来到了县府,随后察哈诺王家旗的王德海副县长也来了。蒙、藏头面人物进进出出,一时县政府空前热闹了起来,乘马、骆驼、帐篷、蒙古包塞满了街道两旁。在本巴县长、康秘书和两位副县长的共同努力下,经与蒙、藏族头人和汉、回族代表共同商定,建立了三个区和三个直属乡,县人民政府任命了区长和乡长。
    1月底,在县人民政府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民族联谊会,汉、蒙、藏、回等民族和寺院的代表以及群众推举的代表,将近200人参加了联谊活动。大会由康秘书主持,本巴县长反复宣讲党的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揭露马步芳残匪的反共宣传,号召大家不信谣、不传谣,要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两位副县长也讲了话。通过大会宣传,在当时起到了安定民心和安定社会的作用。
    1950年2月初,新成立的省军政委员会来电,同意任命完麻(蒙族)为茶卡盐务局副局长,接管茶卡盐场,正式成立了盐务局。省贸易公司派出的都兰县贸易公司经理吴怀斌和股长两人,带着20多峰驼队来到察汗乌苏,他们驮来了布匹、日用小百货和茯茶、白红糖等货物,经安排暂时住进了段宝卿家西边一汪姓人家。
    转眼到了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一),这是都兰解放建政后的第一个春节。县府决定唱戏两天,以示庆祝。察汗乌苏正街东北处有庙宇一处,建有戏台,占地宽畅,能容纳百人看戏。经段宝卿乡长动员,民间喜唱戏者收集鼓乐并在家排练。因为已宣传出去,初二早上人们已陆续来到庙里,烧香看戏。来者大多是汉民,也有蒙、藏、回民凑来看热闹的。十点钟台上锣鼓一响,人们都聚集在了台下,康熙俊秘书不失时机地登台又宣传了一番党的政策,随后演出开始了。第二天又唱了一天。
    春节过后,康熙俊秘书和台长王春浩几人专程去香日德寺,看望十世班禅活佛。数天后,班禅一行来回访本巴县长和康秘书,一时县政府大院内又热闹了两天,许多蒙、藏民闻讯前来膜拜。班禅在这里住了三天,经康秘书签发,向省军政委员会发了两次电报,每次都是700多字,我均译成密码发出,大意是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并返回去西宁拜谒省党政领导。两电都用密码回电。
    1950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收到一份密电,报头写都密、本巴亲译的字样,我立即将电报和密码本给本巴县长送去。晚上九点左右,康秘书叫我去本巴县长办公室,原来他们俩面对着密码不会翻译,本巴命我将全文译出来。经译电文内容是:“据可靠消息,国民党青海军统站长张元彬,化装成藏民潜伏在香日德地区,请立即逮捕,押送西宁,薛克明”。本巴县长立即说,此事要绝对保密,就我们三人知道,不能泄露。我们不知道他竟然是军统特务,还把他任命成香日德区的区长了。第二天,本巴县长和康秘书带着两个保安去了香日德。第三天下午三点左右,本巴县长一行从香日德回来了,将张元彬安顿在县府里院建设科办公室的东套间里,软禁了起来。
    4月初,春天来了,察汗乌苏大花园的白杨树上孕育着的叶苞像秋天的果实在春风里摇曳。在这时节,本巴县长和康熙俊秘书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押送张元彬等6名敌特分子去西宁。于是,政府机关里乱了套,一些意志薄弱、怕吃苦、怕挨饿的人提出要随县长回西宁。临走时,本巴县长将重任委托给了加羊,将我从西宁怀揣到希里沟的县府大印也交给了他。回西宁的人,一人一骑一杆枪,押着敌特嫌犯走了,我们的台长王春浩也跟着走了。
    筹备人员不多了,但由于加羊科长不善管理,又不想办法去解决,一星期之后我们的伙食陷入了困难。没办法,当地有家的回家吃饭,没家只好上顿不接下顿地凑合着,在艰难和惶恐中捱日子、盼来人。
    电台摇电员刘信仁是甘肃武威人,前几年随人来察汗乌苏谋生,入赘于蒙民家中,他不时带点炒面、熟肉来电台。一次他骑马跑来告诉我,宗加、巴隆一带有马步芳散兵活动,并扬言要消灭我们几个共党。传言不可不信,警惕不可不有。我与孙占魁商量,本巴县长他们把枪都带走了,我们这里有一杆王台长收拾来的美国“老八拐”,只一发子弹,吓唬毛贼还可以,土匪真来还得提前采取措施。我跟孙占魁说,电台就我们二人,你一个人摇电是很费力气的,但再无他法,我搞好收发报,我俩要绝对保住电台,不要落入敌人之手,绝对保证电讯畅通,要西宁每天听到都兰之声。经我俩商量,早上与西宁联系后,下天线,将电台装箱藏入花园东面墙水洞处,盖上杂草,我俩也装扮成老百姓样子多在外走动,一旦有情况,就蹓到东墙水洞处背上电台往东滩谭老汉家去,到那里再与西宁联系。从这天起,我俩早上架电台与西宁联系,后又赶快收拾电台藏入水洞。我俩此举秘密进行,外人一概不知。
    这段时间加羊仍无电发往省上,省上也无来电,我们每天例行公事,从未耽误。工作如此,生活太困难了。经常串门混饭吃,实在不好意思。
    面对着摇摇欲坠的新政权,我期盼着省上派人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6月5日下午,九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送来了以方新为书记、官保加(蒙古族)为县长、伊琳为副县长的60多名干部和35名公安战士。这支近百人的队伍,在二师副师长李书茂、八团参谋长朱江、八团政治处主任戴金朴带领和陪同下,在曾任旧政权青新公路建设处总工程师瓦受天的向导下,是浩浩荡荡开进察汗乌苏的。

    李汝鑫 青海西宁人,曾任都兰县人民政府电台报务员兼译电员,后在青海省劳改局任科长。
董尧基    
    我家原住在日月山下的湟源县南乡茶汉素村。1943年春,我父亲由湟源盐务局调至茶卡盐局,后到莫河驼场工作,一直到1949年中期。当时我在湟源读初中。1949年的农历三月,“添舍”后第三天,从西宁来了两辆驼场的马车,坐着该场职工魏长茂的母亲和媳妇,当晚住在我家。祖父决定借此便车让母亲带着妹妹菊芳、莲芳和弟弟文基到父亲处居住一段时间,而我因要继续上学未在西行之列。当时我想,母亲走了我便成了没娘娃,孤苦之状可想而知,所以暗下决心要跟母亲一同西上。次日天还未亮,我就悄悄向小高陵方向跑去,没过多久四叔便骑着马追了上来,他奉祖父之命要我回家。可我去意已决,便跪地苦苦央求,四叔心生恻隐,犹豫不决,恰好此时母亲乘坐的马车也到了,四叔只好无奈地与我们挥泪而别。
    我们走时,祖父只让母亲带了几件衣服和简单的铺盖,再就是上坟祭祖时做的几个馒头和路上吃饭的碗筷,我们离家时的全部家当就这些。
    一路上风餐露宿,大约走了六七天。所有站口都是两位赶车人和一位护车枪手安排的,马车是四大套,走得很快。第一站倒淌河,第二站二郎剑(现今青海湖151处),第三站江西沟,第四站尕峨博,第五站黑马河,第六站哇玉香卡(此地是驼场农业队,人员较多)。我们到哇玉香卡时,恰好父亲也在,我们就暂住于此。驼场总经理的家属院也在这里,当时他带着家眷回西宁了,房子空着,我们就暂住在他的房子里。热情的邻居和农牧民们纷纷拿着酥油等食品来看望我们。场里还给我们划了一块地,农工们帮忙种上了油菜子;后来又给了一头奶牛让我们饲养,母亲不会挤奶,邻居一位藏族妇女就帮忙挤;另外又给了一只肉食羊,总之,对我们很好。
    在这里住两个多月,过端午节我们又搬到了茶卡,借了这里沙陀寺的两间阿卡房住了下来。因为当时父亲代管修筑青新公路的粮食,仓库就设在沙陀寺,父亲需随时给领粮的人发粮,也就在此临时办公。
    莫河驼场场部原来无家属院,我们去时正在修建,农历六月家属院工程竣工,我们就搬进莫河驼场的新家属院了,在这里住了近两个月。这时临近解放,四处流言众说纷纭,已是人心惶惶。父亲说,现在时事紧张,茶卡盐厂的人也跑到莫河来了,他们有电台,说是共产党已占领北平,都秀家的藏民部落写信让场里留下牲畜走人,否则说攻打驼场,看来我们要做好走的打算。日子一天紧似一天。
    有一天下午正准备吃饭,突然有一个叫洮州阿爷(甘肃回民)的老汉来我家对父亲说:“董主任,你还等啥哩,经理们都跑了!你也快走吧!”说完他就走了。当时母亲刚擀好面条,锅里煮着手抓羊肉,父亲叫我快去大圈抓骆驼。我急忙找了绳子就往大圈跑,圈里的牲口已乱成一团。好骟驼都被人抓完了,剩了一些母驼,我顾不上多想赶紧抓了四峰,连起来拉到家门口。这时天都快黑了,家里人也很紧张,哪有吃饭的心思,案板上的面条顾不上拿了,母亲只好倒掉肉汤,把肉捞出装在皮袋子里,又拿上面口袋、炒面褡裢及一些行李放到骆驼背上。父亲骑上他的老白马,母亲怀里抱着文基,背后捎着莲芳骑一峰骆驼,菊芳骑另一峰驮部分行李的骆驼,还有两峰驼骆驮着锅灶等其他物品。父亲让菊芳的骆驼走最后,照看前面的驮子,我就牵着母亲的骆驼走在最前面,匆匆踏上了逃难的路程,一起逃难的还有莫河的几家农民和场里的牧工们,我们的目的地是希里沟。
    那时候没有正规的公路,只有马车路,到莫河西滩要经过都兰垭壑。时间是当年闰七月上旬,有月亮,莫河西滩上人和牛羊牲畜一大片,人喊马嘶,真是兵荒马乱的一片凄凉景象。正在莫河西滩艰难行进时,菊芳骑的那峰骆驼挣断缰绳驮着她往回跑了,我紧跟着追赶。这时遇到了王兽医一家,知情后让他的勤务员骑着马追赶。不远处,菊芳被摔在地上,还有一点被褥,而吃的东西早丢的无影无踪,所幸人没有摔坏,有惊无险。
    大家没有吃晚饭,虽然很饿但只能继续前行。过了都兰垭壑,就是下坡路,走到大南湾地界时已是拂晓,朦胧之中看到远处来了一群人马,我担心碰到了土匪。临近时对方大声喊“堪拜”,这是蒙语,即“谁”的意思,父亲即答“是我”,到了跟前父亲认出是青海亲王右翼盟盟长王德海先生等人。父亲与王爷交情甚厚,王爷能说流利的汉语。这时王爷也认出了父亲,说“是董主任啊,受惊了吧?”王爷又问父亲莫河的情况怎样,父亲都一一作答。接着王爷问父亲要去往何处,父亲答:“不知我们经理到哪儿去了,我想跟他们一起去(此时父亲对经理还抱有幻想)”。王爷听后说:“你们经理已到了希里沟,我看你不要到他那里去了,你不是他们的人,你去那里带着婆娘娃娃住哪里?吃什么?现在兵荒马乱的,回中原又不可能,我看你先到察汉河,住在我那里,等平安了再说”。看到王爷真心挽留,诚心可鉴,父亲便接受了王爷的邀请,决定暂不去希里沟。王爷又叮嘱我们到他门上卸下驮子等候,下午就派他的管家来给我们开门安排住处。还说:“有我在,没人为难你们,你就放心吧”!多年后每当父亲回忆起此次偶遇时,总是对王爷充满感激之情,嘱咐我们要永远牢记王爷恩德。
    与王爷分别后,我们继续前行,走不多时,太阳慢慢升起来了,远远看见都兰河桥了。在桥的旁边有一座小蒙古包,牛羊就在附近吃草。我们快到帐房时,从里面出来一人抖他的毛口袋,到了面前一看,原来是驼场牧工南木塔老汉。老汉也认出了我们,关切地招呼道:“你们也过来了?快进里头喝茶!”此时我们已饥肠辘辘,不做推辞就美美地吃了一顿酥油炒面、手抓羊肉。老汉问父亲:“现在你往哪里去?”父亲回答:“按你们王爷指点,我们到察汉河他的家里去”。老汉点头说:“那就好,我是王家旗人,有什么困难就说,我可以帮忙”。父亲以往对农牧工们都以诚相待,态度和蔼,所以很受信任和亲近,加之平时父亲与南木塔老汉就有交往,此时他们都愿助一臂之力。
    在南木塔老汉家稍作休息,我们又上路了。因为父亲曾经去过察汉河,知道路径,一会儿就到了都兰寺小山梁。这时又遇见一位认识的牧工,他正赶着十多只山羊和几头黄牛往前走。见到父亲也很关切地问往哪里走,父亲回答,到王爷那里去。牧工说:“实在没处去,就和我一块到我们柯鲁沟(今德令哈),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莫害怕”。父亲感谢了他的好意。
    我们继续在前往察汉河的山间小路行进,大约中午时分到了察汉河,看到这里的环境十分幽美,河水清澈见底,缓缓流淌,东西两边松柏林立,青青的草地好似厚毯子,好几家蒙古院落散布其间,一派和平安宁景象。可是沿河边的草滩上却有很多跑来避难的农牧民,都是从尕巴、赛什克及希里沟北庄、东庄逃来的汉、土、藏族群众。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王爷的房子,就是王府公馆,他的大门比别家的大,门顶端放着一个大野牛头,很壮观。我们就在大门前歇息,又把劳顿的三峰驼骆和老白马撒开吃草去了。到了下午,管家来了,他开了大门,把我们领进院内。
    院子较大,一进两院,是明三间的四合院。外院是库房、厩舍之类的小平房,里院西楼东过厅是新修的,南北各三间平房是年代较久的旧房。整个建筑是汉族风格的式样,比较气派。因为正楼尚未装修,管家把我们安排在东楼的耳楼上,耳楼里外两间,木板装饰,有炕,沿墙根装有很低的刚好坐人的小壁柜。父母等就住在耳楼,我住楼下北房。楼下有厨房,一切灶具俱全。因我们的面粉已丢失,就先用王爷的面做饭。一切安顿下来就跟自己家里一样,完全不像难民的样子。
    王爷是个有见识有学问的人,且深明大义,爱民如子。当时来察汉河避难的人很多,带有牛羊等牲畜,为了保护难民,他联合了汪什代海千户丹科、北柯柯头人王奶奶等共同抵御土匪骚扰。旗内组织的自卫队武装日夜巡逻,百姓们都感到很安全。在这期间新政权尚未建立,希里沟盘踞着散兵游勇,不时还传出他们要来察汉河抢劫之类的消息。我们先后两次晚上到柏树林躲藏。
    1949年农历九月底,王爷联络丹科千户、北柯柯王奶奶等头人,带了一些精干的随行人员,拿着父亲写的欢迎呈辞,到西宁迎请解放军去了。一个多月后,解放军先派来了建立新政权的人员,解放大军还未到,盘踞在希里沟的那帮散匪就已逃走,社会基本安定下来。天气冷了,在察汉河避难的各族农民又各自回家了,父亲原打算等社会安定了再回湟源老家,但当时交通极不方便,无法拖家带口进行长途跋涉,无奈继续住在王爷府上。
    新政权建立后,希里沟成立了区政府,王爷被任命为新县政府的副县长兼任希里沟区区长。父亲被委任为该区民政助理员,我到区上为王爷当通迅员,做一些文书工作,有一段时间我还在为王爷的公子杨兴木教认字。王爷若出差,就带我同去。有一次我跟王爷到察汗乌苏(前都兰县府所在地),那里社会治安不好,小股土匪不时骚扰,我又不会打枪,王爷怕我出事对不住父亲,又把我托付给几个贩羊毛的商人带回家。
    1950年秋,区上派来马车,把我们一家搬到希里沟西庄居住。该村庄旧时是回族群众聚居村,临近解放时,旧县府和逃窜的散兵把他们全都裹挟走了,所以成一处空巷。当新政权建立,该村收为公有,所有莫河、赛什克等地的农民就住在该村。先到的人占了较完整的房子,后来的就差或很差。该村有东西走向的三条巷道,我家就住到了中巷。当时有三间北房、两间伙房,是“土担梁”的小房房。没有大门,只是个土豁落;房子的门窗全被人拆走,勉强遮雨,不能挡风。当时没有条件做门窗,就用一片毛织的褐色单子做门帘挡风,窗子土窟窿上钉一些劈柴安上,再把拣来的废纸一贴权当窗户。安顿下来后,当时的村长给我们划了一块地,没料却是一片杂草丛生无人要的撂荒地,有待我们付出更多的劳动。
    我们定居希里沟之后,父亲给祖父去信做了禀告,祖父母得知后也较欣慰。这时,湟源土改已告结束,我二叔于1952年底只身先期来到希里沟,二叔母于第二年年初带成基和武基乘坐生意人的马车也来到希里沟。其时天气尚冷,一路上艰辛可想而知。
    我是在1952年年初回到察汗乌苏,在都兰县人民政府上班。到1953年初春,舜基和禹基俩人从湟源跟上搞副业的马车来到我处。政府大门有岗哨,卫兵是希里沟人,不让他俩进,他俩说明是我弟弟,卫兵不信,说他的弟弟只有一个,是金梁儿。他俩硬缠,传达室只好把我叫出,这才把他二人领进来。他俩衣衫褴褛,我们政府管理员是老干部,他爱人见状可怜,就叫我去买了布,她有缝纫机,为俩弟做上新衣,罩住了破衣裤。他俩在我处住了几天后,我托靠从希里沟来驮粮的骆驼队把他们带到希里沟去了,这样二叔一家就团圆了。
    从此,西庄村便有了董大爷、董二爷(庄员们的称谓)两户董家。我们自称中巷道、前巷道,以示区别。

    董尧基 青海湟源人,青海乌兰县财政局原干部。
草头王包布拉活捉经过
乔国才    
    包布拉原系新疆土尔扈特蒙古人,1923年带领一些牧民进入甘肃马鬃山一带,后被国民政府指为国大代表和保安团长,他用扶助贫困的手段统治当地部落,深得民心;1949年解放后,肃北蒙古人选为临时自治委员会主席、酒泉专区指定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但他顾虑重重不去就职,却被匪首所威胁、诱骗,推举为“仁义救国军”军长,与国民党队伍残余纠集一起,抢劫、挟裹牧民,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1951年4月,包布拉带着20多名亲信和家属,从甘肃谋图通过西藏进入印度,被西藏地方政府所阻,后无奈返回青海,在诺木洪南山秀沟流亡。
    县委正准备剿灭的时候,公安局活捉了两个特务,其中一个叫三木吞(蒙古族),他们是包布拉派遣刺探我解放军和党政重要情报的分子。县委认为战机已到,立即组织力量出击。经请示省军区后,决定由一个骑兵连、两个自卫队连和部分公安战士进剿。县委组成了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由中共都兰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纪炳文担任,成员有县公安队队长田斌、都兰县四区区委书记齐英才、四区区长尕才仁等。
    12月,进剿行动开始了。我们从察汗乌苏马不停蹄地急行军,整整一天,到达香日德(四区),第二天,同香日德地区的解放军骑五连和四区民兵自卫队的一个连会合后,又从香日德向诺木洪进发。先头部队是八大队和我们公安部队。
    此时正值三九寒天,气温大约在零下30度,我尽管是玩马长大的本地蒙古族尕娃,在这种鬼天气里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然而,纪总指挥和田队长他们虽说是汉族,却那样坚强,手冻了他们搓搓,腿僵了他们碰碰,那样从容自如。有了他们,我怕什么,一想起作恶多端的匪首就要被活捉,浑身增添了几分暖意。
    行军途中,天气好些,就吃清水面片,遇上鬼天气,就撒面糊糊,生活够清苦了。我们饥餐露饮,顶风冒雪,行军四天,终于到达了诺木洪。诺木洪草原一望无际,四周群山环抱,部队进行到诺木洪城扎营。这个“城”是1946年马步芳修建青新公路时建筑的土城,实际上是个似城非城的土圈子,住有农户和牧户。我们在诺木洪城驻扎,等待下一步行动,休整了5天。
    这时,由尕才仁所带的侦察小组去执行侦察任务,我是侦察小组成员之一,也随着出发。
    根据情报,包布拉匪股盘踞在乌诺洪山中。在乌诺洪深山,我们隐蔽前进,仔细搜索,竭力发现匪徒踪迹。这个山由北、南、东三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山峰组成,中间是宽阔地带,形如马掌;东山悬崖陡壁、怪石纵横,形如壁障;北、南、西山,可潜伏部队,以利进击。平凹处,黑刺、红柳密密麻麻,遍地丛生。在深山中,我们发现十几具尸体,冻得硬梆梆的。继续搜索前进,数百米处的雪地上有些杂乱的脚印,是匪徒在七八天前留下的。沿脚印翻过一个小坡,到了一个小溪旁,发现了未燃尽的烟头和吃剩的牛羊肉骨头。行进二三里,越过一个垭壑口,望见山坳里杂乱地扎着十多顶帐房,成百匹马在草地上啃着干草,还有几十峰骆驼夹杂在马匹中间,五六个匪徒在放牧着。尕才仁决定要摸清敌人的布防情况。我们十来个侦察员分头隐蔽接近,发现距帐篷四周百米处筑起了地堡,尕才仁用望远镜察看后说:“还有机枪!”天快黑了,我们返回了部队。
    纪总指挥审问特务的情况也有了大的突破。原来这个叫三木吞的特务执行任务前包布拉亲自交待:“如果出了问题,绝不能泄漏机密,你的家属也在这里,万一出了问题,我先杀你全家”。但是,三木吞为了求生,还是交待了如下事实:一、包布拉和其弟火台在一起;二、全部人马三百余人,驻扎在乌诺洪山;三、包布拉等待他们两人的侦察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
    根据我们的侦察和特务的交待,纪总指挥命令:由骑五连李连长率部从北向南包围,香日德自卫队由齐英才、尕才仁指挥,从南山向北包围,八大队和公安部队由西向东包围,三面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进剿了!我们公安部队和八大队在西山后架起了4门“六○”火炮,主要是摧毁敌人地堡,我把那六发炮弹交给了王寿春。太阳刚刚冒出头,各部同时进攻了。首先是一颗颗炮弹射向敌地堡,然后公安队的吴班长用机枪开火。敌人发觉我军从天而降,惊慌失措。老谋深算的包布拉立即组织反抗,敌堡中射出了顽抗的子弹,匪徒们杂乱地射击着,霎时间,枪声像爆竹似的响起来了。子弹射到近前,噗哧哧的声音,沙土乱飞,战斗激烈地进行着。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真感到有些惊心动魄。
    由于敌人毫无防备,加之我军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势,在短短的十分钟内就把敌人的阵脚全部打乱了。我看到有人企图乘马逃跑,恰在这时,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一跃而起,乘马冲向敌阵,骑五连锐不可当,冲在最前。我跟着纪总指挥、田队长向前猛冲,顿觉得战马很懂人意,昂首飞蹄,紧跟其后,匪徒们东躲西藏,跑也跑不了,土匪被我军团团包围。大部匪徒缴械了!
    骑五连李连长发现老奸巨猾的包布拉慌乱中钻进了黑刺林,带着几名战士追去。突然一条狼狗扑上李连长的马背狠狠咬了一口,李连长甩手一枪把狼狗打死。原来这是包布拉看家的一条极其凶猛的狼狗。战士们喊话:“包布拉出来投降!”“包布拉出来投降!”“缴枪不杀!”这个反共反人民的“西北仁义救国军”军长看看无地容身,举手投降了。
    清点投降人数时,惟独不见包布拉的弟弟火台。据知情匪徒报告,他在匆忙中穿件单衣,光着脚钻进黑刺林逃跑了,身带一支勃朗宁短枪和一支“七九”步枪。
    我们把匪徒及家属全部集中后,由纪总指挥宣讲党和人民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解除其思想疑虑,改邪归正,争取宽大处理。这时,有几个姑娘哭诉包布拉如何抓来为其兄弟二人寻欢作乐并肆意糟蹋侮辱的罪行,之后,有些上当受骗的人也开始揭发,从揭发中知道,包布拉匪股中有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五个民族,还常闹矛盾。前不久,回、汉匪徒要自谋出路,包布拉最怕这些人知道他的秘密,恐其泄漏,早有杀害之心,借此表示同意,让他们出走后全部杀害,我们侦察时发现的那些尸体,全是这些人。包布拉杀人不眨眼,特别是残杀哈萨克族出名,据说,他亲手杀死的哈萨克族人就有70多个。
    中午,组织一个班的兵力追捕火台。下午5点钟追捕的战士回来报告说,火台上了高山悬崖,山势险峻,不好接近。纪总指挥经过一番思考后说:“这个家伙枪法非同寻常,看来他要孤注一掷,成了疯狼,如果硬打,会带来不必要的伤亡。明天早上一定会被冻坏,那时再去抓他。”
    第二天,自卫队的几个战士轻而易举地把火台抓到了。战士们用毛毡包着他,驮在骆驼上。解下后,我看见双脚已经冻坏,黄水直流。总指挥让卫生员给他包扎处理。
    这天,我们押送包布拉及其所属匪徒,并带领其家属行走60余公里,黄昏时分到达诺木洪城,兄弟部队在这里接应我们,他们还带来了几辆大卡车。第二天,剿匪部队把全部战俘及其家属移交他们,由他们押至察汗乌苏,匪徒的大批牲畜移交自卫队,由四区(香日德)负责处理。剿匪部队办完了上述事宜后胜利返回。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对匪股中强行抓来干坏事的,释放回家,对罪大恶极或民愤极大的,押送省公安厅,对那些上当受骗愿意悔过自新的连同匪徒家属安置在一区(希里沟),让他们发展生产,自谋出路。

    乔国才 青海德令哈人,青海乌兰县政协原主席。
海西自治机关初建都兰
张珍连    
    1949年11下旬,都兰县人民政府筹备人员在原县址希里沟附近的尕巴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都兰县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县人民政府由于无办公用房,南迁至察汗乌苏。自此,察汗乌苏成为海西各族人民第一个政治中心,都兰县及其衍生的海西州新兴人民政权都是在这里生长起来的。
    人民政府临时筹备机构成立七个月,即1950年6月5日,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改组了都兰县人民政府,任命官保加为都兰县县长,接替调离的王本巴之职,副县长由伊林(汉族)、丹科(藏族)、王德海(蒙古族)担任。县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个科,作为新政府政务办事机构。随后派遣党政工作人员及部队开进察汗乌苏。
    新成立的都兰县政权,十分重视民族干部的挑选和配备,有5名蒙古族同志、4名藏族同志和2名回族同志担任新政权的领导职务。辖区沿用临时政府已经划分的4个区:一区,希里沟,即以后的乌兰县;二区,汪什代海,即以后的天峻县;三区,柯鲁沟,即以后的德令哈;四区香日德,即以后的都兰县香日德地区。
    1951年6月下旬,新县址察汗乌苏,中共都兰县委、都兰县人民政府召开了都兰县各族各界代表联谊会议,即都兰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来自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7个民族的代表,并同机关代表协商成立了都兰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精神,作出了关于成立都兰蒙古族自治区的决议,并安排了筹备事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海西各民族的一次重大聚会,会上党在海西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主张得到欢迎,民族间共同协商、联合自治的地方政权治理形式为各方所接受。
    1952年9月,都兰县人民政府改称都兰蒙、藏、哈萨克自治区人民政府,县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粮食科、建设科、民贸公司、人民银行、公安局、法院、检察署11个办事机构。
    1953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兰州会议提出,青海要在都兰地区建立哈萨克族自治政权的决定。为落实兰州会议精神,都兰自治区在5月份召开了由政府委员、协商委员、人民代表参加的联谊会议,商定在原都兰自治区的基础上改建成立专区一级的海西蒙、藏、哈萨克自治区。这是第三次联谊会议,即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上首次提出了海西地方政权治理结构,确定新型的海西自治区由蒙古、藏、哈萨克三个主要民族联合自治。到下半年,海西地方政权的组织建设,自上而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8月,经政务院批准,海西蒙、藏、哈萨克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成立,下辖都兰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天峻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两个县级人民政府和区级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并成立了临时工作机关。在此形势下,10月召开了政府委员、协商委员和人民代表参加的第四次联谊会,即都兰县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协商选举产生海西蒙、藏、哈萨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
    从都兰县析置出来的蒙古族自治区,是现今都兰县的前身。它自分出以后,把政府搬出州府察汗乌苏,西迁到香日德,在那里开设办事机构,实施全区的党政事务管理。香日德是青藏交通重镇,自20多年前九世班禅在此设立行辕以后,这里成为班禅进藏、西藏物资运输和青藏公路修筑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青藏跨省区的一些重大行动需要区政府提供基础性服务。
    到了1954年,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使民族区域自治在海西得到更进一步完善,民族自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1月15日召开的海西蒙古、藏、哈萨克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53人组成的海西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主席、副主席。由于当时不具备普选的条件,参加会议的人员,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民选代表,只是各族各界协商推举的临时代表。参加会议的代表中,蒙古、藏、哈萨克族代表89人,占总代表的67.9%;千户王爷、百户头人56人,活佛2人,占代表总数的44.2%。以上的代表构成数据显示:第一,蒙古、藏、哈萨克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位得到了充分体现;第二,民族及宗教上、中层人士是建政初期民族群众参加政权组织建设的现实代表。
    1955年6月,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上,根据国家宪法有关规定,将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改名为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都兰、天峻2个自治区改为都兰县和天峻县,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改为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中心区。由自治区改为自治州,说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历时4年,终于在南昆仑、北祁连之间的蒙古、藏、哈萨克民族聚居区得以完全贯彻。大会选举产生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委员,选出州长、副州长,还选举产生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首任院长。出生于乌兰茶卡旗的官保加先生,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在五年时间里由县长改任区主席、再选任州长,成为海西州首任州长。
    随着自治区改称为自治州,原自治区人民政府也改称为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建立伊始,就设立公安处、财政科、税务局、畜牧科、供销社、民政科、统计科、工教科、粮食科、文卫科、人民银行、林管处等12个行政工作机关。政府改称委员会后,又增设了秘书处、监察处、工商科、邮电局,使行政工作机关增加到16个。同年8月,根据工作的需要,人民委员会又增设了计划委员会、农牧产品采购局、建设科3个机关,并把粮食科升格为粮食局。建州伊始,政府具体职能部门有了初步设立,自治政权开始运转起来了。
    为健全和充实区域自治政权,先后建立德令哈县级工委、茶卡区级工委和天峻县上环仓、下环仓、扎查三个区级政权,还在都兰、天峻建立了区以下的13个乡级政权和香日德、察汗乌苏两个镇级政权机构。在健全乡政权机关过程中,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人民委员会的成员。随着政权建设不断向基层推进,少数民族干部大幅增长,民族干部日益成为海西地方建设和区域自治的新生力量。
    在海西民族区域自治全地区积极推行的时候,国家组织的柴达木盆地地质勘探同时进行。到1955年时,已经确定柴达木是全国罕见的“聚宝盆”,国家决定迅速开发。为了组织领导柴达木盆地开发,1955年5月柴达木盆地划为青海省直属行政区,由青海省委派出机构中共柴达木盆地工作委员会领导,委员会书记由出身湖南张家界的苗族干部龚福恒担任。党委成立半年后,于1956年初成立了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工作委员会,主任由书记龚福恒兼任。
    随着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工作重点由勘探向开采转移,1956年3月柴达木盆地工作委员会由格尔木迁驻大柴旦,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中心区由格尔木工作委员会代管。大柴旦交通四通八达,不管是组织物资供应,还是召集开会,作为开发柴达木的指挥中心位置适当。这样,在建政初期的海西,就有两个首脑机关驻地,一个是民族自治中心,在盆地南部的察汗乌苏;一个是资源开发基地,在盆地北部的大柴旦。
    为便于行政工作,并为将来工作开展后建立县级政权做好准备,1956年11月15日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开会通过在盆地西部格尔木、茫崖、马海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及小唐古拉山工作委员会。德令哈工作委员会也在同年成立,属海西蒙古、藏、哈萨克族自治州领导。同年12月,根据海西自治州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长官保加兼任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副主任。
    1957年,为了有效地使石油、地质勘查、物资供应工作有机配合,并加强对盆地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等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工作委员会,成立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行政委员会,作为省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处理盆地内的一切行政事务。柴达木行政委员会仍辖格尔木、茫崖、马海和小唐古拉山3个工作委员会,机关仍驻大柴旦。
    1958年1月,国务院批准取消“盆地”两字,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行政委员会更新为青海省柴达木行政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计划委员会、监察处、财贸办公室、物价委员会、邮电局、农牧办公室、工交办公室、体育运动委员会、劳改分局、财政处、卫生局等工作机构。同年5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德令哈工作委员会,其所属地区建立德令哈县。同年12月,新成立县一级的茶卡工作委员会,属海西自治州直接领导。同一年,小唐古拉山工作委员会改名为唐古拉山工作委员会,仍属柴达木行政委员会领导。
    随着柴达木地区勘探工作的进展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59年1月青海省人民委员会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柴达木行政委员会与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合署办公,海西自治州首府由都兰县察汗乌苏迁到大柴旦。合署办公后,对内一套人马,对外使用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和海西州人民委员会两个名称,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州长,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会议仍按规定制度召开。
    海西州首府搬到大柴旦后,由蒙族自治区改回的都兰县把政府驻地返迁到察汗乌苏,那时香日德的基地职能逐渐消弱。在原来的海西州工作机构办公用房里,都兰县安置县级党政群机关,从此县一级的都兰县有了稳定的政治中心。

    张珍连 青海民和人,青海都兰县政协副主席,编著出版有《柴达木开发研究》杂志、《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
陈毅副总理路过察汗乌苏
严生波    
    1956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在赴西藏途中,路经察汗乌苏(原海西州府)时,曾作了两天短暂停留,并进行了慰问活动。其时我参加了接待工作,对代表团在察汗乌苏的活动有所接触,同时也聆听过陈毅副总理的谈话,感受至深。至今,他那诚挚、豪爽的音容笑貌,仍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大约在4月下旬的一天,率领全国17个民族代表,以及有文艺、卫生等方面人员参加的各族各界代表所组成的数百人中央代表团,来到了察汗乌苏。海西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远涉郊外,迎接陈毅副总理及其代表团,街道两旁各族群众夹道欢迎,整个城镇都欢腾了。当陈毅副总理走进海西州委大院时,院子里挤满了人群,欢呼声、笑声、掌声始终不断。为了能目睹元帅的仪表和风采,许多人顾不得什么礼貌,也不守什么秩序,拥拥挤挤的向前延伸,有的人踮起脚跟,伸长脖子,翘首而望。特别是个子小的人,干脆踩上凳子,以便看个清楚。当时那种群情兴奋、激动的场面,在察汗乌苏还是第一次。陈毅副总理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以亲切、和蔼的目光注视人群,招手致意,微笑着向人们问好,并和接近身边的同志一一握手。直到他进入休息室,院子里还有人徘徊、留恋而不愿离去。
    陈毅副总理工作之余或饭后散步,总是要到群众中去,找干部职工谈心、聊天,说长问短,询问在牧区工作苦不苦,工作安心不安心,鼓励大家要安心工作,扎根牧区,树立为少数民族服务一辈子的思想。当时海西州委食堂炊事员是谭君明,陈毅副总理吃了他做的菜,觉得很有味,便说:“不错,有川菜的味道。”当他得知老谭是流落青海的四川籍西路红军时,便找老谭谈心。开始,老谭觉得拘束,而陈毅副总理却像对待老朋友那样,笑容满面,递烟让茶,以浓厚的乡音说话,使老谭感到格外亲切,一下子轻松起来,越谈话越多,从过去的战斗谈到现在的工作,从家乡谈到青海,谈到海西,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有说不完的贴心话。陈毅副总理很关心地询问他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后,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流血牺牲,是为了人民,今天的工作还是为了人民。革命者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嘛!做饭,这个工作也很重要。饭,谁都要吃,它是战斗的保证,也是现在工作的保证。这个保证非常重要。”勉励老谭继续发扬革命传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过后,老谭深有感慨地说,能受到副总理的接见和教诲,永生难忘!
    敬爱的陈毅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又是长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把自己看做是个普通劳动者。在短暂的停留期间,不知和多少干部、职工握过手,谈过心。他那亲切的谈话,谆谆教导,似春风化雨,滋润了多少人的心田,启迪了多少人的觉悟,使人奋发向上,安心牧区工作。这是生活的往事,也是感人的记忆啊!
    和群众心心相印,是陈毅副总理崇高品质,这种品质清楚地表现在他在察汗乌苏时的一言一行,一时一事中。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如果说,青海要比内地落后,那么当时还是纯牧业的海西则更甚,经济单一而落后,交通闭塞,文化生活及其贫乏。如果有机会能看到一次文艺演出,那真是非常幸运的事。这次随代表团而来的还有文工团,干部群众纷纷要求能演出一次,以饱眼福。但由于代表团是由北京到拉萨,山高路远,道具都是装箱运输,途中临时演出,是有困难,再说当时的海西连个舞台都没有,也不好演出,便谢绝了群众的要求。
    此事被陈毅副总理知道了,他从高度原则上看待群众的要求。他对代表团同志说,这是如何对待群众的原则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尽管当时天已很晚,但在陈毅副总理关怀下,仍借州银行大院,召开了察汗乌苏群众大会。4月的天气,在内地来说,已经是“春风又绿江南岸”,而在高寒地区的海西,仍是寒风飕飕,冷气逼人。陈毅副总理不顾劳累,不怕风寒,偕同张茜同志亲自参加大会,亲切而又热情地讲了话。他说,你们常年坚持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了民族团结,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向同志们表示慰问。勉励大家继续努力,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陈毅副总理热情洋溢的讲话,亲切的教导,使与会者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不断地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感谢,对陈毅副总理的尊敬。
    代表团停留期间,根据陈毅副总理的安排,要同时举行两个会:一是座谈会,一是民族干部大会。座谈会是副总理接见州级各族、局委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民族干部大会是听取代表团成员、青海省副省长扎喜旺徐的报告。
    这天,天气晴和。一大早,政府院内人来人往,都在为开好座谈会作准备。大约9时许,陈毅副总理神采奕奕,健步走进会场,慈祥而温和的和被接见的同志一一握手问候。州长官保加向陈老总作简要的工作汇报,由于拘谨,以致语言都不流畅了。副总理觉得气氛紧张,便微言托意,插言问话,说说笑笑。几番欢声笑语,缓和了气氛,汇报显得轻松愉快,谈吐自然。当官保加汇报到哈萨克族已安置,蒙古族、藏族和哈萨克族由过去那种隔阂、戒备以至互相械斗到互相信任、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生产的事例时,副总理听得非常开心,朗朗笑道:“很好嘛!当年我们打鬼子,打反动派,不就是靠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紧密团结战斗在一起吗?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仍然要靠各族各界人民的团结。民族团结了,生产才能得到发展。团结就是胜利嘛!”
    话题既开,他便侃侃而谈,谈过去,讲现在,谈思想,讲团结,内容大到党的方针政策,小到民风民俗,具体工作。最后他说:“你们海西包括柴达木地区在内,民族团结,资源丰富,是个好地方,有‘聚宝盆’之称。单有一点被忽视了。我沿途看到公路两旁沙生植被挖掘,据说森林也有过量砍伐,这是不好的。因为破坏森林、破坏植被,会使水土流失,风沙危害严重,人们就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不是慢性自杀吗?”接着,他又是朗朗一笑,风趣地告诫说,我们享前人的福,也要造福后人。副总理的谈话,寓言深刻,深入浅出,幽默风趣,使与会者既提高了思想认识,又增强了工作信心,大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在向前发展,我们海西的经济、柴达木资源开发,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凝聚着党和国家以及敬爱的陈毅副总理的关怀和支持。

    严生波 陕西韩城人,青海海西州政府办公室原副主任。
都兰新政府临时县长王本巴
康熙俊    
    王本巴先生,青海蒙古左翼盟和硕特南右后旗人,1906年11月生于湟源县寺寨乡小寺村。1921年开始在西宁宁海蒙番学校上学,至1930年毕业于青海筹边学校中学部。1933年步入社会,先从事蒙藏文化教育工作,担任青海蒙藏小学教员,后逐步入政界,以蒙古族代表身份,任青海蒙古两盟驻省办事处处长、青海蒙古各盟旗驻京(重庆)办事处代表等职。1946年他还出席了全国商联成立大会,兼任制宪国民大会秘书处联络干事等。
    王本巴先生在民国时期从政多年,但1937年前主要致力于蒙藏教育事业,特别是在担任蒙藏文化促进会理事期间,他不遗余力,与洛桑香趣、桑热嘉措等人,四处奔波,多方努力,促使乐都、湟中、化隆、共和、祁连、门源、海晏、都兰、玉树、同仁等地办起了蒙藏小学,大通和湟源办起了初师班。在担任青海蒙藏学校教员期间,为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文化知识和蒙藏人才做了基础工作。
    青海解放前夕,马步芳为了顽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命令海晏、刚察、祁连、共和等县的蒙藏族王公、千户组建民团,并准备开赴兰州,协助部队抗击解放军。正当此时,王本巴先生于农历七月十五日参加了青海湖岸举行的“祭海会盟”大典。当时他看到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就利用参加“祭海会盟”的时机,暗中向参加会盟的蒙藏王公、千户私下劝说,让他们主动解散掉民团,放行人民军队进剿蒋马匪敌。
    人民解放军进入兰州,马步芳父子相继逃跑之后,西宁乱成一团,溃逃回来的散兵游勇到处抢劫公共财产和群众财物。正当社会秩序混乱,群众生命财产危急之时,西宁的一些绅士和民族宗教界人士洛桑香趣、王本巴、阿福寿、多尔杰、马子文、马乐天和原青海省政府秘书田生兰等商议,并在西宁市警察局部分人员支持下,成立了“青海省垣临时治安维持会”,维持了西宁市和市近郊的治安,派人保护青海省政府的文书档案、公共财产,以及乐家湾的粮食和煤炭仓库。9月3日,治安维持会和解放军一军先遣侦察部队接上了头,即派代表到平安、乐都和化隆迎接解放军。9月5日解放军大部队入城时,治安维持会动员组织群众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夹道欢迎解放军。解放军入城后,治安维持会还以市商会名义设宴款待解放军首长。解放军一野二兵团司令员王震接见了马朴、马辅臣和洛桑香趣、王本巴先生等头面人物,勉励他们继续为人民服务。
    9月5日西宁解放后,王本巴先生即向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和西宁市军管会副主任张国声等领导致敬表示拥护。军政委员会和军管会即吸收王本巴先生参加革命工作。9月8日军管会领导派他随军参加解放海晏。当时,海晏的蒙藏族头人和群众,因受马步芳的反动宣传,赶上牛羊逃进山里放牧躲避。王本巴先生利用本乡本地人的有利条件和影响,设法和蒙藏王公、千户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宣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揭穿敌人散布的谣言,以捎话或带信方式,劝说躲在山里的头人和群众赶快回来,并劝告王公、千户到西宁向解放军致敬,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经过12天宣传劝说,蒙藏民族的头人和群众解除了顾虑,陆续从山中回来,头人们也前往西宁去表示致敬。同时,王本巴先生还协助解放军收降了很多散兵,收缴了一些武器等,为安定民心和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解放军西进,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决定筹建都兰县人民政府。9月下旬,王本巴先生被任命为筹建的都兰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德海(蒙古族,王家旗王爷)、丹科(藏族,汪什代海千户)为副县长,我(西宁市军管会民族处干部,中共党员)为秘书。并命令王本巴先生负责全盘,康熙俊同志协助工作。
    筹建县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极为困难。一无办公地点,二无干部,三缺乏筹建条件。但王本巴先生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积极组织筹建工作。没有办公地方,就在香房巷自己的家里办公;人员不足,就亲自动员有条件的人参加工作。筹备工作主要是:1、向省电台联系,派王春浩任都兰县电台台长,李汝鑫为译电员;2、通过亲友推荐,招收了20多名干部、保安中队战士和勤杂炊事人员;3、到省军政委员会各处室联系,了解工作情况,领取文件和经费、电台、帐房、装备等;4、到省军区领取给保安中队装备的枪枝弹药和服装、帐房等;5、印制“都兰县人民政府”布质胸徽;6、购买面粉、挂面、副食、蔬菜、炊具和其他生活用品及办公用品等。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筹备任务。
    10月初,省军政委员会下达县人民政府科长以上干部任命通知书。临行前,王本巴先生和我向省委张仲良书记汇报了筹备就绪、准备出发前往都兰县的情况,张书记指示,到都兰县后,要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社会治安工作,建立基层区乡政权,搞好民族联谊等工作。
    1949年11月初,王本巴先生率领即将组建的都兰县人民政府的人员一行30多人,到达了旧都兰县府所在地希里沟。由于敌人逃离时的破坏,旧县政府的房屋已经全被焚毁,到处是破壁残垣,乱七八糟。当地群众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等反动宣传,大多外逃躲避。因此,县人民政府人员暂借民房安营扎寨后,立即组织干部宣传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宣传民族平等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动员群众给外逃群众捎话带信,回来重建家园。经12天工作,部分群众回来后,新政府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告都兰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四处张贴成立县人民政府的布告。从此结束了国民党长期对都兰县各族人民的统治,开辟了都兰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12月初,经省军政委员会批准后,将都兰县人民政府迁到察汗乌苏。1950年初,县人民政府在察汗乌苏召开了各民族部落头人和宗教上层人士以及各民族代表、群众几百人参加的各族人民联谊大会,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经与各族头人和代表协商,搭起了区乡基层政权的架子,当时在都兰县境内(即今海西自治州所辖地域)共建立了3个区和3个直属乡,并委派了区长和乡长。
    1950年3月,经与班禅勘布会议厅主任什晋美先生联系,王本巴先生和我代表县人民政府拜访了当时住在香日德的十世班禅,同时聘任都兰寺活佛为县人民政府顾问,日安寺的活佛为日安直属乡乡长。他还充分利用他与都兰县部分蒙藏族王公、千户素有交情,经常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解放军军规,同时揭露敌人散布的谣言,这对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
    1950年5月,任县长的8个月之后,王本巴先生被调离都兰,返回西宁,到青海省新政府部门任职。
    在短暂的初创时期,王本巴先生及其领导下的都兰县人民政府筹建班子,在省上尚未派人建立党组织和解放军部队未到县境的情况下,宣告并建立了都兰县人民政府,开始了都兰历史的新纪元。此外,收集马步芳家族经营的德兴海商栈部分羊毛、财物,还收缴了10多名从新疆逃来的敌特人员及其所带的一部电台和部分枪支子弹。

    康熙俊 甘肃临洮人,时任都兰县人民政府秘书,后任原青海省科委办公室副主任。
父亲方新与十世班禅会晤
方申生    
    青海刚解放时,父亲方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十世班禅大师的会晤,在我国统一战线、民族团结进步的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950年,当时的省委书记张仲良、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和扎喜旺徐、周仁山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时任都兰县委书记的父亲等人,对到都兰开辟各种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注意事项等作了指示。特别提到,十世班禅离开塔尔寺赴藏途中,现滞留在都兰香日德班禅行辕,要求父亲代表省委、省政府专程拜访十世班禅大师。而早在1949年夏秋之交,一野司令员彭德怀接到中央发来的急电,毛泽东主席在这封发于北平的电报里,对解放兰州和大西北进行了周密部署,其中特别指示,对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人,作为解放西藏的问题。”
    6月5日,都兰县委、县人民政府成员到达了县府察汗乌苏后,还未掸尽战争硝烟和尘土,就投入到紧张的做好与班禅大师会晤的各项准备工作。此前,都兰县临时政府秘书康熙俊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前往香日德班禅行辕拜望过班禅,向他转达党对他的尊重和关心。这次会晤,是由书记方新、县长官保加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根据毛主席、彭总及省委指示精神珍重拜会。随同拜会的县级领导还有伊林、杨文锦、王德海等。
    6月的高原,气候仍然带着寒意,但会谈的这一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当父亲一行代表都兰县委、县政府到达班禅大师的住处时,只见这位长相英俊、只有14岁的年轻班禅端坐在佛阁上,周围有众多的堪布陪同,气氛祥和。看见父亲一行走近经堂,班禅大师轻步离开佛阁,热情地同父亲等人一一握手。父亲向班禅大师热情地说:“我们代表都兰县委、县人民政府向你致意”,并敬献带去的哈达、锦缎、砖茶等礼物。还转达了省委、省人民政府张仲良书记、赵寿山主席等领导同志对他的致意和亲切问候。班禅大师亲自回赠哈达和礼品,随后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在长达3小时的会谈中,班禅大师首先讲述了他于1949年10月1日致电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情况,并复述贺电内容:“兹本在钧座领导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这封电报表达了他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对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无尚敬意和拥护爱戴热忱。随后,班禅大师心情激动地朗读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西藏人民是爱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对毛主席的复电表示十分感激和欣慰。班禅大师真诚地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拥护毛主席、拥护朱总司令。
    会谈中,班禅希望人民政府能对他们给予关心、帮助、照顾,并表达了要返回青海塔尔寺不去西藏的意愿。父亲方新代表人民政府表示尊重班禅大师意愿,并给予大力支持。班禅大师同时也表示要尽己所能,全力支持人民政府。会见活动始终充满亲切友好的气氛。会谈后,班禅大师设藏宴款待了县委、县政府代表。离开班禅行辕时,班禅大师紧紧握住父亲方新的双手,再三地对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和信任表示谢忱。
    都兰县党政领导会晤班禅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青藏高原,这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中,尤其是在藏族、蒙古族上层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稳定青海、和平解放西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班禅大师感召之下,都兰地方民族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纷纷表态,积极支持和参与新兴政权的建立和协商,推进革命事业在都兰的全面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父亲方新在省委统战部和省政协工作期间,班禅大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来青海视察工作,他们再次见面时,谈起那难忘的初识过程仍然兴致勃勃,情意融融。
    父亲在讲述他同班禅大师会晤的历史时,对我们说:“班禅大师爱国、爱教、反对分裂,为祖国的统一、人民事业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布于世,以缅怀十世班禅大师,以体现我党的博大胸怀以及对民族宗教政策的一贯性和为各民族的繁荣昌盛所做的不懈努力。”
    父亲走了,历史的车轮进入了新世纪。回顾这一幕,不仅是对父亲深深的缅怀,也是对班禅大师表达深深的敬意。这段历史将激励青海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努力推进新青海建设事业,巩固和发展老一代革命家开创并为之奋斗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方申生 山西大同人,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副巡视员。
柴达木开发“先行官”官保加
张嘉选    
    官保加先生,原青海蒙古左翼和硕特部北左末旗(今乌兰县茶卡镇)人。1889年出生于一户贫苦牧民家庭,13岁时顶替茶卡王儿子到西宁上学,先后就读于西宁蒙番小学和青海蒙番学校,精通蒙、藏、汉三种语言。学成回来后,他被所在的左翼盟选为该盟驻南京代表,从此就步入了官场。在旧政权里,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咨议、青海省政府参议、同仁县代理县长和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但因个性秉直、不谙官场而得不到重任,几乎“赋闲”在家。西宁解放后,官保加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革命工作。
    1950年5月,官保加先生被任命为都兰县人民政府县长,接替政府筹备期间委任的政府临时主席王本巴。1952年都兰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他首任主席。1954年元月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后,他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在都兰县建政之初,辖区十分广大,大致为以后海西州的全部,都兰建设也就是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建设。
    都兰县从建政开始将盆地的开放建设纳入了轨道。但这里是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及回族聚居之所,因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以致民族械斗仇杀在解放后时有发生,并相当严重的存在。要建设都兰,要开创柴达木新的局面,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民族问题。官保加先生作为一县之长,在和解民族纠纷中身负重任。他所到之处,利用蒙、藏、汉不同语言,深入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做细致入微的调解工作。同时,官保加还利用个人威望,写信给王公、千户及宗教界上层人士,要求他们在解决民族纠纷问题上协助政府做好工作。对一些年长日久、积怨颇深的十分棘手的民族纠纷,他亲自出马,使之得到妥善解决。
    民族间的和解与团结,促进了柴达木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为支援柴达木开发奠定了基础。在国家决定大规模开发柴达木之前,由中共都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的开发柴达木的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官保加先生生长于柴达木,深知这里的富有。他出任都兰县长后,积极发动群众报矿,他本人也为进入都兰的地质队提供了不少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分布线索。在他的影响下,各地民族群众发动起来了,经常出现怀揣矿石出入地质队的情景。
    1954年,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成立,官保加先生任自治州州长。这一年,开发柴达木的先锋——地质勘探队陆续进入盆地。由于环境陌生,道路不通,交通工具和各类物资都十分短缺,造成勘探队伍生活及工作上严重的困难。解决这一困难的本身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省人委和州委的一系列决定,海西州不遗余力的投入到支援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工作。官保加先生亲自主持和组织了这一工作,他深入各乡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迅速的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支援队伍,从各个方面给地质勘探工作以有力的支援。
    1956年冬天,一支地质普查大队的200余人被大雪围困在盆地西部的阿拉尔地区,燃料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中断供应,生活极度困难。为了救援这200多名地质队员,年过半百的官保加先生奉青海省委及海西州委之委托,同州委生产部部长郝全珍同志一起,从西宁出发运送大批物资至阿拉尔。运输队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昼夜兼程,历时9天,终于将救援物资及时运到,救活了一支地质队。为此,官保加先生受到中央地质部的当面嘉奖,并赠给锦旗一面。
    在柴达木盆地的开发建设中,官保加先生不分春夏秋冬,或顶着夏日酷暑,骑着骆驼在热浪袭人的戈壁沙漠中行走;或冒风迎雪,策马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攀登。在蒙古族的蒙古包内,在藏族居住的帐篷中,在地质工作者安扎的帆布工棚里,都留下这位一州之长的身影。因此,在柴达木开发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也有着官保加先生这位盆地开发“先行官”的一掬汗水。

    张嘉选 河南南阳人,曾在青海省委党校任教,现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授,编著出版有《柴达木开发史》、《青海党史纵论》等。
海西金融事业开拓者党国瑞
王祖谟    
    1952年的夏天,我们这批学员刚从银行干部训练班参加过三·五反运动后,被分配到工作岗位,自是喜出望外,满怀着激情与欢欣。一天上午,我们被通知到分行人事科(那时叫科不叫处)周科长办公室开会。周科长讲了筹建都兰县人民银行的工作后,便分别介绍了组成人员:党国瑞任行长,许家杰任副行长兼会计股长,郭文选任秘书股长。其余人员是:王敏之、赵选、张怀钦、史庆章、李开梅(后改李彬)、顾洪勳、王祖谟。这中间年长的郭文选45岁,最小的顾洪勳17岁,那年我19岁。我们的行长党国瑞也还只是个23岁的青年哩!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向都兰出发了。两辆大卡车,一辆车上装着两张办公桌和炊具,下面是钞票箱和白洋箱,上面坐着五个持枪的警卫人员和党国瑞行长;另一辆车装着大家的行李,九个干部、一个炊事员、一个通讯员,便都乘坐在这辆车上。
    西宁到都兰县首府察汗乌苏,有440公里路程,而我们却整整走了三天。第三天傍晚时分,才到达了目的地。
    筹建工作是在紧张而有秩序、简单而求实用的原则下进行的。党行长及时向县党政领导汇报,取得支持,县长官保加还亲自安排了临街的一排土房作为筹建银行的地点。记得改建房屋时,借了邮局的两千土块,除修一个柜台外,还垒了一道大炕墙,中间填麦草,大家便都睡在一个大炕上。这些活,除请一些大工外,小工活如抬土块、和泥等,都是由自己动手干,党国瑞更是身先士卒。由于气候不适,紫外线强,每个人脸上都晒起了一层皮,揭掉了黑皮就露出了一块鲜红的疤,大家相对取笑:都开花脸了!
    八月初开业了,营业室两张办公桌,五个木头墩,另一间小房子便是党国瑞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临窗的一边搭起了一个钞票箱权当办公桌,几片土块,也就成了行长办公的宝座了。
    就这样,一个人民银行县支行的招牌挂起来了,存贷款业务也陆续开展起来了。为做好充分准备,开业前一天还进行了接待顾客存取款的演习呢。
    开业不久,党国瑞便带领一名叫做杨培林的民族干部作翻译,奔赴遥远的巴隆、宗加、台吉乃等蒙古族地区,沿途二三百里。且不说一路上经受的骑马劳累风霜之苦,就是牧民帐房酥油炒面加冒血肉的生活,对于一个内地青年,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在现在人看来不算什么,可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牧区就不同了。一来生活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方好开展工作;二来还有民族政策的约束,违反民族政策是要受到处分的。特别是当时的社会治安问题,他们是向着土匪巢穴的方向行进的。二十几天归来,他已成了浑身油腻、满脸干裂的地地道道的牧民了!通过深入基层调查,了解了民情,掌握了全局,为尔后金融业务在整个全地区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便陆续在香日德、希里沟、汪什代海等地设立了银行办事机构。原来商业、税务等单位用钱要从省上取,收款要往省上交,极为不便,开办银行后,大大方便了存取款和汇兑,受到普遍地欢迎。
    建行初期,牧区的社会治安不稳定,金融市场也比较混乱,人民币只能在一些集镇和小块农业区流通,辽阔的牧业区都还是使用白洋,因此扩大人民币阵地就成为建行后的一大任务。为打开局面,党国瑞首先向领导部门汇报并提出计划安排,同时利用各种会议向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通报,取得理解与支持。在此基础上,于第二年年初派出了外勤干部史庆章同志,携带两亿(即两万元新币)人民币深入到边远的藏族部落汪什代海(即今天的天峻县),开展扶助贫困牧民的贷款工作和人民币的兑换工作。史庆章出生高原,身体健壮,又有吃苦耐劳精神,常常是顶风雪、冒严寒,奔波在草原上,但因少数民族悠久历史形成的习惯,包括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加之地域辽阔,语言不通,他们对社会变革后的许多新东西尚不适应。所以牧民们把人民币叫“石乎洽洽”(藏语“花纸”的意思),不能买东西,不接受货币贷款。无奈之下,只好原封不动将款带回。
    回来后经过认真总结研究,找出经验教训,下半年史庆章二返天峻县。走前,党国瑞写出了周密具体的工作安排,特别强调了民族政策的重要性,用史庆章的话说是授予了锦囊妙计。
    这次下去的工作,既是试点也为以后牧区工作的全面铺开打了头阵:一是拜访了上层头人,取得对工作的支持;二是配合中心工作如征收牧业税、收购羊毛等,支付、兑换人民币,并亲自同牧民到民贸部门购买布匹、茯茶和粮食等,从而解除了群众疑虑,开拓了人民币市场。
    在发放扶持贫困牧民生产贷款方面,是通过征收牧业税了解每户牧民具体情况,平均每户牲畜折合绵羊不到20只的就作为贷款扶持对象,每户一般发放20只适龄绵母羊,事后又逐户检查落实情况,有经营好的两年后就发展到200多只,有力地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贫困牧民生活的改善。
    为开拓牧业区的金融工作,党国瑞一直奔波在第一线调查研究,跑遍了南部的宗加、巴隆、台吉乃,又延伸到乌兰和天峻。1953年冬天他又亲自携带部分人民币奔赴希里沟,一蹲就是两个月,发放贷款、兑换人民币,打开了小块农业区的工作局面。通过广泛细致地宣传,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并逐步占领了农村牧区金融市场。
    当年牧区工作条件之艰苦,决非现代年轻人能想象到,骑马下乡,一连几天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从察汗乌苏到天峻草原单马要走两天,从都兰县的香日德到台吉乃草原有时要走四天。工作组往往是各单位联合的一行几十人,夏秋两季常遇草原翻浆、哈熊出没,为安全起见,常常是骑马背枪夜行军,一路上既不能大声讲话,更不准吸烟,待到人困马乏时,只可就地歇息一会儿再启程。一次,史庆章把驮钱袋子放到一个山洞里,持枪坐守在洞口,迷糊个把小时又跟着大队走,从都兰寺走到关角垭壑天才亮,看到帐房,听到人声,才敢舒心地下马歇息。
    是种子就会开花结果,是事业家就会在纷纭复杂的环境中独辟蹊径,干出成绩。党国瑞出生在人杰地灵、民风纯朴的盛唐都城长安,传统文化的滋养,秀丽山川的陶冶,培育了这位德才兼备的实干家,既能独身自立,又善于带动群体共同奋斗,创出业绩。
    在对待干部方面,党国瑞一直是本着帮助爱护的原则,工作上谆谆善诱,生活上关心照顾,不摆领导架子,不训斥不整人,始终把自己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他的一言一行都充满着一种浓浓的人情味。建行不久分来了一批武汉青年,南方人爱吃大米,他就尽量联系满足他们的要求。有时间就和大家一起打排球、跳舞、打扑克。在一次茶话会上,他还充满激情地唱了一段秦腔,经郭文选秘书讲解后,方知是秦腔大家李正敏在《闺中缘》中的唱段,引得满堂热烈地掌声。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两件事始终令我难以忘怀:一是我刚开始搞出纳工作不安心,认为搞出纳学不到技术,党国瑞发现后就找我个别谈心,语重心长地开导,使我安下心搞出纳;另一件是银行干部边松田,本是民大毕业的好青年,只因性格直爽,口无遮拦,有些牢骚话,特别是骂了某领导一句话,1957年竟被打成“右派”,实在冤枉。党国瑞到州委任副书记后,为边松田平了反,还解决了离休待遇。这里又证明了党国瑞求实精神和正义品格。
    在机关内部党国瑞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在外部的工作上他又是一位认真负责、体察民情、扶危济困的好干部。1953年底他到希里沟下乡,听说希里沟到尕巴乡有个六道班,附近窑洞里住着一个残疾的妇女和一个小女孩,连吃水都十分困难,于是他专门前往了解,之后他又到乡政府反映、建议,直到把这位妇女安排成“五保户”,他才安心地离开。仁爱之心可见一斑。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们一起在干校劳动。一次,他在泥墙,我在调泥,我对他说:现在讲思想工作第一,其实二十年前你就是思想工作的高手了。他笑道:“其实思想工作也不神秘,要说服不能压服,团结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搞好工作嘛!”
    党国瑞有句口头禅叫做:龙头咋摆,龙尾咋甩。他作为一行之长的龙头,按照总的工作目标摆动,下面作为龙尾的几十个人自然也就跟着龙头有条不紊地甩开了:许家杰副行长兢兢业业管理内部业务,按章办事,账平表对款不错;郭文选秘书后勤保障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史庆章、张怀钦主办外勤业务,其他人等各司其职,有机配合,一盘棋也就走活了。这也可叫作纲举目张吧!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造反派吃香,正派人受压,选人用人的标准自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了。而党国瑞即使在当时,也不是随波逐流,一味盲从。一次在干校的群众会上酝酿县革委会人选,他力排众议提出了皮革厂厂长张德寿,他说:张德寿为人正派,敢讲真话,敢发表不同意见,县革委会应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作出代表广大群众意见的决定。应该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发言是要有点敢冒风险的勇气哩!这也反证了他的民主思想和为人的品格。
    “文化大革命”后,党国瑞被派到省民院担任院党委书记。二度梅开胜当年,党国瑞到民院后精神振奋,除认真抓好日常工作外,还不失时机地带领大家种草种树,绿化校园。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到民院访友,在树荫下品茶聊天,友人不无感慨地说:“这满院的树,还都是党国瑞当年带领大家栽的呢!不知党公今在何处。我们在此歇凉品茶,又怎能忘记栽树的人啊!”我也不费思索地接上说:“你这里是前人栽树后人歇凉,其实现在海西的金融干部好几百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也都是沿着当年党国瑞行长开辟的道路在行进着吗?”说话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端起杯子“以茶代酒”,以示对他的谢意。
    屈指算来,党公已退休二十余年了。当时他正如日中天,不论年龄、阅历,还是知识、经验,都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而他却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照应,毅然决然地离休返乡了,这也显现了重孝道而轻名利的君子之风,有道是百善孝为先嘛!

    王祖谟 河南镇平人,曾任都兰县支行、黄南州中心支行副行长。
希候巴都兰工作印象
程起骏    
    1965年冬天的一个早上,都兰县委组织部长领着一位藏族青年,走进了县人委农牧科的办公室,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新来的县委农牧部副部长希候巴同志。”希候巴身着一件很旧的羊皮藏袍,个头不高,敦厚结实,堪称虎背熊腰。“察日夏”羔皮帽边下闪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以真挚友善的眼神打量着我们几个部下,并一一握手。他的手劲很大,掌心粗得像磨石。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是,这位领导更像是一位朴实精干的牧民。粗豪的外貌中,却透出一种焕然大气。
    希候巴从副部长到县委副书记,主管农牧口,他的大部分工作地点在农村牧区。因此,我多年跟随他进昆仑、入大漠,访农舍、串帐房,共同经历了几多风风雨雨,结下了一种同志加朋友的情谊。他的精神风貌、思想品德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印象之一:敢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在政界中人人皆知,也是从政的要旨,故编在书上,印在纸上,刻在墙上。但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60年代初的社会大背景下,要做到实事求是却并不容易,这中间的原委人人心知肚明。要想实事求是,需要勇气和决心,只有心中确实装着人民疾苦的人,敢于为民请命的人,也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1966年的冬天,希候巴已任副县长之职。我随他去省上开会,会议主题是总结当年工作,安排下年任务。临近结束,突然增加了追加粮食征购任务的议题。最后在西宁宾馆小礼堂召开大会,各县负责人在大会上作表态性发言,前面发言的几位县领导都表示“要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而东部一位农业大县的书记慷慨激昂地表示:“向省委保证,坚决超额完成追加的粮食征购任务!”获得了领导带头的热烈鼓掌。轮到希候巴发言,他语气平稳地反映了当年都兰县的农业生产情况,说遭了旱灾,收成大不如上年,征购任务没变,群众口粮已从450斤减到400斤,磨成面,每天口粮不够一斤,这对劳动强度大,又无其他副食相补的农民来说,实在不够吃,再增加征购任务,就只能动农民的口粮。他的这番发言,使与会领导和全体人员大感意外,全场顿时哑然无声。一位领导当场开导他,但希候巴直面训戒,坚持己见,弄得会场气氛有些紧张。另一位领导插言解围,会议才就此结束。会后有关领导叫他去做“个别操练”,但他始终没有松口。事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要不就真得搞农口夺食。”
    按他当时的职务级别,省委下达的任务,他只管领受下来,然后向县委如实汇报,即可交差,其他人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但他出身牧民,在农村牧区工作多年,深知当时的情况,口粮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他要坚守,这也是他做人做官的底线,最后的结果是省上下调了都兰的追加任务,具体数字已忘记了。但这件事我铭记在心,至今难忘。顺便说一句,那位慷慨陈词的大书记,因为征购太过头,把群众柜子里的面粉挖出来凑数。第二年夏,那个县的农民大批逃荒讨饭,他本人也得了一个“挖面书记”的名号。当地农民对他的“善举”至今牢记在心,念念不忘。
   印象二:敢于坚持原则
    解放初期,青海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分,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党中央的这项英明政策,使极贫极弱的牧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各方收益,特别是广大贫苦牧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从“文革”开始,又要重新划定成分。在当时,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都兰地区自然也要贯彻执行。希候巴被任命为沟里乡“划定”工作队的队长,率领工作队进入沟里乡,笔者任队部秘书。
    在当时的形势下,阶级斗争的弦拧得越来越紧。什么“宁左勿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理论,在一些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希候巴认为这种观点和议论有悖于党的一贯主张,在划定阶级成分这样的重大政治工作中,更需要按党的政策办事。所以他在工作队和公社党委扩大会议上,再三强调:“划成什么成分,对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可是影响一生一世甚至子孙后代的大事,一定要慎重。深入调查研究,吃透政策,绝不能错划一个人。”对于“可划可不划者,一般不上划”的政策一定要应用好。
    在他的主持下,沟里划定阶级成分的工作进行的稳妥扎实,没有返工现象,得到了县委的表扬。其中有关牧民青措的成分,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工作队进驻之前,各乡实际上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青措被内定为富牧(相当富农)。工作队进村不久,就有人反映,青措有不满党的言论,还在帐房中不挂毛主席的宝像,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希候巴叫工作组组长杨本甲和我去做调查落实工作,行前又对我俩做了有关政策的叮嘱。再三强调,剥削量和不满言论是两个概念,要分别搞清楚,不要相互影响,更不要先入为主。
    我俩骑马走了多半天,才到达青措的帐房。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寡妇,但有三个小女孩,最小的只有一岁多,最大的也才十一岁。她的帐篷小的不能再小,生活用品也少的不能再少,真看不出她“富”在何处。她心直口快,还没等茶烧开,她就瓦盆里倒核桃似地说出了过日子的艰辛。她说,我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可队里把我安排到最高最远的草场上来“改造”。顾了牲口,顾不上孩子,这里狼多,隔三岔五地围着畜圈要吃羊。我的手里只有一个“果列郭里”,她拿给我们看,原来是一件类似绳镖的打击器。又说,本来还有一只手电筒,还能吓狼,可电池没电了。狼也欺负我是个女人,前天晚上就在我的眼前咬死了一只羊。我给队里干部反映了几次,不但没人管,还说我的态度不端正,不好好改造。这女人说得语气激愤,但并无乞求之意,是个个性倔强的人。
    当我们问她为啥不挂毛主席宝像的事,她却突然哭了起来,说:“毛主席的大像框我有哩,在冬窝子上,搬帐房时我怕碰碎了,没敢带上,但小的像还是带来了。”她从帐房杆子上拿下一个红布袋,里面装着一面用红布包着的毛主席像。她说,这两天常下雨,怕淋湿了,就没打开。她抹干眼泪说,有人想欺辱我,我不同意,他就到处说我的坏话。
    “宝像”和“不满言论”之事基本调查清楚了,晚上我俩详细了解她家解放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剥削量,她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剥削对象”,原来是她母亲的新表侄,是个孤儿。母亲在时,吃住她家,帮她娘俩放羊帮工。说这人还在秀毛大队,她叫我们去调查,这些情况我们都做了详细的笔录。
    夜深了,她拿了一张山羊皮去羊圈睡觉,叫我俩睡在帐房。临走时,她摸了摸大女儿的头说:“央吉,今晚上有两位阿爸在,你们就好好睡一觉吧。”到半夜时分,一声长长的狼嚎声惊醒了我和杨本甲。我俩立即披衣出外,天地黑得像个锅,惟见青措站在羊圈的短墙上,手舞绳镖呼呼作响,并不停地大声呵斥着,但看不见狼在何处。我俩也大声吼喊,抛出了几个满把石,狼嚎声才逐渐远去。我俩心情沉重,一夜再没来瞌睡。
    我们回来后向希候巴作了如实的汇报。只见他的眼中透出了少有的恼意,连中午饭没吃,骑马去了青措的那个队。最后,终于搞清了青措的所有问题,青措被下划为中牧,帐房也搬下了高山。
    划成分的事,文革后被全盘否定,但这件事使我沉思了很长时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人人会说的命题,也要看情况而定。
    1977年,希候巴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并从省委常委兼海西州委副书计之职,调任青海省革委会副主任。后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希候巴在故乡都兰党委政府工作十多年,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原则,做官清廉,口碑很好。调往省城,走进省级机关,官做得很大了,但这位放羊娃出身的人,他的心一直和广大群众的心连在一起,群众的疾苦他始终装在心间。

    程起骏 青海西宁人,地方史学者,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会学术部副主任,编著出版有《古老神秘的都兰》、《柴达木》。
察汗乌苏青年农庄的回忆
瞿渊明    
    河南省组织青年响应党中央伟大号召,掀起“开发边疆,建设祖国”热潮的同时,经中央统一安排,河南和青海两省派员协商,确定河南垦荒青年支边方向以青海为重点,第一批由30万人组成。
    河南垦荒青年先由洛阳和郑州两专区派500人,组成一个垦务大队作先锋,在做好垦荒队领导机构、队员审查、物资准备的基础上,于1956年2月17日、18日分别在郑州市东方红剧场和洛阳市青年宫召开垦荒队远征誓师大会。河南省和洛阳、郑州两地市的党政工团领导纷纷到会讲话、祝贺,垦荒大队领导和队员上台表决心,亲人、战友相送惜别,场面非常动人。
    誓师后,支边青年乘专列西行,河南省派专人送到兰州,青海省派专人到兰州相迎,然后在兰州转乘100多部大卡车和少数大轿车进入青海。车队路经民和、乐都两县城时,当地党政领导举行欢迎大会。
    到省城西宁时,省市领导齐出动,组织十万人在玉带桥畔夹道欢迎。原来预定中午12时到达,由于沿途举行大型迎送活动,推到下午6点才到达西宁。初春时节,西风刺骨,但欢迎的人群队伍不散、热情不减,欢呼跳跃,鞭炮声声,真是使垦荒队员大为感动。尤其是省、市工团领导不畏天黑路滑,到每一个垦荒队员住地,问饿问寒,真是叫人永远难忘。次日,又在北门外香水园举行了5万青年联欢会,两省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会面,共讲友谊,互表衷肠,唱歌跳舞,把人带入了歌的世界,花的海洋,使青春焕发出战斗的活力。第三天由青海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省团委在青海人民剧院召开了欢送大会,省委常委、副省长扎喜旺徐代表省党政军团领导讲了话,一千名垦荒队员代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姚孝华向省党政军团领导致了“保证书”,会议弄得生动感人。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会议报道。
    第四天,垦荒队员告别西宁市继续西进。路经湟源、倒淌河、茶卡、夏日哈,每到一地都举行欢送大会。2月14日到达察汗乌苏时,除倾城夹道欢迎以外,还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海西州府所在地察汗乌苏,那时规模还不大。农庄的庄部安排在都兰县旧完小,庄员分住在旧卫生院等21个单位,初来乍到休息三天。
    短暂休整后,开始编制庄部和中队队员物资,庄部下设7个中队,每个中队庄员60多人。3月初,察汗乌苏一带的农牧民和机关人员还沉浸在春节喜庆之中,但农庄的各中队队员顶着天寒地冻,相继开始了修路和开发战斗。
    1956年3月18日,河南支边垦荒队被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青海省察汗乌苏青年农庄,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领导参加了农庄命名大会。农庄的8名领导,是从河南省洛阳和郑州来的省地县区团干部。
    农社庄员共有499人(病故1人),号称500庄员,其中共产党员66人,青年团员247人,两项占60%以上;有乡、社(高级农业社)干部24人,女社员140多人;转业军人42人,其中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营级干部,也有省、专、县劳动模范、全国公路劳动模范、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可以说农庄青年政治力量、进步势力是很强的。从职业岗位来看,有铁匠、木匠、更改员、缝纫、医生、教师、保育员、炊事员、驾驶员、马车手等,垦荒建设技术很全面。后来地方上又配备了拖拉机师和农艺师各一人。
    垦荒战斗开始后,庄员以当年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为榜样,齐心合力,日夜奋斗,每人每天开荒1.26亩,有些社员手上的血泡把铁撅把都染红了。当年人力开荒种地5490多亩。种地后又及时抽出主要力量组成基建大军,自己动手上克措、英德尔林区伐运木料,打土坯盖了123间房子。建设中涌现了出席青海省首届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姚孝华、智升、韩选郞、朱层娃、郭文堂等5人,省团代表2人。有的被选为海西州党代表,州委后补委员;有的被选为州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还有的当上了州团委,州妇联委员。
    垦荒及建房任务是艰巨的,战斗是紧张而繁重的,而庄员的生活确实是很苦的。住的是大通铺,两口也要分居,是军事化的生活。身上穿的是进青海时发的惟一的一件山羊皮大衣,吃的是供给制式的粮站供应的高价面粉(当时两省协议每月每个庄员的生活费30元,劳动最紧张时人均吃面70斤,每斤4角,剩下油盐菜金是很少的),每天白水馍馍,无菜无米,有时有点豆酱、粉条,每月每个庄员只有2元零用钱,添置衣鞋很困难,有的抽烟人偷着拾烟头卷着吸。生活是很苦的,穿着是破烂的,但人的革命精神确实是旺盛的。所以当时垦荒队大干苦干的精神,不光受到省、州领导的赞扬,也受到了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和省政府副主席扎喜旺徐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农庄视察后的热情鼓舞和赞扬。
    当时,虽然得到地方省州领导的关怀、各族人民的支持,解决了农庄的机器、骑马和耕牛、肉羊、种子以及社员的吃、用等问题,还派出优秀社员技术帮助,花去了近百万元,但当年垦区土壤含碱量大,1956年又严重干旱缺水(吃水都很困难),国营农场又不能同当地社员群众争利,以致造成当年下种粮食九万多斤,仅收回粗粮、青死粮十万多斤,社员们辛苦一年,没有任何收入。此时,农庄出现了思想混乱,有少数社员,甚至个别共产党员不告而别,有的借口请假回老家不归。
    为此,海西州委派出以高汉祖副秘书长、郭玉星副局长为副组长的16人工作组,进行整庄工作。最后,调走主要带队干部,州委生产部驻工作组负责带队工作,委派州委机关总支书记李建学为工作组组长,改选了农庄领导班子,州拿出20多万元给庄员发了工资,并把农庄搬到夏日哈沙珠玉农场。有效的整顿班子、成功的农庄搬迁,稳定了人心,增强庄员再干的信心和勇气。
    青年农庄1957年搬到沙珠玉以后,由于夏日哈一带耕地土地较好,用水便利,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当年就获得了农业大丰收,总产粮达84.6万多斤,实现粮食自给有余,开始给国家上交粮食。经省、州领导同意,农庄1957年10月接来了庄员家属,增加了大批新生力量,总人口达到1200多人。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原先分居的夫妇可以合居,单身青年可以恋爱结婚,很快有20多对青年结婚。为表达父母扎根边疆建设国家,这里出生的孩子大多取“边疆”、“忆青”、“忆海”、“开发”等时代特征很强的名字。
    在沙珠玉,农庄连夺了2年大丰收,粮食总产量1958年达120万斤,1959年达130万斤,实现了每人千斤粮的要求。此时全国掀起大办农场的高潮,察汗乌苏青年农庄顺应形势改农庄为农场。由于连续三年的丰产,农场被青海省农垦厅树立为全省农垦战线上的先进红旗,并拍摄了《青海新人喜丰收》的电影,编出了民族画报专页,农庄主席魏富申出席了全国第二届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同时,还迎来了青海省,特别是海西州第二次青年垦荒建设高潮。海西州又建立了天峻吉尔孟、乌兰希里沟、都兰夏日哈、德令哈怀头他拉及大小柴旦、马海等,加上察汗乌苏共12个青年农场,青年垦荒队员达到10900多人,垦荒15万亩,使海西州的垦荒走上了新的阶段。
    正当青年农场高歌猛进,胜利向前的时候,海西也和全国一样,大刮起“五风”,特别是瞎指挥风和“以开荒为纲”及以后的彻底退赔,使这面刚刚树立起来的红旗被政治风暴吹倒了。
    一是体制的改变,伤了富人心。第二批青年农场建立不久,由于垦区规划不周、管理失误和“一大二公”的影响,1962年2月随意将夏日哈青年农场、夏日哈试验农场与察汗乌苏青年农场合并,领导更换,平均分配,管理混乱,使原来的庄员丧失了信心。
    二是盲目开荒,劳民伤财。1958年由于州上号召,全州青年干部捐献购置了8台东方红拖拉机和两部解放牌卡车,建立了共青团拖拉机站,放到察汗乌苏农庄。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在瞎指挥风中变成了坏事,把这些机器开进了无水又高寒的南部滩大搞开荒,开出了上万亩不能耕种的旱滩地,大大损害了农场的财力。
    三是彻底退赔耕地,使农庄又没有立足地。大搞退赔时,下滩和夏日哈的社员提出农庄在沙珠玉和夏日哈的一些好地都是社员种过,社员要求之下农场领导也不好说什么,要退就退。结果使农场没有可靠的耕地,加之生活困难,人心散了。
    为了尽早结束大办农场形成的艰难局面,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决定撤销绝大部分青年农场,让察汗乌苏青年农场可以单独保留,或与毗邻的英德尔牧场合并处理。在存留农场的具体操作中,由于受到多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农场一哄而散。察汗乌苏青年农场的解体,结果把远涉千里来垦荒的河南省队员,甚至州县正式吸收的国家干部10多人,都作了草率的遣返处理。草率之中,不讲主客观原因,不分是非理由,没有错误也要说有错误,不是贪污也要定为贪污,致使不少垦荒志愿者冤枉终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和青海省领导的关怀下,才使农庄的三届主席,还有几个解放前参加革命和参加过解放青海的垦荒者由海西州委给予平反,发给生活费,可退休的办理了退休手续。

    瞿渊明 河南郑州人,曾任都兰察汗乌苏农庄主席。本文选改自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辑的《海西文史资料》。
香日德农场的开办与造林
崔蜀江      
    香日德农场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海拔2997米,年平均气温4摄氏度,年降水量166毫米,蒸发量2227毫米,无霜期90天左右,干旱、霜冻、风沙等灾害性气候居多。场区内的土地,多数为薄土层或沙砾石滩。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历来被视为既不宜牧更难农作的不毛之地。














    1955年10月中旬,首批30多人进入该地勘察。这时的高原气候,已是寒冬来临,茫茫荒野显得格外凄凉。他们毫不迟疑地卸下行装,扎起帐房,垒起锅灶,立即开始土地勘测丈量,绘制规划蓝图。他们风餐露宿,乃至通宵达旦地抓紧工作,终于赶到翌年年初,踏遍了这片荒原,摸清了地形地貌、土质概况,以及当地的水文资料,为以后建场设点,总体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同志,是最早筹建农场的,每当后来的人回忆起这段往事,誉称他们为“建场元老”、“创业元勋”。
    1956年年初,各路人马陆续调集进来,摆开了创建农场的架式。先是有从湖北沙洋农场调进的拖拉机分队机务人员,有从青海茶甘公路工程处转调来的干部,接着便是从外省调进的劳改犯人及随队管教干部。与此同时,首批从华北部队来的转业军人和一部分上海、四川籍的招干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创建劳改农场的第一线。从此,这些同志便扎根高原,以场为家,长时期担负起改造罪犯、改造自然的历史使命。为了抢时间赶农时,做到边开荒边播种,人力、机械一齐上阵,春节刚过便拉开了大面积开荒造田的序幕。随后以第一批调进犯人的日期即1956年2月27日,正式宣告香日德农场成立。第一年始建,一切从头做起,开了荒,种了地,当年收获粮食280万斤,还加紧修建房舍,使全场7000人在住了一年帐房之后,赶在严冬到来前搬进了新盖的土窑洞和简易房屋。
    建场第二年,进行调整、巩固,暂缓开荒扩大面积,着力种好已有耕地,以改土沉水为中心,大搞平整土地,兴修水利设施,以期逐步改善最基本的生产条件,给以后的发展打基础。尽管从筹建到1957年,连续两年苦干,未得到适当的休整,但全场干部职工依然情绪饱满,以苦为荣,苦中取乐,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我们劳改工作干部,不论场部机关和大队,不论男女都长期坚持参加体力劳动,手上长老茧,脸黑黑的,一层层的脱皮。尤其是中队的干部,白天带队出工劳动,晚上还要教育改造犯人,深更半夜又得起来查监,他们起得早睡得晚,比谁都辛苦劳累,却从无怨言。我们的女同志,也照样从场区几十里之外,一趟趟地背回百把斤羊粪,为增产增收出力,从不喊苦叫累。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坦荡胸怀。
    1958年进入发展阶段,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将近20年的时间,处于时起时伏、时快时慢的状态。这段路很长,也很艰难曲折,由于经过前段的艰苦创业考验,锻炼了干部队伍,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使农场的各项生产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劳改农场。在这个期间,即5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大气候多变,反右倾、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灾害,以及十年文革等,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假话、大话、空话盛行,使我们走了弯路,受过挫折,耽误了不少时间。而在这种形势下,全场干警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稳住了劳改场所的秩序,也从未放松过粮食生产和改造工作。有的同志,挨了批判,受了委屈,仍然忍辱负重,埋头工作。尤其是在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3年至1966年,连续进行了全面恢复、整顿和综合治理,收效极为明显,使农林牧副业都有了较大发展。到70年代初期,全场粮食总产量便稳定在2200万斤上下。1979年也曾创小面积春小麦亩产2026斤的世界记录。通常年均粮食商品率为40%左右,成为海西地区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创建香日德农场的历程中,值得我们回忆的事情很多。比如:为改造沙砾石河滩地,进行的淤地造田工程;为寻求稳产高产而进行的一系列科学试验;乃至在那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里,仍在翻山越岭寻找水源,直到后来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托索湖实施的引水工程等等。但就建设柴达木绿洲农业而言,就香日德地区的实际状况,能以不断改善小区域气候,改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改变自然面貌的,当属大规模地开展植树造林之举。
    香日德农场的植树造林,是风沙逼出来的。建场初期的灾害性气候,至今历历在目。场区西北方向是个大风口,每年春季几乎天天起风,这时正值播种和幼苗出土,一遇大风、沙暴,便剥蚀表土,吹走种子,毁坏幼苗,使成千上万亩农田受损,造成轻者减产,重者颗粒不收。在场部以北的几个中队,吃尽了风沙之苦,风沙把通讯线路折断,把围墙、棚圈推倒,把渠道填平、水源切断,大有沙进人退之势,时刻危及人的生存条件。有一次,100多名犯人在管教干部和武警看押下,出工到10公里之外背羊粪,收工途中骤然狂风大作,铺天盖地的飞沙走石,瞬间把队伍冲散,干部找不见犯人,犯人看不见队长,因为迷失了方向,只得彻夜爬在荒野等待救援。情况告急,武警部队紧急出动,场部干部全体动员连夜搜索寻找,直到翌日天明才三三两两陆续回来,最后几个因体弱、饥寒等找回驻地已是中午时分了。
    香日德农场的造林成果,是创业者们和全场男女老少,长年累月地辛勤劳动换来的。早在建场前期,尽管都在忙于开荒种地,忙于各业待兴,但对植树造林,仍作了力所能及的筹备。当时的主要问题是苗木奇缺,就地无材可取,只能是自行育苗,而后移植。1957年春,头一次不惜往返千公里,从湟源采集拉回两车杨树枝条,开始建立苗圃,培育幼苗。1959年基本完成四旁植树,扩建苗圃100多亩。到1962年育成的幼树已达数百万株,造林也随之纳入总体规划,加快了进度。1964年,学习新疆建设兵团建设条田经验后,开始大规模地营造护田林带。1965年首先完成10000亩田林路渠配套条田建设工程,以后逐年均以40万株以上的造林速度扩展,到1975年完成了横贯场区东西的主林带和大部分条田林网的建设。此时,大部分幼树已长大成林,开始明显地起到防风固沙作用。同时,林业队的小网格条田试验收效更好,并从此凭借小区气候的改善,突破了果树栽培不能安全越冬的难关,放弃多年“匍匐栽培、封土越冬”的做法,改为“直立栽培、露天越冬”,成功地探索到既省工又利于推广的新路,开创了高寒地区果树直立,露天越冬的奇迹,填补了柴达木盆地造林的一大空白。
    90年代初期,香日德主场区连同场属西部(伊克高里、巴隆)两个大队的护田林,拥有林木总数已达720万株,护田林带590条,全长420公里,达到全场人均有树1000株,最先成为全省屈指可数的造林绿化先进单位,被誉为“戈壁的翡翠,柴达木的奇迹”。林业建设的成果,不仅使荒漠变成了良田,而且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若按最低估算,每株树值10元钱,那该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
大规模的人工造林,持续了20年之久,而且又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其难度之大,费力之多,并不亚于抓粮食生产。首先是各级干部心齐,自觉性高,有紧迫感,始终把造林当做大事来抓。其二是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群众性的义务劳动与专业队伍长年投入相结合,把任务落实到队、组和个人。场有林业队,中队都有林业组,专门负责林木管理,像种地一样浇灌、耕耘。每年春天,全场总动员,干部、职工、家属、师生一齐出动,掀起植树竞赛热潮,力争多种、栽活。对于沙砾石地段,提前整地,修渠,挖坑,换土,加倍付出劳累。尤其在建场初期,既大量繁育苗木,又设法保护幼树越冬,同时还逐年引进、繁育了许多新品种,如新疆杨、北京杨、河北杨等,都具有速生、优质、适应性强的特点,而且挺拔高大,病虫害少,适宜造林美化环境,也是用材林木的理想树种。总之,全场所有人员都把造林引为自豪。植树光荣,毁林可耻,成为他们自觉的爱场公约。那些离退休的老同志,至今对农场的林木依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撰写这篇文稿时,曾走访了最早带队进场勘察筹建的领导同志和最早参加创建农场的老同志,共同回忆那段不寻常的战斗历程。虽然有些细节已记忆不清,但感受是相同的,有过奋发向上的激情,也有过历史徘徊的痛苦,对那时的同志情、阶级爱,同甘共苦,无不为之动情。香日德农场的创建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与大自然抗争的创业史。它不仅只是取得了在戈壁荒原开荒种地、稳产高产的成功经验,而且通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实践,找到了一条建设柴达木绿洲农业的成功之路。

    本文选改自青海省政协文史委编辑的《青海文史资料》第25—26辑。
青海留守农场诺木洪的今昔
高振武    
    距香日德镇以西150公里,在青藏公路北边,有一块大片绿洲,诺木洪农场就在这片绿洲上。整个农场南北宽度大概只有三四公里,但东西长度有近20公里,周边有几个宗加镇的农牧业村,这里有很多自然和人文的遗存。
    诺木洪农场原来是青海省的一座大型劳改农场,现在已把监狱剥离出来迁到格尔木,在那里新建现代化的监舍,对外称作柴达木监狱,农场则接收全省劳改系统其他农场的公职人员,由青海监狱企业有限公司管理经营,主要从事枸杞的种植。
    诺木洪农场始建于1955年。当时,为了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召唤,从祖国各地,主要是从解放军转业一批干部来支援青海的经济建设。这批曾经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为祖国立下战功的英雄好汉,脱下戎装,响应号召来到青海的柴达木。这些老战士、干部占诺木洪农场干部、工人队伍的75%。他们仍发扬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光荣传统,为开发柴达木农业,雄姿勃勃,战天斗地。
    那些转业军人到达诺木洪时,已接近秋末冬初季节,同时还带着一批犯人。在既无住房、又无监舍的情况下,指挥员一声令下,自己动手支帐篷安排住处,在当地蒙古族兄弟的帮助下,初步落了脚。大规模的农场初建工作从此展开了。
    首先遇到的是十分恶劣的盆地气候,干旱少雨,一年有六七个月的风季。狂风乍起,刮得天昏地暗,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睡到半夜,帐篷被吹倒掀跑,大家个个成了“土行孙”。到了酷夏,由于诺木洪地区北沿有大片沼泽地以及遍地的柽柳、芨芨草、沙包,蚊子特别多,像团团烟雾,咬得人手脸红肿,奇痒难熬。加之,生活用水仅靠诺木洪一条小河,水中常常漂浮着杂草、羊粪蛋。在这种艰苦环境中,人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否则思想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场领导及时按照上级批示做了“边勘察、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动员,开展了一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号召大家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安下心扎下根,开花结果建新家。
    艰苦劳动能磨砺人的意志,少数从上海、四川等地来的青年,在风吹日晒中脱掉了又白又嫩的面皮,磨练成了粗犷的柴达木汉子。为了长期安心扎根,改变环境,场领导及时安排部分人劈山开渠,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开荒、修渠、建房、生产,为了开垦绿洲,为国家、为青海生产粮油而努力奋斗着。
    诺木洪农场始建于1955年10月。如何把这片高寒、干旱、盐碱、杂草丛生、连绵起伏高达几米、十几米、二十几米,一眼望不见头的大小沙包,开垦成为西部的粮仓?这里惟独能利用的自然条件就是一条秒流量4至5立方的诺木洪河。为此,全部人员首先主攻两大项:一是开山修渠将仅有的河水从距农场29公里的南山口引入干、支渠以灌农田;二是大规模因地制宜开垦荒地,做到边开垦,边改良,边种地,当年为国家产粮。可见,任务是艰巨繁重的。
    当时没有机械,只凭人的双手及一些简单的原始农具。开荒只好围着沙包周围的小片地转,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开拓者们日夜奋战在田野里,苦和累无所畏惧。凭着一股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开垦出了万余亩农田,3年开垦3万余亩可耕农田,初步为国家生产出300多万斤小麦。
    随着生产的发展,要不断提高产量,建设适宜机械化耕作的国营农场,摆在人们面前的是遍地的大沙包,因为拖拉机不可能围着沙包在一两亩小田内转。为此,全场动员,向大小沙包宣战。在没有机械的情况下,人人献计献策,土法上马搬掉沙包变良田,大家自己动手,利用当地野生沙棘编结抬筐,打制独轮车,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车推,人抬,肩挑,人背,领导群众一起上,真是一场“愚公移山”。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鼓舞下,以几百个、几千个人工,硬是搬掉了4100多个大小沙包。
    这里的蚊子多如牛毛,它凭着灵敏的嗅觉,追随人体的汗味,使你防不胜防,昼夜围着人上下飞舞,双手不停地驱赶拍打也无济于事,野外解手要找个高处,而且两手要不断拍打自己的屁股。为了使人摆脱这种苦头,给每个人发了一块两米长的白纱布蒙面和包手。这时,你只要在高处一望,似一位白衣大仙下凡,加上有的干部手执一把牦牛尾拂蚊,恍如观世音飘然下界,令人叹为柴达木的一个独特的景观。风可以驱蚊,可有时来风一般都在七、八级,使人睁不开眼,还有九级以上的“黑风”。漫卷沙尘如泰山压顶,遮天盖地,顷刻间伸手不见五指,在野外使你不辨东西南北,收工时找不到住处,只好手拉手摸索而行,有的人在地上爬行,有的人掉在渠里成了“落汤鸡”,有的人躲在沙包中只好等到风停方能归队。
    艰苦的岁月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开垦出63000亩可耕农田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时未成家的同志占多数,到60年代初,他们才从内地找到配偶,一同在此安家立业,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70年代前,家家户户都住的是半地下式窑洞或简易土木房屋,土炕睡人,土台当桌,他们与自己的爱人、子女同舟共济,艰苦创业,把青春年华献给了柴达木,有的为这片土地献出了终身。
    在党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指引下,诺木洪成为既改造罪犯又生产粮油的基地。现沿着青藏公路西行至635公里处以北,已形成了长30公里,宽3.5公里,郁郁葱葱的一片绿色彩带,近看足下一条水泥制板块砌成的,两岸绿色成荫笔直的干渠和潺潺的流水奔向北方的“沙漠绿洲”。农场已拥有6.3万亩可耕良田,5156亩防护林。
    这个地区和整个柴达木一样,气候特殊,年降雨量仅有40毫米,而蒸发量却为2800毫米,日照年均长达3250小时,昼夜温差大,气温平均4.3摄氏度,无霜期90-120天,一年八级以上风约48日次,中午至下午5时温度有时在32摄氏度左右,素有“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随着农场的开发和大量植树造林,使小气候有了不断改善。
    为了给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农场在第二阶段——高产创新时期,充分发挥现有少数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严格按自然规律办事,不断研究与自己作斗争的经验,于是党委发出动员令,全场上下又掀起了一场大改良、大平整,为丰收、高产打好基础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由于这里干旱少雨,改良盐碱地必须灌饱田块水压碱,为此土地必须平整,将农田造成2—3亩一块的园田化,全场6.3万亩可耕农田全部用人力、机械在两年内平整了一次,如南方的水稻田一样。在冬、春灌时全场俨如一片水乡,夏季农田郁郁葱葱,一望无际。这就是创业者们将这西部荒漠改造成江南水田的胜利硕果。
    实践证明,只要充分利用柴达木平均日照长、水肥充足的条件,是可以高产的。在此基础上大面积推广,全场实现了万亩千斤田,全场平均亩产曾达650斤,总产保持在2700-2900万斤上下,最高年份总产达3030万斤,为柴达木人争了光,为青海争了光。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高级农业科技专家来场考察。
    小麦高产的科学实践充分展示了柴达木盆地绿洲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农场农艺师牛培茂亲自栽培了高产试验田并培养出适合农场的小麦品种诺农1-2号,成绩突出,1975年曾代表青海省出席了全国小麦高额丰收技术座谈会,并撰写了论文《春小麦亩产1585斤栽培技术初步总结》。在几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场形成了一整套措施,即“秋后及时备耕(为来年)平好地,灌足水;早春顶凌播种(也叫早春播);田管保苗蹲苗,攻株数,保穗数,保粒数,攻灌浆,保粒重”。这一高产技术措施,一直沿用至今。
    农场从1970年以来进入了第三阶段,向农、林、牧、副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目前拥有林地1万余亩,其中防护林5156亩,经济林3924亩,果林189亩,苗圃295亩,农田林地覆盖率已达15%,林业生态和经济效益得到发展。由原来不能生长蔬菜、瓜果,经多年试验,从中摸出经验,终于解决了苹果因冬季干旱风抽条不易结果的难关,结出了个大、色艳、味香浓郁的红、青香蕉苹果,年产达4万余斤。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豆角、大葱、大蒜、萝卜、白菜已是大田产粗路货了。大白萝卜最大每个可达20余斤,沙田西瓜甜度高。最有盛名的是柴达木枸杞,外商称其为“柴杞”,畅销东南亚各国,曾获得外经贸部产品质量证书及农业部银奖、金奖,被列为绿色食品之一。
    工副业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有比较齐全的为群众生活服务的行业,而且已形成了为生产服务的机械修理、农副产品加工运输业。在建场40年中,诺木洪农场累计为国家交售商品粮37191万斤,最高年份的1984年一年达2400万斤,粮食商品率达50%以上,每年还为社会提供商品菜400-500万斤,共上缴利税1140万元。
    青海监狱系统体制改革后,诺木洪农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实行土地对外承包,调整种植业结构,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现在已把一个过去以种植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单位转变为以开发枸杞为主的经济作物实体。以自身的地理优势和开发能力,农场逐渐成为都兰以至海西柴达木地区枸杞生产的龙头企业。据经济日报报道,截止2008年底,都兰县枸杞收入6000多万元,其中大半的贡献来自于诺木洪农场。

    高振武 辽宁北镇人,青海诺木洪农场原政委。
“开天”战士“辟地”查查香卡
魏广成    
    1958年,我们7名刚从空军部队转业下来的年轻干部,各自怀着对未来人生的美好向往,踏进了查查香卡农场这块美丽而又神秘的土地,从而开始了由一名空军战士到一个垦荒者的新生活。
    在未到农场之前,我们想象农场一定是一个“铁牛”驰骋,田、林、渠、路配套,阡陌纵横,规模非凡的新天地。然而,当我们来到农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到处是荒滩秃岭,野驴成群,黄羊嬉戏,走上十里二十里也不见一个人影。此情此景,犹如冷水浇头使我们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到达场部下了汽车之后,我们几个人呆呆地坐在各自的行李上,面面相觑,个个都低下了脑袋。从此以后,我们几个再见面的时候,言谈话语少了,欢声笑语也听不到了。但是谁都明白,每个人的心里并不平静,都在为自己的去留问题进行最后抉择。在我们一起来的7个人当中,一位同志在农场工作了一个星期后,以到西宁市接家属来农场为由离开农场,再也没有回来。他选择的是走,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了走,我至今也不清楚。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更加激起了我们思想上的动荡不安。
    就在寻求如何从困惑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开天辟地”这句话启发了我们,终于使我们走出困惑,作出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抉择。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晚上,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为了打破大家的沉默,我顺口说了一句自我安慰的话:“古人云,君子知命,随遇而安嘛!既然我们今天走到了这种地步,那就认命吧”。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同志接着说:“不行,不行,认命不行。我们原先是空军战士,是搞‘开天’的,现在进行垦荒,是‘辟地’,‘开天辟地’不是就完整了吗?我们应当做开天辟地第一人。”经他这么一说,大家的思想开阔了许多。能有争当开天辟地第一人的气概,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真可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有想到一句话的启发,竟会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转折关头迈出了新的一步,并且无怨无悔地在农场工作了几十年。
    建场第一年,可谓百业待举,百事待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都得用自己的双手去营造,用自己的汗水乃至鲜血去浇灌。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离开了吃苦,就会使你感到失去了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生活会失去应有的风采和意义,更谈不上会有什么奉献。当时全场只有30多名干部和500来个劳动力,仅有一辆载重汽车,一台轮式拖拉机,6辆胶轮马车和一些小型简单的人畜力工具农具,这就是农场当时的全部家当。本着“边开荒,边造田,边耕种”的方针,第一年我们开荒造田近万亩,播种粮油作物6000余亩,粮油总产达到了180多万斤,基本上实现了收支平衡,粮食自给有余。
    按当时农场的机械和畜力配备情况,80%左右的生产作业任务都要靠人力去完成,每人一把板镢、一把锹,5至6人配备一部步犁。万亩垦荒造田任务,硬是凭借一镢一镢地刨、一锹一锹地挖出来的。那时候,手上起茧,脚底板打泡,肩被磨破,脚被扭伤的事时有发生,可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不是有苦不言苦,而是以苦不为苦。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抢时间争速度,加班加点甚至挑灯夜战进行超强度劳动是经常的事。有一次为了突击完成开荒1000亩的任务,全场男女齐动员,打起行李,带上帐篷,整整苦干了40多天。当时很难得到一个休息天,尽管工作条件极差,干活又苦又累,可是叫苦的人却很少很少。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闯过苦关的,在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是195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同我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人,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却呆呆地坐着不肯睡觉。我觉得奇怪,就小声地问他为什么不睡觉,他告诉我,一天干下来累得腰痛腿酸,帐篷外边又是狐叫狼嚎,身上难受加上心里害怕,使他彻夜难眠。这位青年的情绪后来竟恶化起来,到半夜起来像着了魔似的在帐篷里烧废纸,精神有点失常,还差一点因吞食药品送了性命。是领导上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热情鼓励,终于使他闯过了难关,在农场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现在见了面,有的同志还拿这件事开他的玩笑哩。
    建场初期,不仅工作任务重,生活上也是非常艰苦的。那时候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匮乏,天天吃的是青稞面馒头、咸菜,外加茯茶水,这是饮食上的“老三样”。一个星期能吃上三四顿大米白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改善生活。由于远离城镇和农业区,很少吃到新鲜蔬菜,因此不少人还得了夜盲症。就是这样的生活标准也很难保证,有时还得吃青稞糁子和囫囵青稞。在和平建设时期,在生活上竟如此艰苦,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居住条件就更困难了。刚到农场的第一天晚上,我和李兆其被安排在一孔窖洞里,窖洞既没有窗子也没有门,里面只有一个完全用土堆起来高出地面约四五十公分的所谓的土炕。炕上连根草都找不到,我们又没有带毛毡。就这样让我们在炕上打地铺?刹时间,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不知怎么搞的我俩有一个多钟头都未解开自己的行李。联想到在部队住窗明几净宿舍,带着白手套检查卫生,不论摸到哪里,都是一尘不染。眼前出现的巨大反差,居然搞得我们手足无措。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
    那时候建场,贯彻的是先生产后生活,先造田后建房的方针。无论酷暑隆冬,所有人员都是住在单布帐篷里。我们后来才知道,到农场的第一天晚上能住上窖洞,还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那时全场也超不过10孔窖洞。因为建窖洞比较费工,全场上下男男女女都住帐篷。如果是短时间的住,再苦也好熬。成年累月住帐篷,这个滋味回想起来,至今还有点发怵。有人曾对住帐篷编了一个顺口溜:“住帐篷,真难熬,夏天像蒸笼,冬季似冰窖”。在零下30度的高寒牧区,帐篷里也没有火烤。早晨起来,被头上往往挂起一层薄薄的霜冻。晚上睡觉,都是和衣而卧。我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位女同志从帐篷里走出来,一手端着痰盂,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原来是痰盂即使放在帐篷里也会结一层很厚的冰,不用棍子敲,痰盂没法倒。为了防寒,人们竟将衣服、床单等物品盖在帐篷上,以挡风御寒。整个帐篷被装点得五彩缤纷,远远望去,好像一簇簇艳丽的花坛,点缀在草原荒滩之上。
    到了夏天,帐篷里的气温特别高,我们真正成了“热锅里的蚂蚁”。帐篷内外找不到可以纳凉的地方,不是顶着烈日晒,就得钻进帐篷里蒸,别无去处。连蒸带晒,人们脸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我在农场的第一年脸上的皮连续脱了四五层。有人风趣地说,这才是脱胎换骨的改造。
    有人问我们长期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是靠什么力量的支撑?其实很简单,是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驱使。我们就是靠这一精神支柱闯过一道道难关的。
    在建场初期的干部队伍中,大部分是来自部队的转业干部。尽管他们对分配到草原牧区工作,缺乏思想上的充分准备,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是当组织上一声令下,却义无反顾地奔向指定的工作岗位。我们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青海来,当时被安排在西宁市南川干校等待分配工作。有一天上午,突然听到广播里叫到了一些人的名字,仔细一听是宣布某某人被分配到某某农场,请于某日某时带上行李到指定的地点,有调入单位派人接等等。我们这批干部就是这样用广播分配工作的,既没有人事部门的同志找我们谈话,事先也没有征求个人意见。说心里话,我们遭此冷落,每个人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想到在部队里那种上级关怀下级,同志之间的互相体贴和亲密无间,真乃天壤之别。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去找领导,也没说一个不字,均按照广播上的指令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追忆往事,历历在目。我感受最大莫过于建场时期人们乐于献身和甘当基石、勇于负重的英雄气概。我们就是靠这种精神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走过了人生道路上的那段难忘的路程。

    本文选改自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辑的《辉煌岁月——柴达木开发建设史料选辑》一书。
建国初期农业开发及随想
张嘉选    
    都兰农业发展的历史,可以上溯至3000年以前。从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及麦类农作物的遗痕看,早在公元3000多年前,都兰就已经不再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了。
    而将人类在都兰事农记载于史册,则见之于中前清时期。雍正5年(公元1727年),清朝政府曾组织戍边大军在都兰的诺木洪地区从事屯垦。当然,这属于零星的、不见规模、不具时日的权益之举。而可谓之开发,当属民国时期。马步芳政权不仅在都兰的香日德、察汗乌苏、夏日哈等地从事过开荒造地,而且还成立了专事管理屯垦的机构——垦务局,且垦务局的下属机构一应俱全。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对都兰的农业开发不是一时之举。由之对马步芳政权在统治青海时期的所作所为附带作一客观评价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也许马步芳等统治者在青海坏事累累、恶贯满盈,但他们在西宁、在都兰、在青海其他地区架桥筑路、植树造林是应该被历史所称道的。如果笔者这一观点能够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对民国时期马步芳政权在都兰所从事的农业开发可否做这样的评价:开垦土地有限——解放初整个都兰县仅有1.1万亩土地便是明证;农作物种植数量有限;粮食产量有限;发展都兰农业几乎无大的作为。但植树造林颇有成就——解放后矗立于香日德班禅行辕附近及其他地区的茂密参天的大白杨便是马步芳政权植树造林小有“业绩”的见证。
    笔者对马步芳政权在都兰的作为作如是评价决无粉饰他的用意。实则想说明,虽然马步芳政权在都兰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对这些事情还很难上升到他们为都兰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的高度。毕竟,都兰的农业在民国时期确无大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说,都兰真正走上大农业发展之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都兰农业是伴随建国初期新中国对柴达木盆地的开发而得到迅猛发展的。1954年,在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勘探获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祖国四面八方的开发大军云集柴达木,柴达木沸腾了。但燃眉之急亦随之呈现:进入盆地的数万开发者要吃饭!但粮食主要靠外运非常困难,路程遥远,运力不足成为瓶颈制约。开发大军面临生存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青海省政府、柴达木工委迅速作出决定:就地取粮——就地开荒,扩大可耕地面积,大兴农业,建立粮食基地,争取粮食自产自给。为达此目的,青海省和柴达木工委采取了移民开荒、兴修水利、建立农场及大力提倡、大力鼓励、大力支援当地农民积极发展集体经营的农业经济和国家大量投资、兴办规模较大的国营农场,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等具体措施。这一举措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都兰的农业在建国后节节攀升。
    对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在都兰发展农业的过程及结果在此均无详述之必要——拙作《柴达木开发史》对之已有涉略。笔者谨想对建国后党和政府在柴达木、在都兰发展农业的两大壮举做简单论述。
    一是大兴农场。从1954年开始,在柴达木盆地相继兴建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国营农场。到1960年,包括劳改农场、青年农场、职工农场等在内的各种农场达25个。在都兰建起的第一个农场是诺木洪农场,时间是1955年1月。到1960年,都兰县的各种性质的农场已有8家,分别是诺木洪农场、香日德劳改农场、香日德农场、怀头可日农场、夏日哈农场、察汗乌苏农场、都兰县职工农场和依克高里青年农场。在这诸多农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察汗乌苏青年农场。也许察汗乌苏青年农场没有诺木洪农场那样的辉煌,没有香日德农场因创造了单产小麦1013.05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而那样卓有成就,但察汗乌苏青年农场从组建到发展都充满了传奇,充满了感动。
    察汗乌苏青年农场的前身名叫察汗乌苏青年农庄。从其名称看颇有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味道。该农庄由500名远从河南千里迢迢来到青海的有志青年所组成。青年农庄之所以选址于察汗乌苏,是因为这里的农业较之于盆地的其他地区要有点历史。马步芳政权在盆地所建立的专事农垦的管理机构——垦务局之所以选建在察汗乌苏,与该区具有发展农业的基础有直接关系。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新生政权曾经在该地区建立过农场。所以,当1956年3月18日由青海省政府正式命名的青海省察汗乌苏青年农庄成立时,这里已有农垦和农业发展的经历。
    察汗乌苏青年农庄坐落于察汗乌苏小盆地东部的旧完小一带。当地政府将这里的1.6万亩荒地指定为农庄的“工作区”。尽管这里是一片荒原,但它却拥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一是水资源比较丰富,原来已修建的由察汗乌苏河引入的水渠纵穿该区;二是这里是地势平坦的小盆地,适宜大机器耕作;三是这里的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宜于谷类作物的生长;四是交通条件较好,便于物资流通供应;五是农庄成立前当地农民在这里已经开垦了千余亩耕地,具有发展农业的基础。因此,尽管在这自然环境、气候条件都比较差的地方发展农业困难重重,但凭着500名青年庄员的不屈不挠、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经过几个月艰苦异常的劳作,在农庄成立的当年就取得了土地开垦和粮食种植的双丰收。不要认为该年农庄收获的都是粗粮和青死粮;更毋认为庄员们辛苦一年几乎于白干。我认为,他们收获的是精神,收获的是意志,收获的是信念。
    我时时感叹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的精神。那个时期的人们凭着他们所拥有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凭着他们所拥有的一腔热血;凭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热爱;凭着他们对新中国真挚的拥护,他们唯共产党召唤是从,只要党一声召唤,他们必然是雷厉风行,坚决照办。他们不会索取,不会讨价还价。他们只有奉献,只有苦干。察汗乌苏有500名远道而来的青年,而在青海,在西北,在西部,在全国所有的边疆又有多少青年离乡别亲,远走他乡?有多少热血青年从“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从辽阔中原,从东北、华北大地,争先恐后地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能说代价不大吗?不!但凡属于人生的代价原本就没有小的!但他们抱怨过吗?后悔过吗?也许,时过境迁,当半个世纪再回首,他们会一声叹息,但青春无悔。当热血充满胸腔时,即使工作、生活于海拔高、氧气少、寒天冻地的地方,他们也会感到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人生的沃土!由之,当你看到如今的一些人,一些青年,一些党员,甚至党员干部为下基层挂职锻炼哪怕是一年半载也要不休地讨价还价时,你能不对上个世纪50年代终身奉献边疆、终身奉献新中国壮丽事业的人们致以无比崇高的敬意吗?!
    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尤其是奉献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设者们给我们树起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他们的奉献精神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早已成为共和国百业待兴的精神动力。可以设想,如果当年上千万的青年志愿者们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动辄讲条件、动辄提要求、动辄提待遇、动辄讲价钱的话,那么,新中国要想调动千军万马奔赴边疆、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要付出多高的成本,那需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正是本文上述中所言对建国初都兰发展农业的过程和结果都无需详述的因由所在。
    二是大力发展绿洲农业。如前述,在新中国成立后10年、从第一个农场在都兰建立后6年,已有8个农场在都兰相继诞生。随着农业、畜牧业及林业的发展,每一个农场都成为都兰大地上的片片绿洲。绿洲农业遂成为柴达木盆地、成为都兰发展农业的一个亮点,一个特色。
    柴达木盆地具有发展绿洲农业的天然条件。首先是水丰。素有“德令哈的母亲”之美称的巴音河浇灌着盆地东部的大片沃土;阿拉尔河滋润着盆地西部的草地;格尔木河及其支流密布于盆地南端;鱼卡河冲出达肯大阪山徜徉鱼卡盆地,注入马海草原……还有诺木洪河、布哈河、那陵格勒河、柴达木河及塔塔楞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纵横交错,奔流于柴达木盆地,为其发展绿洲农业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水利条件。无论是种草、种树,还是种庄稼,要使大地着绿,披上绿装,没有水就如同无本之木。其次是地阔土肥。经过建国后的初步调查,测定柴达木盆地具有可开垦成为耕地的土地有200万亩。耕地是发展农业的资本。正是拥有了这丰厚的资本,农场才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正是建立了数十个农场,才在盆地泛起了数十片绿洲,才兴起了柴达木盆地及都兰的绿洲农业。
    都兰是盆地的重要“成员”。都兰的绿洲农业是全盆地绿洲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量上看,都兰县在建国初期具有8个农场在全海西是名列榜首的。从质量来看,这8个农场的发展都比较好,其中尤以诺木洪劳改农场、香日德农场、察汗乌苏青年农场等最为著名,亦最有成就。盆地农业的发展得益于绿洲农业的兴起。片片绿洲不仅在柴达木盆地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是农业发展的天然屏障:它阻挡了风的嚣张,沙的肆虐;它储存了氧气;它清新了空气;它影响了气候;它营造了都兰农业发展的新的环境;它改变了都兰农业发展的面貌。一言以蔽之,它促进了都兰的农业发展。
    建国后前十年是都兰发展的特殊阶段:它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重要的历史阶段;它迎来了中国有史以来对盆地、对都兰的开天辟地的大规模开发;它跟随新中国疾速发展的脚步顺利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进入到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它也汇入到了全国“大跃进”的浪潮之中,几经沉浮……就其农业开发、农业发展而言,在这十年,都兰书写了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创造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农业发展的辉煌,取得了先人们从未有过的重大成就。与此同时,都兰在那个特殊时期也走过许多弯路,甚至也犯过比较严重的错误。比如在农业发展方面,开垦过的土地大片撂荒,违背自然规律的乱垦乱殖,给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教训。但我们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不要苛求历史。如同对待人一样,应该允许其犯错误。我们不正是在对所犯错误的反思中逐渐成熟、逐渐成长起来的吗?

    张嘉选 河南南阳人,曾在青海省委党校任教,现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编著出版有《柴达木开发史》、《青海党史纵论》等。

柴达木科学考察都兰纪事
朱新德    
        1950年元旦,刚成立的青海省人民政府,即刻把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开发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组成柴达木考察团赴都兰进行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组织的对柴达木盆地的科学考察。
    青海省对这次科学考察相当重视,任命身经百战的李书茂师长兼任调查团团长,并派有政委、后勤部长等参加。在安全保卫方面,派一个连骑兵先于10天出发,又派一个加强排的解放军随团乘车前往。运输及交通工具是5辆大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卡车中有三辆是带绞盘前后加力的十轮大卡车,以备开道和其他车辆陷入泥坑时救援之用。
    “五一”这天早上,庆祝建国后第一个劳动节的游行队伍尚未上街之前,考察团车队满载着人员、仪器、药品、弹药、给养从西宁出发,向柴达木盆地进军。到达察汗乌苏的时候,都兰县领导机构尚未正式成立,只有一个政府筹备机构。该机构仅有土屋20多间及近百平方米的二层北楼,为旧政权柴达木屯垦督办所在地。这是考察团进入柴达木盆地考察的第一站,也是团部所在地。
    这里位于柴达木盆地东沿,分散居住着几十户人家,农田约千亩,禾苗刚出土。房屋为土坯墙,屋顶用夏日哈北山所产圆柏为梁椽盖成,因该木为成熟圆柏,枝杈多,很脆,屋顶柱梁很少加工,显得十分粗糙。
    旧中国屯垦十多年,开荒不到几千亩,因灌溉不当引起下部盐类上升而板结,重新撂荒。此地地表盛长盐蒿、芨芨等草类和白茨、红柳、枸杞等灌木,在渠边和屋墙外种有几十株白杨,未见其他乔木。在南北山中有圆柏、冷杉等带状林。温差大,年降雨量稀少,在地下水位高的潮湿地带及河床附近长满红柳。蚊子、虻虫特多,白天成群飞出,遮天蔽日,最初我出去考察忘了戴防蚊罩和擦防蚊油,几分钟内蚊子爬满了裸露部分,叮出成片的小包,又痒又痛。以后每次外出头戴防蚊罩,手擦防蚊油,以防攻击。好在此种蚊虻白日出动,夜间蛰伏,只活动于草从和灌木林中,很少进屋。到立秋以后,全部消亡。
    夏日哈工作了两天。此地海拔3000-3200米,可垦地约5万多亩,有夏日哈河水可以灌溉,土壤为棕钙土居多,已有几户农家在耕种约百亩。再乘汽车沿南山森林带行50多公里渡过巴彦河(又名香日德河)400多米宽的河床到达香日德草原。这里有寺院一座,修建于环山怀抱之中,森林茂密,除松树之外柏树最多,寺前河水潺潺流过,该寺为十世班禅临时驻地。寺前土屋数十间,农田几百亩,这里土地平坦,海拔2800-3000米,气候温和,土壤为冲积性棕钙土,含盐碱较少,可垦地从南到北约20万亩左右,巴彦河(即今香日德河-编者注)从南山流出,水量大,易修渠灌溉,此地丰长红柳、黑茨、梭梭、芨芨等灌木和草类。
    在香日德考察期间,团领导注重民族团结工作,在到达香日德的次日上午就到寺院拜会班禅大师及其堪布和经师等,在客厅班禅与我们一一握手,并在客厅前照相留念,晚餐以班禅名义招待和宴请全团人员,有两位堪布参加。在香日德期间与藏族同胞相处甚好。继续向西考察时,由于要经过脱土沙山,路况更糟,团部决定乘马前往,并派骑兵同行保卫。但雇马困难较多,当时匪徒横行,藏族同胞为避匪乱,将牛羊马匹赶进南山深处放牧,存马很少,只得雇驮骡10匹,马8匹,但马多是瘦小的柴达木马,给养及仪器、工具由驮骡运行,科技人员每人分马一匹,我乘的那匹又瘦又小,我担心难以负重,但别无马可乘,只得减轻行装同行。
    6月上旬,从香日德出发,骑兵为先导,驮骡居中,我们9匹马队断后。在西去的路上,沿途看到土匪杀害蒙古族同胞的罪行。宗加寺院经堂被焚时间不长,还在冒烟。土匪把人残杀于沙丘之上,尸体横陈四处,堡内牧民的财产被抢掠一空,佛像、木箱等杂物东倒西歪,乱散在地上,其状甚惨,令人发指!
    巴隆和宗加海拔2900米左右,宜垦荒地约10万亩,土壤为棕钙土、草甸荒漠盐土等,其北部多为沼泽地。地下水较丰,但未见有河流。过了宗加,由于我和梁技士所乘的马赶不上前队骡马,远远落在后面,看着前队的蹄印打马慢行。在过绿草如茵的沮洳地时,我连人带马陷入淤泥之中,而梁技士的马却过了这段地带。我心中有些着急,打马令其抬腿前行,谁知愈挣扎陷入愈深,此时马腹部已陷入泥中好几寸,行李和我的脚也接触到淤泥上,马一动也不能动,我只得轻轻下骑,取下行李放到草地上,自己轻轻地走过草皮,坐在高坡上等待来人救援。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小马恢复了体力,将四蹄轻轻卷到肚皮下,使劲横卧一滚,滚出了沮洳地,在草地上站起来,这真是柴达木马的宝贵经验。在柴达木盆地有些地区沮洳地较多,多半分布在潜水出露的地带,其上绿色的草皮,其下便是深几米的淤泥,若行其上,重力太大便陷下去。
    下午6时左右到达诺木洪。诺木洪在绿树成荫的地方,建有一座约1平方公里的高墙古堡,墙高约4米,宽半米左右,其上可行人。有大门,院内北边有10多间穹形土屋,门窗不全,考察团人员就住其间,东边有10多间土屋住骑兵,院内绿树成荫,红柳花盛开,树干高大粗壮,至少有200年的树龄,红柳能长成如此参天大树,实属罕见。院内主人逃走,而一块块农田上的青稞,长得十分健壮,每颗分蘖多,我数了几株,最多达19枝。土质肥沃,气温光照均好。此地海拔2700-2800米,居于昆仑山前砾石戈壁带的北侧,为风沙性漠钙土,其上盛长红柳、白茨、枸杞、梭梭、黑刺等灌木林,在靠戈壁的一边形成几十公里长的红柳等固定的大沙包,高2-4米,直径几十米不等,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沙丘堆灌木林带,对其北部地区生物草原带起着防风固沙的巨大作用。在南部诺木洪河从昆仑山流出后,绝大部分经戈壁潜入地下,在丰水期有一部分经山前砾石戈壁流到诺木洪绿带。我们发现这里宜农宜垦地至少在10万亩以上,大部为风沙土、盐渍土、沼泽土等,若将诺木洪河防渗处理即可直接灌溉。从香日德到诺木洪所经之地,见到不少三五成群的黄羊、野兔及野驴等。据藏族向导说,夏季昆仑山哈(黑)熊常到诺木洪灌木林带采食锁阳,让我们考察时注意安全。所以一人出去调查时,解放军战士荷枪随行。
    我们原设想,从诺木洪往北走,直达德令哈。可因大盐滩或沼泽地横亘在前,无法直接穿越柴达木腹地,于是决定重新返回察汗乌苏,然后北行。因团长、政委在香日德忙于班禅大师东行之事,未来诺木洪。在察汗乌苏考察3天,这里土层较厚,为风沙性漠钙土,含盐较高,可垦地约5万多亩,要逐步开发。再向北行无公路可走,决定换乘解放军战马,每人二匹,一匹乘骑,另牵一匹驮运行李、仪器、工具、样品等。
    经察汗乌苏北面的夏日哈山,到查查香卡,考察二日。此处有农家10多户,农田数百亩,沙柳河流经该地,可垦宜农地有3万亩左右。继续向北行穿越沙利克山,过都兰寺到达柴达木东北缘希里沟。这里只有几户农民,种几十亩农田,以放牧、打猎为生,一片大草原直伸向南部的柯柯盐湖,除在屋墙及水渠边种几十株白杨外,红柳、白茨、黑刺、骆驼刺、水草、芨芨草、鹅冠草、狐尾草等灌木和草类等沙生植物长满了大草原。沿途看到三五成群的黄羊及三、四十匹成群的野驴,尤其在野马滩草原更多,一窝窝出洞的旱獭在嬉戏,尚有野兔、草原鼠等等,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
    从希里沟开始,对柴达木北缘200多公里长的范围进行考察。离希里沟很近的赛什克,有可垦地10万亩以上,都兰河水可以灌溉,此地海拔2950-3050米,棕钙土及盐渍土,北山有森林带以松树为主,园柏次之。
    西行过泽令沟到德令哈,这里草原广阔,原是蒙古族柯鲁克王驻牧地,40多户人家,300多人。一条流量为10立方秒的大河从北山流出,经泽令沟入德令哈,最后注入柯鲁克湖。此河名巴音河,发源于哈尔科山南坡,全长223公里,以降水为主要补给。考察队住在巴音河西的一座旧庙中,傍晚有不少蝙蝠在飞舞。附近没有人家,也没有蒙古包和羊群,大草原上只有野驴和黄羊等野生动物在活动。据说这里的蒙民全部跑到北山去了。在怀头他拉,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面积上下约百平方米,有围墙,院内外有几株柳树,看起来约50多年的树龄,考察队就住在该楼,据说是蒙古王公索南邦吉的王府,当时空无一人。德令哈(包括怀头他拉、泽令沟)海拔2700-2900米,可垦地至少50万亩以上,土质肥沃,地势低,光照长,温差大,水量足,是一个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在考察期间,有关森林、水利、畜牧等方面的科技人员与部分团领导乘马深入到北山考察并向蒙族同胞宣传政策,其余留平原考察。在怀头他拉考察3天,这里沿砾石戈壁南部有一条黑茨、梭梭形成的固沙林带,其上长满沙棘红果,十分茂盛。其南便是大片宜农宜垦地,约5万亩左右。从巴音山有一条小河流出,可供灌溉,但水量较小,有时断流。
    此时已到8月中旬,团部决定不再西进,便折回东行。当我们路经戈壁草原时,突然看到成群的牛羊,约有七八个蒙古包和牛毛帐篷散布在草原上,有好几个蒙族妇女在阳光下纺线,一派和平气象,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看到的景色。谈话后,知道他们是在听到解放军宣传后,近几天才从北山过来。戈壁草原西南面便是褡裢湖,居北者是淡水湖,叫柯鲁克湖,丰长芦苇,居南者称托素湖,是咸水湖,两者中间有一条小河相通。奇怪的是二湖海拔均在2800多米相差无多,千百年来咸淡相邻,各保本色。这一带黄羊、野驴成群出没,加上成片的羊群和骆驼,点缀着美丽的草原。
    野外调查结束以后,调察团绘出了土壤分布图、宜垦地区面积图,提出这些地区只少80多万亩可垦土地的利用方案和意见。8月底我们回到西宁,不久我们在周家泉军区会议室向省党、政、军领导汇报调查情况。
    10月底,我们在西宁和兰州分头完成了样品分析、标本鉴定、图纸绘制、资料整理成文,印成《青海省柴达木考察报告》。

    朱新德 青海西宁人,地质专家青海地质矿产局岩矿测试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编著出版有《青海环境》杂志。
都兰水利勘查田野生活
田祖恒    
    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曾先后组织各行各业查勘队伍进柴达木盆地,以摸清资源情况。我先后四次进入盆地,查勘规划农田水利,其中1968年的都兰地区田野生活印象较为深刻。
    香日德地区光热条件好,土壤质地优,是省内驰名的小麦高产区,宜垦土地面积广,现有农场耕地只占很少一部分,由于香日德河宽,沙砾层厚,水量在下游即形成地下潜流,欲截渗工程量非常艰巨,欲再扩大农耕面积,就需增加水源。为查找水源,我们先到玛多县花石峡。时值2月初,气温约在零下30多度,花石峡又是有名的风口,海拔约在4000米以上,住在单帐篷里确实很冷,晚上冻得睡不着觉,不少同志吃不消已返回西宁,等天暖和了再来。
    托素湖是香日德河的源头,它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下游的水量大小,关系到能否扩大耕地面积。虽然峡口设有放水闸控制,农场派有专人观测看管,按场部指示放水,但并不了解托素湖到底容水量有多大,所以我们分南北二组,测量托素湖水深,绘出水下地形图,求出库容量。
    那时,我的任务是,每天驾橡皮船,观测经纬仪,出工前早起帮灶上挑水,收工后帮灶上拉风箱、拾牛粪。星期天大家休息,我到山上去拾蘑菇,采野葱,改善组里的生活。组长曹久坤吩咐我们几次到鸟岛上去捡雁蛋,捡拾近万枚,到了鸟群换羽毛时节,他又领我们去抓大雁,几天的时间我们抓了100多只,晒得干干的,还送给解放军航测队测绘的同志几十只。
    有一次,姜指导员和黄志中队长带领高权法、郭帮焕等驾船到北面组去开会,路过悬崖峭壁时,忽然发现了大鹿。他俩用双筒猎枪打死了两只大鹿,活捉一只小鹿。鹿肉分给两个组吃了,小鹿在我们小组养了几十天后死了。后来才听说大雁、鹿都是国家保护动物,捡蛋、打雁、猎鹿都是犯法的。
    到了下半年,我们转移到香日德地区,在宗加巴隆、香日德东滩等处查勘测量。一天测量回来,记录计算员都炳康同志忽然病了,住近农场医院,开始诊断为感冒,第二天又说是急性肺炎,吃药打针无济于事,仅仅5天时间他就去世了。他是江苏无锡人,年仅30出头,同志们都为他的早逝而无比悲痛。他和我们相处多年,工作认真踏实,待人和气,为人正直,身体特别强壮,是队上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突然永别于我们,怎不叫人伤心难受呢。查勘发现东滩面积很大,约有10多万亩宜垦荒地,可引香日德河水自流灌溉。西部戈壁滩经过改良亦可垦植一部分。地下水位高,需排灌结合。又到处寻找注入式水库地址,企图引香日德河水蓄引结合,若修电站,还可抽水灌溉,实行灌排结合。
    不久,我们又到诺木洪地区查勘。有一天我正在立地形尺,有人拉我到他们的屋里去喝茶。进去一看,10多人围着我问寒问暖,非常亲热,原来他们是从乐都县高店子迁来的。亲戚朋友几十户都到这里种庄稼,农牧并齐,柴水方便,土地平肥,较之高店强胜百倍,他们很是满意,这使我联想到青海省政府采取的“调庄”政策是正确的。农场自修有小型水电站一座,抽引地下水灌溉一部分土地已经好几年了,既可弥补诺木洪河水量不足,又可解决土地次生盐渍化问题。诺木洪是块好地方,除了绿洲农业外,已建成一座小城镇,热闹的很,较之1955年完全是两样,不禁使我想到我们的党是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党,祖国的建设是在蒸蒸日上,尽管我们吃苦受累,甚至有的人英年早逝,但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不久,姜指导命令我到查查香卡去搞规划,一行10多人,我负责写报告。我们住在农场场部,首先向农场了解情况,再向藏胞调查,亲自看水源,找库址。农场每年种植2万多亩,只因沙柳河的水量限制,无法再扩种。据调查,土地面积很广,下面还有牦牛滩、金子湖滩可垦荒地在10万亩以上。水源除沙柳河以外还有地下水,经打井试验,一般30—50米,出水量也可观,水质良好。欲开发须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在沙柳河中游修水库蓄水,把非灌溉季节的水蓄起来;二是抽引地下水,则需解决电力问题。这里种植业养植业均很适宜,金子湖的部分群众还种小块小麦,一般亩产500斤以上。我们在沙柳河的中游选了水库坝址一座,并测了万分之一地形图,我写了规划报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测量水库时,由于库容很大,库区范围广,两岸山上测的高。当张铭东立尺走到高约200米的悬岩峭壁时,停下来不敢前行,我立即叫指挥旗往回打,让他从上面绕过去,此点我用经纬仪绘上。可是有的同志却不同意,说:“叫他立那个点子,就是摔死了也是一个反动派,有什么可惜的?”我顶住不能这么干,张虽政治上受审查,然未定案,不能叫他无谓牺牲。对人的生命是不能意气用事的。晚上回到卧室,杜、李二位非常感动地说:“今天不是你,老张的命完了……。”当时张铭东老人已掉下了眼泪。

    田祖恒 湖南澧县人,水利专家,青海省水利厅水保局副总工程师,编著出版有《青海湖志》。
察苏河西台水库建成记
旦正才让    
    都兰县城附近的察汗乌苏(简称察苏)河,又称为查干乌苏河,是察苏地区农工牧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据水文资料介绍,这条河集水面积达4434平方公里,水源由高山融雪和泉水组成,每年有两次洪水期,3月底至4月初为融雪洪水,8月底至9月底为降雨洪水。洪期水量约占径流量总量的三分之一,实测最大洪水流量为374立方米/秒。在非洪水期,河流年径流量为1.37亿立方米。
    上世纪70年代,察苏及周边有人口5000余人,加上县属企业,工业用电和生活用电极度缺乏。仅工矿企业来说,当时有各种电动设备需求电量723千瓦,而县火电厂只能供电150千瓦左右,相差500余千瓦。为保证县所属工矿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都兰县在察苏河上修建了察苏水电站。水电站总投资127.08万元,安装3台125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共375千瓦,平均年发电量为150万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察苏河水资源的首次开发利用,它为龙羊峡110千伏水电进入都兰之前的主要电力来源。
    80年代,为了解决县城察苏地区农业和工业用水的矛盾,都兰县决定在县城附近的西台修建水库,以实现防洪与调蓄并举,保障农业生产合理持续供水。
    察苏河流域是都兰县东部主要的粮食作物区,这里的土质为发育不完全的棕钙土和石灰性冲积土,以粉砂和细砂质壤土为主,适宜农作,土层以下为深厚砂砾石层,排水性好,合理灌溉后不会产生次生盐碛化。多年来,由于不能合理利用察苏河,经常出现水量不足的问题,使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西台水库位于察苏镇西台村境内,为一天然洼地,库区建于二阶地的天然凹地上,系注入式水库,由引水渠、主坝、副坝、入水管、输入渠、库区防渗等部分组成。主坝长1680米,副坝长200米,均为壤土斜墙砂砾石坝,坝高13米,坝顶宽4米,坝顶海拔高程3085米,引水渠全长2500米,为自然挖方渠。输水渠全长2500米,为砼板砌筑,正常设计流量4立方米/秒,加大流量4.8立方米/秒。各类建筑物10座(闸2座、跌水1座、渡河涵洞2座),水管长5.2米,内径1.2米,全库底面铺设沥青,玻璃布防渗面积155平方米。水库总库容670万立方米,死库容50万立方米,兴利库容620万立方米,设计日渗漏量为1.55万立方米。水库引水渠和察苏电站尾水渠相接,通过228米的跨河方涵进入库区,库水经察苏干渠入库。
    西台水库工程由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勘测、设计,由青海省水利厅工程一处施工修建。在施工过程中,大坝砂壳、壤土、库区碾压、过滤玻璃丝布都分别达到设计标准,通过阶段验收,西台水库最终竣工验收为优良工程。
    西台水库是都兰县在察苏河上修建的第二座较大型工程,70年代修建的都兰水电站实现了供水与发电并举的目标,80年代新修的西台水库可以做到防洪与调蓄,最大限度的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这个投资1210万元、历时4年(1983年10月开工至1987年10月竣工)的蓄水工程竣工验收后,水库管理权交给水库管理所,由其负责科学合理供水,做到水库每年循环2-3次,保证改善灌溉面积3.2万亩、扩大灌溉面积1.1万亩的设计效益。
    西台水库的建成,很好地保障察苏灌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挖掘水库综合效益,为察苏地区寻找新的电力途径,第二年在西台水库上兴建水电站一座。电站工程总投资为73.2万元,装机容量为375千瓦,系坝后式调峰电站,年设计发电量为80万千瓦小时,于当年11月完工并投入运行。
    西台水库的建成,不仅使察苏地区农业灌溉面积增大,改善了灌溉条件,还为缓解察苏地区电力紧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继续挖掘水库潜力造福一方,西台水库管理所准备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努力使水库变成一座集水利、发电、种养综合经营的经济实体。

    旦正才让 青海都兰人,青海都兰县政协副主席。
香日德科研工作札记
陈志国    
    早在大学读书时就听说柴达木盆地的香日德是我国粮油作物著名的高产地区,所以我心中一直非常向往香日德,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那里,但大学毕业以后多年来在青海海东地区和甘肃等地从事春小麦品种推广和试验示范工作,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去香日德看一看。1998年8月,由于承担国家攻关课题的需要,我随课题组长郜和臣先生一同去海西州香日德农场进行选点等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柴达木盆地,也是第一次来到香日德。
    一大早,我们乘坐丰田巡洋舰越野汽车从西宁出发,先经过风景秀丽的东峡峡谷到达俗称“小北京”的湟源,在县城匆匆吃过早饭,我们继续西行,车行40多公里,就到达了文成公主西嫁进藏时摔宝镜的日月山,翻过日月山就进入到青海湖盆地,汽车沿着湖边笔直平坦的柏油马路以100公里的时速轻快的行驶,此时,正值夏末秋初之时,一路上高原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美丽的青海湖波光鳞鳞,湖水湛蓝,凭湖远眺,极目千里;湖周围的油菜花正在盛开,漫山遍野一片金黄,花香四溢,沁人心脾,黄色的花海与湛蓝色的湖水交相辉映,使人心旷神怡。
    经过100多公里愉快的环湖旅行,过了黑马河,我们开始爬越海拔3871米的橡皮山,汽车引擎吃力的吼叫着,像蜗牛一样艰难的向山上爬行,经过30分钟艰苦的旅行,我们终于进入号称八百里瀚海的柴达木盆地。但眼前的一幕与刚刚过去的青海湖边的美丽景色大不相同,到处是戈壁荒漠,满目一片苍凉,虽然正值青海高原最好的季节,但还是没有多少绿色,给初进柴达木的我以沉重的压抑,刚刚还非常欢快的心情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汽车在荒漠中的公路上行驶着,四周除了蓝蓝的天空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偶尔能够碰上一、两辆从对面飞驶而过的汽车,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外面寂静的世界给车内的人以无穷的压抑,于是,在百无聊赖中我们互相开起了玩笑,但很快就没有了声音,大家都昏昏欲睡。在荒漠中穿行了3个多小时后,我是被司机刘亚青师傅在睡梦中叫醒的,他告诉我,香日德到了。我睁开眼睛,顿时感觉前面一亮,只见一排排青杨树整齐的排列在公路两旁,路旁的渠道中流淌着清澈的水流,青杨树里面是大片的农田,春小麦田中麦浪翻滚,麦穗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一片碧绿;油菜田中菜花金黄,到处是采蜜的工蜂,香气四溢。随着汽车的行使,眼前如同过电影一样,这景象使您如同感觉到了青藏高原的江南。
    以后在香日德农场工作的三年多日子里,我逐渐才对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解了她的富饶土地,了解了她的勤劳人民。但在这里最使我感触颇深并且终身难忘的只有两件事,一个自然是香日德的物产丰美和著名的农作物产量,再一个就是香日德的大风。
   流经这里的香日德河滋养了这一方土地和人民,它的上游是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场,草深过膝,不仅生存着大头盘羊、黄羊、岩羊等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而且还养育着无数的牛羊,青海省著名的巴隆国际狩猎场的一个分场就位于附近;香日德河下游的小夏滩是一片水草丰美的沼泽,栖息着大、小天鹅、斑头雁、赤麻鸭、棕头鸥等十几种我国一、二级保护鸟类;而物产最丰富的当属香日德河的中游地区,它是被大片的防风林带包裹着的广袤肥沃的农田,是香日德戈壁绿洲的主体。
    香日德镇是建国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城镇,解放初期,这里是一片红柳沙包和骆驼刺的戈壁,方圆十一万多亩的土地上,只有一棵红柳树。如今,经过两、三代移民50多年的建设,这里已成为粮田万顷的肥沃绿洲,青海省海西州最大的国有农场——香日德农场也位于这里,它依托40万亩人工生态防护林区的保护,已成为我国粮油作物著名的高产区,并以她独特的气候条件造就这里的生灵。
    香日德镇平均海拔接近三千公尺,由于地处内陆,年平均降水量为163.0毫米,而年蒸发量却达到2285.4毫米,是地球上蒸发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它的年日照时数最高可达2971.2小时,年日照百分率达67%,年太阳辐射量仅次于我国著名的“日光城”拉萨。在香日德,每公顷土地年可截取太阳辐射热量627—768亿千焦耳,夏日里强烈的日照平均可使地面温度高出气温3—3.5度,中午地面最高温度可达到50度以上。在春小麦生长季节里(5-9月),农作物生育期的日照时数平均可以达到8.5小时,加之10-16度气温日差,形成“早穿皮袄午穿纱”的独特现象。在这里,白天气温高,日照充足,植物光合时间长,制造的有机质多,夜间气温低,呼吸作用弱,消耗有机质少,有利于植物体内物质积累,从而形成农作物高产。据理论计算,香日德春小麦光温生产潜力每公顷平均可达20000千克以上。出产在这里的大蒜,个大味重,最大的单头接近500克,这里的莴笋、洋芋、萝卜、胡萝卜、芹菜、大白菜等根茎类蔬菜因个体大、无空心、产量高、品质好而享誉全国,成为青海省反季节蔬菜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
    香日德自然生态条件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与之相匹敌的。也正是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使得香日德成为我国粮油作物著名的高产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程大志研究员领导的小麦高额丰产研究项目课题组,在这里致力于春小麦高产品种的培育,工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在脱土山下一块肥沃的条田里,培育出了一片人们不曾见过的高产小麦,经初步测产计算,亩产量达1049.8公斤,单季单作亩产量首次超过了1吨。课题组连夜派人回西宁向单位通报,激动的程先生也彻夜未眠。消息很快传到了青海省的有关部门,青海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现青海省科技厅)邀请20多位省内外有关专家组成验收委员会,亲临现场对这片麦田进行了田间验收,经测产、收割、脱粒、称重、除杂、除水等全过程的检验,结果显示:这片麦田的面积是3.91亩,平均每亩有效麦穗51.63万个,每穗结实36.18个,千粒重56.2克,经单收实打,总产量达3961.03公斤,平均每亩产量1013.05公斤(2026.1斤)。后经有关情报研究单位查新证明,这一产量创造了春小麦世界高产记录,而创造这一产量的春小麦是著名的品种高原338。此后的几年中,柴达木农业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又利用高原338品种3次突破亩产1000公斤的粮食大关。
    柴达木春小麦之所以能获得冠于世界的高额丰产,虽然与该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首先还是应该归功于程大志先生利用远缘杂交材料育成的超高产品种高原338。这种品种,集矮杆、大穗、大粒、抗倒、早熟、耐肥等多个优良高产性状为一体,特别是它的大粒性状突出,千粒重多在65克以上,几乎是南方小麦的2倍,因而具有很高的生产潜力,能够充分利用香日德地区的气候条件,创造出了举世注目的春小麦高产。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高原338品种创造的这一高产记录仍然没有被打破。
    郜和臣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1998-2000年在此承担国家科技部攻关课题,致力于节水农业的开发和示范。为了彻底解决困扰香日德农场多年的农田草荒问题,年近60岁的郜和臣先生不顾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常年蹲点在香日德农场,夏季冒着30度的高温和强烈的日照在田间工作,通过观察杂草的生长习性,配置农药组合,改进施药机械,终于发现香日德农场现有施药机械喷药漏喷、不匀等缺陷,为此,他又多方联系,从陕西引进了ZL-22型新型植保机械,从而彻底解决了农场的草害问题。他领导的课题小组利用生物节水新技术和节水春小麦新品种高原584,使香日德农场的春小麦平均产量提高了25%,使农场的经济效益获得大幅度的增长。在年底的总结会上,香日德农场几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们纷纷请他去喝酒,不善言辞的农场人用醇香的青稞酒表达了他们对一位老科学家的敬意。
    当然,与物产丰美相比,香日德的环境也有它艰苦的一面,最能体现香日德艰苦环境特点的就是它的冬春季节的大风沙,这也算是它的特产之一,由于地处绿洲,周围全是戈壁,加之该地区太阳辐射强,地面覆盖物少,地表增温快,引起近地层大气流动,从而容易产生大风天气。据气象资料统计,引起香日德沙尘暴的大风日数最多的年份可以达到60天。特别是春季的沙尘暴,危害非常大,当它刮起来时,四周一片昏天黑地,大风可以将小石子抛向天空,将刚刚播进地里的农作物种子吹跑。每当大风刮起来时,给人以一种完全是世纪末日的感觉,心灵得到强烈地震撼。记得2001年春季的一场大沙尘暴,整整刮了两天两夜,刮的我们连门也出不去,被迫躲在房间里,虽然门窗紧闭,但房间里的灰尘仍然呛的人喘不过气来,当时香日德农场罗红军场长正好要出差去格尔木,可刚一出香日德,就开始刮风,当车行至风力最大的脱土山时,恰恰赶上这场沙尘暴,只见风沙吹的修路的民工爬在路旁的水沟中,一动也不敢动,大风吹起地上的沙土,整个天空弥漫着黄沙,能见度只有几米,汽车根本无法行驶,没办法,只好返回香日德。因此,没有亲眼目睹香日德大风的人,是很难将她美丽的田园风景、她的出众的农作物高产与她的恶劣天气联想到一块的。
    在写完这篇稿子之前,我又一次来到香日德,新拓建的国道109线宽阔笔直,昔日香日德镇上的车马店已经随着小城镇建设变成了现代化的二层小洋楼,我国青海省最大的异地扶贫移民安置工程正在香日德——巴隆地区展开,从青海省东部贫困山区迁来的2万农民已在这里安家落户,美丽的香日德正以她宽大的胸怀迎接着四面八方的人民。特别是近两年来,青海香日德农业资源综合开发成效显著,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山水林田路得到综合治理,已成为有一定规模的粮油肉蛋奶生产基地。在保证农业开发有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香日德正在努力建立起绿洲农业更高一级的生态平衡体系,为国家建设战略重点向西部转移奠定良好的农业基础,可爱美丽的香日德正在等待人们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陈志国 吉林公主岭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生态农业研究中心主任,编著出版有《中国绿洲农业学》、《中国旱区农业》等。
父亲毛炳杰尝试联产承包
毛凌云    
    1958年初冬,都兰县离县城最远、气候最恶劣的沟里公社,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雪灾。为了指导和帮助受灾牧民渡过难关,都兰县委派出了一个抗灾保畜工作组赴沟里救灾。我的父亲毛炳杰同志,时任县农牧科副科长,被任命为组长,抽调其他8人为成员,赴灾区开展工作。
    那时缺乏通讯,出发时并不了解灾情的严重,只见一路上白茫茫一片,积雪及膝、道路难辨,很多地段只能在没膝的积雪中牵马艰难挪步。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艰苦跋涉,才到达了牧民放牧的三岔口一带。眼前的情景让父亲一行惊呆了:只见雪地上到处都是冻饿致死的牛羊尸体,每个帐房前都堆放着一大堆死牛羊,其中一个叫才让的社员帐房前堆积的死畜竟达百余只。草原上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惨烈的景象是父亲等人始料未及的。社员们看到县上派来了工作组,围上来失声痛哭。
    据了解,牲畜刚进入高山秋季牧场,便遭到从邻近果洛地区流窜来的一股土匪抢劫骚扰,群众为避免土匪侵扰,把畜群迁回到原属冬春草场的三岔口地区。但这里是狭窄的山谷,面积很小,牧草稀疏,经过一个冬天的放牧已无草可吃,现在将4万余头(只)牲畜聚集在这里达三个月之久,牲畜膘情与体能明显下降。恰逢进入冬季,连降大雪,造成牲畜大量死亡。
    面对此情,工作组一面写信向县上汇报,一面展开救灾工作。工作组和公社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将剩余牲畜迅速迁入未经放牧而草势相对丰厚的高山秋季草场,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而牧民饱受土匪侵扰之苦,顾虑重重,不敢前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作组组长的父亲意识到只有到实地进行勘察,探明情况,才能打消牧民的顾虑。父亲决定亲自前往。
    在征得公社领导的同意后,父亲和公社干部项谦一同,由牧民角什杰担任向导,到高山秋季草场进行了武装踏勘。一连几天,父亲等三人走遍了被大雪覆盖的茫茫雪原,风餐露宿,备尝艰辛。为防土匪,不敢生火烧水取暖,不敢卸下马鞍,饿了只能就着雪啃几口干粮,困了就用脚刨开雪地,卸下马搭坐在上面,手握上膛的枪支和马缰绳迷糊一会。父亲脚上和手上的冻疮就是在这次踏勘中留下的,以后每到冬天都会复发,以至于我长到记事时还见到过父亲用煮过的辣椒水泡脚治疗冻疮。
    经过四天的踏勘,父亲们只发现土匪遗弃的宿营地两处。后经了解,得知土匪已全部被解放军剿灭,其余的也已投降。群众在得知草原已恢复往日的宁静后,终于打消顾虑表示愿意转场。向导角什杰带头之下,工作组派员护送,2万多牲畜在三天内顺利转场。
    迁入秋季牧场后,天虽然越来越冷,但有了足够的草,大部分牲畜得救了,牲畜死亡的势头得到了遏制,群众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与此同时,父亲带领工作组的同志分头走帐串户,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制定出了早出晚归、跟群放牧、夜间守群、发动群众采集干草对病弱牲畜补饲等简单易行的措施。另外,针对即将到来的接羔育幼期,也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如建成育羔棚、准备接羔袋、喂奶器等。这些措施的落实,对于减少牲畜丢失、死亡、抓膘和恢复生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工作组、公社干部抓住时机,一边配合队干部抓各项措施的督促落实,一边鼓励社员增强信心战胜困难,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父亲在沟里公社领导救灾工作一直到1959年的10月。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因工作原因陆续返回县城,而父亲坚持到最后。在沟里的一年,他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未回过家,就连母亲生我的时候,他也只是托人带话让妈妈自己照顾好自己。父亲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已经10个月大了。也就是这一年,父亲竟然学会了藏话,能自如地和牧民群众进行交流。会说藏话不仅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使他在牧区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父亲说,这是他在沟里救灾一年中最大的收获。
    到了1959年夏,沟里公社生产基本恢复。但群众爱护集体、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远不如灾后恢复生产阶段,社员对“爱社如家”等原来行之有效的教育无动于衷。父亲深感困惑,不明就里。他逐户走访,在贫苦牧民放牧能手才保家寒暄时父亲鼓励他好好放牧才对,而才保的一席话使父亲的困惑得到验证。才保说:“放的好有啥用,吃一只卖一只都由不得自己,人家放的不好还偷卖偷杀都没人管,挣的是一样多的工分。”原来,大多数群众存在牲畜是集体的,不是自己的,发生偷卖牲畜生产队也不过问,放好放坏挣一样工分的思想。所以牲畜丢失、死亡或被狼吃掉,牧民并不在意。这对父亲触动很大,虽然在恢复生产时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但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现行牲畜集体所有,分户放牧的体制下,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要想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保障集体财产不受或少受损失是比较困难的。而要想建立这样一套体制,既不违背政策又能体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仅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供参考。尽管群众早有按劳取酬的愿望,但谁也不敢在没有上级许可的情况下去冒险。
    父亲带着这个问题,在群众和乡干部中进行了多次调研,形成了“牲畜联户超减奖赔”的办法。向乡党委进行汇报,乡党委很快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决定在全乡实行这种办法,开展联产责任制试点。父亲立即组织人员在清点牲畜基数的基础上,逐户进行了定畜群、定工分、定生产指标,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生产责任制。这项措施的实施,得到了广大社员的积极响应,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各户都建立了卡片,卡片上将各户放养的牲畜种类、数量、繁殖数、死亡控制数、奖赔兑现情况等逐一登记,各生产要素一目了然。这种做法,使生产队与户主、户主与户主、户主一家人的全年生产任务和奖励条件十分明了,受奖受罚群众心中很快有数了。这一制度就是后来联产承包的雏形,它的推行对沟里公社畜牧业生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大家想方设法抓生产,牲畜膘情,过去倡导的“爱社如家,爱畜如子”的要求,成了全体社员的实际行动,全乡畜牧业出现一派兴旺的景象。
    推行联户奖赔责任制的这一生产年度,沟里公社牲畜成活率直线上升,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历史少有的丰收。牲畜总头数从2.6万头只发展到4.1万头只,生产恢复到灾前水平。当年决算时,按照当初登记的卡片,逐一兑现了奖惩结果。热龙大队有一户叫果保的牧民,超产奖及其他奖项共计3000余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沟里灾后牲畜大丰收,轰动了全县,成为都兰畜牧业生产的典型。
    1960年8月,县委在沟里公社召开了全县畜牧业生产现场会,父亲作了关于沟里公社推行联户承包责任制的经验介绍。县委高度评价沟里公社的成功做法,决定在全县推广沟里经验。这次尝试在都兰乃至全海西也是首次,可以说是牧区进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最初模式。而父亲作为责任制的创始人在牧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大大提升。
    1962年的反右运动中,沟里公社的联户生产责任制被定为“三自一包”的黑典型,父亲因其领头身份难逃其责,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沟里公社在责任制实行两年后被迫终止,取代的是共养均富的平均主义,一度红火的牧业生产又陷于沉寂。因缺乏足够的管理,生产队不少牦牛混入野牦牛群,最终变成真正的野牦牛了。
    20年后,当改革春风吹进沟里,畜牧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沟里公社进行试点时,牧民群众一呼百应,工作进展顺利,最终形成“沟里模式”,为全省藏细羊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做出了贡献。正是因为当年父亲推行的联户责任制为牧民群众带来了好处,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对“大锅饭”的弊端和责任制的好处有了亲身经历,才有了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积极拥护。

    毛凌云 青海民和人,青海海西州水利局副调研员。
流浪神王的香日德
杨志军    
    香日德是青藏重镇,所重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前往西藏的交通要冲,更在于它的历史与藏传佛教的两世班禅(九世班禅和十世班禅)有着人杰地灵的联系。这两世班禅和我们一起度过了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我们还能记得他们的形貌,还能以最大的同情,远远地关注他们神性的流浪。
    民国初年,西藏的两个神王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已不能和平共处了。权势之争,这个左右着古今中外无数政治集团和宗教集团行为方式的常转的法轮,突然引出了一场大裂变。
    达赖和班禅在藏传佛教中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继承人,一个广为流传的藏族谚语说:天上有太阳月亮,人间有达赖班禅。但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班禅以及所属在后藏只拥有四个宗(相当于县)、三十六个庄园和牧场,不到整个西藏面积的十分之一。1920年,以达赖作为执政的西藏噶厦政府要求班禅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班禅辖区也要向政府交粮纳税、支应乌拉(当差)。札什伦布寺认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现在也不能有,表示不会服从。10月,噶厦政府差人前往后藏,征收羊毛、牛尾、羊皮、食盐的官税,札什伦布寺派了几位大喇嘛,前往拉萨,和噶厦谈判,提出免征意见,噶厦政府一一回绝了。
    1921年,噶厦成立了军粮局,分配和征收整个西藏的军粮,札什伦布寺觉得无法承担分配给自己的二十五万斤军粮,再次要求免征,被噶厦拒绝。以后又有过几次纠纷,矛盾日益激化,班禅自知难以见容,惟恐身遭不幸,于1923年11月15日夜,率领十五个随从,悄悄地上路了。
    他们日夜兼程,逃脱藏军的追踪,极其艰难地穿越藏北高原,涉过通天河,进入柴达木。这里已是达赖势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了,疲惫不堪的班禅一行歪倒在香日德的草原上,卧睡了整整两个星期,留下了一片佛光如风的草原,牧民们就叫它佛梦滩。
    嗣后,九世班禅依靠政府和地方势力的帮助,以佛寺为寄住地,流亡甘肃、陕西、北京、内蒙,以及东北三省和南方。在思乡的苦闷里,他摩挲胸前紫红色的念珠,思索人间天上的问题,竟有了佛不如人的感慨。
    1931年7月,国民党政府册封九世班禅曲结尼玛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定年俸十二万元国币,并颁发了玉册玉印。这自然是一种安慰,但班禅也知道这是政府欲图以班禅集团和达赖政权相对抗的举措,自己面临的是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不久,达赖政权委托西藏驻京办事处发表了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员反对班禅、抗议政府册封班禅的宣言。班禅驻京办事处也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谈话,列举达赖十大罪状,予以还击。达赖和班禅的争锋在内地突起,成为当时佛门政界的一大话题。有文章诘问蒋介石:政府在两佛之间起了什么作用呢?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正在内蒙草原上瞑尝哀愁的班禅不禁为之震撼,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当即通电国内各大寺院,不分汉藏,共诵大经,追荐达赖事迹,连续十天广泛志哀,同时捐献大洋七万三千二百元,作为西藏、青海、西康、内蒙各地寺院诵经的费用。一时间,香灯铺排,梵音阵阵;法号的轰鸣里,一个个年长的僧人敲响了一面面人头鼓。几天后,班禅又亲赴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举行的追悼大会。
    西藏不能没有光明——人间失去了太阳,万民就更加仰望黑夜里的月亮。日思夜想着西藏的班禅,现在打算回家了。
    噶厦政府致电班禅:自达赖圆寂后,全藏僧俗妇孺,莫不盼祷班禅佛早回藏土。
    但是有条件,这条件是唯一的,也是绝对的:望佛座勿带蒙汉官兵,以免如油浸纸,危害西藏政教,此系全藏人民公意,如不容纳,将必坚决抗拒。
    作为政治家的班禅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他意识到自己在西藏尽管是万民仰慕的教内至尊,但如果没有代表中央政府的军队护卫,他在掌握军政大权的噶厦政府面前,不过是一个傀儡。甚至他想到这或许是噶厦的阴谋,诱他入藏,然后控制他或者除掉他,以免他在达赖还没有转世和转世以后幼年不能过问政事的时候,被别人利用,形成气候,壮大势力。
    班禅借中央政府的回电同样坚决:中央所派专使与其率领人员,以及仪仗队,此次护送大师入藏,噶厦不得加以阻难。又称:如果不能完全接受上述意见,则噶厦对我佛必仍无诚意。
    1936年6月,九世班禅离开南京,来到青海,准备返藏事宜。他先是住在塔尔寺,后来又西进到香日德设立了行辕。这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班禅从自己少而又少的经费中挤出三万元捐赠前线,又拿出两万元认购公债。他告戒行辕全体僧俗官员,饭少吃一顿,衣少穿一件,人人捐款,慰劳前线将士,救济离乡难民。佛足踏入香日德之后,甘青两省的蒙古族和藏族闻风而动,前来朝拜。王公千户们联合拨出一部分牧民作为班禅的属民,归班禅行辕直接管辖。后来这部分牧民逐渐在香日德形成了一个部落,自称为香加旗。
    12月初,班禅一行离开香日德,18日进抵青海玉树。噶厦政府早有代表守候在这里,一面迎接,一面以噶厦公函的形式提出:班禅轻骑回藏,不带汉方官兵。班禅行辕必须服从拉萨政府命令。班禅电告中央,中央来电:拟请我佛即遵中央劝告,暂缓入藏。班禅当即致函护送专使赵守钰:噶厦方面毫无欢迎诚意,反欲使班禅与中央断绝关系,听彼指挥。班禅东来十有五载,谬荷中央依畀,殊遇优渥,心切五族团结,共安边防,冀报党国于万一,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隳堕,即遵前令,暂缓西行,以待将来。
    班禅一行在康巴人的玉树稽留了整整一年。
    1937年11月4日,班禅大师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唤来随行藏医诊视。藏医说:佛爷,你这是积劳成疾啊,你这是抑郁成病啊,你这是颠沛流离、居无所定酿成的苦啊。藏医给他服了治疗胃病和肿瘤的十三种金色,但病情未见好转。以后的几天里,班禅饮食难进,勉强吃一点,马上就吐了。而且左肋剧痛,无法安卧,双脚也开始黄肿,日益严重。到了26日,黄肿已经过膝,大便出血,嘴里干苦无比,咳嗽气喘得几乎不能说话。12月1日凌晨2时50分,九世班禅在巴颜喀拉山脚下的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圆寂,享年五十五岁。
    追荐法事在离内地十分遥远离拉萨也十分遥远的玉树草原上寂寞地举行。这是个大雪飘飞的日子,牧民们瞻仰遗容的队伍就像翻山越岭的长城,一千盏酥油灯照亮着人心,数百名红衣喇嘛经声大作,人头鼓又一次敲响了。
    这是永远的遗憾——九世班禅自1923年11月逃离日喀则以后,在内地流浪了十四年零十五天之久,始终没有实现返回故乡的愿望。
    1940年,经噶厦同意,班禅行辕一部分四百余人,护送班禅灵柩入藏,前往札什伦布寺建塔供养。班禅行辕的另一部分也是四百余人,移住香日德,在班禅属民部落的地盘上屯田垦荒,同时派人开始寻访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又是香日德,班禅回来了。
    回来的班禅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他和他的前世一样,来到香日德的原因,还是为了走向西藏。香加寺周围,班禅教下的牧民,漫山遍野磕起了幸福的长头。他们说:十五年过去了,我们的佛爷越来越年轻了。
    转世,在他们看来,是既没有死也没有生的连续,就像生命不断滑行在一个8字形的轨道上,不存在上与下,也没有前与后,时间不过是一片高明的湖,水动着,有时甚至汹涌澎湃,但,还是在湖里啊,一点也没流逝,这就是永恒,是佛爷的生命。一切都可以变,佛爷的生命不会变。不像凡人,凡人要一生一生地轮回,一遍一遍地吃苦,轮回够了,才可以进入天堂。所以就要虔诚地拜佛,拜佛便是减少肉体苦难,减少轮回次数的毕生努力。
    九世班禅圆寂后,西藏噶厦政府、日喀则札什伦布寺、滞留青海香日德的班禅行辕,都开始不辞劳苦地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不久,班禅行辕在辽阔的安多地区寻访到十七名聪明睿智的灵童,迎进青海塔尔寺,在隆重的宗教仪式中,一一甄别认选,六名灵童脱颖而出。经打卦问神,认定降热嘉措灵慧超人,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但仿佛是有意禅让,降热嘉措迅速得病夭逝了。班禅行辕只好再次筛选,选出的是温都·贡布才旦,这是个来自青海循化县温都乡一户贫困农民家的孩子。
    1946年12月,札什伦布寺的寻访队伍来到塔尔寺,与班禅行辕会商,双方毫无异议地确定贡布才旦就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呈报国民党政府批准。与此同时,西藏噶厦政府在西康省理塘县和昌都八宿县,寻访到两名转世灵童。
    问题迅速变得复杂起来,青海、西康、西藏三地分别有了三位转世灵童,到底哪一位是真正转世的班禅呢?长达五年的争论由此开始了。噶厦方面认为,应该把三位灵童全都迎请到拉萨,采用金瓶抽签的办法,最后确定。班禅行辕反对,认为贡布才旦灵异超人,相貌堂堂,转世灵童必他无疑,不用再搞金瓶抽签。双方争持不下,希望国民党政府表态。
    1947年春,班禅行辕派人前往南京,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考试院院长王云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戴传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等党政要员说项,并赠送了大量从西藏带去的黄金、文物、药材。但这些大员只受礼不办事,一次次地推委。最后由行政院代表蒋介石表态:确定灵童一事,应取得西藏宗教主的承认才行,目前不宜立即作出决定。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班禅行辕追撵到广州请求李宗仁批准转世灵童。李宗仁当即同意了班禅行辕的请求。于是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6月3日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即贡布才旦),慧性澄圆,灵异夙着,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由专使关吉玉和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主持,在塔尔寺普观文殊殿前,大讲经院内,给十世班禅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大典。但是教界人士都知道,没有西藏僧俗人众的认可,仅靠国民党政府的颁令,班禅的名分是不牢靠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对班禅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班禅行辕马上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本佛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这就是说,班禅及其庞大的行辕又要进藏了。中央人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你和你的教民拥护我们,我们就支持你们返回西藏。
    返回西藏的一切准备,就在新政权的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包括护送的军队,包括班禅送给西藏饥民的粮食,包括驮运物资的骆驼。
    远在布达拉宫的十六岁的达赖喇嘛不久就知道了班禅要回来。他在咨询噶厦要员的意见之后,对此采取了明智的态度。1951年6月,达赖电告班禅: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决定后已公布札什伦布讫。现在希望您即速起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先来电为荷。这是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之间展开神与神的对抗、人与人的争斗以来的二十九年中,达赖和班禅的第一次默契。它表明,班禅在宗教方面的合法性,通过卜卦,得到了另一位宗教领袖的承认。
    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从宗教到政治,十世班禅都将以最可靠的保证,堂皇而骄人地回归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老家。1951年12月19日,十世班禅离开西宁,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漫漫长途。
    又是香日德。
    又是香日德的冬天。铺天盖地的骆驼,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骆驼。牧民们惊呆了:佛爷的骆驼啊。骆驼来自甘肃、陕西、新疆、青海。骆驼们也吃惊: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骆驼?
    很快就有了神话:一个神王带领着无数骆驼走向天国,而在到达天国之前,神王和骆驼必然要经过一个便于给人间留下传说的地方,这就是香日德。
    班禅行辕数百人和护送班禅进藏的将近三万峰骆驼,以及几千名拉骆驼的骆驼客,在香日德停留了两个星期,让周围的牧民以及闻讯赶来的远方的牧民饱览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奇观。
    离开香日德的时候,许多牧民跟在后面。因为他们坚信,跟着走就能得到福报,就是脱离轮回之苦的捷径。甚至他们想到,说不定班禅此去就是要进入没有痛苦没有悲伤的香巴拉了,不然为什么跟上来了这么多骆驼——他们从来就以为,在解脱苦难方面,动物总是比人更有灵性。
    跋涉四个多月以后的1952年4月28日,班禅一行到达拉萨。喇嘛们,信教的俗人们,跪下来欢迎,无数人磕头。圣城拉萨,万人空巷。当天下午,班禅即赴布达拉宫,在金碧辉煌的太阳殿,拜会了达赖喇嘛。天暖了,草青了。藏人没有不笑的,连乞丐,连病痛中的人,连行将送往天葬台的肉身,都笑了。
    一个多月以后的6月9日,班禅离开拉萨,渡过拉萨河,渡过雅鲁藏布江,取道江孜,辗转走了半个月,终于回到了后藏圣城日喀则。这是现年十四岁的班禅离别将近三十年的故乡,这是1952年6月23日,这是在日喀则的历史上用金粉写成的一页。
    到处是帐篷,牧民们从后藏草原的四面八方远程而来,在这里已经等待两个多月了。那么多老年人,激动得痛哭流涕。毛泽东的画像、班禅的画像和无量光佛的塑像平列着,供奉在神坛的中央。传说札什伦布寺的金顶上,这一天,落下了两百零六只白天鹅。

    杨志军 河南孟津人,作家,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编辑出版有《敲响人头鼓》、《藏獒》等。本文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敲响人头鼓》一书。
十世班禅避居香日德
辛光武    
    随着人民解放大军的迅猛攻势,甘青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全线崩溃。班禅堪布厅自知十世班禅是由国民政府批准,共产党、解放军来青海后,对班禅的命运和堪布厅的前途深感不安。国民党一方面拉拢达赖喇嘛和西藏嘎厦政府,又将十世班禅继位之事作为筹码,妄想营造地域精神支柱,利用西北少数民族力量,将青藏高原作为他们负隅顽抗的最后阵地。最后想把班禅引诱到台湾。
    时任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詹东·计晋美,是班禅堪布厅领札萨克衔的三品俗官,曾在南京、广州、重庆多年,精通汉语,思想进步。计晋美、嘉雅、古公才旦等堪布厅官员,看穿了国民党的用意,毅然决定了不去台湾,留在西北,审时度势,视情而行的方针。所以,当蒙藏委员会关吉玉委员长,主持完班禅坐床大典后,劝说班禅一行迁往台湾时,堪布厅未作答复。马步芳三番五次逼迫班禅与他同机飞往台湾,班禅也借故予以拒绝。
    随着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动摇了马步芳在青海的军阀政权。临近青海解放前夕,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兵匪抢劫,特务横行,谣言四起,捉兵抓丁,青海各族人民处在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
    国民党和马步芳的特务、官员,在匆匆逃离之前,依然千方百计地威胁利诱班禅及堪布厅主要成员去台湾,甚至阴谋劫持班禅,造成即成事实。在此紧急情况下,为防止对班禅造成危害,十世班禅和计晋美等人商定,先暂时避居到都兰县的香日德寺,再设法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其实,西北野战军领导在解放军进军青海之前,已经遵照中央精神在密切注意着班禅大师的动态和安危。
    但是,在解放军尚未与班禅取得联系之前,8月31日,堪布会议厅王团柱秘书匆匆来到西宁,找到斜石巷的青海省政府车队。此时的政府车队仅有八辆小车,能开动的也只有两辆。有的司机听王秘书说要去牧区,都不愿意。在场的一位年轻卡车司机林孝先,父母崇信佛教,听王秘书说是为十世班禅开车,深感荣幸,当天将车队一辆黑色别克小卧车开往塔尔寺。
    第二天是9月1日,天刚放亮,王秘书让林师傅将车从接待站开到大金瓦寺门前。英俊年少的班禅身穿黄缎袍褂,足登玄色长靴,精神抖擞地站在台阶上。经王秘书介绍,班禅面露微笑,从侍者手中接过一幅有精致图纹的哈达赐给林孝先,又授予吉祥如意红丝带和班禅坐床照片,然后摸顶赐福。随后,王秘书搀扶班禅和嘉雅经师坐后座,自己坐前座说:“林师傅快走,路上不要多停。”
    班禅第一次坐汽车长途旅行,心情特别激动,离开西宁,汽车加速向湟中上五庄驰去。简易公路,无人养护,有些头晕。小卧车颠颠簸簸驶到了上五庄以北的峡口寺,作为班禅西行的驻锡地。计晋美早有安排,僧人仪仗队焚香迎接到释迦佛殿行礼毕,经过简单嗽洗,寺僧就献上午食。虽说寺小,可献供的“皙色”,是用大米、蕨麻、葡萄干做的甜米饭,藏式包子、手抓羊肉、肉肠和酸奶,这是接待高层贵宾的旅途食品。稍事休息后,继续西行。班禅路过峡口的消息,不胫而走,寺院山墙外涌来成百上千的各族信民。班禅只得匆匆饭毕,临时在寺外安置法座,高坐椅上,给排成长队的僧俗百姓用悬球摸顶赐福。但是由于四面八方骑马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王秘书让林师傅把车开到旁边,挡住人群,匆忙扶班禅上车离开,生怕万一出现事故,误了行程。班禅上车后还不断埋怨说,还有许多人未能受到摸顶。
    汽车离开寺院,向西北方向走了不多远,年久失修的简易公路已经难辨痕迹。林师傅只得将车往北方较平坦的草地开去,岂料前边却是一片水拉滩(沼泽地),汽车冲过去时,前后四只轮子全部陷了下去。林师傅前移后退,使尽招数,汽车不但纹丝不动,且有继续下沉的危险。王秘书下车见此险情,心急火爎,立即与司机一起将班禅、嘉雅经师接下车,帮助退出水滩地。随之,王秘书转着方向往四面打起唿哨,然后伸着胳膊用藏语吼叫了一声。突然,从前方的山坡树林边沿,许多藏族牧民和僧人骑马急驰而来,其中有一匹备着黄缎鞍鞯的大青马,就是班禅的坐骑。来人迅速簇拥着班禅和嘉雅经师的乘骑,一声唿哨,向林边驰去。余下牧民淌入拉滩地,一声口令,竟将上吨重的小卧车,从泥淖地中抬了出来。
    王秘书对林师傅说明了班禅急于赶路的情况后,给了50元银币,感谢他不辞辛苦,开车相送,请他返回西宁,等日后再见,便迅即上马追去。
    林孝先对班禅身边的人员啧啧赞叹,他们将这次西行安排得如此缜密周全。原来,计晋美和班禅的父母、弟弟贡布加及堪布会议厅部分官员,已于清晨乘马离开塔尔寺,经小路先行到达了上五庄。
    班禅和计晋美等人汇合后,昼夜兼程,绕经天峻县的苏里、木里大草原,赶往都兰县香日德。
    香日德位于都兰县治察汗乌苏西南部,原属香加蒙古旗,自漠北蒙古七旗的内讧平息后,清王朝为增强达赖、班禅对蒙古僧俗人众的影响,于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康熙皇帝将香日德辽阔的牧地赐封予班禅作为香火供养地。
    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盛夏季节,牧草茂盛,正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一片兴旺景象。为了历世班禅晋京朝圣的方便,1780年(清乾隆四十四年)始建这座香日德寺。寺院坐落在香日德河畔,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四周是一片挺拔浓郁的白杨,那红墙绿瓦、金轮法幢,掩映在密林翠色中。远处是白雪皑皑的群峰,近处是黛色如洗的山岭,万籁俱寂之中,惟有袅袅香烟,才透露出一丝宝刹的生气。当时寺院分为两处,一处为德钦颇章,有一间大经堂,由堪布一人与管家及寺僧30余人居守此处,是个幽静的诵经、礼佛、修行的好地方。在海西地区颇有名气,正是“僧不多而守戒,寺不大而驰名。”另一处称德钦拉让,是专门接待过往宗教上层人士和往来使者的食宿驿站。
    班禅和堪布会议厅部分札萨克、堪布避居香日德期间,1949年8月6日,毛泽东主席给解放军一野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中,特别指示:“班禅若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少年班禅也在香日德致电中央,在命运攸关之时刻,审时度势,拥护中央,要求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英明抉择,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辛光武 青海同仁人,青海广播电视局原副编审,编著出版有《班禅大师的故乡》、《班禅传奇》等。
年幼十世班禅选择共产党
王尚文    
    1949年,十世班禅坐床受戒后不久,解放军就攻占了甘肃兰州,直逼青海西宁。班禅堪布会议厅决定,带着小班禅,避居距西宁450公里的香日德,一方面躲避战事,另一方面观察局势发展,决定今后去向。此时,年仅11岁的十世班禅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
    坐床后的班禅已成为堪布会议厅的最大主人,最高领导,凡遇政教方面的重大问题,要由堪布主要官员讨论提出意见,请示班禅做出最后决定。这是一个传统的议事程序,但十世班禅只有11岁,对于去留这等重大问题,没人想到听取他的意见,更没人相信他会有自己的主张。
    到了香日德后,班禅堪布会议厅成员们,包括班禅的父亲,连续多天秘密开会,讨论去向问题。当时共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就是请国民政府派飞机接班禅和主要官员去台湾。
    这个方案,早在班禅离开西宁之前,国民党代表关吉玉就曾跟计晋美等堪布讲过,条件是只带班禅等少数人去台湾,必须轻装从简。
    去台湾,大多数堪布都不同意。因为班禅堪布会议厅早已形成一个整体,几百口人以班禅为中心,相依为命。班禅离不开大家,大家也离不开班禅。现在要班禅抛弃大多数人,只顾自己和少数人的安全去台湾,有损班禅的形象,不符合教义,也违背班禅世系的传统,何况到台湾后结果如何也难预测。
    第二种方案是堪布会议厅护送班禅回西藏。这条路更是有生命危险。20多年前,九世班禅就和十三世达赖在归附和独立的问题上闹掰了。九世班禅被逼远走内地,最后圆寂在青海玉树。国民政府认可的十世班禅,十四世达赖及噶厦政府并不承认,只承认他为候选灵童。如果班禅回西藏,等于是自我否定,向噶厦投降,而且还有被噶厦逮捕的危险。这条路也行不通。
    第三种方案是去新疆,到那里找地方住下来,看形势变化再说。可如果新疆也被解放军打下,还能从新疆再逃到哪里呢?
    台湾、西藏、新疆三条出路,讨论来,讨论去,没有最终决定。
    9月10日晚上,堪布的官员们照常讨论去向问题,就在讨论进行过程中,11岁的班禅突然闯了进去,怒气冲冲地吼道:“关系到我的大事,你们为什么背着我讨论,不让我知道,你们打算怎么办?”班禅的父亲赶快说,你不要发火,我们有了一致的意见,会向你报告的。计晋美也嗫嗫嚅嚅地说,有三个方案,一下子定不下来,不便向您报告,接着简单讲了三个方案的内容。
    班禅怒气未消说:“为什么不提第四个方案,投靠共产党、解放军的方案?”大家一听都傻了,没人想到一个11岁的孩子,居然三种方案哪种都不选,自己提出了第四种。
    小班禅提出与共产党合作,这并不是一时冲动。嘉雅活佛回忆说,大家向小班禅汇报,说要避居香日德,班禅并无异议。这也正常,大家没有指望一个小孩子能做出什么超乎寻常的决断。可在离开西宁之前,班禅却做了一件让嘉雅活佛吃惊的事情。
    嘉雅活佛是班禅的经师,他在《班禅额尔德尼评传》中追述说:“当其他官员退出后,大师要我留下来,他有话对我说。我问有什么事?他说,你在塔尔寺找一两个绝对可靠的阿卡(藏语,僧徒),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占了西宁,要他们仔细观察动静,看这个军队讲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我们藏民和我们的宗教是什么态度,了解得详详细细、实实在在,然后尽快到香日德来向你报告。这件事关系极大,只有我和你知道,对任何人绝对不能讲。我问这有什么用处,他说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我答应了,并向他起了誓,然后照办了。”
    在香日德,堪布会议厅每天在讨论出路,而班禅每天都在急切地盼望那两个阿卡能尽快回香日德报告消息。他不时地问嘉雅活佛,“阿卡为何还不见回来?”
    过了两三天,两个“侦探”风尘仆仆地从西宁回来了,他们向小班禅着重汇报了解放军在西宁的活动情况、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还随身带回一份重要文件——解放军贴出的“约法八章”,是汉藏对照的。
    听过报告,小班禅十分高兴地说:“这下子好了,事情好办了。”这句话,说得嘉雅活佛一头雾水。班禅叫嘉雅安排好这两个阿卡的食宿,用自己食用的最高级的酥油、糌粑和肉食,来招待这两个僧人。一切安排就绪,班禅就闯进了堪布们的讨论会场。
    跟着共产党,这就是班禅认为最好的出路,但他并没有强迫堪布遵从他的提议,而是以一种最有说服力的传统方式来做出最后的决定,他说:“如果你们不同意,就由我来打卦决定。”
    打卦类似于汉族的抽签,是藏传佛教在做重大决定时的常用方式。方法很简单,把每个方案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分别塞进四个糌粑丸子中,放进铜盆里摇,摇出去的第一个糌粑丸子,其中纸条上写的,就是最终出路。
    在经师嘉雅活佛的安排下,摆好香,做祈祷,一套仪式完毕,摇出了第一个丸子,拿出里面的纸条一看,是“返回西宁”,也就是班禅提出的投靠共产党。
    第二天,班禅就把计晋美派去西宁,同解放军青海军管会联系,解放军表示欢迎班禅回来,双方一拍即合。
    就这样,11岁的班禅做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
    班禅去世前,同朋友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自己“从政四十年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自己认准了事,就坚定不移地去办”。朋友问,“从政四十年”,从何时算起。班禅把11岁的那次决定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起点,他说:“我11岁就决定了这么大的政治去向问题,而且这次的决定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前途,还关系到堪布厅几百人的前途和命运,是我个人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班禅带着一班人马返回了西宁,时逢北平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商量建国大计。堪布会议厅决定发封贺电,但何时发,又出现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发电拥护政协,同时表示拥护共产党。另一种意见是,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时,发电拥护中央政府,这样时机更恰当,意义更大。
    最终的决定要班禅来定,此时堪布们已不再把班禅当成小孩子看待。尽管班禅只有11岁,不仅不懂汉文,连藏文水平也不高,但他有自己的思想。最终,班禅同意了后一种意见,并嘱咐官员,电报里必须写进去两点意思:一是历代班禅都受到中央政府的关照,感恩不忘;二是表明解放西藏的态度。
    贺电9月30日发出,但签署日期是10月1日。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拥护新政权,而且迅速及时,不考虑观望。
    这份电报的台头是毛泽东和朱德,电文代表藏民对国家的两位新领袖“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并强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
    但电报发出去了,能不能得到回复,小班禅的心中没有谱儿。从发出电报的第一天开始,班禅的心情就非常忐忑。他一方面觉得,那是一封致敬加拥护的电报,可能不会有复电。可在他的心里,又急切地盼望得到复电。收到复电,就意味着新政府承认他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禅。
    50多天后,班禅终于盼来了毛泽东和朱德复电。电文表示“甚感欣慰……希望先生和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为什么复电50多天后才发出,班禅认为,这“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慎重考虑了这个复电的作用和意义,它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我作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合法地位,大家都非常的满意和高兴”。
    从打卦回西宁到主动发贺电,11岁的班禅在周围官员的眼中已很有“神气”,成了真正具有“全知俱见”的神通,班禅的威望从此树立起来。
    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班禅曾说过这样一句:“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自九世从西藏出走,到十世坐床,班禅近30年在外漂泊,盼“回家”的心情极为迫切。自从与共产党合作后,班禅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新政权早日解决西藏问题,这样他就能早日回到西藏,恢复在西藏的应有地位。
    新中国之初,班禅在西藏的地位问题悬而未决,面对西藏代表拒谈班禅地位,中央政府态度明确,不承认班禅,协议就不能签。为了这个问题,和谈甚至休会了两个星期,差点儿没谈成。最后,阿沛·阿旺晋美给达赖发了封电报,说现在达成的17条协议绝大多数都是对西藏有利的,如果因为班禅问题不能签这个协议,谈判就破裂了,而谈判破裂了,解放军照样进藏,那个时候,西藏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远在亚东的达赖也打了一次卦,结果是,确吉坚赞是九世班禅的转世正身。
    有了达赖的认可,矛盾解决了,协议签字生效后,离开西藏29年的班禅额尔德尼终于可以回家了。为此,十世班禅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这个班禅可能就回不了西藏。”

    本文选改自都市《翻阅日历》2009年第6期《十世班禅:11岁选择了共产党》。
护送十世班禅进藏
蔡 拜    
    在热水乡吐谷浑大墓附近的草原上,有位年逾七十的藏族老人,他叫瓜日多。这位身体硬朗、气质不凡的老人,原本并不是本地的藏族,他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人,解放初参了军,后来为护送班禅进藏在都兰短暂的停留过,复员后来到了都兰。作为人民解放军里的藏族战士,有幸为班禅活佛护驾,瓜日多自豪荣耀了半辈子,至今还为当年的艰苦远征而骄傲。
    1951年那年,瓜日多17岁,那时共和虽已解放,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百孔千疮、民不聊生的牧区,加之牧主头人的剥削和压榨,家境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为了生计,他在恰卜恰沿街乞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农历二月份,政府宣传要招收少数民族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听说这支部队开往西藏担负解放西藏的光荣使命,并许诺将来复员后给每人发一匹马和一杆枪。得知这个消息后,一方面是迫于生计,另一方面抱有出头之日的一线希望,便报了名。不久,所有报名的人员集中在西宁附近的湟中县,当时在湟中集中的青年约有500多名,年龄都在十七八岁,经过严格的体检、政审,最后招收了300多名,瓜日多在其中。检验合格的全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留在湟中县,开始了几个月的紧张军事训练。
    1951年12月,瓜日多所在部队十八军三十一团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护送十世班禅(以下称班禅大师)进藏,并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使命。于是部队开始了战前动员工作,部队首长宣布了进藏纪律和具体的任务,要求每一个战士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护送任务。经过紧急动员,抽调一个营300余名战士分乘几辆卡车,从西宁出发。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特别冷,战士们坐在蒙着篷布的卡车上,脚冻的都失去了知觉,只好在车箱里使劲跺脚,有的冻的说不出话来。由于没有正规的公路,加之路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经过几天颠簸,才到了都兰县香日德。
    要我们护送班禅大师,但战士们却不知道班禅大师到底在何处,到了香日德后才知道班禅大师已在香日德。为了护送班禅大师安全抵达西藏,部队在香日德待命15天,筹备进藏物资,给每一个战士发了御寒的物品,配备了战骑,装备了武器弹药,队伍准备了粮草、驮畜,还把瓜日多所在营更名为骑兵营。经过几天的适应和准备,班禅大师和他的随从200多人及护卫骑兵营的300多名官兵从香日德出发,踏上了漫漫进藏旅途。
    在进藏的征途上,骑兵营以排为单位,有的在前面开道,有的在后面戒尾。晚上宿营时,班禅大师和随从人员住在一起,骑兵营驻扎在外围四周,保持高度警戒,确保大师的绝对安全。班禅大师乘坐着用四匹骡子驮的黄冠大轿,四周由若干阿卡侍卫,边行进边念经,有时吹起唢呐和螺号的声音,示意保佑大师西行。为了大师的安全,上山或下山时班禅大师就骑着自己的固定坐骑,轿子则由阿卡们抬着前行。
    进藏的队伍从香日德出发后,翻越乌兰山,从伊克高里向南进入巍巍昆仑山。由于大师的随从人员较多,部队行进的速度非常慢,直到1952年春节时,进藏的队伍才到达了阿拉克湖。这年的春节是在阿拉克湖度过的,为了过好这个不同寻常的春节,班禅大师曾派人给部队送来了酒肉等慰问品,部队首长给每个都发了一军用壶酒,战士们在阿拉克湖中又捕了些鱼来改善部队生活。过完春节,从阿拉克湖出发向西南方向行进。在翻越唐古拉山时,许多战士,特别是从内地来的汉族战士,因高原缺氧反应,头疼、呕吐,有的流鼻血,有的连乘马行军的力气都没有。
    闯过了生命禁区唐古拉山,部队一路风餐露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来到安多的一个叫傲日吉力的地方,当地的头人及牧民群众约有300多人赶着几头牦牛前来迎接班禅大师,头人们给班禅大师献哈达,并请求摸顶,牧民们受了摸顶并进行祈祷,然后给护卫部队每一个排分了一头牛表示慰问。这表明当地的头人和百姓是欢迎班禅大师和解放军进藏的,对中央推进政教合一和平解放西藏的纲领是拥护的。
    到黑河(今那曲)前的进藏途中未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可是到达黑河后,却遭到了达赖藏兵的阻挠,他们说,班禅可以进藏,但汉人(指解放军)不能进藏,从而阻止部队前行,为此开始了高层谈判。在此期间,瓜日多他们的警戒护卫任务就更加繁重了。谈判大约持续了15天左右。为了给达赖的藏兵以威慑,护卫部队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是采用真枪实弹演习的方式,骑兵营的10门战炮、20余挺轻重机枪等武器全部拿出来参加了军事演习。演习后的第二天,藏兵同意全部人马进入西藏辖区。
    进藏人员于1952年4月较顺利地到达了拉萨,进驻后部队休整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班禅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进行了会晤,营里命令瓜日多所在的排担任班禅大师的警卫任务,阿卡们不时地给担任警卫的士兵送来茶水。在拉萨停留了一个多月时间,班禅大师和全部护送人员,从拉萨出发到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前来迎接的群众如潮水一般,围的水泄不通,班禅大师和随从难以前行。无奈只得一部分战士前后左右护卫,一部分战士在前面开道,最后终于到达了扎什伦布寺,从而顺利完成了护送班禅大师抵藏的任务。
    此后,这支骑兵营更名为“后藏独立营”。到达日喀则后,部队驻扎在离扎什伦布寺不远的几排民房中,当时因给养供应困难,部队断粮三四天。不几天,后藏独立营接到上级的命令,由赵凯营长带领本营干部战士投入到和平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宏图大业之中,就地开展了开荒种地,营房基建工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修建了40多间营房,一锹一锹地开垦了1000多亩耕地,部队除自己种植300多亩外,其余的分给了贫苦牧民,后来部队把种的那300亩土地也交给了地方。
    回忆起护送班禅大师进藏的艰难历程,一幕幕往事令瓜日多感慨万千。他说,虽未能投身枪林弹雨之中,但亲身经历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喜悦和成功,为自己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中做出贡献而感到自豪。

    蔡 拜 青海都兰人,青海都兰县政协原主席。
朝佛路上的香日德班禅寺
乔格图    
    香日德班禅寺原名叫香加寺,因该寺是班禅堪布厅在青藏古道上设立的重要行辕,故被很多人又称香日德班禅行辕。寺院前临香日德河,后靠昆仑山麓,青藏公路寺傍而过,处于通藏要地。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日照时间长,适合农牧业发展,是都兰县的主要粮食产地。该地历史上曾是香加部落住地,从清代前期起为班禅属区,作为班禅商尚堪布驻牧地之一。
    香日德班禅寺是由第六世班禅班丹益西大师创建,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80)。当时,寺院分两处独立修建,各供其职:一处是专供堪布住宿和接待过往宗教人员及有关使者的食宿站,叫“德钦拉让”,一处为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叫“德钦颇章”。据考证,乾隆年间有寺僧30余人,设有堪布、管家等僧职人员。这两处藏传佛教教职人员住宿和活动的地方,一直作为西藏政教领袖往来内地的驻锡地。自七世班禅丹白尼玛时期建成后,进出西藏的活佛、僧人、官员、使节主要从塔尔寺西走柴达木便经此处,191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辗转内地返藏途中,也曾居住于此。
    在过去的200多年间,该寺历经沧桑,时毁时修,上世纪初“德钦拉让”食宿站建筑群又遭洪水冲毁。1924年,九世班禅却吉尼玛从西藏派来“勘钦王爷”,在原址附近新建1250平方米的二层楼厅式砖木结构大经堂一座,僧舍、斋房80余间,并将原有的“德钦颇章”加以维修,易名为“班禅驻西宁办事处香日德站”,又称班禅行辕。占地50余亩的建筑群,把原先分处两地的食宿站和寺院合二为一,统一由班禅派出的寺院主持和行辕管家负责管理。
    1957年前,寺院的组织分为两个系统:一是行辕行政组织,通常设科长1人,干事10余人,均由班禅驻西宁办事处指派,其薪金、费用也由办事处支付,其主要职责是接待进出西藏途经香日德的班禅属下宗教人员,并对班禅的当地部落属民进行监督。二是寺院宗教组织,原则上设堪布1人,代表班禅总管全寺。下设僧官1人,分管宗教事务;引经师3人,分管喇嘛念经;管家2人,分管寺院财务、生活;“随翁”1人,为班禅堪布勤务;“玛钦”1人,专搞斋房炊事工作,另有堪布的放牧人员数人。全寺共有僧众50多人,最多时达到70人,其中经常住寺者35人,其余平时在家耕牧,每逢宗教节日或佛事活动时来寺念经。上世纪50年代末,寺僧全部遣散。因寺院长期无人管理,加之年久失修,建筑濒临倒塌,遂被拆除。
    该寺的宗教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每年念大经7次,每次多至7天,少则一两天,通常念经人数约50多人。具体日期是正月初一、正月十四至十五日、四月十四至十五日、六月初四至初十、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每年五月十五日寺院举行祭俄博活动时也念经,同时开展赛马、射箭、摔跤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平时应信教群众之邀,寺院指派部分僧人到农家牧户念经,祈安消灾。每年六七月间,由堪布亲自带领管家、玛钦等人前往各村落,走帐串户摸顶赐福,念经募化。牧民群众一般以羊肉背1块,酥油1斤,牛肚子1条相送。
    现在看到的班禅寺,是改革开放以后在都兰县政府帮助下新修的。这次重修时,在原址上重点修建二层楼厅式经堂一座,内饰有华盖、法幢、堆绣、卷轴画及诸多佛像,楼上长廊回旋,专设班禅驻锡的经堂和卧室堂屋挂有大师像,供桌上,灯火通明,十分幽静。另外配修了7间僧舍、斋房,并修了围墙和山门。1988年4月西藏噶金·巴桑拉活佛受班禅大师指派,前来寺院担任堪布,随行人员有扎西加布、巴桑等。该寺现有寺僧27人(其中堪布1人,僧官1人,管家1人,索布1人),多数来自于西藏扎什伦布寺。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寺管会,由原任堪布的管家洛桑坚赞任主任。
    当走进行辕山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院“回”字形建筑群,由寺墙向内逐次为僧舍、斋房,对门正中央是古色古香的大经堂。经堂分上下两层,红褐色的外墙上,用深咖啡色的金露梅茎杆做装饰,显得深沉庄重,古色古香。经堂门楼是斗拱排檐的汉式结构,精巧玲珑。经堂里的面积1300多平方米,可容纳千余僧众跏跌诵经。堂内32根朱红大柱云纹托基,班禅大师讲经的莲花宝座设在上方的正中,两边的供台上奉着姿态各异的佛像,从屋顶直达地面的堆绣、唐卡围挂四壁,整个经堂显得气势雄宏。在大经堂左侧,是一处转经走廊,走廊呈“匚”型,墙壁绘有释迦牟尼等佛像1108幅,还有一世班禅到十世班禅画像和一世堪布到十世堪布的画像。转经长廊的另一侧,设有200多个转经桶,桶高1.8米,和壁画、千幅佛像共成班禅行辕的一道风景。
    走在碎石铺就的小径上,了解这座班禅行辕历史的人,回想起上个世纪前半叶这里曾发生的那些重大事情。1937年九世班禅却吉尼玛在玉树圆寂后,当时班禅堪布厅一面委派内部人员到玉树将这位德高望重的活佛遗体秘密送往西藏扎什伦布寺安葬,一面大做经事,将其“苟东”(遗体“替身”)让信教群众迎至香日德寺中供奉。在此期间,班禅堪布厅有关人员及其眷属卫队400余人驻寺,在屯垦同时,派人寻访班禅灵童。几经周折,终于在循化县文都沟访到了灵童,即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新中国成立当日,十世班禅在这里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去电报,祝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表示尽快回到西藏。在返回西藏途中,这里又是班禅及护送大军的大本营,进藏所需装备和物资均由这里指挥集中。
    在海西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和汉族等信教群众中,香日德寺享有很高的声望。现在有些到拉萨朝圣的香客,途经香日德,必到寺里磕头上香,祈求朝佛顺当。寺院倡行“出家不忘国民,修行不忘济世”的佛教宗旨,发挥藏医之特长,2009年9月创办了带有慈善性质的藏医医院,为周边群众服务。
    香日德寺是都兰乃至海西最富盛名的黄教寺院,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世班禅大师年幼时期,在香日德寺作出重大抉择,心向中央,走上了一条爱国爱教的正确道路。为缅怀班禅大师,在青海省政协的极力推动下,目前正申报该寺为省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乔格图 青海乌兰人,青海都兰县政协主席。
寻回消失的吐谷浑王国
言 公    
    历史上有很多令人费解之谜,但如果曾经存在过,就不会成为永远的“死结”。
    1996年4月26日上午,青海省文化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通过新闻传媒向社会各界宣布:“自1982年起,厅属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都兰考古队,对都兰县热水乡扎马日村血渭和智尕日村一社、夏日哈乡河北村大什角沟、香加乡科肖图等地的唐代吐蕃墓群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发掘墓葬60座,出土一大批颇具科研价值的石器、骨器、铜器、铁器、陶器、木器、漆器、金银器、丝织品、古藏文木简牍等珍贵文物。通过发掘和研究……确认墓葬归属吐蕃文化,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遗存……”
    这是一则让历史学界颇为振奋的消息。对于柴达木的开拓者来说,不言而喻,这消息的意义,更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
    打开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吐谷浑原系辽西慕容鲜卑的一支。公元4世纪初,由于兄弟内讧,在其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长途跋涉,经过阴山,进入今天甘肃之东南部和青海东部,征服群羌,创建了新的国家,统治者的后裔以其先祖之名为姓,国则以吐谷浑为号。立国350年后,被青藏高原新崛起的吐蕃于公元663年攻灭。从此,一个古老的王国埋进了大漠,被封杀在历史的断层中。虽然,《旧唐书》、《新唐书》、《通典》、《资治通鉴》、《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文献典籍记载,亡国后留在原地的吐谷浑人,在吐蕃的统治下,仍有自身的建制,自己的可汗,自己的活动的特定区域,并以部落为单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组织结构,作为邦国依然存在。但是,对他们的踪迹却语焉不详,故其准确的活动区域,一直是后来的专家们争论的焦点。
    史学家们说,国灭不等于部族的消失。但是,这只是理论推断,并没有回答任何实际问题。
    一个历史之谜留在了西部,留在了茫茫大漠。
    今天,这个谜终于被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八百里瀚海揭开了。他们已寻回这个消失了1000多年的古老王国,他们科学地断言:“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在柴达木盆地,而这个邦国的政治中心应在今之都兰县。”
    考古工作者的根据是充分的。十多年大漠循迹探秘,无数个昼夜伏案参照实物史海钩沉,他们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
    根据之一,从空间看,都兰墓葬的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吐谷浑活动区域,在地理上惊人地相合。他们指出,这部分墓葬主要分布在夏日哈河、察汗乌苏河、柴达木河流域,目前已发现近千座。而这一带正是文献上所记载吐谷浑人活动的中心地带。
    根据之二,从时间上看,都兰墓葬出土文物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与吐谷浑国活动的时代亦惊人地相合。例如北朝晚期至初唐时期流行的丝绸数量较多,而这一时期的柴达木盆地尚在吐谷浑国的有效控制之下,丝绸持有者只能是吐谷浑人中的富有者。
    根据之三,从文物本身反映出的汉文化水平,与文献记载更为一致。史载吐谷浑人汉化程度极深,生产生活乃至官吏设置等,颇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新唐书·吐谷浑传》称“其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盖慕华为之”,可见一斑。使用汉字则屡见不鲜,这在都兰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例如夏日哈出土的一件“鸳鸯栖花锦”背部墨书“薛安”二字,赫然入目。热水出土的一件残漆器底部,亦刻划有汉字。而同出自热水的一枚印章,则刻有篆文“谨封”二字,可见当时吐谷浑人使用汉字不仅普遍,而且程度极高。
    根据之四,从殉犬习俗考察,都兰墓葬所保留的殉犬习俗与文献所载东胡鲜卑人生前畜犬死后殉犬之葬仪同出一辙。热水血渭一号墓即殉完整狗8只,极符“肥养一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的鲜卑旧俗。此外,墓葬所出之带扣、带饰等装饰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鲜卑风格。
    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批灭国后的吐谷浑人墓葬,与西藏山南和藏北的吐蕃墓相比,存在着文化因素上的一致。他们说,例如墓葬圆形封土、梯形封土为两地所共有;均流行屈肢葬、二次葬和火葬等;殉牲习俗两地均有发现,特别是殉完整的马,两地惊人的一致。还有一点可资佐证,就是都兰墓葬中出土有古藏文木简、木牍,部分木件和盖木上也书写有古藏文,这说明这一时期使用古藏文较为普遍。加之墓葬所属年代最晚可达中唐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吐蕃强权加诸吐谷浑人,其文化影响可想而知。因此,他们主张都兰这部分灭国后的吐谷浑人墓葬还是应归属到吐蕃文化系统。他们的文化定位虽然带有商榷性质,但严肃认真的比较,却很难使人怀疑这仅是一家之言。
    一个消失了的古老王国寻觅到了。但寻觅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打开人们心头的疑窦,化解学术界由来已久的一场争论。吐谷浑邦国的发现,还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大漠古老文化的永恒。不仅如此,人们还有必要对她的存在,以及她对华夏对世界的贡献,做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自然带有挑战意味,但当人们一旦理解了发现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富有创造性,就会对这种勇敢的挑战表示敬意。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我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已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远销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故号称“丝国”;横贯亚洲大陆贩运丝绸的商道,后来则被人冠以富有诗意的美称:丝绸之路。根据文献记载,青海地区由西宁至兰州,西宁经大通至张掖,西宁经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入新疆和敦煌,西宁经海南藏族自治州至川西北,沿岷江而下入蜀等,也均被认为是丝绸之路,名曰“青海路”“河南道”“吐谷浑道”等等。这是没有异议的公论。问题是学术界一般认为青海丝绸之路,只是作为河西路的辅助路线而存在,仅在河西路由于战争频繁、兵连祸结受阻不通的情况下,青海路才发挥作用,所以历来称为“辅道”。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青海路兴盛之时,只限于吐谷浑控制的五六世纪,而在七八世纪吐蕃取而代之后,便衰落不振,不复为贸易孔道。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有“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能通”等语,属“官方”观点,青海路的地位和作用从此“盖棺论定”,后代多数学者莫不以此为据,青海路备受冷落就毫不奇怪了。
    然而,历史的真实与常识的判断往往大相径庭,一旦“庐山”露出本来面目,甚至连一些著述比肩等身的学者,也自叹历史无情历史在作弄人。
    青海考古工作者以他们拥有的历史真实,为青海路正名,为一段被模糊了的历史勾画出它本来的轨迹。
    都兰墓葬出土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北朝晚期——唐代中期,约六世纪至八世纪后中叶),均为海内外所罕见。种类有锦、绫、罗、缂、丝、绢、纱、繝等。其中织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花绫、素绞、絣锦等,均为国内首次发现。据统计,这批丝绸中,共有残片350件,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族地区织造,占品种总数的86%;18种为中亚、西亚织造,占品种总数的14%。西方织锦中有独具浓厚异域风格的粟特锦,数量较多。其中一件织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证无疑的八世纪波斯文字锦,堪称稀世之珍宝。
    除丝织品外,墓葬中的文物来自中原汉地的还有唐“开元通宝”铜钱、小宝花铜镜、漆器制品如杯、碗、盘,汉族常用的建筑物件如模型木制“斗”,以及泥制佛像和菩萨像颇具唐代“宫娃如菩萨”的典型特点等。而来自西方的文物,则有粟特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红色蚀花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等,这样多的来自东、西方面的文物荟萃于此,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吐蕃与中原、中亚、西亚进行商业贸易的结果。由此不难证明,在这一历史时期,青海路是畅通的,即使是在吐蕃控制下的七八世纪,经由这里与东西方贸易的规模之大,也不亚于吐谷浑时期。大量“物证”显示的历史真实,否定了常识的推断,从北朝晚期至中唐时期的漫长岁月里,青海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干线和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其地位和作用完全可以与河西走廊相提并论。正是由于联系中西交通的青海路的兴盛,使占有此路的吐谷浑、吐蕃的地位日趋重要,统治区内商业迅速发展,并在不同的时期内,肩负了东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青海考古工作者无意改变历史,他们改变的只是由于一些人认识的局限而产生的偏见。他们的结论得之于实践,所以历史公正地回报了他们。
    都兰热水墓葬的发掘和研究,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这无疑将使更多的专家学者乃至有兴趣的国人,把目光投向这个被寻觅回来的古老王国。
    大漠可以埋葬一切,但埋葬不了一个时代的灿烂文化。文化是民族之精魂,永远不会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言 公 原名戴言恭,陕西蒲城人,《青海湖》杂志原编审,编著出版有杂志《青海湖》、长篇报告文学《走进柴达木》。本文选自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走进柴达木》一书。
荒漠中不安宁的古墓地
董得红    
    古老悠久的柴达木盆地孕育了灿若星辰的西域文化,位于都兰县境内的吐谷浑古墓是柴达木灿烂文化的缩影。本世纪初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来到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隅的都兰县。都兰人告诉我,茫茫荒野之中那数不清的微微隆起的小土堆,都是古人墓地。遥望一座座古墓群,它们像是一支星散地上的军队,在夕阳之中连接到天边的地平线,用无言的沉寂,冰释着昨日的历史。
    自古以来,都兰这块荒漠中布满片片绿意的宝地,成为内地通往西域的要塞。秦汉时期,羌人就开辟了都兰通往青海湖一带的通道。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僧人法勇曾途经柴达木沙漠等地带至新疆转赴印度。南北朝时期,吐谷浑首领拾寅在伏罗川建立牙帐,控制南丝绸之路,那时由于南北长期对峙,北丝绸之路战火连绵,过往商贾只得绕丝绸南路去西域经商,于是出现了都兰至西域的全盛时期,也创造了都兰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兰地区曾经是吐谷浑活动的中心地带,从今天散布在荒漠中的一座座古墓群,依稀可以看到昨天的都兰。
    2004年7月的一天傍晚,我们作为森林调查队员,结束宗巴滩荒漠灌丛的调查,顺道去看位于热水乡境内的古墓葬群。汽车离开青藏公路,跨过横卧在察汗乌苏河上的大桥,一条弯弯曲曲的简易公路把我们引向大漠的深处。沿途山丘前到处都有拱起的坟丘,据都兰林业局的人说,我们经过的路段共有165座古墓葬,其中最大的位于乡政府驻地以东12公里处的血渭草原。过了乡政府,小路愈来愈窄,不时遇上来河边拉水的牧民的手扶拖拉机,只得远远找个宽阔的位置错车。车走了不到20分钟,越过一个山垭壑,进入一片开阔的、四周高山环绕的谷地,远远的一座孤立在荒漠中的高大山丘映入眼帘,无疑,这就是都兰境内最大的那座一号古墓葬了。
    空旷的荒漠谷地,在夕阳下显得异常宁静,虽然同行的有四五人,望着一座座古墓,心中仍有一丝怯意。墓葬已被有关部门用网围栏保护起来,并建有管护房,却不见守墓人。走近了看,这是一座160多米见方,高约20多米的古墓,形如埃及的“金字塔”,大墓背后的两条山脉从东西绵延过来,在大墓所在的地方形成一个豁口,两条山脉如同两条巨龙,一号大墓就是一颗宝珠,形成了“二龙戏珠”之势。走上墓顶细看,墓丘用一层层的柏木、大石相间组成,最低层棚盖大柏树圆木十余层,柏木之间填以大石,大石之间用一种类似现代水泥的白色物质相接,坚硬结实。大木之下棚盖较小的柏木层,中间填碎石沙土,那柏木虽经千年掩埋,却完好无损。墓的东部被挖开一个长宽各30多米,深20多米的坑,据说是文物考古部门挖掘了三年未能找到墓道而暂休止。
    据史料记载,1944年,时任国民党青海省第八区行政专员的韩进禄,从夏日哈、察汗乌苏、香日德等地征民夫四百多,由一连骑兵押阵,架设电台,对这座古墓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盗掘。盗走的文物财宝难记其数,其中一套铜锅共六只,以大套小,锅内壁有无人识得的蛙文字一圈,锅外边镏有一层黄金,结果黄金被剥下炼为金条,铜锅被砸毁后弃之。盗取的文物还有镀金凤凰、金象等。
    古墓南面的开阔平地上,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东西长约80多米,南北宽约40多米,由27个祭祀坑和五条祭祀沟组成,排列整齐,井然有序。据说坑道内出土活马骨骼87具,坑道西南面的殉牛圆井8个,均出土过整牛和整狗。在殉马沟中还出土了精美的金制饰品。
    在大墓的周围,到处布满了中小古墓葬,有的孤处,有的排列成行。这些墓的外貌大体雷同,而墓室、墓道却有大的区别,反映了墓主人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大部分古墓在上世纪90年代初遭到大肆盗挖,盗墓者动用炸药、推土机,使古墓遭到严重破坏,失窃文物有青铜玉马、玉枕、金银饰品、丝绸、马鞍、陶器等。
    据随行的都兰人介绍,该墓的主人可能是吐谷浑或吐蕃王公。更多的当地人都不自觉地把这些古墓群称为吐蕃古墓。但从许多史料分析,这些古墓中埋葬的并不是吐蕃人,而是被吐蕃人所灭的曾长期统治都兰,留下辉煌历史的吐谷浑王国的人。从时间上看,墓葬中出土文物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与吐谷浑国活动的时代相吻合。如出土的北朝晚期至初唐时期流行的丝绸数量较多,而这一时期的柴达木盆地尚在吐谷浑有效控制下,丝绸持有者只能是吐谷浑人。从出土文物反映的汉文化水平看,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史载吐谷浑人使用汉字,汉化程度很深。都兰墓葬多次发现在木器和丝绸上书写汉字。另外从殉犬习俗考察,都兰墓葬所保留的殉犬习俗与文献所记载的东胡鲜卑人的生前畜犬,死后殉犬之习俗完全一致。重要迹象表明,这群墓的主人应该是吐谷浑人。当然,这个千古之谜,有待于考古学家用进一步发掘来证实。
    尽管到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文献资料来证实这座墓主人到底是谁,墓主人也无法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但在人烟稀少、茫茫无际的荒漠中,耸立起这样高大的坟冢,墓主人当时一定是一个跺一下脚就能使这一带土地都要发颤的人物。此时,面对疯狂的现代盗墓者,墓主人显得如此无可奈何!
    面对西部渺无人烟的大漠,面对天际的地平线,面对古墓上露出的一根根古圆柏,面对一个个小土山似的古墓堆,我想,有权有势的墓主人之所以把未来寄托在这里,眼前的荒漠戈壁在千百年前一定是一片迷人的绿茵地,古墓上粗大的柴达木圆柏和周围山头上残存的天然圆柏林告诉我昔日的墓主人的家园是多么的美丽!
    墓主人昔日水草丰美、绿树成荫的家园成为荒漠,这一切都源自于吐谷浑的葬俗。吐谷浑人修建坟墓时,讲究用一层柏木夹一层四五十公分高的石头,然后层层叠起,这样建成的墓葬坚如磐石,历千年风雨而不倒塌。建墓的柏树粗的一人难以合抱,最细的也有碗口大小。在柴达木盆地,柏树的生长是十分缓慢的,一棵碗口粗的柏树要长200年,一人合抱的柏树至少上千年。建设都城,修建墓地,大量砍伐柏树,柴达木盆地的生态环境遭到吐谷浑人毁灭性破坏,在森林消失的同时,草原也在恶化的环境中成了不毛之地,这极大削弱了吐谷浑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它的败亡种下了祸根。
    今日的柴达木盆地,有不少叫柏树林、柏树山却不见一根柏树的地方,也有的高山中残留着吐谷浑人刀砍斧斫后的幸存者,它们是吐谷浑王国兴衰的见证。
    一千多年过去了,都兰境内的数千座古墓成为写在大地上的历史,诉说着一个王国的辉煌和沧桑,也给后人留下深深的沉思!

    董得红 青海平安人,青海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编著出版有《行走在江河源》。本文选改自2005年第6期《雪莲》杂志。
吐谷浑古墓出土文物撷英
程起骏    
    金马驹引出了吐谷浑古墓群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副县长希候巴亲戚里知布的家里,见过一枚金马驹胸佩。这是从热水大墓盗洞中捡到的,金佩只有铜钱厚,火柴盒见方,造型古拙而又完美,与汉文化同类的金银饰品有明显区别。佩件的一面刻有相对而立的一对小马,卷鬃昂首,悬一前蹄,模样与关老爷的赤兔胭脂马大不一样,给人一种奇特的感受。我认为这是一匹“洋”金马驹。听说真金不怕火炼,我征求主人的同意,将金马驹放在柏木柴火中狠烧了一阵,烈火中的金马驹色转暗红,取出不久便灿然如初。
    循着金佩出土这条线索,我从曾经参与大墓盗掘的金匠和民工头,得知马步芳曾派柴达木垦务局专员韩进禄,征民夫400余名,由一连骑兵监督,对那座大墓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盗掘。他们只取墓中的整件金银玉器,对金银镶嵌的器物,只刮金剥银,炼成金条银锭,其余铜、铁、木器及大量丝绸品一概弃之不顾。挖出的物品种类很多,数量巨大,其中有铜锅一套,内边有无人识得的文字,外边所镏黄金多处自然剥离;棍头包有黄金片的楠木棒数捆,只此两项炼得黄金2000余两。还有空心银佛八件,镂空七星宝刀一把等。据说,挖开的墓门,楣饰有金银龙凤,门扇上有数排白铜钉。后因韩进禄带部队前去夏日哈攻打哈萨克族,民夫借机以洞中发现大蛇为由一哄而散。当地藏族群众将盗洞用土掩埋,从此再无人问津。
    我将这些情况写了一篇题为《妖魔洞古墓之谜》的报道,1982年8月发表在《青海青年报》上,这是可查的第一篇向世人介绍古墓群的文字性东西。不久,青海省考古队进驻血渭草原,开始对热水古墓进行系统发掘。
    这件事颇有点传奇色彩,公元300年左右,吐谷浑人因马斗而离开故土,又在马的引领下,奔向辽阔的青藏高原,建国立业,创造辉煌。因此,吐谷浑人一直视马为神物,几近图腾崇拜。1660余年后,又由一件小小的金马驹牌饰,引出了吐谷浑古墓群,电光石火,一鸣惊世!虽然纯属巧合,但实在令人深思。
    来自“世界商都”的东罗马金币
    香日德镇为吐谷浑白兰古王城的所在地。距城东13公里处的古墓中,曾出土绘有“王者复仇”事迹的棺板画一副,还出土东罗马金币一枚。金币铸造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斯二世之时,正面为皇帝半身像,头部略偏,带盔并饰以翎羽,脑后有飘起的绦带,身披战甲,右手持标枪杠右肩,左手持盾,冠带及盔甲均用联珠纹勾画。正面铭文被头部翎羽分为两部,依顺时针可读为:“我们的君王狄奥西多斯虔诚的至高无上的奥古都斯”。背面为一侧为带翼的女神,站在一平板上,右手持一长柄十字架,左手下垂,衣服微微飘起,盖于左手之上。背面的铭文为“宣誓典礼二十年增加到三十年”。
    这枚金币虽经1500余年,仍熠熠生辉,金光耀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有“世界之商都”之称,是欧洲与东方发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金桥”。东罗马帝国大力发展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物资文化交流。狄奥多西斯二世在位年限,与吐谷浑国王八世树洛干、九世阿豺、十世慕璝、十一世慕利延相重合,与十二世拾寅相衔接。这枚金币的出现,说明吐谷浑据有白兰之后,在拾寅之父祖当王之时,就与东罗马帝国建立了商贸往来。在都兰热水古墓中,曾出土了大批的来之欧洲和粟特的金银器,可互为印证。
    当吐谷浑人进入青藏高原后,与中西亚为邻,乘着南北朝时传统的丝绸道常被战火隔阻之机会,开拓了经久不衰的南丝绸道,许多珍宝是经粟特人和吐谷浑人从东罗马帝国贩运而来。金币就这样来到了吐谷浑的国都,最终成为王室的收藏品和陪葬品。
    罗马帝国是最早用金属铸钱币的国家之一,贸易一般用银币和铜币,而金币是最高档次的货币,大多用于王室和诸侯贵族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皇帝之间馈赠的礼品,还用于皇帝给重要臣下的赐赏。香日德出土的这枚罗马金币就成了丝绸南路古王城及吐谷浑古国与罗马帝国交往的见证。东罗马帝国金币全国只发现13枚,其中属狄奥西多斯皇帝的金币仅此一枚,其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织在锦缎上的王者加冕图
    都兰吐谷浑墓葬中出土的丝绸,数量巨大,品类众多,工艺和图案精美绝伦,叹为观止,堪称吐谷浑文化璀璨星空中的一颗一等亮星。这些丝绸中的80%来之中原汉地,20%来之中西亚,说明了中国是丝绸南道的领军人。
    来自于波斯等地的丝绸,质地敦厚,工艺精湛,图案奇秘,意蕴深沉,有些已成为绝世孤品,其中有一幅织有王者加冕图的织锦值得细述。
    织锦残片上的图案为一年少国王端坐于两轮四马辇之上,头悬王冠,左右各卧着象征驮来财富的骆驼一峰。胸饰巨型宝珠三颗,双手掌心向上,在丹田处托起象征智慧的十字套环宝轮。两肩左右各斜出一只半握为拳的手型饰物,以显君权神授的意象。图像由一圈联珠纹所环绕,此为4至8世纪,中西亚至波斯地区所兴时的饰纹,其含意是王室气数永久,绵绵无尽期,故只用在王室专用的织物器皿之上。从王冠悬而未戴的创意,笔者认为此锦为波斯或中西亚某国一少年国王为登基加冕庆典而专门织造,并颁赐四方,以彰王权。
    这幅织有王者加冕图的织锦,时代大致在北魏中期,与先后出土的罗马金币及史书记载的赤龙舞马等,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由西方输入。此件织锦有力地佐证了丝绸南道的发达和繁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象征富贵的宝相团花织锦袜
    袜子是现代人最平常的生活用品,但历史上袜子还是经历了一个由富人享用到穷人皆穿的过程。汉代以前,人们有鞋无袜,无论贵贱均在光脚上穿着鞋,登堂入室须先脱鞋于外。后来,袜子出现了,但只有贵族富室所享用,穷人是穿不起袜子的。
    长沙马王堆古墓出土绢面夹袜一双,用整绢缝制而成,针缝在脚面及后跟,袜底无缝,袜筒后开,开口处有袜带,说明汉初诸侯王一级的人物是有袜子穿了。但细看发现做工较为简单,用材也较一般。这是第一件有关古代袜子的实物。其后也曾发掘过很多历朝贵妇之墓葬,但由于气候、土质等多种原因,好像再没有出土过完整袜子的报道。
    1995年,都兰热水古墓出土宝相团花织锦袜一只,袜底、袜面、袜筒是由三种色泽、图案、质地各不相同的绵缎制成,色彩亮丽斑驳,显得十分高雅华贵,工艺非常考究,保存完好,品相大大超过了马王堆汉墓的绢袜。这只袜子被柴达木盆地干燥的气候保存了下来,可能是第二件古代袜子的实物了。
    这只袜子形成的年代大至在隋唐时期,即吐谷浑夸吕为王的时代。说明吐谷浑上层社会连袜子都是用上等织锦做成,可见吐谷浑王宫富室生活的富有和奢侈,丝绸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这只织锦缎袜也为研究古代服饰,丝绸南道的兴衰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蕴含深深的铜制排箫俑
    在都兰文物派出所收缴的数千件被盗文物中,有一件铜质排箫俑。这件十分罕见的乐器文物,却被世人所忽视,冷落经年。
    箫在古代很有名气,“吹箫引凤”的故事常作今日庙堂宫观壁画的题材。画面上一风流雅士吹单管洞箫,有一只凤在头顶的云中翱翔。吹箫者是秦穆公的女婿箫史,善吹箫而引来凤凰,促成了与穆公女儿弄玉的姻缘。但是把箫画错了,古代的箫是由长短不一的竹子排列组合而成,左长右短,七管,形似凤的翅,故别称为凤箫或参差。是一种高档次的祭祀乐器,后成为士大夫喜好之物。单管竖吹之箫出自唐末宋初。
    都兰热水出土的排箫为铜制,由五排铜管焊接而成,左高右低,以次递减,左第一管高7厘米,右第一管高3厘米,取古之五音。看来这件箫俑的主人一定是对汉文化和汉音乐崇爱有加,并且也十分精通汉音律之人。排箫好听,但不好吹,对演奏者的要求甚高。因为排箫在古代是庙堂的乐具,士大夫阶层的雅器。从而可以推想,这件铜箫俑的拥有者心境甚高,他十分衷爱排箫,所以专门做了一件箫俑入葬,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仍可“虞舜调清管,王褒赋雅音”了。
    吐谷浑王室和贵族,多有喜好中原乐舞之人。这在《吐谷浑玑墓志》中得到印证:“玑博畅群籍,去录经史……善文艺爱琴书,系竹声庸,超然独悟。”类似记载,不止于此,故这件小小的排箫俑再次说明了吐谷浑人与汉文化渊源至深至广。
    这件文物是托都兰一位县长的情面,才在两公尺外“遥感”一番,没敢动手一试音色效果,只能写到如此程度,遗憾之处,有待后人补之。
    从何处飞来的金凤凰
    都兰热水吐谷浑古墓中出土鎏金银凤一件,堪称绝世孤品。金凤鸟长19厘米,宽14厘米,由白银铸成坯,然后精雕细镂,再鎏上几近全赤的黄金,工艺极为精湛。凤的头、翅、背缕刻出自成一组又相互交织的神秘纹饰。凤尾略翘起,以树枝状盘绕成椭圆扇状,上有十孔,尾稍有三小枝斜垂。凤翅每面有七支羽,第一枝单独分出,弯而上翘,很具力度。凤眼嵌以蓝宝石,顿使凤眸生光,很有画龙点睛的神妙!即是细微处,也颇见匠心,如爪尖、鳞片,无不精确之极,绝不瑕疵。
    金凤富丽华贵,满目辉煌,作昂首鼓翅而奔,欲将起飞入云之态;线条优美,极富动感,令观者赏心悦目。不由地要浮想联翩,发“有凤来仪兮”的感慨。
    凤凰是华夏民族最古老、最重要的图腾崇拜,是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圣物。
    凤最早的形象是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热水金凤的形态还保留着古凤不少的遗迹。其后,帝王们便将凤与江山社稷联系起来,凤鸣岐山而周得天下。凤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凤成为“百鸟之王”,皇家的专利,并将凤喻为皇后之德,以便和作为龙的皇帝相般配。凤在服饰上的反映只是其中之一。根据《后汉书》《明史》中有关皇室服饰的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始有资格戴凤冠,一般妃子是不能染指的。至于今日将凤作为吉祥物,当作文化用品、戏中道具,那恐怕是明代以后的事了。
    说了凤的历史背景,再来看看热水这只金凤,它是典型的中原汉地产物。皇室的专用品,年代大致在隋末唐初。在这个时间段内,以柴达木和青海湖为活动中心的吐谷浑国走向鼎盛,与隋唐交流往来十分频繁和广泛,隋唐聘问不断,吐谷浑则朝贡不绝,其间吐谷浑还与隋唐多次联姻。因此,这只金凤很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赐给远嫁吐谷浑的某位公主的顶级陪嫁物;也有可能是某位吐谷浑可汗大婚,隋唐皇帝派遣使节致贺,带上大批礼物,金凤是特殊的贺礼,以示可汗的尊贵和中央皇室对他的恩宠。
    总而言之,这件鎏金凤具有超凡的艺术魅力。它那自由奔放的个性,流畅舒展的韵律,高贵典雅的风貌,深邃高远的意象,召示中华各民族间源远流长的亲情关系,诠释着古代中原与西北地区人文上的密切联系,印证着一个地区与一个古国昔日的辉煌。
    如拿此金凤与甘肃出土的马踏飞燕铜摆件相比,其文化历史价值绝不在其下。只是那匹铜马因早遇“伯乐”而名闻天下,成为中国旅游的形象品牌;而这只金凤因尚缺识凤之人,至今还屈驾在派出所极为简陋的库房中,“涅槃”无期。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专家学者,对这件文物作进一步的研究评估,最终能把这只尊贵的金凤凰请出来,作为青海建成旅游大省的形象品牌和形象代言者,想来一定不会辱其所命。

    程起骏 青海西宁人,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会学术部副主任,地方史学者,编著出版有《古老神秘的都兰》、《柴达木》等。
利用保护好吐谷浑文化遗产
谢 佐    
    我国西部在隋唐时期,曾出现过立国长达350年的吐谷浑地方政权,该政权对开拓本部,统一青藏高原,联结祖国内地,与中亚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等,都曾做出过重大贡献。
    我们今天考察研究吐谷浑文化,只能从考古、史籍、民俗这样三方面入手,以期得出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今天是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对吐谷浑文化遗产的研究,也对我们今天的青海文化遗产的传承或许有所裨益。
    一、从都兰血渭草原一号大墓的发掘说起
    1983年3月我从青海民族教材编译处调到省委党校任教,当时教材编译处的吴均先生告诉我:西宁郊区阴山堂左府大队有一位姓罗的老人,他对吴先生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曾随都兰县旧县政府的县长盗过古墓。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省上也正在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当即打电话向文化厅文物处反映了这一情况。
    1984年夏季,省文物考古队在都兰县血渭草原开始发掘后来定名的一号大墓。在文物处有关同志的邀请下,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和民族宗教教研室的几位同志乘车直奔都兰血渭草原古墓发掘现场。
    据工地上的同志介绍,一号大墓附近连同一号大墓计有大墓5座,小墓很多。一号大墓依山而筑,那座山包高30米,从山包顶开挖9米便是墓室,墓已被人盗过,墓室出土丝织品残片等物,但未发现墓主人。当时考古发掘者从小山包后面深掘30米,实际上山体两面皆是原生土层。
    据我观察,当时一号大墓前面的平地上发掘五排殉马坑道。殉马坑道东西两侧发掘出殉牛、殉犬坑各13处,牛殉牛头(有的牛头还连带铜牛鼻圈),犬为全身殉葬。这是那次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殉马坑道当时共发掘出马的尸骨89具,每一排坑道马的尸骨10几具到20具不等。考古发掘现场的同志讲,坑道内中间两侧马头相对,然后背向而立,估计将马拉进坑道之后即用石块砸填,想象那种场景何等惨烈!
    当时出土的还有一些藏文木简,考古人员怕风化让我匆匆看了一眼,藏文草书有“绸缎”“山羊”多少匹、多少只的字样。据此,我们到现场观察的同志推测,一号大墓或许是一座依山而建的祭祀台。又据“羌人屠马祭天”的历史记载,后来我又看到东北辽宁曾发现殉马一次600匹的报道,加上“屠马祭天”之举,显然是佛教不能杀生观念还未传入时的做法。确信是吐谷浑鲜羌立国初期的一种祭祀活动无疑。
    二、“谨封”铜印的发现和程起骏先生
    那次到都兰考察时,后来才知道程起骏先生曾骑马路过血渭草原,他曾远远望见我在考古发掘现场的举止。其后不久他调到西宁,时间不长来找我出示他多年收藏的一枚“谨封”铜印,我将他介绍到省档案馆。程先生随即将这枚古印捐赠给省档案馆收藏,并受到省档案馆表彰,给他颁发了奖状。
    这枚铜印是血渭草原的一位牧民从当地的一座塌陷的古墓旁拣到的,虽然形制只有一公分见方,但篆文“谨封”二字证明了吐谷浑与中原地区的通讯联系。程起骏先生在向国家捐赠这枚铜印时坚持不要报酬,程先生曾发表文章介绍这枚古印见证了“唐代前期中央王朝与青海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我当即著文支持程先生的观点,并提出这是“迄今为止青海发现最早的邮政实物”。2004年,省档案局将铜印送交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证明此印为“唐朝前期之物,弥足珍贵”。为此,《中华档案遗产名录》第二卷列为全国历史档案文物第三。
    由于程起骏先生在都兰工作20余年,他对都兰地区的吐谷浑文化遗存深为关切。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柴达木出土文物的实际,程先生就吐谷浑文化遗产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文章,也引起了青海文史学界的重视。程先生在2008年《青海文化》第4期发表了“吐谷浑古墓出土文物珍品撷英”一文。文中比较翔实地介绍了吐谷浑古墓群1941年被盗及文物遭到破坏的经过,同时以“一枚东罗马金币的诉说”、“织在锦缎上的王者加冕图”、“宝相团花织锦袜的文化蕴含”、“蕴含深深的铜制排箫俑”、“金凤凰从何处飞来”等小标题对吐谷浑许多精美的文化遗存作了客观记叙的同时,阐明吐谷浑在中西文化交流方向的历史功绩。
    三、郭里木出土棺板画的启示
    吐谷浑文物的发掘从都兰延伸到整个柴达木盆地。前几年在德令哈市附近的郭里木发现大量吐谷浑古墓棺板画,经柳春诚同志临摹发表后,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棺板画反映了吐谷浑人的狩猎、征战、日常生活等内容,鲍义志先生认为这是在青海发现的《清明上河图》,我觉得这一评价尚嫌低估,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清明上河图》比之吐谷浑棺板画晚近得多,何况棺板画保管难度大。
    我们从诸多的吐谷浑文物的辨析中,不得不冷静地研读史料,在考古与古籍的相互印证中考证吐谷浑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外延。包福元同志在2008年《中国土族》冬季号发表“土族先民鲜卑族的历史足迹”一文。文中记叙了作者考察鲜卑早期文化遗址嘎仙洞,记叙东汉末年鲜卑拓拔氏建立“代”政权(至今山西尚有代县之名——笔者注),谈到公元460年鲜卑拓跋焘太武帝开凿云冈石窟等史实。并指出“由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就有拓跋氏的前燕、后燕、南燕、吐谷浑以及乞伏西秦、秃发氏的南凉等九个大小不等、历史长短不等的王国。这些事实都证明,古老的鲜卑民族是一个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民族之一”。作者重点介绍了在青海境内建政的南凉和吐谷浑王朝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西部文化史上,我曾指出有四种文化形态值得学界关注,即诸羌文化、鲜卑文化、中原文化的西渐和西域文化的东传。就羌鲜文化之间由撞击到融合的过程中,吐谷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吐谷浑国350年的历史沿革,从周伟洲先生的《吐谷浑史料集》到诸多学人的文章,都曾作了详尽阐述。我曾为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大型歌舞诗剧《彩虹部落》参与编剧和民俗顾问工作,意在阐释土族与鲜卑文化的渊源关系,整合青海互助、民和、同仁等地土族文化内容,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鉴于此,最近新作“伏俟城遗址怀古”拙句,以示对鲜卑白部吐谷浑文化的追思之情:
两晋鲜卑展宏图,万里跋涉马识途;
迷谷引路显神兽,阿干之歌遍阴陇。
吐延未防姜聪剑,叶延立国吐谷浑;
折箭训子留美名,可汗牙帐化烟云。
    四、重视文化展示和文物征集工作
    吐谷浑国历经隋唐两代,长达350年之久,鼎盛时期彊域东西三千里,南北千里,囊括今青海的大部和柴达木盆地的全部。在柴达木开发史上吐谷浑人占有重要位置,我们今天不可不注意保护和发掘吐谷浑文化遗产。
    从吐谷浑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成果看,都兰古墓葬群出土的文物反映出吐谷浑人的生产生活及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譬如丝绸织绵残片图案,金银器皿造型及其纹饰以及殉马、殉牛、殉犬的古代丧葬习俗及祭祀仪式等。除发掘之外,还应征集流散在民间的文物。过去研究吐谷浑的历史中,我们或多或少忽略了散轶于都兰地区的文物,我想应该及时补上这一课。
    我们对待吐谷浑文化遗存的原则,应当首先是有效地加以保护,在保护好文化遗存的基础上慎审地加以开发利用。现在,都兰热水古墓抢救性发掘似乎已近尾声,都兰县“吐蕃·吐谷浑文化保护中心”建筑物已竣工验收。热水古墓的发掘现场我先后去过两次,文化保护中心还没去过,不知有哪些保护措施和陈设,但将吐蕃和吐谷浑文化的先后时空关系颠倒,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在柴达木开发史上,先有吐谷浑国的350年,然后才是吐蕃朝下的吐谷浑邦国200年。前者是吐谷浑文化占统治地位时期,然后才是吐蕃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后二百年间吐蕃文化和吐谷浑文化的相互融合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柴达木古文化史上,吐谷浑文化占了主导地位这一点考古发掘成果便是明证。在中国西部文化中吐蕃文化也是极其重要的,但吐蕃文化先在今天的西藏发祥,在吐谷浑文化之后,其文化影响才波及整个青藏高原,这也是史实。
    关于吐谷浑文化的展示,我在思考格尔木城市旅游景点规划的时候,有过具体的建议,不妨在都兰直接运用。1.在县城适当地点设“吐谷浑画传”,包括吐谷浑走马万里行、吐延遇刺、叶延立国、阿柴(豺)折箭训子等故事;2.将鲜卑音乐诸如“满天星”等在各种文化场所播放;3.省京剧团编创演出的以吐谷浑为历史题材,歌颂民族团结的京剧《天马歌》在上海、西宁演出成功,并获得几项大奖,提出“西部京剧”之说,该戏剧音乐中有平弦音乐成分,可在都兰加以宣传;4.吐谷浑香日德王城、克措山夏宫、科肖图祭祀台等遗址设为旅游景点,并将热水谷地命名为吐谷浑国风水宝地,供游客观览。
    最近,与都兰县毗邻的乌兰县茶卡地区又发现了一座古代陵墓,《西海都市报》以“谁是茶卡大墓的主人”为题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学界几位学者的猜测。议题都集中在吐谷浑时期的文化遗存,或认为大墓的主人是吐谷浑王,或认为是夸吕,或认为是吐谷浑将军或重臣,不一而足。以愚者之见,考古重实物,最重要的还是坚决贯彻国务院颁发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先加以妥善保护为要。

2009年6月13日写于第四个文化遗产保护日    


    谢佐 青海乐都人,藏学研究专家,青海省政府参事,编著出版有《藏族古代教育史略》、《青海民族关系史》等。
青海之旅:探寻吐谷浑亡国之谜
张正春    
    今年八月,应青海都兰县委的邀请,和甘青两省的考古专家、历史学家一起前往柴达木盆地,考察著名的“都兰大墓”,并就“吐谷浑王国”的历史问题以及丝绸南路的历史性质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具有25万平方公里的柴达木盆地,在一万年来的气候变迁中提供了一个奇妙的历史舞台,民族迁徙、战争冲突以及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了“吐谷浑王国”。势力扩及整个青藏高原的“吐谷浑王国”,留给很多问题引人思考,诸如:在柴达木和青海湖之间,神秘的“白兰”究竟在哪里?在神圣的阿尼玛卿山之下,在闻名于世的“唐蕃古道”上,究竟发生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在甘青川交接地带,山川险峻、峡谷纵横、森林茂密、草原广袤,在这个历史长河的战略纵深地带,究竟蕴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之谜?但是,人们对丝绸南路上的吐谷浑道已经有了一个一致的看法,它就是从白龙江溯流而上,穿越岷山到达若尔盖大草原,翻越迭山到达岷县,过洮河、渡湟水,穷黄河之源,通青海,出柴达木盆地,往返祁连山南北,连接河西走廊,望昆仑、登天山。这条丝绸路,为中国与西亚在1000多年前的商贸文化交流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认识了青海省社科院的崔永红先生,他对吐谷浑王国兴衰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对当代甘青发展战略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启迪。吐谷浑一败于隋炀帝,二败于唐太宗之李靖将军,三败于吐蕃,一而败,再而衰,三而竭,终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强大的吐谷浑与隋唐和睦相处,“和中央保持一致”,怎么会败于吐蕃?又怎么会彻底消亡?缺乏远大理想,政治路线错误,外交方针错误,岂有不败之理?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内奸猖獗,外援断绝,其不败者鲜矣!加之,文化立场不稳,思想立场不固,一种盲目的文明欲长久于世,难以哉!这个神秘的古代文明,在公元8世纪中叶败于吐蕃,随后一蹶不振,终于销声匿迹。
    神秘的“都兰大墓”究竟是“吐谷浑墓”,还是“吐蕃墓”,或者是“吐蕃时期的吐谷浑邦国之墓”,由于被盗严重,文物考古工作混乱,给历史考古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是,历史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届时,一个“惊天之谜”将轰动世界!中国西部神秘的“甘青大幕”将徐徐拉开,真正的“新世纪”或将到来?
    这次青海之行,是在8月15日全国哀悼日开始的,在抗洪救灾的紧张形势下,考察途中,心情格外沉重。往来于青海湖畔,一路所见,牛羊密布,过度放牧,草原退化,青山隐隐,伤痕累累。毫无疑问,青海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堪重负。青海是非常重要的亚洲生态屏障,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在西宁火车站却发现了这样的标语口号:最大限度地挖掘青藏铁路的发展潜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心态?杀鸡取卵,迫不及待,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如此疯狂,赤裸裸地暴露出唯利是图的罪恶本性。啊,青海!您的未来将会怎样?
    在青海,我遇到了一位藏族诗人,名字叫阿顿(阿顿·华多太),他送给我一本自己2008年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个人诗集《忧郁的雪》。因为我们要去海西州考察都兰古墓群,诗人给我们讲了经济发达的海西州所出现的生态危机,讲了都兰古墓被疯狂盗掘的悲惨情况。我在藏区考察多年,知道藏族是一个超脱而又乐观的民族,藏族歌舞都是欢快而又奔放,热情大方、舒展自豪,从无忧伤抑郁之情。在我的印象中,快乐的香巴拉,美丽的香格里拉……今天,在青海,我却遇到了一位充满忧伤的藏族诗人!
    我们这次专程考察“都兰大墓”,探索那个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吐谷浑王国,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吐谷浑王国称雄西北数百年之久,游离于汉唐王朝与吐蕃之间,终于被吐蕃所灭。在吐蕃与大唐之间,吐谷浑忽左忽右、摇摆不定,时而与大唐为友,时而与大唐为敌,一旦吐蕃入侵,失去大唐后援的吐谷浑终于陷入绝境。另外,大唐与吐谷浑之间的关系虽然复杂多变,但是,在大唐与吐蕃之间,吐谷浑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屏障,在吐蕃侵犯吐谷浑之时,大唐以“公平”姿态冷眼旁观,以为吐蕃与吐谷浑皆为友邦,见危不救、保持“中立”,似乎不偏不倚,置吐谷浑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孰知“唇亡齿寒”,一旦吐谷浑亡国,吐蕃则长驱直入、横扫长安,这就是导致大唐元气大伤的“安史之乱”。
    因为吐谷浑亡国,大唐失去西部拱卫之屏障,“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由盛而衰、一蹶不振,教训可谓深矣!
    吐谷浑盘踞广大的西域,位居甘青一带战略枢纽。吐谷浑亡国,意味着大唐帝国失去了西部屏障,国门洞开,危在旦夕。一旦吐蕃入侵,如入无人之境。甘肃、青海在国家战略安全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是关系到整个西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不可大意。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信然。
    我在《治国方略》一文中,讲了一个观点:就西部地区而论,陕西与新疆强大起来,而甘肃却落后软弱,这就难免造成打击“疆独”的难题;四川与西藏发展强劲,而青海偏弱,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纽带就会出现软弱无力的情况。因此,强化“陕甘青”的领导,对于宁夏、内蒙、新疆和西藏的治理有重大影响。否则,中央分别应对新疆和西藏,鞭长莫及,顾此失彼,长此以往,尾大不掉,后患无穷。历史经验证明,掌握甘肃,就掌握了西北诸省之枢纽;把握青海就可以遥控西藏。由此可见,甘肃、青海至关重要,自汉武帝至左宗棠以来,“把握甘青之地,天下可运于掌”,此乃千古名训,不可忘也。
    吐谷浑有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扼守丝绸之路,左右尽得其利,经济、文化、军事实力皆在吐蕃之上。然而,吐谷浑没有一个长远的国家战略,与隋唐为敌,结果屡遭征伐,虽然“退守白兰”总能起死回生,心存侥幸,反复挑衅,但是,以邻为壑,四面树敌,国力日衰,岂不可悲?吐蕃崛起,势必吞并吐谷浑,吐谷浑进退失据,一则“白兰”失守、与大唐失和,以致毫无退路;二则,吐谷浑内部“精英阶层”中的“亲吐蕃分子”成为吐蕃入侵的“内应”,内奸作乱,外援断绝,如此下去,岂能不亡?
    大唐富甲天下,骄奢淫逸,麻痹大意,以至于对“安禄山”的阴谋毫无觉察,不能居安思危,反而认敌为友,自以为是,养虎为患,岂不悲乎?
    夫大唐之繁荣、吐谷浑之富强,远在吐蕃之上,此无疑也。大唐盛世,声名远扬,四海之内,天下无敌。然则,哀兵必胜,骄兵必败,盲目自大,国家必亡。子曰:“天下有大道,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诚然。
    我参观了都兰古墓,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墓葬规模之大,随葬物品之多,令人惊异。在那些奢侈的陪葬品,有很多马匹,丝绸不计其数,墓室建筑使用了大量的整齐的柏木,但是我发现,木工和石匠的工艺不精,没有体现有水平的雕塑、绘画,好似一个暴富的商贾,墓葬劳民伤财,却没有多少文化品位。史书记载,吐谷浑崇尚大唐文化,服饰、建筑、墓葬等都受影响。但是,大唐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核心在于道德礼仪制度、诗文绘画音乐等各个方面,在都兰古墓中似乎没有多少体现。
    那么,吐谷浑亡国的教训对于今日中国有什么启发呢?
    新中国建国之初,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中苏友好”的“一边倒”外交战略有什么历史意义?如何评价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不惜代价的“抗美援朝”?六十年过去了,风雨沧桑,今日的“中美关系”又如何评价?以史为鉴,颇有可以观照之处。如果放弃“睦邻友好”的外交传统,放弃亚洲,舍近求远,最终会怎样呢?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围堵中国”和“遏制中共”,奥巴马说“美国不会做世界第二”,一旦中国崛起与美国争锋,势必水火不容。中国何去何从,美国是敌是友,不是很明显吗?
    吐谷浑亡国与“亲吐蕃”的“内奸”有很大关系。今日中国,许多“亲美”和“亲西方”的“精英分子”已经被欧美文化所“洗脑”,他们没有立场、没有祖国,享受国家的俸禄,甘做欧美的奴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于那些以“全球化”为由反对爱国主义的“卖国贼”,对于那些“那里有面包,哪里就有祖国”的无耻之徒,任何一个民族都应该鄙夷。
    再看“台独”、“藏独”与“疆独”,他们企图背叛中国而投靠美国,这不是步吐谷浑之后尘吗?
    日本“脱亚亲美”与印度投靠美国的做法不是和吐谷浑如出一辙吗?
    一盘散沙的亚洲如何避免“任人宰割”的命运呢?谁是真正的“亚洲的主人”?
    对于“中美国”和“中德国”等诱人的商贸陷阱,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对比“中国的全球责任”和“中国的亚洲责任”,中国应该明白:没有亚洲的崛起,就没有中国的崛起。
    睦邻友好,团结亚洲,积极推进“亚洲一体化”,保护亚洲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维护亚洲的利益,这应该是中国始终不移的战略方针。坚决打击“台独”、“藏独”和“疆独”,坚决抵制“亲美势力”的扩散,高度警惕“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是不容置疑的。
    附:都兰怀古
都兰有丘坟,疑是吐谷浑。
万里无人烟,千秋葬英魂。
当年迁徙苦,老少多艰辛。
几番征战后,百世建功勋。
拓荒到西极,远方成近邻。
欧亚交通线,青藏聚宝盆。
玉帛相交换,茶马贸易勤。
粮草堆满仓,丝绸压库存。
牛羊满山坡,水中有黄金。
纵横五百载,传说八百春。
国家有财富,社稷无忠臣。
中华不能守,人民无自尊。
吐蕃崛起后,青史竟无闻。
多少风雨后,城池也无痕。
空留几荒冢,繁华无处寻。
史记留线索,浮沉找原因。
沧桑无数代,文献辨假真。
攻守保白兰,兴衰问红尘。
迁徙能进退,往来成古今。
江河流日夜,巍巍望昆仑。

    张正春 甘肃安西人,学者,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编著出版有《中国生态学》、《青藏之窗》等。
热水古墓背后的丝绸之路
赵京经 韦大军    
    1600年前,在青海都兰的一个山冈上,有一支队伍在神职人员的引导下,寻找着一处灵魂的居所。即将下葬的是一位王室成员,他把未来世界的选址使命交给了巫师,巫师把位置交给了神,神是太阳是翱翔的鹰,那时,山鹰俯瞰着的是一个名为吐谷浑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曾有一条旺盛的商路,它与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被称作青海之路通畅了几百年。
    现在存世的文献对青海之路的历史记录很少,群山将封存的秘密保守了1600多年。
    青海境内如今居住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和回族等许多民族。生活在青海境内的许多人并不是青海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有的是上辈时期的移民,有的是从外地来青海做生意的。在1600年前,来到这里的外地人是现在青海境内藏族安多人的祖先——吐谷浑人。
    从西宁向西到茫崖的公路有1400公里,每天都有一班长途汽车,行程24小时。这条路实际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青海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汉朝开辟的河西走廊被阻断,于是原来位于青海境内的古羌中道就开始繁荣起来。这条路从西宁开始经青海湖、德令哈到茫崖,最后进入新疆境内到达鄯善、且末、和田,然后与丝绸之路西段重合。
    由于青海路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商路,因此,也被人们称作高原之路。行驶在高原的道路上,能够明确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即便在夏季翻越山岭时也经常会遭遇冰雹的袭击。对于青海高原,唐代诗人皇甫曾曾经写下了“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的诗句,可以想象,在没有现在道路的条件下,当年的商队穿越青海路时需要多么强悍的体力和多么顽强的意志。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克里富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青海都兰的古代丝绸物品。丝绸衣物保存得非常完整,图案的内容有连珠文饰、含绶鸟、花纹和狩猎的场景。它们色泽绚丽、图案清晰,是中国青海唐朝时期的罕见文物。然而这些丝织品不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是通过走私的途径来到这里。它们具体是出自哪一个墓葬,属于哪位主人都没有记录。
    从清代开始,都兰一带的古墓就被大量盗掘,许多完整而珍贵的古丝绸制品和其他器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到中国境外。被破坏的墓葬大多被洗劫一空,许多墓葬还遭遇过焚烧。失去文物的墓室被粗暴地毁坏了,致使原本封存的历史信息失去了彼此的联系,而这种破坏至今依然存在。
    从4.5公里高空拍摄到的都兰热水乡山谷卫星照片上看,一个大型的方形物体旁边是许多小型的圆形物体。这些是吐谷浑王族的墓葬,大约有200个,而这些墓葬已经全部被盗。其中一座最庞大的古墓被考古者命名为“血渭一号大墓”。
    大墓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正面看很像一个“金”字。墓堆下有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围墙,上面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的柏木,整座墓葬一共有9层,当地牧民称它为“九层妖楼”。考古者按照当年的施工条件测算,这样的工程大约需要花400万个劳动日,1万人干1年以上。
    据说,吐谷浑人修建坟墓时,讲究用一层柏木夹一层四五十厘米高的石头,然后层层叠起,如同盖楼一般。一个小型墓葬就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点的则要上百根。像血渭一号这样的大墓,要用去数百根甚至近千根柏木。
    都兰地区有大小古墓上千座。如果按平均每个墓葬使用柏木50根计算,那么就至少有5万多根柏木。如果一棵柏木覆盖5平方米,那么就有至少25万平方米的面积被覆盖。而宫廷建筑所需要的柏木数量又要比墓葬多得多。
    考古者发现,墓葬年代越往后,使用的柏木也就越细,说明粗壮的树木在不断减少,树木的数量也在锐减。这都是吐谷浑人建设都城、修建墓地大量砍伐的结果。可以说,都兰古墓见证了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的演变。
    柏树生长极其缓慢,一棵直径15厘米的柏树就要长200年,一人合抱的柏树至少生长上千年。但吐谷浑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细的直径也有15厘米左右,最粗的直径达60厘米,树龄达2500年之久。
    都兰在蒙语中是温暖的意思,1600年前,这里的自然条件要好于现在。那是一个遍布柏木、温暖湿润的地方。然而,现在的柴达木盆地给人的印象却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
    1999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都兰1号-4号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四座大墓位于热水乡血渭草场,海拔3400米。这些古墓都曾经被盗掘过,考古者在研究墓葬形制的同时,仍然清理出一些器物碎片。尽管这些器物只是随葬品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人们从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都兰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大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显赫的:一块石碑上刻有一个古藏文,翻译成汉字是“论”字。“论”在吐蕃时期的官阶相当于宰相。考古者在已经被盗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许多丝绸残片。
    有一件从都兰出土的丝绸残片,上面的太阳神的图案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太阳神原本来自希腊神话,驾驶战车是他的典型形象。西方的太阳神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的古墓中呢?仔细观察,织锦上织有“吉”、“昌”的汉字字样。太阳神的双脚呈弥勒形,身后的人物头戴中国式幞头,表明这个来自西方的图案已经开始中国化了。
    从青海出土的丝绸有的轻薄绵软、有的厚实挺括、有的色彩暗淡、有的鲜艳明亮。为什么同一处出土的丝绸中会有如此差异呢?
    中国与西方的纺织品历来就有所差别。在丝绸的发明地中国,由于蚕丝强韧光滑不易扯断,可以拉得很长很长,甚至可以长到一公里,所以中国的纺织技术是建立在以经线为基础,不需要用力捻的S形织法上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而西方的纺织品,由于普遍使用的是纤维较短、易断的麻和羊毛。所以他们的纺织技术是以纬线为基础,需要用力上捻的Z形织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纬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当东方的蚕丝传到中亚、西亚,粟特人和波斯人在中国经线起花的斜纹织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纬线起花的斜纹织法。使得丝织物品呈现出色彩鲜艳、厚实、平挺、不掉色的独特品质,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技术,丝毫不亚于中国本地的丝绸,甚至在不易褪色等方面超过了中国,从而使中亚、西亚生产的丝织品有返销中国的可能。
    在都兰出土的丝绸中,不仅图案上大量存在着异族风格,而且在织法上也明显带有波斯和中亚粟特艺术的特点。对于地处高原,日照强、温差大的古都兰人来说,来自波斯和粟特的丝绸,或者虽然来自中原,但采用波斯和粟特技法制作的丝绸,似乎比来自中原用传统技法制作的丝绸更受欢迎。据统计,都兰出土的古丝绸中,82%产自中原,18%产自西亚和中亚。
    那么都兰这些产自中原的丝绸又是怎么来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青海境内发现生产丝绸的实物和记载。一块写有汉字的丝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一块黄底鸳鸯栖花图案的丝绸背面,赫然写着“薛安”两个汉字。薛姓是“昭武九姓”中粟特人的姓氏。粟特人以擅长经商闻名天下,这个薛安,是否就是一个经营丝绸生意的粟特人呢?
    在另一块丝绸上写有汉字“黄州”的字样,据齐东方、林梅村推测,这可能与该丝绸出产的地方有关。
    中国古代曾经有几处叫做黄州的地方,但可能性最大的是地处湖北省武汉市东南的黄陂县一带。黄陂地处中原腹地,与都兰相隔数千里,可见当时的贸易范围已经相当广了。
    许多丝绸织有一种叫做“含绶鸟”的图案。这些丝绸来自哪里呢?
    含绶鸟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来自中古时期的萨珊波斯王朝和粟特王国,甚至也受到了西方拜占庭文明的影响。图案的相似者来自一个方向,那就是西方。
    这件丝绸上面有一些神秘的文字。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教授对丝绸上的文字进行了研究和鉴定。经确认,丝绸产自古波斯,上面的文字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意思是: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被证实为产自古波斯的丝绸。
    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人们显示:都兰出土的丝绸,在产地上存在着东、西两个方向,如果把三点连成一线,就构成了一条由中原经都兰通往西方的路线。这是否就是一条古丝绸之路的干路呢?
    说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联想到河西走廊。目前,在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存的丝绸数量有千余件,仅都兰热水沟出土的就有350多件130余种。在这些丝绸残片中,有112种为中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制造。大量的丝绸在这里出现,说明在青海境内确实存在着一条丝绸之路,而都兰正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重镇。都兰古墓群文物的中西结合的特点,显示了都兰在西方与中原三点一线中间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吐谷浑人精明勇武、善于经商、精通多种语言,因此自然成为胡商们最好的向导和代理商。再加上吐谷浑特殊的地理位置,青海路自然成了胡商们首选之路。吐谷浑王国对往来于境内的中原商人以及外国胡商几乎不征收税务,极大地激励了青海之路的商业活动。
    《北史》和《周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551年,吐谷浑的第18代国君向北齐国派遣了一支使团。西魏国的军队探听到这支队伍回归的路线和时间,在凉州以西的赤泉袭击了他们,俘获了吐谷浑使团的将军以及经商的胡人240人,骆驼、骡子600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吐谷浑一次就护送如此庞大的商队,可见其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实力与地位。
    从吐谷浑到北齐的首都邯郸有三条路可走:最近的路线是河西路,西宁、临洮、西安、洛阳、郑州至邯郸。第二条路是青海路,西宁、益州、荆州、建康北上到邯郸;第三条是草原路,从西宁经偏都山口到张掖,沿黑水河北上到居延,穿过拉锯区奔阴山再南下到邯郸。
    被袭击的地点赤泉位于张掖东南,武威以西,当年的吐谷浑使团走了一条在现在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路线。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绕了那么远的地方是为了求得安全,当中道和南道由于战争被堵死,他们只好绕道而行。两年后,当这支队伍按原路小心翼翼地返回时却遭到了劫难。在那时,敢于冒险的商旅和使者每每在出发的时候都一定会留下遗嘱,因为茫茫道路,险不可测。这个时期,都兰是吐谷浑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时的青海路随着吐谷浑王国对于阗的控制和占领,整个青海路横穿青海境内,从西宁一直到达且末、鄯善、于阗,与传统的丝绸之路汇合。就这样,吐谷浑以青海为桥梁,在西域与中原之间构架了一条通路。
    隋朝统一中原以后,也就是光化公主嫁到吐谷浑不久,隋炀帝率10万军团在河西走廊狩猎,极大地威震了吐谷浑,使之不敢骚扰汉人商队,河西走廊才开始重新畅通。河西走廊的畅通,并不意味着青海路的消失。考古证据表明,唐朝时期的青海路仍旧是丝绸之路的干路。青海境内出土的大量丝绸,从北周到中晚唐,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图案之精美,都是有力的证据。
    2005年8月,考古者在都兰县又发现了新盗洞。这一次,针对被盗的墓地,他们能发现一些什么呢?
    山岭上的柏树在早年几乎被砍伐殆尽,也许那些有千年树龄的柏木正整齐地深埋在古墓之中。这片地方是牧民的冬季牧场,现在,房屋没有人居住,墓地周围10平方公里一片沉寂。
    古墓东南1000米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大山,它被当地人称作神山,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神山知道的事情很多,它沉默的岁月无人知晓。在更高的位置上,山鹰每天都在盘旋,在这里,它俯瞰了许多季节的变化,对一切动静明察秋毫。
    这里遍地开满了鲜花,1600年以前,吐谷浑的神职人员将此地视为一处理想的灵魂居所。那时,汉代王族墓葬中黄肠题奏的形式可能已经传到了这里。于是,他们在模仿的同时加以变化,就有了现在人们所见的墓葬形式。如果考古者幸运的话,古代的历史又能够清晰一步了。
    经过一个月的工作,考古活动宣告结束——因为这里的墓葬已经被破坏殆尽。至今为止,考古者在都兰没有完整地发掘过一座墓葬。

    本文选自赵化勇主编的《新丝绸之路》电视纪录片第七集《青海之路》解说词,题目为编者所加。
穿越柴达木的青海丝路
许新国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丝绸之路这条曾沟通中西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大动脉,也受到更多人关注。长久以来,学术界认为这条大动脉的最东一段,有两条主要路线,即河西走廊通道和草原路。近年来,随着对柴达木盆地南部的都兰吐蕃古墓的发掘和研究,有关学者认为,除此之外的第三条路线——青海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极有可能被重新评估。
    早在1998年8月,西方一些专家对热水古墓考察之后,香港英文杂志《中国考古与文物摘要》总编陶步斯指出:考古学家在青海的发现无疑将改写从青海以西到克什米尔的历史。
    目前,由中日两国共同组成的考古调查组,已结束他们对古丝绸南路为期3年的考察。此次中日古丝绸南路考察组总行程2万多公里,途经22个县、区,双方的合作调查报告已正式出版,中日双方已完成这次举世瞩目的考古合作。据悉,这次古丝绸南路的调查,是青海省有史以来与国外进行的最深入的一次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全方位综合性的考察。中日专家首先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在对当今地质地貌、自然资源考察的基础上,结合近五千年青藏高原气候变迁状况,探索南丝绸之路的可行路线。
    1999年4月8日,都兰县境内发生了一起用推土机盗窃古墓的案件。在盗墓现场,散落着无数破碎的陶器和丝织品。事实上,在都兰县共散布着属于吐蕃文化的数千座古墓群。大量丝织品的出土表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民间交往在这里从未中断过,青海丝绸之路始终是畅通的。从北朝晚期至晚唐漫长的岁月里,青海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干线和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其地位不亚于河西走廊。
    我国古代通往西方(中亚、欧洲、印度北部等地)的陆路交通最东的一段,在秦汉时就已基本形成,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关中过陇山,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河西走廊”;一是从关中或今河南北上经漠南阴山至河西走廊北面的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向西至西域,即“居延路”或“草原路”。然而,对于实际存在的第三条路——“青海路”所起的作用和应具有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普遍存在两种意见:其一,认为青海路只作为河西走廊的辅助道路存在,河西路因战争不通时才绕道青海路;其二,认为青海路兴盛时仅限于吐谷浑强盛时期(公元5—6世纪),在被吐蕃占领后已不复为贸易之道。
    迄今为止,都兰古墓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15件,二级文物百余件,三级文物上千件。考古人员目前已发掘古墓88座,出土了一批颇具科研价值的丝绸、石器、木器等珍贵文物。有些丝绸属国内首次发现。这些文物时间跨度较大,从北朝晚期到唐代中期。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均属罕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青海路”所起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未被充分认识。
    青海省位于河西走廊之南,处于中西交通的要道上。居于此地的羌族,早在秦汉以前,即今漠北和河西的匈奴、黄河流域的汉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青海黄河河曲(赐支)的羌族,也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分几支向东南迁入今四川西北一带。可见,秦汉以前,青海与蒙古草原、黄河、长江流域的交往就已经存在。同样,从青海向西,经今天的柴达木盆地,入西域若羌(今新疆若羌)的交通,即所谓的“青海路”,也是早在秦汉以前就存在的。对此,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曾根据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进行了推测: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至南疆,是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早在2100年前羌中道(即指青海路)曾发挥极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从秦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青海路虽然未正式见于记载,但事实上也是存在的。从青海湟水流域,经西宁西北养女山(娘娘山)、扁都口到张掖,然后经河西路西段入西域的道路,史书都有明确记载。如公元399年(晋隆安三年),从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的僧人法显,史书记载就是走的这条路。
    公元420年,进入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了北方,与南方汉族政权对峙。与此同时,吐谷浑则兴起于甘南、青海之地,后与北魏相邻。由于从江南向漠北或西域的主要道路均为北魏所据,因此南朝各政权只有从四川经吐谷浑所据的河南、青海等地与漠北柔然交往,“青海路”就势必兴盛起来。
    自此以后,经由青海路往来西域者,文献记载颇多。而由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的青海路,大致有三条路线:一是由伏俟城经白兰(今都兰巴隆一带)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肃敦煌。二是由伏俟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向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路交汇。三是由伏俟城经白兰、格尔木,再经西南之布伦台,溯今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西越阿尔金山,顺今阿牙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两条线路相合。
    6世纪以后,北魏在西域的势力削弱,北魏与西域的交通也不时改经青海路。公元518年(北魏神龟元年),宋云、惠生即是经由青海路去西方的。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形成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对峙局面。东魏、北齐因受阻于占据河西的西魏、北周,所以他们与西域等地的通使贸易,也多走青海路。隋大业年间,隋炀帝重用裴矩,努力开辟河西走廊的交通,击破吐谷浑,使河西路畅通无阻,与青海路一道,成为当时中西交通的干线。唐代,从青海南经柏海入西藏的道路昌盛起来。这与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吐谷浑与唐朝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关。唐文成公主入藏就大致走的是这条道路。
    公元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其妻弘化公主逃往凉州,吐谷浑故地皆入吐蕃。据文献记载,这部分吐谷浑人虽然被吐蕃人所统治,但仍有自身的建制、自己的可汗、自己活动的特定区域,他们是作为吐蕃统治下的邦国存在,青海路的畅通一如其旧。
    关于这部分吐谷浑人,文献记载不详,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要点。近年来都兰墓群的发掘和研究证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柴达木盆地,政治中心应在都兰县。那么,吐蕃统治下的青海路的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呢?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青海路的兴盛只限于吐谷浑控制的五、六世纪,而在七、八世纪吐蕃占领这一地区后,便衰落不振,已不复成为贸易通道;并引《资冶通鉴》所载“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为证。青海路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已经被盖棺定论。然而,从近年来考古发掘中的出土文物来看,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196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的K130窟内及K122、K123窟前遗址中发掘出一些丝织品,其时代属于盛唐,品种有数十种;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也是建国以来丝绸出土较多的一处。与上述两处相比,都兰吐蕃墓出土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北朝晚期至唐代晚期,约6世纪末至9世纪前半叶)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种类之多几乎囊括唐代的所有品种。其中织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示花绫、素绫等均属国内首次发现。据统计,这批丝绸中,共有残片350余件,不重复图案和色泽的品种达130余种。
    除丝织品外,来自中原汉地的文物还有银器、“开元通宝”铜钱、小宝花铜镜,大量的漆器等。西方文物还发现有粟特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红色蚀花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等。众多的来自东西方的文物集中于此,充分地说明这一时期青海路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大量而丰富的财富的聚集,不可能单靠战争与掠夺,吐蕃与中原、中亚的贸易交流当是主要原因。出土文物证明,这一历史时期内,青海丝绸之路是畅通的,即使是在吐蕃控制下的七、八世纪,其与东西方贸易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
    从北朝晚期至晚唐时期(六世纪至九世纪前半叶)漫长的岁月里,青海路事实上成了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从青海向北、向东,自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国与漠北、西域、青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往,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段重要干线和东、西方贸易交流、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其地位绝不亚于河西走廊。

    许新国 山东邹平人,考古专家,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馆员,编著出版有《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史前时期的青海》等。本文选改自2003年第1期《柴达木开发研究》杂志。
吐谷浑王城遗址考察
朱世奎    
    在香日德镇政府所在地,有一个被当地蒙古人叫做“德律半金”的古城遗址,城池宏大,城中有城,像这样的四方城廓在都兰乃至柴达木盆地没有第二个。联系六七十公里之外的热水古墓属吐谷浑国墓葬,不少文史学家揣测这座古城遗址极有可能是吐谷浑王城遗迹。怀揣同样的看法,2007年6月中旬,笔者在程起骏先生陪同下自西宁西上都兰,在实地进行了一番考察。
    在考察之前,有资料提示:香日德一带有古城遗址四处,其中香日德镇古城最大,城中有城。20世纪60年代,此城北城墙残迹尚存,墙基约18米,残高约3米,东西长约320米,南北宽约300米,基本呈正方形,当地蒙古族牧民称之为“德律半金”,就是四方城的意思。
    经过外围和内侧几度目测,我们大致复原古城的状貌。方城四角有四座马面,略高于城墙,为瞭望放哨之用;城外有约8米多宽的护城壕沟,注水入内,可以御敌。东城墙正中开一门,以迎旭日东升。作为王室宫阙的内城,筑在北城墙内,四周围墙是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70米,准正方形,也是东开一门。王城的城南、城北均有高大的斥堠台遗迹,遥遥相对。北斥堠台(烽火台)建筑在北沙山上,正当藏大道之要冲,高约120多米,距北城墙约1800米,可以监视西北方向来犯之敌。南斥堠台建筑在一座高约70—80米的小石山上,距南城墙约300多米,为两层夯筑结构,下层为斥堠兵的住宿室,约4米见方,上层为瞭望塔和报警室,约3米见方,可以监视从东南方向来犯之敌。青海古城颇多,但城中有城,又有护城河、马面、斥堠台的古城实属罕见。
    青海西部少见的这种方城,斥堠台夯筑方法也很奇特。夯筑层中夹有直径10厘米左右的柏木椽子,间隔约10厘米排列,起加固作用,类似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中的钢筋作用,热水大墓中也看到这种夯筑法。青海湖西北8公里处的伏俟城,也是东西城墙略长,南北城墙略短,城内有城,东向开一10米宽的城门,城内中轴线西南方有一座夯土台,也是用柏木椽为筋夯筑法。
    在实地考察期间,我们分别拜访了几位见证香日德古城的老人。他们生活或经常往来于香日德,是七八十岁古稀老人,对香日德古城出土文物及在开发建设中的遭遇比较了解。在20世纪40年代见到此古城的周泰先生说,那是四周城墙基本完好,长有长草,东面和南面城墙各有一个大豁落,人马车辆可以出入。城的四角各有一个大土台(四座马面),在北城墙内,还有七八十米见方的内城一座,我们叫城套城。南北山各有一个烽火台(斥堠台)。朋友赵邦伦是铁匠,家住古城内东城根,陆续发掘收藏过近30件器物,包括一口大红铜锅、铜盘、铁器、陶器等,赵在六七年前去世,这些东西现不知所踪。1950年以后,随着农田建设加速,此城内外不断挖出各类重要文物,有大型雕花铜器残片、箭簇、玉器、铁器等,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居住在古城所在地河东村居民孔宪文老人亲历了重要文物出土之富,那是20世纪70年代,大搞平整土地,原古城北为大片墓地,有大小坟头一二百座,棺材都是一整段柏木挖成的凹槽,尸体面上背下平卧其中,上面盖一块平面材板。尸主多为武将,头盔半圆形牛皮制成,有铜片护目;铁衣分三层,里层是氈套,中层是牛皮片,外层是铜片,都用铜铆钉连钉在一起。棺材中随葬物多种多样:出土大量丝绸,有的丝绸上有文字和鹿、云等画面;还有用桦树皮层层粘制、轻便而结实的箭筒和牛皮甲多副,因为是死人之物而被弃。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有两处地方需要说明:一是,香日德古城与吐谷浑国后期王城伏俟城在城门方向和城墙夯筑上是一致的,城门东开除畅迎阳光之外还有崇拜太阳神的宗教含义;城墙夯筑时夹排椽木通用墓葬之中,显示生死大同的民族情结。二是,以香日德为中心的400公里内,不生桦树,故此出土箭筒极有可能是鲜卑人故土大兴安岭或来路沿途之物。从古城构造和出土文物去看,方城主人与热水古墓主人在族别上是一样的,都是从东北迁移而来的吐谷浑人。如此,吐谷浑人以香日德古城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贯通中西方,营造丝绸路,把一个1700余帐的游牧部落发展成为地跨祖国西部多省区的强大王国。
    结合实地观察,我们从汉文史籍中寻找有价值的史料,为香日德古城赋予王者之城。古代文献中说,公元444年,北魏晋王命令伏罗督军进讨慕利延,攻破吐谷浑根据地白兰,为了彪炳督军讨伐功业,北魏开始把吐谷浑以香日德为中心衙帐所在地区叫作伏罗川。慕利延在两年之后,又从于阗带领人马返回白兰,在北魏称作伏罗川的地方草创了王城。史料“拾寅始邑伏罗川”,说拾寅在白兰山下不远的伏罗川建造王城,这很可能是就是今天香日德镇古城遗址。慕利延为抗御外敌草创的王城,为以后拾寅正式建筑香日德王城打下了基础。
    在《洛阳伽蓝记》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北魏神龟元年(518),宋云与僧人惠生一行去西域求佛法的事,其中透出不少吐谷浑王城位置的信息。书中写到:“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於此。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风俗政治,多为夷法。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对文中的吐谷浑王城有多家诠释,有说在海南河曲,有说青海湖西伏俟城,或在德令哈等。
    到海南河曲或伏俟城,按从赤岭(今日月山)起程算起,均勿需二十三日,且这两个地方并不暖于其他地方,也无流沙可渡。伏俟城建于夸吕可汗时代,而吐谷浑中期的王城伏罗川迟至拾寅可汗时代所筑,拾寅时代的下限481年距夸吕时代的上限535年就有五十四年,况且惠生、宋云到达王城的年代,是北魏神龟元年的年底或次年的正月,是拾寅之孙伏连筹可汗二十九年腊月或三十年正月,是拾寅建城的66年之后,而在拾寅之孙夸吕建城的27年之前。因此,拾寅建的王城,不可能是伏俟城。至于德令哈既无流沙可渡,也不暖于余处,并要西北行,方向不对。
    关于吐谷浑香日德王城,暖于惠生、宋云等所经过的其他地区的问题,我们也有一点新的认识。当时他们从十一月冬,在北魏首都洛阳出发,经过40天的跋涉,到达赤岭日月山。时值寒冬,气温当在零下20—30度之间,在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行路艰难可想而知,每天大约只能走三十多华里。日月山距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约740华里,故西行二十一二日可到;再由西北行有古道,在今宗加镇南下穿过铁奎流沙,到香日德镇河东村,行程约为一日。如此算来,历时二十三天,时间记录特别可信。从节令看,到达吐谷浑古城香日德的时候,已是立春、雨水、惊蛰之间,再加古城的地理位置正好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南沿,这里的气温相对温和,故使惠生他们感到位于香日德的吐谷浑城,暖于沿途其他地方。
    都兰县热水古墓群的发掘,为柴达木即白兰,布尔汗布达山为白兰山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热水古墓群总数有2000余座,其中心墓群有四处即热水、沟里、巴隆、夏日哈。占古墓总数的90%,均分布在布尔汗布达山东南一带的深山之中,以香日德吐谷浑王城为中心点,呈扇形拱卫状,距中心点约10-70公里以内。其余墓葬散落在德令哈、乌兰、格尔木、茫崖等地,古墓分布图与本文所述的白兰地域、白兰中心十分吻合。其王者之墓和主要的贵族葬墓群均在香日德王城周边,符合王者葬王城周边的古制。
    都兰古墓出土文物上万件,绝大多数都出自热水古墓群,文化蕴含极为深厚。时间跨度在南北朝至唐开元年间,这正好和吐谷浑国及吐谷浑邦国在白兰地区的时间相衔接。所出文物中,以丝绸为大宗,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工艺精湛,属中原汉地的丝绸占总数的86%,属中西亚的丝绸占总数的14%,部分织锦上有汉文字。另有大批来自中亚的粟特金银器、玛瑙珠、香水瓶、粉盒等。这是吐谷浑人经营南丝绸道的第一手证据,与著名的吐谷浑学者周伟洲先生定白兰为丝绸道中枢地相一致。一方“谨封”古铜印,佐证了吐谷浑和中原王朝的文化关系,吐谷浑与中、西亚诸国的商贸联系,是非同寻常的。
    热水一号大墓为王者之墓,科肖图大祭祀台为王者之祭坛。其墓门和祭台之方向均朝东北,还有尚存墓门的墓葬其方向也都是朝东北,多为背滩而面山,大异汉制。此为吐谷浑人信仰萨满教的天神和太阳神崇拜有关,也有不忘故土辽东之文化意象。一号大墓有墓门、墓道,左右耳室,前堂后室,此等形制与魏晋汉王公墓十分相像。此为吐谷浑人“倾慕华风”,视自己为“中国之西藩”,其祖先为“有熊氏苗裔”,其曾祖莫护拔随司马懿平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因此,其后人认为其王有资格按汉制行王者之葬礼。德令哈郭里木、都兰热水沟出土棺板画多幅,彩绘王者狩猎、野宴、行商、会盟、吊唁、祭祀、野合、哭灵及唱挽歌、说亡人事、豺鬼箭等场景,反映了吐谷浑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其服饰、用品、习俗、文化特征等无不与史书所载的吐谷浑人社会生活相一致。香日德镇牧草村(罗马金币亦在此地出土)也出土过彩绘棺板画两幅,用墨笔和矿物颜料,描绘吐谷浑人的骑射生活,是吐谷浑白兰以香日德古城为中心的又一力证。
    这次考察,我们认为,香日德古城,就是中前期吐谷浑人活动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吐谷浑拾寅时代的衙帐所在地。

    朱世奎 青海西宁人,民俗学专家,青海省江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编著出版有《西宁风俗纪略》、《青海掠影》等。
丝绸古道上的现代壮举
麦日根    
    解放军进驻青海和西藏拉萨之后,青藏之间既有八百里戈壁瀚海隔离,又是数千公尺高的大山阻拦,两地无公路相通,各类车辆无法通行。1951年西北局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青藏运输队,由西北局公路局管辖,当时的运输队称运输总队,主要运输工具是骆驼。十世班禅及护送大军进藏一年后,香日德又成了进藏人员和物资的集散地,支援西藏解放的大本营。1952年,从青海、甘肃集中了3000多峰集中在香日德,由张子霖、包林、陈云三人负责带队,向西藏突击运粮,历时半年,运了12万公斤面粉,解救了进藏军民的辘辘饥肠,使他们从饥饿中顽强地挺立起来。
    人活下来了,骆驼死亡却十分惨重,青海又是个骆驼资源十分匮乏的省份,无以补充。经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批准,由西北局成立购驼小组,分赴甘肃、宁夏、内蒙古、绥远等地采购骆驼。于是,一队队骆驼长途跋涉,远道而来,1953年5月香日德荒滩上就集中了28000峰骆驼。当时全国骆驼的总拥有量约20万峰,就是说,除了老弱病残和怀孕母驼以外,强壮骆驼基本上都到了香日德。10月,经西北局批准成立了由王宝珊任总队长、慕生忠任政委的西藏运输总队,总部还是设在香日德。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西藏运输总队分期分批地向西藏运送物资。当时的准备工作,人畜两个同时进行。
    骆驼的准备,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编号。每个骆驼耳根里挂一铁牌,记有号码;二是踏火。生起火堆,将骆驼牵进旺火里,把四蹄的软组织烧死。不踏火容易得蹄眼病,其作用如同打马掌;三是灌菜油。骆驼是食高草动物,最爱吃沙柳,沿途既无沙柳,也无其他可食高草,低矮稀疏的荒草吃不到嘴里,只好灌菜油。出发前灌饱,既积蓄营养,又清热消火。
    按计划,每峰骆驼驮4袋面粉,加上人畜的生活用品,每驼载重量300斤左右。面粉统一用黄油布包裹,捆绑结实,以防雨雪淋湿。骆驼沿途食用的菜油,按每天4两配给,一来回几十斤,这些也得带足。
    驼员的准备,主要是编队训练。驼员按军事化要求,有统一的配备:每人发皮帽、皮大衣、大头鞋一套,口粮带炒面,每天一包豆豉作副食,一头大蒜解毒,一包辣椒面生热,抽烟的还发几斤兰州水烟。驼员的纪律是严明的,骆驼身上的东西绝对不许动用,骆驼不准骑,面粉不准吃,不准私用灌骆驼的菜油,就是鞋底磨穿了也不准用驼毛铺垫。每个驼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运输单,记载骆驼和面粉的数量,到转运站后,经站长过目验收,签字或盖章后再放行。骆驼如有病,面粉如遭雨淋或面袋破损,都要如实汇报,一一记录在案。这条条纪律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骆驼比人重要。说实在的,当时,只有骆驼才能解决西藏数万军民的困危。
    据老骆驼客回忆,那一年的昆仑山上,到处是骆驼,驼队没有固定的路线,只能大体朝着一个方向,各走各的,既有组织又七零八散。在几个转运站上,一片草原就是一片骆驼,绿草染上了重重的驼色。以每人拉7峰或9峰(拉单不拉双,双数是不吉利的数字)计,这批骆驼牵拉的驼客近4000人。
    有经验拉头驼的把式,专门走夜路。他们瞅准天上的三星定下方向,就裹着皮袄,缩着脑袋,袖起双手,将缰绳套在臂腕上,半似清醒半似昏睡地向前行进。拉驼靠头驼,训练有素的头驼很懂得主人的旨意,人迈多大的步,它就迈多大的步;头驼走好了,后面就能方步不乱。走夜路,骆驼客们有病倒的,有冻伤的,也有被野狼的蓝幽幽目光吓倒的,却没有一个迷了路的。一路下来,骆驼客们养成了走夜路的习惯。
    昆仑山上露宿并不那么容易。晚上温度常常骤降到三四十度,稍不注意,就会“晚上是人,天亮是鬼”。因此,骆驼客们选择一块干燥地皮,牵出三峰骆驼放倒后,用缰绳头尾相接,组成一个三角,然后钻进骆驼圈,睡在骆驼怀里,靠骆驼挡风,也靠骆驼的体温取暖。驼客把这种睡法,叫作睡骆驼。
    即使人们想了不少办法,但大自然常常会露出它狰狞的面目,无时不进行残酷的侵袭。晴天在太阳下走着走着,远处飘来一朵云,突然雷电交加,雨雪纷飞,有时还夹杂着冰雹。雨过天晴,遍地皆白。饥渴难忍的驼客,就靠这种叫“雪豌豆”的冰雹解渴,或拌炒面充饥。一路的劳累困顿,营养不足,可想而知。一上昆仑山,海拔全在4000米以上,人们大口大口地吸气,也仅能满足人体对氧气需求量的一半。他们的肺活量显得太小了,头脑发胀,嗡嗡直响,嘴唇发紫,鼻孔流血,还有雪盲、疥疮等等。但他们为了早日运到面粉,克服重重困难,还得往前走,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骆驼面前;有的晚上睡骆驼,早晨怎么也推叫不醒,扒开皮袄看,已经冻成冰人了。
    高原上的黑鹰一旦发现死尸,就黑压压地旋转而来,围观的人刚离开,就聒噪着扑上去。冰天雪地无法掩埋,驼员们不忍心自己的同伴惨遭如此悲惨的下场,建议成立驮尸队,往山下驮运同伴的尸体。可可西里站站长齐天然同志宣布,谁能将这些死难者遗体运下山,可以享受队长的待遇,拿35元的最高工资(当时的工资是队长35元,把式30元,一般驼员25元)。但把问题真正提到众人面前时,又都你瞅我,我瞅你,缩着脖子往后退。活着是人,死后是鬼,与鬼打交道,没有惊人的胆量办不到。最后一名叫唐刚年的驼员站了出来,当了“驮尸队长”。他分出十多峰骆驼,沿路收尸。尸体都冻硬了,用布包裹后驮在骆驼上。晚上,再将尸体一个个解下来,摆在一起,骆驼休息,人睡骆驼。第二天又一个个把尸体扶上驼峰,如此往复一个多月,才来到格尔木的荒滩上。他没有直接到转运站,把20多具尸体取下摆好后,才去汇报。这时,齐天然同志也向格尔木站已经报告了此事。张震寰、赵建忠、许鼎三个人出马,就地掩埋了死难者。后来驼工的尸骨集中迁葬到格尔木公墓。
    骆驼的死亡更是触目惊心。出发时膘肥体壮,上山后骨瘦如柴。远远发现一片草地,就不要命地挣脱缰绳,抢着去啃。啃草皮时又得跪卧,用唇拱开土皮,用牙揪食草根,往往吃不到几口,有时四蹄再也撑不起来了。主人只好长叹一声,动手卸面粉,解鼻扞,就像遗弃自己的骨肉一样恋恋不舍地遗弃它。开始时他们把面粉分加在其他骆驼上,很快发现,这样超载,骆驼死得更多更快,于是只好死一峰骆驼丢下4袋面粉。到了唐古拉,骆驼成批成批的死亡,面粉也遗弃的一堆一堆。在回来的路上骆驼死的更多,因为菜油时有时无,不能按定量灌服。
    1953年底至次年初,骆驼客们陆陆续续返回香日德。他们去时牵着骆驼,来时有的两手空空。人瘦的皮包骨头,没样子了。1952年的3000峰骆驼几乎死光了,1953年的28000峰骆驼中返来的也只有200多峰,死亡率达90%以上。宏大的驼队,清脆的驼铃,昨日的豪迈,似乎被世界屋脊的苦寒冻僵了,香日德人见证了丝绸古道上最具震撼的这次壮举。
    西藏运输总队的3万峰骆驼,上高原战昆仑,是何等的恢宏壮观,它完全可以与古罗马的十字军远征相媲美。有人说,它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远征之一。
    英雄的骆驼运输队,不仅为西藏人民运送面粉解了困,而且3万峰骆驼的足迹改变了1951年的行军路线,在昆仑、唐古拉两座大山系的西北踏出了一条完整的新路,后来的青藏公路昆仑山走向就是这条驼道。青藏公路的勘测任务,可以说是由毫无工程知识的骆驼们走出来的,是由骆驼的四蹄踏出来的。青藏公路所以能顺利勘测,顺利通车,驼客们应当是先驱者,在青藏公路史上他们应当单独占一页。

    麦日根 青海乌兰人,青海乌兰县政协副主席,编著出版有《海西文史资料》、《柯柯旗志》。
一条条彩带织成绿洲锦绣
古 岳    
    都兰是一片绿洲,原以为它只有绿色。但是,走进都兰,才真切地感受到它的色彩之丰富。而且,都兰正有意“渲染”这种色彩,想用五彩斑斓装点那片古老的土地,使每一种“色彩”变成一条产业带,并用那一条条彩带织成绿洲锦绣。
    都兰的“远近”
    要近看都兰,先得站在远处看。看清楚它在纵向历史长河中所占据的一个坐标,才能看清楚它在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都兰是古丝绸南路上的一个重镇和驿站,诸多的历史遗迹表明,这里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文明。早在3000年以前,就有古代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从周秦时期的西羌牧地到王莽治下的西海郡,从吐谷浑的城郭到吐蕃牧帐,从蒙古和硕特部的牧场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垦营造的大片绿洲,无一不在证明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繁荣。这里曾出土大量唐宋以前的中国丝绸和瓷器,也曾出土古波斯的花瓶、古罗马的青铜、古印度的经文,从中你不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过怎样的市井繁华和商贾喧嚣。“都兰”两个字来自是蒙古语,意思是“温暖”,单从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想见,古往今来,它曾给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留下过怎样美好的记忆和印象。
    这里自古就是整个柴达木地区的文明中心和交通要道,而游牧文明一直是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主体。虽然,早在3000年前,这里就出现过农耕,但直到上世纪初,这里的农业基本上还是处在一种零星垦荒的状态,而且,大凡种地的农民都是从东部农业区来的灾民,全县的耕地面积只有万余亩,粮食总产量不到百万公斤,单产不足90公斤。农耕作为一种文明主体的繁荣和发展是近半个多世纪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片土地才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并很快成为青海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域和柴达木绿洲农业的中心地带。都兰境内宜农土地面积有173万多亩,主要分布在境内西部和中部河谷下游地带及丘陵区的山间小盆地和戈壁前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因为有昆仑山的雪水滋养,这些宜农土地的开垦速度逐年加快,沿昆仑山北麓距山脚10-15公里的戈壁前缘地带形成了东西绵延150公里长的带状绿洲,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现在都兰境内的耕地面积已达到30万亩,耕地面积占到海西全州耕地总面积的一半,是海西最大的农业经济区域和全省重要的商品粮油基地。
    春小麦是这片土地上主要的农产品,境内的农场和农民都以种植春小麦为主。几十年来,都兰人在这片土地上曾种出过令世界刮目的麦子。1978年香日德农场曾创下单产1013公斤的高海拔地区春小麦的世界记录。1983年都兰农业总户数不过2000余户,但全县生产万斤粮的农户就达974户,交售万斤粮的农户达203户。虽然都兰的耕地面积并不算大,但是,很显然,都兰曾给缺粮的青海生产过很多宝贵的粮食。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每年境内的粮食总产量都在3300万公斤左右,全都兰每年给国家交售的商品粮都在2000万公斤以上。2008年的粮油总产量达到5100万公斤。
    所以,都兰人喜欢说“大”。说都兰的国土总面积超过4.5万平方公里,是省内面积最大的农业县;说都兰是“海西最大的农业县”。其实,大和小都是相对的,就国土面积而言,都兰的确很大,它差不多有大半个宁夏那么大。就耕地面积来说,出了海西,它就算不上大了,别说是省外,在省内,它充其量也是个中等县。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人口因素。都兰的农牧业人口只有5.59万人,其中的农业人口只有4.2万多,人均耕地面积超过5亩,而全省和全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却不到2亩。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都兰是农业大县,当之无愧。这才是都兰的优势和潜力。
    在海西,论矿产资源,都兰肯定比不过格尔木和天峻,甚至比不过乌兰和柴旦。都兰要发展,尤其是要科学发展,就得选择一条突出自己优势特色的出路。那么,都兰的优势和特色在哪里呢?就是土地,就是那片水土和光热条件得天独厚的绿洲。
    都兰的“色彩”
    从2006年开始,都兰就着手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兰的农业是绿洲农业,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对整个绿洲“色彩”的调整。他们要把那片土地当成一块“调色板”,用浓墨重彩为它绘制时代的新画卷。都兰绿洲农业的传统作物品种是春小麦和油菜,可谓“一绿一黄”,加上那些纵横交错的农田林网,就是以前都兰绿洲农业的基本面貌。现在,他们要为它再增添“一红一黄”两种色彩,大面积推广种植枸杞和马铃薯,形成新的绿洲农业产业链条,使都兰真正成为柴达木盆地乃至整个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农业强县。
    说起枸杞,人们就会想到宁夏。但是,据说,都兰的野生枸杞还是宁夏枸杞的一个重要族源。而宁夏的枸杞不仅种植面积一直保持着20万亩以上的规模,而且,他们还把枸杞做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品牌。尽管,国内有不少地方也种枸杞,都兰枸杞在市场上的份额也算可观,但进入市场时却都要贴上宁夏枸杞的标签。感慨之余,都兰人就想到了要奋起直追,想抢回已经丢掉的“面子”。
    从2007年开始,都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逐年加大。2008年全县枸杞种植面积达到3.7万亩,而今年全县枸杞的种植面积则已扩大到8万亩。他们计划一两年之内全县的枸杞种植面积要超过15万亩,马铃薯的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油菜籽种植面积稳定在3万亩。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不断走向深入,产业化规模优势日益显现,土地流转加快,集约化、规模化种植经营已成气候。诺木洪两个农业行政村有1000多人口,有耕地3600多亩,基本上都种枸杞,人均种植面积已经超过3亩,仅枸杞一项的人均纯收入就超过15000元。今年诺木洪地区的枸杞总产量至少在7000吨以上,产值将首次超过亿元。香日德镇的枸杞种植面积也已有20000亩的规模。
    如果说,以前都兰的枸杞种植业只是都兰人自己的事,那么,以后可能就不是了。直到今年秋天,都兰所产枸杞,在当地采摘完毕后,都要运到宁夏,交给宁夏人,经加工包装后,进入市场,外包装上根本找不到“都兰”两个字,它们的原产地都变成了宁夏,而“都兰”只是宁夏一块看不见的“枸杞园”。虽然,种枸杞的都兰农民也有丰厚的收入,但是,更加丰厚的利润却拱手让给了宁夏。都兰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现状。在都兰的那些枸杞园里,你随便问一个人,那里所种枸杞苗木的品种,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但你会发现所有品种名字的前面都无一例外地冠以两个字“宁夏”,而绝不会听到“都兰”。都兰的枸杞都姓“宁夏”。
    在都兰采访时,很多与枸杞有关的都兰人都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做一件事,就是要尽快培育出属于都兰自己的枸杞品种。据说,都兰还能找到本土原生的甚至野生的枸杞亲本资源,如果能够找到,与引进的宁夏枸杞品种进行杂交培育,不出几年光景,都兰就会有自己的枸杞品种。枸杞种植原本是一个传统产业,原本不存在知识产权,可是,在今天,你一旦与这个世界上的市场发生关系,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只有尽快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都兰的枸杞产业才能做大做强。
    有迹象显示,都兰正迎来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有利时机。随着枸杞种植规模的迅速扩大,一些看好都兰农业产业化投资的企业也开始进入都兰,仅都兰合华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开始投资建设的一个开发项目,就有20万亩的开发种植规模。他们要在宗巴滩上开发一片土地,建设世界一流的枸杞种植园。并以此为依托,研制开发枸杞系列产品,延长产业链,使都兰成为名副其实的“枸杞王国”。
    有人预测,在未来三年之内,都兰将超过宁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枸杞产地,其枸杞种植面积将超过30万亩,占到中国枸杞种植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这是“一红”,它在整个都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马铃薯作为“一黄”紧随其后,与原来的“一黄”产业——油菜籽相映生辉,也已显示出产业优势,仅香日德已有两万亩的种植规模,全都是订单种植。镇党委书记谭丙乾告诉记者:“未来两年之内,香日德的马铃薯种植面积会超过5万亩”。他们已和海西雪旺薯业洽谈确定,准备在这里建设一条年消化5万吨马铃薯的精淀粉生产线,明年开工建设。
    种植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产生大量的秸秆饲料资源,将会有效带动养殖业的发展,而养殖业的发展又会给土地带来大量的有机肥料,一个“农业-饲草料-养殖业-有机肥-农业”的循环链条正在形成,它将给这片绿洲增添无尽的活力和生命力。现在,都兰农区已有11万头只牛羊的育肥能力,有1.2万头生猪存栏,还有宗加、巴隆、香加的绒山羊产业带和热水、沟里、夏日哈的藏系羊产业带。弱项是生猪生产,所以,他们提出要在未来两三年内将都兰的生猪出栏规模增加到10万头以上,以此基本占领格尔木市场,因为,格尔木市场生猪的年屠宰量就有10万头,因为,他们离格尔木最近。
    但是,对一片绿洲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绿色”。都兰处于茫茫昆仑和千里大戈壁之间,昆仑山的雪水是它的生命之源,而那大戈壁却是它的一个大限定。“戈壁”一词源出蒙古语,意思就是“沙漠”。从中你就能看出这片绿洲的珍贵,也能看出绿色之于这片土地的珍贵。如果说,昆仑山是都兰的一道屏障,那么,这些绿色就是这片绿洲的又一道屏障。未来的都兰会变成什么模样,最终要看这道绿色的屏障能坚守或延伸到什么程度。
    都兰人几十年来用他们的汗水和心血在那片大戈壁之上种出了一片片绿树,至2008年,都兰共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9.18万公顷,封山育林8.63万公顷。他们还创造了深栽旱作造林技术、荒漠化植物成功引种驯化育苗、荒漠灌木成功引种驯化免灌溉造林等多项骄人的成绩。这些成果已经或正在转化成一棵棵绿树、一片片绿色,在都兰大地上向四处绵延起伏。
    都兰正是有了如此绚烂的色彩才显出无限的魅力,而都兰人也因此就有理由对未来的都兰满怀期待。

    古 岳 原名胡永科,青海民和人,高级记者,西海农民报主编,编著出版有《忧患江河源》、《谁为人类忏悔》等。
青藏公路香日德“开始”
朱海燕    
    和平解放之前,西藏从印度那边进口3部汽车,两部奥斯汀,一部道奇。因为西藏没有道路,汽车到了中尼边境后,只好把汽车拆开,一件一件用牦牛和苦力驮着进来,到拉萨后再组装起来。当时拉萨的公路,不到3公里,就是从罗布尔卡到布达拉宫,算是达赖为自己上下班修的一条公路吧。
    青海这边的道路也不乐观,1924年青海有了第一辆汽车,1926年开始修公路,公路也是修在西宁市区。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建设西北,开发西北,到青海去”的口号,但并没有多少人响应。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严令马步芳出兵青海南部,予以堵截。他在全省组建了107个保安团,并组织壮丁共15万人,修筑碉堡。修碉堡就要用料,用料就必须运输,运输就必须修路。那段时间马步芳动员工农商学兵各界突击修路,共修了5000公里,但标准极低。1936年11月,一大批北上红军被俘,马步芳就用这批红军将公路修到青海湖畔的倒淌河。那时,西宁到玉树,旅途艰难,一般人骑马要走30多天,运一吨货物需要50头牦牛驮行50天才能到达。马步芳建立的“青海商务队”拥有牦牛1000多头,担负拉萨与西宁之间的长途运输,即是沿此线行走的。
    1951年8月初,中央决定为护送班禅进藏,第一批先遣部队首先进藏,将物资先运进西藏。进藏任务由西北野战军承担,决定任命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委。8月23日他们到达香日德,那时从西宁至香日德已经有一条极简单的土公路。进藏人员有1663人,驼工932人,上路的牲口是23800多头。他们进藏的路线,是从香日德向南插,经过黄河源头向西,攀越唐古拉进藏。1951年12月1日,到达拉萨,牲口死得只剩下6000多头。第二次进藏,任务是护送班禅,走的路仍然是第一次驼运的那条道路,时间是1952年1月。这次驼运损失仍然惨重。两次驼运,先后有40000多头牲口丧失,每前进40米,就有一头牲口倒下。
    两次驼运还没有喘过气来,紧接着要给先期到达西藏的第十八军指战员运粮。进藏的道路,究竟在哪?如果再走前两次驼运的道路,就是中国的骆驼死光,中国的马匹死光也满足不了西藏军民的要求。这时,队伍里有一位青海日报的记者,他叫古洪,是范长江的学生。他对慕生忠说:当年范长江从一位商人那里,听说青海西部有一个地方叫格尔木,从那里可进入西藏。从那里进藏,可以减少一些损失。但是,格尔木在哪?谁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那个地方在青海遥远的西部,在昆仑山下。于是慕生忠从香日德出发,去寻找由一位记者听来的地方。经过4天4夜的跋涉,他们来到一片河滩之上,这里,一条雪水河从昆仑山滚滚而下,滋润了两岸的水草,红柳非常旺盛,河水碧清异常。因为格尔木是蒙语,是“河流密集的地方”的意思,或者说是“水草比较肥美的地方”。慕生忠判断,此地应该是格尔木了。于是他将拐杖插在地上,肯定地说:“此地就是格尔木,我们不走了。我们要做格尔木的第一代祖先,我们喜欢城市,更喜欢自己亲身建设起来的城市,我们要在柴达木盆地建设一座美丽的花园,一座中国西部的新上海。”
    这个时间是1953年的年底。慕生忠带来的人,一共140多人,19名干部,大多数都是驼工。以后陆续增加了一些人,达到1200多人。他们购买了30000多峰骆驼。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全国骆驼精锐的全部,背负着共和国开拓者的希望、命运和荣誉,开始在海拔近5000米的生命绝地,艰难地向西藏行走了。虽然这里相对平坦,但由于高寒缺氧,空气稀薄,雪灾严重,雷电频繁,人和牲畜用几个月的时间穿越这条世界上最高的长途运输线,不可回避的还是大规模死亡。
    慕生忠说:“死亡改变不了驼队进藏的行动,就是这条路了,不管死多少,不管怎么死,也要走。走通了,我们就有西藏,走不通,我们就没有西藏。”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慕生忠迫于无奈的选择,决定了后来青藏公路的走向,乃至今天通向拉萨的青藏铁路的走向。为了解决沿途给养,慕生忠集中1700多峰骆驼建立起来格尔木、纳赤台、不冻泉、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唐古拉等转运站。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又诞生了运输站、兵站和高原城镇。
    为了在西藏站住脚,由内地走向西藏的大驼运显然不止这几次啊。西藏要发展,进藏部队要生存,必须一次一次运下去,必须不顾死活地运下去。但这样运下去,骆驼和人死得太多太惨。25000峰骆驼死在了格尔木进藏的途中,西藏每接受3袋面粉,就预示着途中死一峰骆驼。最后运输总队只剩下8000峰骆驼了。当一次次将死亡的数目报告给慕生忠时,他都挥泪不止。他想,这样死下去,中国的骆驼总有一天要死光,为什么不能用汽车运输呢?我要修路!
    慕生忠修路的计划被中央交通部否定了,他不死心,直接向彭德怀报告。彭德怀支持慕生忠的修路计划,拨给他30万元人民币,10名工兵,1500公斤炸药和3000把洋镐。于是,修路开始启动。
    从现成的资料看,目前公路的方向大致是当年驼队行走的路线,但也不全部是按原线路而行。以《柴达木手记》享誉全国的报告文学作家李若冰,在对慕生忠的报道中说:为修路,他曾派出两批探路的人,他对探路人说:“前进!哪怕前进一尺,也叫前进,一定要探出一条路来。”两批探路的人,以大无畏的气概,跨过了险峻的昆仑山,爬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不知渡过了多少冰河,终于探出一条路来。
    从这一段记载看,青藏公路的走向,并非全部是沿着驼运的线路而行的。
    慕生忠对李若冰说:“我们在探路中,对高原也得出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一是山越高越平——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不叫青藏高山,却叫青藏高原。二是水越到上游越少——青藏公路就是走的上游。三是高原没有淤泥地,多是沙土石子。四是一般情况没有大雪封山的现象,雪线以上雪小……我们研究山,研究水,研究草原,研究清楚了,就可以下决心,就可以战胜它了。”
    于是,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动工了。慕将军在筑路员工大会上发出了战斗号召,他说:“我们的南边矗立着雪山,旁边是清清的河水。经常袭击我们的是西北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战胜高山河流。不要看我们是一些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事业是由平凡的人创造出来的!我们要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一条平坦的道路!在最苦的环境里,用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打破人间筑路工程的记录!……”
    慕生忠是共产党的将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敢拼命的将军。他的两句话成为建设格尔木和建设青藏高原最响亮的口号:一句是“不平凡的事业是由平凡者创造出来的”,一句是“为了在戈壁荒原能够生存,或者永远地生存下去,我们要不断地创造!创造!”
    慕生忠在修路中,时刻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工人抡大锤,最多的一个人一次抡了200下,慕生忠尽管是中年人了,也抡了40下。他说自己还不及格,要在同工人的一同劳动中,提高成绩,争取及格。他的脚裂开了,能塞进去火柴杆,白天在工地劳动,晚上就在灯下,用针穿上线,一针一针缝自己流血的脚皮。他在他的洋镐把上,把铁丝烧红后烙上“慕生忠之墓”几个字,他说自己如果在修路中死去了,这根洋镐把,就是自己的墓碑。
    青藏公路是1954年12月15日修到拉萨的,历时7个月零4天。修到拉萨那天,包括慕生忠在内的所有建设者都哭了。1954年12月25日,在拉萨河大桥,举行青藏、川藏公路通车庆典大会。毛泽东得知后,提前一天过生日,他老人家的生日,不是12月26日吗?25日那天他提前过了,据说,他喝了三大杯茅台酒。
    这条公路,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路透社在1954年12月28日发表消息说:“共产党中国动用10万工程部队,花了几年时间,秘密修通了青海至拉萨的近1200公里的战略公路。”在这条消息中,修路的人数和时间都是失实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共产党人,更不了解慕生忠其人。
    这条公路建成之后,慕生忠到北京,毛泽东听了他3个小时的汇报,并留他吃晚饭。那晚的主食是鸡丝面条。为此,令他感动了一生。但他惟一不满足的是,感到毛主席家的饭碗太小,一碗面条,两筷子就扒完了。
    有本书叫做《西藏的文明》,作者是法国的石泰安。他在这本书里披露了西藏先人这么一个观点。吐蕃要想发展,必须修4条道路,向东修一条“佛法之路”,向南修一条“森林之路”,向西修一条“青稞之路”,向北修一条“钢铁之路”。向北即向唐古拉方向,当然古人所说的“钢铁之路”,不一定是指现在的铁路。铁路那个时代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不管他们如何聪明,也没有这个先知先觉。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向北修一条像钢铁那么永恒的贸易之路,这条路,就是在青藏铁路这一路线。西藏要发展,没有铁路是不行的,内地的汽车是很难跑到西藏去的。我们以作家李若冰报道的事实为例,1957年9月,他在青海的茶卡那个地方等车去格尔木,从早到晚,没拦到车,当时根本就没有客车发往格尔木。一天他数汽车数,东去西来的一共300辆,单方向就是150辆。从西宁到格尔木150辆,那么从格尔木去拉萨呢,肯定还会更少更少。如果有铁路的话,从内地就可以直接通到拉萨去,可以把上海、北京的货物和人流拉到西藏去。
    当时,慕生忠认为,西藏要发展,必须修铁路。另外,他认为,只要能修公路的地方,一定就能修铁路。
    1955年冬,慕生忠来到兰州第一铁道勘察设计院设计处,让他们派几名同志跟他到青藏高原去,考察铁路线路。

    朱海燕 安徽利辛人,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高级记者,编著出版有《北方有战火》、《情恋大京九》等。本文是根据作者接受凤凰卫视访谈内容改编的。
大依发军车欢驶青藏线
窦孝鹏    
    长长的车队,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奔驰在青藏线上,一年又一年。
    从西宁至拉萨的4000里青藏公路,自从1954年12月通车后,我们的汽车部队就一直在这条线上执行着繁忙的战备运输任务,并经历了1959年的平息西藏叛乱战斗和1962年的中印边境反击战。
    那时,我们从西宁装车出发,每天一站,它们依次为:倒淌河(后加江西沟)、茶卡、都兰、香日德、洪水河(后迁诺木洪)、格尔木,然后转向南行,进昆仑山。为配合汽车兵执勤,以上各点都建有一个兵站,负责汽车兵的食宿、加油和接待过往部队。
    那时,我们以格尔木为中心,把格尔木至甘肃敦煌的公路叫北线,把格尔木至西藏的公路叫南线,把格尔木至西宁的公路叫东线。东线这段公路共796公里,“796”的里程碑就立在格尔木望柳庄门前转盘路的东口上。那时,不管东来南回,我们都盼望着看到这个路碑,所以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仍牢牢刻在我的心里。
    1984年6月,西宁至格尔木的铁路正式交付使用,这一段的运输便逐渐由火车取代了汽车。除非有特别需要,我们汽车兵便不再跑东线了,而是在格尔木装袋直运西藏。由于没有了汽车兵的来往,设在东线上的各个兵站,也都渐渐地撤销了。
    但是,我们始终难以忘怀在东线这段公路上执勤的30个年头的日日夜夜,忘不了与沿途各地结下的深厚情谊。
    都兰兵站是东线兵站中最受我们汽车兵欢迎的一个。那时,我们开车从东边的茶卡方向来,一过夏日哈,心里就说:哈,马上就到都兰兵站了!从西边的香日德来,一看见察汗乌苏河,就会说:哈,都兰兵站到了!我们从公路上向南一拐,进入一条大街,街口是县气象局(站),再往里就是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过了师范学校就是兵站大门了。进入大门正前面是一个作为食堂的小礼堂,左右两边是对称的两栋“U”形建筑,半圆形的回廊两边是供住宿的客房。兵站南墙外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及加油站,停车场可停几百台大卡车。兵站大门的对面街上,是一排商店,有百货公司、食品店、日杂店等。
    我们盼望快点到达都兰兵站,细想想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想早点到站休息。跑了一天车,又饿又累,这里气候好,不缺氧,住着舒服。二是这里是县城所在地,有不少可买的东西。1960年后,由于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东西极缺,到都兰后我们可以到商店买些茶叶、毛线等东西,这些东西在其他地方比较缺,有些还要票证,而都兰这里不但质量好,价钱也便宜。所以每回给老家父亲寄茶叶,给妻子寄毛线,我大都在都兰买。第三个原因是都兰兵站伙食好。那时由于供应困难,不少兵站以脱水菜、蛋粉、花生米为主菜,主食大都是糙米饭,又干又硬,有的地方由于海拔高、气压低,米饭、馒头都做不熟。要吃新鲜菜更是难上加难。但在都兰兵站,我们却可以吃到鲜嫩的豆腐、新鲜的蔬菜,有时还可以吃到手抓羊肉、牛肉包子等,他们的烤饼和葱花罐头肉面条也受到汽车兵的欢迎。
    都兰兵站伙食搞得好,除站领导的重视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炊事班有一个广受欢迎的老班长陈广末。
    陈广末是1957年来高原的,先后在几个兵站工作过,戈壁风吹皱了他的脸,高原雪染白了他的发,他已是40多岁的人了,仍一心一意地战斗在炊事第一线。
    为了改善过往部队的生活,老陈自己动手养起了猪。兵站每天少则接待几百人,多则达到上千人,剩饭剩菜和泔水成了他喂猪的最好饲料,每天忙完炊事工作他就往猪圈跑,猪慢慢长肥了,他却累得瘦了一圈子。但看到大家吃到鲜肉时,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乐开了花,为了广开肉源,他还和管理员一起到附近的一些放牧点去联系,买回一些牛羊肉为大家改善生活。
    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成了高价钱。后来,老陈尝试着在兵站自己开了一块地,浇上水,施上肥,写信给老家的老伴,让她寄来了各种菜种子,有豆角、西红柿、冬瓜、白菜、辣椒等,他小心翼翼种了下去,经常抽空侍弄,终于收获到了鲜嫩的青菜。这在当时的县城也不多见,他和兵站的同志舍不得吃,自己吃一叶,其他的全部给过往的汽车兵吃了。
    但是,老陈还有一个心事,就是上级发的许多黄豆,他只能给大家泡豆芽吃,他想做豆腐,一方面缺乏工具和设备,另一方面技术上也不入门,附近又无地方可学,这让他很伤脑筋。
    老陈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在兵站的安排下,他总算千里迢迢回老家安徽和老伴团聚了一次。到家后,老伴安排他走亲访友逛名胜,他应付一下了事,却一头钻进了镇上一个豆腐坊,去拜师学艺做豆腐。经过10天的跟班劳动,他把做豆腐、豆花脑、豆腐干和豆浆的技术学到了手,接着又到县城一家食品厂去学做面包、烤饼、蛋糕以及炸油饼、腌小菜的手艺,他态度诚恳,不耻下问,老师傅都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给了他。
    一个月的假期快到了,归队前老伴给他准备了许多他爱吃的土特产,装了满满两大包。但老陈每样只拿了一点点,因为他有许多“宝贝”要带,怕拿不了。这些“宝贝”是一盘磨豆腐的小石磨,一袋点豆腐的石膏,一大包蔬菜种子,还有食堂离不了的碱面、苏打及两把钢口很好的菜刀,这些都是当时高原买不到的。
    临走的时候儿子把他送到了火车站,重的东西托运,轻的东西随身带,他一路上倒了两次火车,三次汽车才把这些“宝贝”运到了都兰兵站。
    接着,这些“宝贝”在他的操持下,就开始为过往部队服务了:他用石磨、石膏做出了豆腐、豆花脑和豆浆,用新学到的手艺做出了烤饼、面包、油条,腌制出了各种口味的小菜……。兵站的伙食品种丰富了,质量提高了,大家都非常佩服陈广末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精神,选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建设高原积极分子。陈广末的事迹,使都兰兵站的名声也一下在4000里青藏线上传开了。
    我当年听到这些事后极为感动,专门采访了陈广末,写了一篇文章叫《千里学艺》,发表在了《解放军报》上。以后我每次路过都兰兵站,都要去看看忙忙碌碌的老陈,至今,40多年过去了,都兰兵站及老陈的影子仍经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在青藏线跑车的汽车兵,大都开的是从东德进口的“大依法”柴油车。这种车载重6.5吨,比起当时其他型号的汽车如载2.5吨的嘎斯车、载重4吨的吉斯车及我国刚开发不久的解放牌,算是载重量最大的汽车了,因而成了我们部队运输的主力车。所以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叫“从西宁到拉萨,一路都是大依发。”
    但是,这种从欧洲进口的大卡车,原来设计的寿命很短,加上在坑洼不平的青藏路上没黑没明的奔驰,几年下来,按设计要求已达到了报废的程度,有些车跑起来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嘎啦乱响。可我们国家穷,报废不起,我们还得开着这种大依发越戈壁、跨雪山,千方百计完成任务。车子破旧,又缺乏必须的零配件(国家困难,进口不起),许多车上连起码的发电机、电瓶都没有。为了能跑车,大家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土洋结合,修旧利废。风扇皮带断了,就找一段粗麻绳来代替;变速箱壳破成了几块,焊接在一起继续用;发动机缸体破了,找一块铁皮补上;高压泵弹簧断了,找段钢丝在筷子上一绕,自制弹簧就成了。大家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装备还很差,但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破旧车完成艰巨的战备任务。车辆差,我们完成任务的质量不能打折扣。
    1962年9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前,我由团政治处宣传干事调任一个汽车连的代理副指导员,我们从西宁装上面粉、大米等给养物资和一部分武器弹药运往西藏边防。我坐在班长丁世华的车上,车上装的全是面粉。
    高原天气像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早晨我们从都兰兵站出发时,天还是晴朗朗的,可是走不远,天空就乌云密布,接着就下起了大雨。挡风玻璃上的水流像瀑布一样越下越大。车上的面粉袋本来是苫有篷布的,可那块篷布和车本身一样是又旧又破,尽管出发前我们对破洞进行了修补,可丁世华仍不放心,他停下车,爬上去一看,发现有几个地方已经渗水,他二话没说,急忙打开自已和助手小马的行李卷,把包袱皮、被子、毡子等都拿出来,盖在篷布渗水处,然后用绳子拴紧,看看没问题,才回到了驾驶室。他抹一把满脸的雨水说:“运给前方战友的给养,不能有什么闪失。”
    车子又前进了,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走了一段后,我们心里又不踏实了,再次停车,爬上去检查篷布渗水情况。
    我们一上车,情况使人大吃一惊,由于暴雨倾盆而来,糟朽的篷布湿透了,眼看危及到了面粉的安全。
    丁班长二话没说,解开绑绳,揭开篷布,一猫身钻了进去,接着就见篷布中间一个“小山包”,在篷布上的雨水哗哗朝四下流去。
    不一会他钻出篷布,在工具箱里找出千斤杆和一把铁锨,说:“我们要用这两样东西把篷布中间撑高,雨水就不容易渗了。但这样东西没法固定,车一开动就容易倒,所以必须有人扶着它。这一段路比较平坦,由小马开车前进,我到篷布下面去扶它们。我们绝不让雨水湿了面粉。
    我们三个人争执了一番,但丁班长以自己身体好,有经验为由,不由分说钻进了篷布。
    小马小心翼翼地驾车前进了,我们虽然不再担心雨水渗湿面粉,但却担心起丁班长的身体来。走了一会儿,小马停下车,要去换丁班长,却被丁班长狠狠地“顶”了回来。
    汽车在狂暴雨中前进着,丁班长撑起的“山包”经受着雨鞭的捶打。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前面就到香日德了,乌云终于变稀,雨也渐渐停了下来,我们急忙停住车,喊丁班长快点出来。只听“嘭”一声,那高撑的篷布塌落了,但却不见丁班长出来。我们揭开篷布一看,原来他因累闷而昏过去了。
    经检查,车上面粉完好无损,缓过气的丁班长一挥手:继续前进。
    由于大雨的耽误,我们的车队到达诺木洪附近的洪水河兵站时已是晚上9点左右了,我们匆匆吃了点晚饭,又连夜上路了。夜晚行车,让我们最头疼的是多一半车没有电瓶,因而无法照明。但紧急的战备任务不允许多耽误,我们只得想办法自制油灯照明:给两个罐头盒里灌上柴油,掏出被子的棉套搓成捻子,把这种自制油灯分左右拴在保险杠两边的标杆上,用打火机点燃,靠着微弱的灯光开车前进。为了弥补灯光弱,视线不清的缺陷,一个人得把头伸出车门外,冒着寒风和沙土扑打,瞪大眼睛瞅着路面,不断给驾驶员传达口令:“小心,前面有坑!”“慢,前面左转弯”。车子每跑十多公里,就要停下来添一次油。一夜跑下来,两个人的鼻孔、耳窟里都会灌满沙土,半个脸都被风沙吹麻木了。浑身像被抽了筋一样,几乎瘫痪了。这种汽车点油灯的奇观,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看得到。但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必须这么干。
    由于没有电瓶,早晨出发发动车同样是一大难题。尤其是冬季,每天天不亮,我们都要提前起床,每台车点起四堆火,一堆放在发动机油底壳下,一堆放在变速器下,一堆放在后桥差速器下,以烤化那凝成块的机油和黑油,否则机器根本就转不动。还有一堆火用来烧热两扁桶水,好加进汽车水箱。所以那时出发上路,我们每台车上都装有很多烤火柴,这是我们从戈壁滩上挖来的干红柳根。
    有电瓶的车发动后,还不能走,必须以排为单位,拖那些没有电瓶的车,借以发动。往往是一拖二,二拖四,四拖八,等全连车都发动完,差不多要用去近两个小时。每天发动车都是一场紧张的战斗。途中休息时,这些车常常不敢熄火,有时要熄火检查,再启动时则要用人推。
    我们的高原汽车兵,就是这样操纵着大依发车在千山万水间前进的。它从1956年来到青藏线到1985年全部退出现役,在雪域高原整整跑了30年。
    当东德的汽车工程专家听到这样的成绩后,惊得张大了嘴巴。大依发在他们的柏油马路上也只能跑五六年呀!他们急忙派人来中国的青藏高原实地考察,并为本国的产品而深深的骄傲。但考察的结果他们感到:不是他们制造的大依发车有多么好,而是驾驶大依发车的中国军人确实了不起。他们用老旧的破依发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

    窦孝鹏 陕西扶风人,作家,金盾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编辑出版有《崩溃的雪山》、《长城鏖兵》等。
都兰骆驼运输的历史变迁
卢东升    
    十世班禅和第二驼队返回西藏不久,奉命留在拉萨的西北军区护送部队和西南军区18军就陷入了极度困难之中。由于西藏物产不丰,交通困难,经济贫困,进藏部队根据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向西藏地方征粮。这样,到1953年春,粮食供应已经万分紧张,所有存粮只能坚持4个月,驻藏部队及工作人员生活无法保障。
    十万火急之中,中央命令刚刚完成护送班禅入藏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此时已改为中共西北局)“不惜一切,火速抢运”。又是一个“不惜一切”,西北军政委员会再度接受全国人民的重托,奉中央紧急命令,火速组建长途畜力运输总队。没有别的办法,人们又想到了骆驼。但是,前两次进藏运输损失惨重,幸存的骆驼和全部驼工已遣散回原籍。
    1953年4月,中共西北局受命在兰州组建“西藏运输总队”,队部设在西宁至都兰的公路终点站香日德。为总队配备强有力的指挥领导,委派甘肃省农林厅副厅长王宝珊任总队长,张子霖为副总队长,任启明任副政委。政委一职,西北局请求由西藏工委组织部长慕生忠担任,他曾是原西北军区民运部长,在护送班禅返藏的先遣军中曾充当过“开路先锋”的角色。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组建,七一建党节那天,运输总队在香日德正式挂牌办公。
    解放后已经两次成为解放军进藏的出发地,香日德这个柴达木东南戈壁滩上的荒僻小镇,现在再次成为向西藏组织和运输物资的大本营和出发地。一年前看到过的兵民满川、牲口遍地的盛况,香日德人很快又要看到了,可有点不同的是,这里将要集结的牲口只是骆驼了。
    面对艰巨的长途运粮重任,西北局通令陕、甘、青三省,要求党政军要全力支持,抽调强有力的干部,宁夏、甘肃、内蒙、陕西凡有养骆驼的县,要购买骆驼、招收驼工,沿途建立转运站。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经过总队派出人员的讲解说服,购买1.78万峰骆驼,雇请驼工2480名,于10月26日由香日德向拉萨运输。
    就这样,中国的骆驼第三次踏上它们悲壮的征程。
    青藏运输总队的行程路线,不再是护送班禅进藏的那条捷径,而是今天青藏公路的路线,即香日德——格尔木——纳赤台——唐古拉一线,全部路程约1000公里。当时,在唐古拉山靠近西藏一边的山脚下设一运输大站,驼队运送的货物全部卸在站里,然后由西藏方面的运输站向拉萨驮运。运送的多系军用物资,有粮食、布匹、枪支、弹药、食盐、被褥、衣服等,同时还驮运饮用水。
    当时总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每个中队有骆驼1000峰,驼工百余人。每个驼工拉着7—10峰骆驼,每个骆驼驮负320斤的八袋面粉,加上其他东西,负重超过400斤。刚开始的时候,时值冬季,驼工拉着超负荷的骆驼,裹着笨重的军用大衣,顶着季节性的高原强风,每天行进速度不足40里。
    运输队为进藏部队提供后勤服务,责任重大,因而实行军事化管理,他们时刻都做好充分准备,一旦有了命令,就立即出发,不分白昼黑夜,也不管刮风下雪,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必须完成运输任务。
    在夏季牧草生长的季节,为了让骆驼恢复膘情,大部分时间在水草丰盛的地方放牧。运输时间一般在严寒的冬季,海拔五六千公尺的唐古拉山上,空气稀薄,温度低到零下40度,山路上到处弥漫着烟瘴,一旦遇上大雪,人和牲畜就要处于饥寒交加的困境,人的口粮和牲畜饲料主要靠空投维系,由于当时条件有限,空投物资往往是杯水车薪,难以救急。有的职工因气候不适,加之营养不足,劳累过度而半路去世,一部分骆驼也因负载过重或草料不足倒毙半途。一般情况下,驼工们将战友的尸体掩埋于道旁,将死去骆驼身上的垛子分散加在其他骆驼背上,待雪住风停后继续上路,如遇紧急情况,连掩埋尸体的时间都没有。然而,物资不能丢掉,如果承运的军用品不能如期运达兵站,还要受处分。
    为适应当时的运输环境,每个小队规定携带铁耙2把,扫帚3把,三角锅叉1个,帐房1顶,行至天黑,用铁耙将地上的积雪扒开,人和牲畜就地宿营。卸下骆驼背上的垛子,第二天一早再搬上驼背。工人们在途中还要去捡拾山坡、路边的驼粪、野马粪,以便充作燃料。食物基本上都是青稞面饼子。驼工们在旅途中只能步行,不准骑骆驼,一年要穿破好几双鞋子,发的鞋子不够用,就到剿匪部队的垃圾堆里去捡来破军鞋,用麻绳联上破口,穿旧鞋继续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行进。遇到山高坡陡、雪大路滑的地方,骆驼上不去,驼工还要卸下垛子,将物资一件件扛上山去,然后再驮上驼背,继续进发。遇到特别恶劣的天气或万分紧急的任务,不仅人会遭受伤亡,就连身高力大,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照样活下来的骆驼也大批死亡。损失最多的一次,出发时有骆驼3000峰,回来时只剩下100峰。
    1955年10月,1200名驼工突击修筑的青藏公路,已经到达西藏黑河,驼队担负的运粮任务可以交由汽车运输。汽车代替了骆驼,青藏运输总队骆驼运输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因此,西北局把剩下的不足8500峰骆驼移交地方,安排1000多名驼工接收,创办柴达木骆驼总场(即西北骆驼场),驼场场址设在香日德。
    柴达木骆驼场下属6个分场,27个驼队,分布在南起香日德北到大柴旦、东起茶卡西到阿拉尔方圆2000多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滩上。驼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海西境内的剿匪部队的运送物资,剿匪任务不重时,向曲麻莱地区搞民运,或为地质勘探队服务。
    当时,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运输驼队为避免土匪抢劫,就必须机动灵活地跟随剿匪部队行进,运送物资,按照上级指示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如果一旦脱离部队的保护范围,人畜、军用物资都会遇到危险。因而运输队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严格按照剿匪指挥部的命令去办,如果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或运送的军用物资有丢失现象,当事人将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为了避开土匪的偷袭,驼队要时刻提高警惕,经常转移到离土匪较远的地方或剿匪队的活动范围之内,有时一晚上要多次转移地方。驼工们以苦为荣,在他们身上处处体现着忘我的牺牲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每到一处宿营,就围在矿烛下,坐在雪地上唱歌、打扑克,把疲劳和寒冷置之度外。
    随着高原交通事业日渐发展,骆驼在运输中的作用已被现代化运输工具所取代,当年的骆驼运输队也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使命。1957年后,原西北骆驼场划归海西州管辖,场部迁往莫河,留在香日德的一部分更名为都兰县骆驼场。都兰县驼场的草山主要分布在香日德、香加、宗巴滩及大格勒的荒漠、半荒漠地带。
    全县骆驼饲养量最多时达到2万余峰。由于牧民收入提高,原本作为代步工具的骆驼已被摩托车、汽车等代替,驼场和蒙古族牧民骆驼的饲养量逐年下降,现在全县骆驼只有四五百峰。目前的数量还不到当年进藏运输物资的三十分之一,骆驼数量急剧减少,成为保护畜种。海西州政府为了保护驼种资源,已将柴达木双峰驼列为保护畜种,用法治的形式阻滞驼群逐渐走出人们的视线。
    现在,在都兰县境内的青藏公路沿线,从香加到宗加的荒漠草场上,我们还能看到骆驼的影子。初次见到骆驼的内地游客,停车走近拍照,或一睹柴达木双峰驼的风采。
    柴达木盆地是柴达木双峰驼的原生地,而都兰县又是柴达木闻名的“骆驼之乡”。为了保护骆驼畜种,展示蒙古族历史文化,每两年一次的民族运动会上就保留赛骆驼比赛项目。赛骆驼显然比不上赛马那样刺激好看,但营造紧张、壮观的比赛气氛,在多民族群众观看的赛场上,这种比赛还有另外的一种韵味。

    卢东升 河南邓州人,青海都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两代都兰人的青藏线
李 朝    

    新婚一别就是两年。
    1964年,只有二十岁的母亲乘嘎斯车自西宁出发到黑马河,再换上一辕三驾的马车,和一群同样为了见到自己丈夫的女人们,伴着手风琴激扬的节奏,高唱着苏联电影歌曲,扬起滚滚红尘,第一次踏上了只铺着三合土(沙石、石灰、粘土)的青藏公路,一路激情,一路颠簸,一路嬉闹,一路眼泪地奔向柴达木。等见到父亲时,已是十八天以后的事情了,——这刚好古代是从伏俟城(青海湖西)出发到吐谷浑城(香日德)所用的时间。那一年,父亲已经在都兰工作了八年,是来都兰最早的一批拓荒者。那时的青藏线只有一个青海湖牌汽车的宽度。据说,那是一条由十万峰骆驼踏出来的道路。
    母亲回忆这段往事时,青藏公路已经改建了四次。那年,我刚满二十岁。

    小时候,总是对从家门口路过的汽车充满了向往,和小玩伴们站在路边跟过往车辆上的司机挥手,一任车行过处扬起的灰尘蔽日遮天,还时常结伴跑去看集结在兵站(记得那个地方在县招待所的路对面,后来做了国际猎场办公区)的一排排绿色军车,知道那是开往格尔木和拉萨的车队,上面装满了成捆的普洱茶、茯茶,还有成捆的布匹和一箱箱的水壶、暖瓶……。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食物匮乏的时代。
    在兵站,满是油污的地上,总会有解放军叔叔拆洗零件,而我们则等着捡拾他们遗弃的铜丝螺钉,还有五颜六色的烟盒和电线头。当时,一两红铜片可以买两毛五分钱,运气好的话,这两毛五分钱意味着可以买到两本自己喜欢的小人书,还可以剩下五六分钱。攒烟盒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孩子的共同乐趣,记得到上中学前已经积攒了五百多枚,还有,不要小看了那些细细的五彩电线头,那可是修饰弹弓的好材料。……其实,我们最眼馋的还是叔叔们津津有味地嚼着的压缩饼干,铁桶里装的橘子罐头、牛肉罐头。
    好像那个时候的孩子,嘴都很馋,不像今天的孩子挑这个选那个,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是他们想要的。那时,父亲下放,我们住在老县委的家属院,旁边是粮站,前面是政府招待所,过了马路就是兵站。等到兵站失火的那一年,父亲的下放解除,安排了新工作,我们搬到了青藏公路边上的食品加工厂,从此,我们几个不必再像同龄的小伙伴那样因为食物短缺而嘴馋了。

    对青藏线的流连和徜徉,源自于对汽车的向往。那是因为感觉做司机的爸爸们总是很牛,去过许多许多我们根本叫不上名字的地方,总能带来许多许多孩子们喜欢的东西,能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的奇闻异事。
    不仅如此,对汽车向往,更意味着青藏线绵延千万里的另一端,一定能通向住着奶奶的老家。每年一次,或者每两三年一次,父母亲总是要把自己积攒了一年的积蓄交给长途运输站和铁道部,咣当咣当,咣当咣当,一路摇晃着去看望生了七个子女的奶奶,一家一家走也走不完的亲戚……。对我来说,缓慢的汽车、缓慢的火车一路摇过去的尽头,是皂角树上的嬉闹,沙枣树下的酸酸甜甜,是夜色下的萤火虫,是三伏时的挥汗如雨,是偷吃柿子时碰破的脑袋和满身根本洗不掉的汁渍,是那间老屋里讲也讲不完的老故事,是井台上、庙门口、石碾旁、小巷里浓郁的乡音喊着说:“哦,那是青海的娃回来咧……”。
    青藏线串联了我全部的童年记忆。
    对于父母来说,青藏线是奶奶站在西崖头的井台边上,裹着小脚锥立在那里,送我们远去时,清风抚动的丝丝白发和已经干涸的泪水,是父母一步三回头,不断张望的眼睛渐渐把奶奶、井台、皂角树模糊成一个很小很小的点,仍然挥动不肯放下的手臂。对于父母来说,青藏线的蜿蜒和曲折是从故园放飞的风筝线,连着的是柴达木儿女的豪情壮志,牵着的是长安儿女无尽的乡愁,以及往返于两者之间,永远都纠结不止、夺眶而出的泪水。
    如此往复,谁又能知道,有一天这一别竟成了永诀,罹患重病的父亲也将自己的一把老骨头也留在了青海,走完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的共同命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从此,我这个长安孤儿成了地地道道的青海人,地地道道的第二代柴达木人,一个能知道每年五月八日至十二日之间杨树爆芽儿,宣告晚春迟到,知道九月未尽便已是黄叶如火,宣告初秋提前的都兰人。老辈人讲,青藏线上每一公里就曾有一个筑路者倒下,在这条路上,我们总能看见朝圣者匍匐向前,亦步亦趋。——他们,连同我们的父母,为何如此执着呢?那一代人,他们靠的是信念和理想,而这正是我们这个富裕的时代最匮乏的。

    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信念。
    这种信念的原初力量,可能来自于生活的磨砺,也可能来自于求生的本能,但绝不是夸夸其谈的口号。当人们一旦拥有了信念,信念就会转化成理想,虽有险山恶水的重重阻隔,虽有瘴气逼人的荒原狼嚎,虽有血雨腥风的冲突厮杀,虽有睚眦必报的非人煎熬,虽有得志小人的顽愚嚣张,都可能使生活有不堪之重,但苦难便成了可以隐忍的俗常,苦难只是通向香巴拉必须迈过去的台阶。
    这样的信念和理想不是只有老一辈柴达木人才有的,这样的信念和理想也不是轻易可以体验到的,这是一个民族在血液中流淌的传统,需要在经历了艰苦卓绝和大彻大悟之后方能参透。
    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那一年,我们没有做母亲那一辈人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汽车,而是坐着性能优良、服务周到,甚至接着氧气的全密闭火车去的,回来时,更是乘坐的是欧版的空中客车。
    在大昭寺里,春节临近只有少数几个游客。我得以安静地拜谒了一千多年前的老乡——文成公主。在大寺里,有幸接受了沐浴、摸顶等赐福活动。整整一个上午,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那间大殿里,感受着文成公主可能留下的任何一点气息:看看那雕梁画栋处,那佛龛香火处,恐怕有她与匠人们喧话商量的袅袅余音;看那巨大的红色立柱上那眼睛般的节点,恐怕还有她摩挲过的余温。我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在看着,一点一滴地用心感受着。不觉间,竟在大殿里一气走了六圈,思绪随之晕眩,冥想随之驾临,是那样的深沉。整个一个上午,我一边猜想着这位远嫁的长安姑娘,一边任由泪水洒满了衣襟,再抬头时,竟发现这个地方似乎早已熟悉,很久很久以前我肯定来过此地……。我的前世今生,定然与青藏有着万千的因缘。即使出了大昭寺,走在八廓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磕长头的人群,这个感觉依然挥之不去。
    文成公主,一个长安女子,一个美丽的长安女子,一个在日月山上怀想着故园乡愁的美丽的长安女子,只身前往逻些,靠的是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呢?在拉萨街头的藏餐馆里,喝茶汤,吃水萝卜,我感受到了长安城的气息;喝下午茶时,我感受到了长安人歇晌“品嘛”的滋味。从文成公主到我的父母的青藏线,虽有千灾百毒,虽有道路坎坷,而贯穿一致的是对家国统一、民族亲睦的坚定信念和理想。

    青藏线上,父亲最初是把从内地运来的茶叶、布匹、丝绸和日用品,先行赊与牧民,等待牛羊出售时再以实物结账。更多的时候,是骑马穿越并不平坦的青藏线从香日德出发去剿匪,与狼群殊死搏斗,他背上的钢钉和家中一把折了头的马刀是见证。
    青藏线上,母亲为了让我们几个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在六一儿童节来临的时候,可以穿上蓝裤子、白衬衣和网球鞋,带上鲜艳的红领巾,她前往七道班拉沙子、背石头,背冰驮水,像一个男人一样修建正在拓宽的青藏线。
    青藏线上,一头连着我的第一份工作,一头连着我的初恋,我在这里娶妻生子,一晃三十年就过去了。离开时,我教的各族学生已有四五百人,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已成为都兰的顶梁柱;离开时,我为都兰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撰写、提交“110电网工程”可行性报告,即把龙羊峡至格尔木的国家电网线路,在都兰拉一条分线路。当时,我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提出,必须要把都兰的后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即把矿产资源开发、农业开发等作为辟出分线路的主要理由,把照明用电的诉求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如今,都兰人开矿兴业热火朝天,都兰人也不再担心过年时因为没有电而看不成春晚、包不成饺子了。都兰,成了青藏线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每每踏上千里青藏线,都禁不住感慨万千。为此,我曾这样写道:“武皇开边六十载,长安孤儿已三代”,但是,总是没有办法续上后两句。后来,还是在见到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程起骏、王贵如等人,感念之间,才找到了真正下文。于是,我凑齐了一首七言:“不愧昆仑吾登临,再兴丝路重头迈”。

    李 朝 出生于青海都兰,祖籍陕西长安,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青海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编著出版有专著《诗性高原——青藏地区民俗文化审美》、《移民视野下的河湟戏曲文化》等。
青藏线上的生命颂辞
郭建强    
    都兰县城察汗乌苏整洁得令人惊异。广场、礼堂、文化场所……无一不在表明这座戈壁边缘的小城,在直指更高处的109国道——青藏线旁,调准了现代化的时刻表。
    宽敞的道路两旁是一排排店铺:韩国新生活美容会所、蒙太奇欧式墙艺、时装城、网吧、音像店,……在柴达木这块广袤得会让初到之人难以觉察时光的流逝、时针抖动的地方,察汗乌苏严丝合缝地咬住了时代、时风、时尚的齿轮。犹如一位衣领洁净,面容清秀的绅士———这座城镇,仿佛刚刚诞生。只是,小城的机关、商店、饭馆都用汉、蒙古、藏三种文字书写,透露出事关游牧、争斗和移民屯垦的一丝秘密,散发着夹杂着西部特有的令人舒畅的沉静气息。当我们从一路上呜呜怪叫的老爷车里起身,在脚踏坚实地面的瞬间,更强烈的感觉是,仿佛置身精缩版的西宁,或者比西宁更为都市化的城市。
    恰恰直观地表现着事物的多重性:109国道侧穿察汗乌苏而过,一端不断弯入地理文化状态独特的青藏腹地;另一端则被东部农耕文明、工商和现代金融社会所吸引。
    我几乎放弃了对这座因察汗乌苏河而得名的县政的猜想———无论是地理层面的,还是历史纵深的。因为察汗乌苏实际上无可辩驳地代表着都兰,或者西部大地任何一座城镇现代化的方向,它是一个极佳的模板。因此,我无意再去追述它的文化积淀,它的前生往事。然而,两天后当我们从诺木洪返回,坐在东乡手抓大王的餐馆,我随意隔窗望去,在玉石般明亮的阳光下,几处隐藏于楼房之后的建筑显露了身形。那是些上世纪70年代在青海各地都可看到的砖瓦房,房子前面大都是仿宋体的单位名称,比如某某礼堂,或某某供销社,或某某电影院等等。是当时人们集会、文化娱乐或者购物的重要场所。
    这些建筑物让我一激灵;提醒我,无论在都兰还是其他地方,都蕴藏着无数记忆。这些记忆由无数事件、人物和场景组成,是无数生命的遗存。它们曾经留存在一群人的大脑、言谈或者笔下,而今则留散在大地上和空气里。正是那些看不见的人们,一代代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都兰或者更为广泛的区域。我知道自己所看到的察汗乌苏城,不过是堆积在这些记忆之上的显现物,不过是察汗乌苏丰富地脉的一缕而已。
    香日德,这三个音阶、三个汉字,和它的屯垦历史,留给我的印象是游子、香客、兵士、流民和囚犯的客驿,是柴达木茫茫大地上的一盏灯光。
    香日德,藏语名为树木繁多之地,本应该长久地留聚生命;然而,我几次经过这里都感觉,它更像是“交通”二字的立体书写。109国道穿过小镇,路旁农贸市场、清真餐馆和移动公司醒目的招牌在汽车扬起的灰尘中,具体地阐释着“经过”和“通往”两个词的含义。

    香日德上牵诺木洪,下接察汗乌苏,北邻德令哈,南望玛多、曲麻莱,确是交通要点。当你如我一般,在某个早晨站在小镇街旁,遥望昆仑,遥望果洛、玉树和拉萨,大抵也会生出一种踏上行旅的心情。但是,如果你从大道侧旁穿过小镇走进绿洲深处,眼前那广阔的农田和一座座农庄,在柴达木这个沉睡着无数矿藏的干旱盆地,奇迹般的悬垂着生命的绿意。
    而在离小镇不远处,著名的班禅行辕似乎在以一种穿越历史的声音,述说着关乎重大决定的“行”与“留”。九世班禅大师曾在此地被迫驻足,怅望西藏;之后,当大师在玉树结古寺圆寂,灵柩又被迎回香日德寺。
    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年份。面对从香日德延展开去,掌纹般纷乱的路道,十几岁的十世班禅大师果决地作出了致电毛泽东、朱德,拥护新政权的决定。
    风尘仆仆的香日德,树木环绕的香日德,既是家园,也是起点。

    在巴隆109国道两旁,我们发现了不少梭梭树。这是蕴含高能量的瀚海灌木,由于易燃且燃烧时热量高,火力为木材之首,堪称“荒漠活煤”。梭梭树曾经被都兰人用来生火,据说燃尽后只剩一撮白灰。
    梭梭珍贵,由此可见。然而,梭梭树最珍贵之处并不仅仅在此。
    时值9月,柴达木的冬天依旧要早早到来。在黄昏透凉的风中,梭梭树执著地把自己凝塑成了一炬炬绿色火焰。这一捧捧绿焰,沉静地与铺天盖地、劈头盖脸的沙漠戈壁的淡黄、青黄、黑黄和金黄对垒、对峙,有着勇士般的决绝。
    梭梭树是超旱生无叶灌木,枝干细弱,最高竟能长到5米。我无法想象当沙漠风暴来临,她们怎么抵挡那种直取性命的疯狂。然而,就是这样貌似脆弱的植物,却真的创造着奇迹。梭梭树在我国新疆、内蒙古等地也有分布,但是如这般生长于海拔将近三千米的高地的,也就是在青海都兰。梭梭在都兰居然成林,占都兰县境灌木总量的33%。而伴生灌木沙拐枣、蒿叶、猪毛菜和麻黄等,也在她的荫护下把生命的绿意涂抹在沙砾地表。
    有人说,梭梭是地中海退去,伴随青藏高原隆起,存留于今天的唯一植物。此说如果有科学依据,那么梭梭对于研究青藏高原的地理、生态和气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是神话,也同样让我心为之向往——因为,这是生命的寓言。
    更让我震撼的是,在车过乌兰山、脱土山之时。车窗外的黄沙更加张狂——沙粒们那种不动声色,却足以吞噬万物、改变世界的形态,已经张牙舞爪到令我视觉麻木,心生惧意。
    就在这里,我看到公路右侧的一棵棵杨树。她们碧绿碧绿的,挺着女中学生似的腰身,形成了一片小小的枝叶之网。不由得让人想到,本该有她们的父辈,或者其他抗旱植被挺立在此。和浩大的流沙相比,这些杨树柔弱得让人心疼。
    我却有了手抚梭梭时的感动。如果说,梭梭树是大自然关于生命韧性的神话般的呈现;我知道,青绿青绿的杨树林则是人类于现今种植的神话。当然,仍然是生命的颂辞。

    夜晚。诺木洪农场小镇人来人往,瓜果蔬菜店沿着路灯排列开去。灯光下,人们的面庞、服饰流溢着一种微光;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杂沓的脚步声。
    这是一个属于酒神的季节。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枸杞在宁夏,宁夏枸杞在中宁,中宁枸杞在柴达木,柴达木精品枸杞在诺木洪。”以诺木洪农场和宗加镇为主要区域,都兰的枸杞种植基地由此四面延展。白昼,那垂挂枝梢粒粒饱满、沉厚的枸杞,如同天然自成、晶莹剔透的红玛瑙,给苍茫古老的柴达木增添了一抹血色、一分亮度和一种酒意。
    来自四面八方的摘采者、收购者和当地的种植者,带着各种方言,用各种口音商谈着,交流着。而在那座舞厅——那个内部简单装潢、现代音像设备不断施放猛烈音乐的空间,一群群青年人正在跳着上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宁舞厅的舞蹈。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
    可是,更吸引我的是一种迷醉的气氛。这种气氛,显然来自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来自小小枸杞内部荡漾不止的酒意。
    我想起塔里他里哈遗址。离小镇不远,是一条夹砂红陶、黑陶、彩陶碎片流淌成河的地方,是有着瓮葬墓群,有着近似于今天青海农村随处可见的土坯墙,却属于青铜时代的人类遗址。1959年,这里出土了公元前10世纪的大量毛织物和纺轮,其中有一块彩色毛席残片,虽历经三千年,但是用黄、褐、红、蓝等色毛编织而成的条形图案仍清晰可见。据考证,该毛席残片的原材料就是青海的藏系羊毛,即世界公认的“西宁大白毛”。这是至今出土最早的毛席残片,是青海藏毯的雏形。诺木洪文化蜚声世界。
    三千年,离我们有多远?我回答不出。但是,知道当时的古羌人已经建造了房子、土坯围墙、牲畜圈栏,还设置了广场;已经有了曲腹陶盆、圈足陶碗、深腹陶杯、带耳盆等陶制的生活用具,已经冶制了青铜的斧、刀、镞、钺等形器;已经能够驯养马、羊和牦牛;已经制作了骨笛、骨哨等能够赋予生命以欢乐的乐器。三千年前,必定有很多个夜晚,古羌人因为部落增添新丁,因为婚庆,或者因为狩猎而载歌载舞,而喷涌生命的喜悦。今天,在收获季节的诺木洪,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释放着抑制不住的欢乐,呈现出与远古先民相同的陶醉。
    枸杞熟了,丰收的人们醉了,生命的动力像火苗一样跃动了几千年。这时,回味“都兰”的语义,你会觉得特别贴切———把蒙古语翻译成汉语,“都兰”的意思是“温暖”。

    郭建强 青海西宁人,西海都市报社主编助理、专刊部主任,编著出版有诗集《我们在一起——青海百位诗人献诗汶川地震灾区人民》、《穿过》等。
诺木洪原始人生活
言 公    
    柴达木像一位玉美人,极羞涩不情愿地向人们裸露出自己的胸怀。
    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19处诺木洪文化遗址。其中,以位于都兰诺木洪地区的塔里他里哈遗址文化堆积层最为典型。
    塔里他里哈遗址9米左右厚的文化堆积层向世界打开了一座神秘的“时间隧道”,把人们带进一个距今3000年的奇特而又陌生的社会。
    这是3000年前的一个盛夏。
    诺木洪地区,气候温润,水草丰美,河流纵横,淡水湖星罗棋布,是大漠中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
    聚居在这里的是一支羌族,他们散布在无数个大大小小绿荫掩映的村落里。这种村落傍河而建,也有建在沙丘地带的。
    塔里他里哈村,有居民自己修建的“定居点”,其中分居室、棚圈、围墙,还有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作坊等。
    围墙由黄土和炭灰或白灰尘相掺制成的土坯砌就,很是坚固。土坯为长方形,长约38厘米至48厘米,或更长一些,宽约25厘米至38厘米,或更窄一些,厚约8厘米或12厘米不等。土坯的制法有两种,一种加水成泥,放土坯框内(模具),压实抹平,尔后倒出晒干。此法至今青海农村仍在沿用。一种是把潮湿的黄土放入土坯框内,用石板杵夯实形成取出即可。此法在陕西关中一带农村常见,民间谓“打胡基”(“胡”乃古人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俗称)。所以可见此法是由西部传入中原的。围墙是用三排平铺的土坯垒砌而成,相当美观。
    围墙外,是一座座方形或圆形的土木结构建筑。房屋的木柱,经过精心劈削,呈方形、长方形、椭圆形,也有原木做成的,粗糙中透出古朴。木柱上方,凿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大小不同的孔,以及其他榫卯结构。屋顶平阔,用黄泥抹就。门道南向,采光极佳。屋内宽敞明亮,一般面积约15平方米左右。墙壁先用土坯砌成墙体,尔后又用细泥上一层墙面,光洁平整,很是讲究,颇具西部特色。
    房屋内的主人,有男有女,老老少少,喜欢群居。他们冬衣轻裘,夏着布装,脚穿“革履”。身上佩带着玛瑙、蚌壳、石、牙、骨等制成的饰物,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窸窸窣窣,美妙无比。他们的性格粗犷剽悍,堪耐寒苦,以力为雄,就是妇女生孩子,也不避风雪。
    太阳升上昆仑之巅,村落里的居民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劳作。
    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从棚圈里赶出羊只,还有牛、马、骆驼,到附近的草原上去放牧。草原,一望无际,白云映衬着畜群,像星辰洒落人间。牛羊们或低头吃草,或奔跳追逐。放牧的男女,背倚草坡,用鹰大腿骨做成的“鹰笛”,吹奏着永恒的爱情和对生活的希望,怡然自乐,陶醉在良辰美景之中。
    干农活的,拿着骨耜、骨铲和石刀,或翻地,或劈荆斩棘,或引水灌田。骨耜是用大的兽类肩胛骨制成的,骨臼处凿有长方形或圆形的銎,这样携带和使用都很方便。骨耜有大有小,最大的有20多厘米,形状如今天的铁锨或犁铧,除了翻地,还可作为其他劳动工具。他们种植的农作物以小麦为主。麦粉我吃,麦草畜食。农业保证了牲畜的饲草饲料,畜类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肥源。农田不远处有一条河流过,那是昆仑冰雪融化后淌下来的,水量丰富,水质清纯。有几条支渠伸进块块农田,他们用骨耜挖开田埂,任清流漫灌。休息的时候到了,他们不约而同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喝着陶罐里的水,吃着自带的干粮和牲肉。年轻人爱热闹,吹着卡笛或骨哨,曲调随心所欲,其乐也陶陶,其乐也融融。吃饱喝足玩够了,体力恢复了,又分头去干自己没干完的活路。
    进山狩猎的猎手们,身着兽皮制成的猎装,背着弓箭,扛着铜制的大斧、钺和砍刀,英姿飒爽,威风凛凛。猎手们的目的地,自然是昆仑山。那里由圆柏和冷杉构成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莽莽苍苍,野牛、野驴、棕熊、雪豹、野鸡、雪鸡出没其间。他们多是合围捕猎。一旦发现目标,便吹响骨哨,大伙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鼓噪上前,并肩出击。即使像野牛那样的庞然大物,也难逃他们的刀斧。有时,他们也用骨哨和卡笛,模仿一些禽兽的声音,引诱它们进入埋伏圈或落入坠毁井。他们的聪明和勇敢,使他们每次都能大获而归。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不幸,野公牛利剑般的犄角,会刺穿他们当中某个人的胸腹,发怒的棕熊蒲扇般的巨掌,也会将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抓得面目全非,血肉模糊。但这些不幸绝对不会挫伤他们的勇气,他们会以十倍的仇恨进行报复。他们崇拜勇敢的牺牲,以战死为吉利,那不仅是牺牲者自己而且也是全村落的骄傲和光荣。犹如古代斯巴达人那样,不能以战胜者的身份活着,便应光荣的死去。
    村落中还有从事冶炼、毛纺、编织和皮革生产的作坊和“专业户”。冶炼主要是炼铜。在一块平整的场地上,堆满铜矿石,这是用车从昆仑山拉来的。这时,炉火熊熊,燃烧的自然是劈成块的圆柏和冷杉。男人们用特制的羊皮袋鼓风。铜炼出来了,炉渣弃置一旁,铜汁金花四溅,映着男人女人黑红的脸,他们便欢呼,便大笑。然后,又用炼好的铜,锻成铜斧、铜刀、铜钺和箭镞等生产和生活用具。这些产品再经过精心打磨,金光灿灿,与石制、骨制的器物相比,显示着他们已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年代。搞毛纺织的人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在用自制的木质或石质捻锤捻线。原料是自产的羊毛,捻的线很细,一团一团的。然后,成年的男人和女人,伏在木制折织机上,用230根或数十根不等的单线织成毛布。毛布的花色丰富多彩,有黄褐两色相同排列的条纹,有黄红两色相同排列的条纹。有的毛布,边沿用褐色,其余均黄色。毛布的宽度,一般在25厘米左右。有的毛布结实细密,系编织高手用纬线在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经线内,一上一下交错编织而成,堪称“特制”产品。编织毛带的人家,也是先用羊毛(有的还杂以少量的牦牛毛)捻线尔后进行编织。方法有三种,毛带宽窄、厚度不同,而颜色均为黄褐色。毛线和毛绳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但用途却非同小可。他们先将羊毛和牦牛毛捻成单线,再将单线合成双股、三股或三股以上的粗线,然后再合成毛线和毛绳。毛线可资缝纫,毛绳除用作生产生活外,还用来“记事”,内容丰富,是独特的“备忘录”。虽然时光荏苒,绳结为证天地公道。村落内从事皮革加工的人家不多,特别是制作“革履”工艺要求性很高,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有经验的男人们,把鞣好的整张牛皮,按不同尺寸裁成若干块,然后用毛线缝制成不同尺码的“革履”,再用木制或泥制的“楦头”加以定型。这种鞋美观大方,结实耐穿,而且非常时髦。
    车辚辚,马萧萧,这是有人出外搞运输了。“脚户”们赶着马或牛驾的车,走向田野,走向草原。这种车形似今天青海农村的“大板车”,木制,毂的外形、中间呈圆而外鼓,装有16根辐条。车体不大,但跑长途,较之畜力驮运自是破天荒的进步。驭手多为男子,披发衣皮,手挥短鞭,傍车而行。挽车的马、牛,均为家养,训练有素,驭手“令行禁止”,很是听话。也有赶着驮牛和骆驼的。它们拼命在迈开四蹄,似乎不愿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失去自己传统的风采,尽管这样使它们气喘吁吁,甚至口吐白沫,仍不甘落后……
    这就是3000年前瀚海留给人们的一瞥。
    顺着神秘的“时间隧道”,人们又回到21世纪,回到今天更为多彩的现实。
    回顾遥远的已经逝去的一幕,柴达木的开拓者可以自豪地宣告,这就是3000年前的西部,这就是与西周同处一个文化年代的西部文明。如果人们有兴趣进一步研究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的毛纺品和“革履”,将不难得出这样让世界刮目相看的结论:柴达木盆地的毛纺织业,完全有资格在中国纺织工业史上大书特书一笔,而造型奇特的“革履”在3000年前出现于西部,无疑奠定了中国在世界皮鞋制造行业中的“鼻祖”地位。

    言 公 原名戴言恭,陕西蒲城人,《青海湖》杂志编审,编著出版有杂志《青海湖》、长篇报告文学《走进柴达木》。本文选自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走进柴达木》一书。
神秘的汉代非衣帛画
李 皓    
    程起骏先生是我省的地方史学家,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程先生的朋友。这位朋友在电话中说,自己珍藏着两块丝织品,因为无法断代,想请程先生掌个眼。
    程起骏欣然前往。当坐定后,朋友拿出藏品,程起骏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是两块色泽暗淡的丝织品。因为年代久远,丝织品上的图案已经斑驳难辨。这样的丝织品程先生还是第一次见到,对于丝织品的年代他一时难以定论。几天后,程起骏又邀请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张君奇和柳春诚再次对这两块丝织品鉴定。专家们发现这两块丝织品竟然是一幅断成两截的非衣帛画,这幅非衣帛画的绘制年代至少是在西汉早期。
    非衣帛画是古人出殡时使用的一种旌幡。古人出殡时,送葬的人要将非衣帛画高高举起,走在棺椁之前。亡者入葬时非衣帛画将作为随葬品覆盖在棺椁上。非衣帛画一般和棺椁的长度相仿。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幅非衣帛画判断,非衣帛画形状呈“T”字形,其内容自上而下分为三部分,以表示天界、人间、地界。非衣帛画上大多绘有日月星辰、升龙、人首蛇身以及墓主人日常生活出行、飨宴或祭祀的图案,因此极具考古价值。据考证,非衣帛画就是日后招魂旗的由来。
    展现在程起骏面前的这幅非衣帛画,于2006年出土于诺木洪附近。经测量,这幅非衣帛画全长219厘米,上宽89厘米,下宽36厘米,四周缀有飘带,其大小与格式都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非衣帛画十分接近。
    诺木洪非衣帛画虽然已有多处腐烂破损,但是张君奇还是借助一些高科技手段成功地复原了它的原貌。和马王堆出土的非衣帛画一样,诺木洪非衣帛画的内容也分为天界、人间和地界三部分。天界位于非衣帛画“T”字形上部,上面绘有弯月、蟾蜍、带翅白虎、凤凰和9个太阳等多种图案。
    引人注目的是,在表示天界的画面正上方,绘有一个人首蛇身的图案。程起骏先生介绍,类似的图案在马王堆非衣帛画中也曾出现。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图案表现的是一位主宰三界的最高神灵,但更多的专家根据《山海经》中的记载认定,这个人首蛇身的图案其实就是传说中的女娲。诺木洪非衣帛画中出现的这位人首蛇身的神灵是一位头戴王冠的女性,其形态庄重,面貌俊美,更印证了专家们有关女娲的猜想。
    在诺木洪非衣帛画天界部分还绘有一铎,两名侍者伫立于铎的下端。铎为古代传令的乐器,专家们认为铎在这里是表达“宣天地教令”的意思。铎下就是人间通往天界的阙门,通过阙门就是人间了。两条缠绕在一块玉璧上的龙盘旋在人间和地界之间。
    在人间的画面中绘有一对端坐在屏风前的贵族男女,他们的左侧是一持扇侍者,右侧则是一位手捧食物的侍者。三位专家认为,这个画面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状态的再现。
    非衣帛画中的人物具有汉石刻画像的神韵,线条简洁明快,动感十足。人物着色方法主要是勾线后平涂渲染。画面以朱红、土红、暖褐为基调,并配以石青、藤黄等颜色,晕染出人物面部的层次,从而产生了诡异、华丽、热烈的效果。
    玉璧中的环孔悬有一大帐,帐覆地界,一力士脚踩两条交织成环的鳌鱼,这个图案和马王堆出土的非衣帛画内容完全相同。画面中的鳌鱼,就是传说中能吞吃大舟,同时又能飞翔于陆地的“陵鱼”。
    专家们认为,诺木洪非衣帛画与马王堆非衣帛画无论是格式还是表述内容,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两者有什么联系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鉴定过程中,柳春诚曾用仪器对诺木洪非衣帛画作了测定。通过显微镜他发现,这幅非衣帛画居然是用由3根金丝和7条蚕丝绞的线织成的,这说明墓主人生前具有很高的地位。
    专家们还就诺木洪非衣帛画反映的内容、绘画手法与马王堆非衣帛画作了比较。专家们认为,较马王堆出土的非衣帛画,诺木洪非衣帛画中出现的人首蛇身图案的女娲形象上身并没有完全演变为人的形象,这说明诺木洪非衣帛画的年代要比马王堆出土的非衣帛画要早。
    同时,诺木洪非衣帛画中绘制的龙无爪无鳞,是典型的汉早期的风格。再有,诺木洪非衣帛画中出现的凤凰尾羽上绘有太阳纹,这和1949年从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引导升天图》中的凤凰图案十分相似。张君奇认为,凤凰的演变、造型和画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到了汉代中晚期,尾羽带有太阳纹画法的凤凰已不多见,这也再次印证了柴达木非衣要比马王堆非衣的年代早。
    程起骏认为,除艺术价值外,诺木洪非衣帛画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生活在青海高原上先民们的生活场景。
    张君奇说,柴达木地区和中原文化交流的历史久远。距今3000年前,生活在柴达木地区的羌人就已经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诺木洪文化,专家们普遍认为诺木洪文化的下限年代是汉朝中期,而诺木洪文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所以很多专家怀疑,诺木洪非衣帛画或许正是这一时期羌文化和汉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程起骏也认为,诺木洪非衣帛画中出现虎的形象,这在马王堆非衣帛画中是没有的,这或许是羌人虎图腾崇拜的遗风体现。张君奇还说,横穿柴达木盆地丝绸之路青海道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记载着汉朝和羌人交往的故事,而且公元121年,汉骠骑大将军霍去病也曾率兵深入柴达木盆地。专家们推测,在频繁的政治文化交流中,汉朝的使节和官员曾常驻羌地,并最终埋葬在了青海,非衣帛画在青海出土也就成为了很自然的事。
    贵族?官员?使节?虽然诺木洪非衣帛画主人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幅非衣帛画对于青海省的历史研究意义深远。程起骏说,目前我国发现的非衣帛画大约只有5幅,诺木洪非衣帛画中蕴藏的诸多秘密还需有关专家破译。

    李 皓 江苏扬中人,西海都市报社专刊部记者,编著出版有《贵德的记忆》。本文摘自2009年9月21日出版的《西海都市报》。
诺木洪城的传说
乌兰其其格    
    诺木洪河的东西两岸上,有两座又高又厚的旧城墙,城墙四角有高大的碉堡。东城比西城大,从而人们把这两座城名为大城和小城。在小城与大城之间(河西)还有一个瞭望台。解放前,腾格力克托海牧民们为了存放麦草,在大城的墙根挖了两丈多深的地洞,也不曾挖到旧城底部。
    诺木洪城一带,原来的居民是台吉乃尔旗一个部落牧民,解放后这部分牧民迁到格尔木以西的草原上,与本旗其他部落共聚在一起。关于这座古城,格尔木郭里木德乡的退休教师毛和利给我讲了一个流传在台吉乃旗的传说。
    达赖洪、丹津洪台吉两兄弟反清起义失败后,领着一批人马,唱着“快刀斩开西宁门,围兵头颅似穗头”的歌谣,杀出一条血路一直向西逃去。他们为了甩掉追兵,夜以继日地赶路。到台吉乃旗腾格力克托海时,丹津洪的马困乏之极倒毙。兄弟俩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带着人马继续往前走去。
    走了不一会儿,远远望见几顶蒙古包,他们即刻来了精神,步子也快了起来,到蒙古包时,只见一个红光满面的白胡老人迎上前来行礼问道:“脸上生光,眼神炽烈的年轻人,你们好!从哪里来,到哪方去?”丹津洪忙向老人回礼:“老人家您好,我们便是达赖洪、丹津洪。请问您的尊姓大名?”老人一听他们是达赖洪、丹津洪台吉,赶紧说:“原来是两位台吉驾到,老汉我失敬得很,我是诺木洪宰桑,请台吉们到里面歇息。”
    诺木洪宰桑是富裕人家,在台吉乃旗里他是马群最多的一家。诺木洪宰桑把两位台吉请到家后,用奶茶和马奶酒款待了他们,还吩咐家人宰牛宰羊。
    丹津洪向老人叙述了起义失败的经过,还告诉清军正在追杀的情况。为了逃避追杀,说:“我的马已累死了,您是否有办法?”老人忙说:“这个好办,我有一匹三年没下马驹的青骒马,今年突然下了一匹小马驹。那小驹一落地,不曾倒下就站起来,绕了母马三圈吃起奶来。那就是您的坐骑,请台吉乘驾去就是。”
    丹津洪兄弟在诺木洪宰桑家吃饱喝足,恢复了体力。然后他们跟着老人来到马群抓那匹马。老汉指一匹青马说:“那就是您的坐骑。”一看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蒙古神马——阿仁取拉。有了这匹马,他不怕清兵的追踪。他抓住那匹马驹骑上,立现腾云驾雾之威。有了马匹,台吉弟兄和他们的士兵谢别了老人又继续赶路。
    他们走啊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来到了一座高山脚下。一看那正是台吉乃旗最西部的边界哈木尔达弯哈勒京胡嚓。
    丹津洪下令他的人马在这里休息一下好爬山。这时,达赖洪台吉拿出他的九枚铜钱开始算卦。他算完卦高兴地说道:“看来追兵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毛驴的头虽然朝西,但追兵的脸却朝着东。我们走了几天几夜,应该痛痛快快地休息一晚才是”。丹津洪一听,深思了一会儿说:“清军的脸虽然朝东,但别忘了毛驴的头朝我们这边,怕有诈。我们过这座山就安全了,还是即刻动身为好。”兄弟俩为这事争了起来,最后丹津洪领着一批人马爬哈勒京达弯山而去,达赖洪留下一部分人住了下来。
    拂晓时,丹津洪他们才爬到山项。到山顶回过头来往山下望去,山脚下炊烟袅袅。这时,随兵中有人喊道:“那是什么?”丹津洪往东一看,那边尘土腾空,看来追兵已赶来。他忙拾起驼粪对准哥哥的毡包扔下去报信,同时下令他的人马赶快隐蔽起来,继续观察。只见那些追兵倒骑着毛驴向达赖洪的住处压了过去。
    这时,达赖洪还坐在蒙古包里饮茶。突然从蒙古包的天窗掉下几块驼粪:“看来弟弟已到了山顶,我们也该走了”。刚说完,外面跑来一个仆人急忙报告说:“台吉,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达赖洪一听跳了起来,走出毡包一看,追兵已从三面围了过来。他慌慌张张地混进那些乱作一团的随从人中,躲了起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追兵把他们围在中间。但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是他们要抓的人。所以追兵将军命他的随军,一个一个地抓出来盘问,可没有一人知道台吉的去向。
    最后拉出一位夫人,她抖抖瑟瑟地说不知道。追兵将军大声命令:“把这女人的头给我砍下来!”那夫人一听,吓得两腿一软,大声喊叫道:“大人!别杀我,我说!我说!丹津洪早已过了这座山,达赖洪还在,穿着蟒缎裤子的就是。”
    追兵将领忙派人去一查,发现确有一个穿着蟒缎裤子的,抓来一问知道是达赖洪。追兵将领怕丹津洪布置了埋伏袭击他们,命人拉来一峰光背骆驼,让达赖洪骑上,然后日夜不停地赶到腾格力克托海。在腾格力克河西岸留下一部分人防守,其余的到河东安营扎寨,同时命建筑师在河两岸建两座城墙。那些士兵每人只抬去二尺布的土,便建成了两座城墙。还垒了一个瞭望台,日夜派人巡逻。
    追军将领看城墙已建成,过去看了一下发现这座城墙比西宁城墙高了一拇指(两寸),为此割去建筑师的大拇指作为惩罚。
    这时,风水先生过来报告说这地方的风水不太好,需要用一个活人祭城。那将领命他的手下人去抓来诺木洪宰桑,让他站在城墙大门东角。对他说:“你虽然给丹津洪提供马匹有罪,但念你是此地有名望的首富和长辈,不追究你的通匪之罪。希望你给我们的这座城说句吉利的话。”
    诺木洪感到好笑,心想:“你们想杀我,还叫我说什么吉利的话,真是!”便随口说了一句话:“艾吉鬼洪其尔。”那些追兵以为说了一句吉利的话,割去了诺木洪老人的头挂在城门上,又杀了他的马,用他们的血祭了这座城。在城门的东北角挖了个坑,把诺木洪老人的尸体连同马一起埋了进去。用这老人的名字命名为“诺木洪城。”
    清兵在这两座城里住下来,等丹津洪前来救他的哥哥。但等了一段时间不见丹津洪的人影,知道他已经逃走,便起兵回西宁了。从此,这座城真成了荒废的空城。
    据老人们讲,解放前夕,夏日和哈特尔曾在诺木洪城里住了近三个月,但由于两人不和而没住多久,又留下一座空城。这正好应验了诺木洪宰桑那句不吉利的话。所以这两座城建城以来一直是空着的。

    乌兰其其格 青海格尔木人,格尔木市文化馆馆员。本文选自海西州群艺馆编印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海西民间故事》一书。
田格里河探奇
王宏伟    
    听说我是第一次踏访诺木洪,向导都兰县旅游局的老局长苏明允兴致勃勃地如数家珍般介绍着诺木洪的奇特景观,特别提到“五彩泉”和“芦苇船”是必须要去看的。
    离开下榻的蒙古包,我们的三菱越野车在长满白刺和野生枸杞的戈壁中颠簸,远处的地平线在烈日的照射下变得飘忽不定。由于车外弥漫着尘土,我们不敢开窗,只好忍受着车内闷热的空气,尽管在不停地喝着矿泉水,嘴巴和喉咙里还是觉得很干涩。这时,走在前面的向导车带领我们拐弯驶入一条弯弯曲曲的下坡路,渐渐的地平线从眼前消失了,视力可及的空间变的十分狭小。
    正在诧异间,我们眼前一亮,车已驶入一条约20余米宽、七八米深的大土沟,沟底一条碧清的河流自南向北蜿蜒流过。这条河宽不过3米,但是水流很急,从岸上能够清楚地看到水中随波飘动的水草和河底的石块。我蹲在河当中的小桥上,把手伸到湍急的水中,冰凉的河水遇到手指的阻挡,溅起白色的小浪花。
    老苏热情地招呼大家:“快来看看,我给大家说的五彩泉就在这里。”离河岸不远处有一个废弃的石磨,石磨对面的岸上有一个大泉眼,每隔一分多钟就会有泉水伴随着红褐色的细沙涌起,仿佛是粘稠的红高粱米浓粥在锅里沸腾。每当泉水喷涌时,溢出泉眼的水流便顺着青草护卫的通道汇入小河。
    我们沿着河流向上游走去。大土沟向南延伸了数百米就分成了东西两岔,河水也分别来自两方。令人惊奇的是,越往南走,河水越小,但两岸沟坡上的泉眼却越来越多。东边的土沟纵深大约不足一公里,正南方的一岔显得远一些,但相同的是沟的尽头便是河的源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泉水的世界:有的一处拥挤着许多个泉眼,它们热烈地拥在沟底,不分你我地欢快喷涌;有的独自傲立坡头,汹涌澎湃地展示着自己的身姿;有的泉大水旺,看上去非常类似“泉城”济南闻名遐迩的趵突泉;有的则是涓涓细流,文静得几乎让人分辨不出是泉眼。
    由于泉水的涌动,随之冒出的细沙在泉眼周围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几汪大的泉眼,大概是源自不同的地层,带出的细纱色彩也各不相同,有的褐红,有的青灰,有的鹅黄,有的则显黑绿,它们周围还有无数的小泉在冒着气泡,仿佛从水底升起颗颗珍珠。在一个拐弯处,细沙在河底形成一个人耳型的图案,整个耳廓饱满,中间向里凹进,显得惟妙惟肖;另一个大泉底部细沙的形状像一头大肥猪,身子圆鼓鼓的,黑色的蹄子隐约可见,还有一条细细的尾巴;一个有众多小泉包围的大泉喷出的细沙形成的图案不断变化,一会儿像和平鸽,一会儿又像娃娃脸;还有一个高帮大头皮鞋的图案,在鞋头和鞋跟处分别有一眼大泉。鞋头处的大泉不间断地冒着,周围的红褐色细沙形成一个圆形,就像天上的太阳。鞋跟处的是一眼间歇泉,泉水时冒时歇,红褐色细沙就像喷涌出的火山岩浆一样时断时续,形成大小不一的半圆型或月牙型,仿佛是夜空中的月亮。两眼泉交相呼应,形成一幅日月同辉的美妙图画。
    住在河边的农场职工告诉我们,这里的泉水一年四季长流不断,无论旱涝,泉水的流量也不涨不消,即使在数九寒天也不会结冰,反而会冒出热气。原本这里建有一个磨房,利用泉水来加工面粉,于是大家都把这里叫做水磨溪。后来磨房渐渐荒废了,农场只在这里留了一个人看守着已显破旧的房屋。
    为什么在茫茫戈壁中有这样一处流量大、数量多,而且常年不断的泉水群呢?老苏介绍说,诺木洪位于柴达木盆地南缘,它的南面就是绵延起伏昆仑山脉,昆仑山上的冰川雪水融化渗入地下,在戈壁深处形成泉水露头,这些泉水孕育了这条河。这条河原来被当地老百姓称作努尔河,河水的下游是诺木洪地区最大的湖泊田格里湖。老苏说,蒙古族将湖泊称作“淖尔”,努尔可能就是淖尔的不同音译,我们现在把这条河就称作田格里河。
    田格里河两岸是一片广袤的湿地,芦苇船就是湿地湖泊中的又一奇观。湿地中溪流纵横,生成了大大小小许多的海子水泊,每到春夏,这些海子水泊的周边都盎然勃发出一丛丛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芦苇荡,迎风摇曳,碧色依依。奇特的是这湖泊的水面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芦苇丛浮在水面上随风漂动,仿佛草船一般。这一个个随风飘动的芦苇船,大的如同房屋,小的又似床板,游人可以站在上面,绝不要担心会沉没,用一根木棒轻轻划动水面,芦苇船便悠然浮水而去,在水面上留下一圈圈的涟漪,如同到了江南水乡。
    当地人介绍说,由于湖水中生长有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水老鼠,它们锋利的牙齿咬断了密密匝匝的芦苇根,才使成片的芦苇变成独立的芦苇丛。独特的芦苇船已成为当地各族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2004年,我为了了解柴达木盆地林业病虫害和农业综合开发,再次带着记者来到诺木洪。诺木洪农场的领导在招待我们吃饭时,让我们品尝了产自当地的一种野生蘑菇,味道十分鲜美。农场领导当时介绍,这种产自戈壁荒漠的蘑菇体型硕大,十分奇特。因为当时不知这种蘑菇的采挖季节,农场领导拿出的又是保存在冰箱里的存货,可以说和这种巨型野蘑菇失之交臂。2008年当我第三次来到诺木洪,与乡镇领导交谈时突然想起便随口问了一句: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奇特的蘑菇。我获得了意外的惊喜,镇党委达盛林书记回答说,“现在就有,如果头一天下雨,第二天会更多。”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达书记找来了哈西娃村的村长温国忠,告诉我们他家承包的草场上有一处年年高产稳产天然蘑菇坡。
    哈西娃村的北部是一片半是荒漠、半是沼泽的草原。远远望去,荒漠处一簇簇红柳、梭梭和野生枸杞随风摇曳,给干涸的大地增添了几抹青绿。沼泽里也泛出片片草绿和块块盐白。清澈的田格里河蜿蜒而去,在它尽头的田格里湖在阳光下闪着微蓝的波光,悠闲地吃着草的牛羊和马匹四处散步在河滩湖岸,给人一种诗一样的苍凉和寂寥。
    “这就是‘神奇的蘑菇坡’!”温国忠用手指着一片大约仅有300多平方米的草坡说。“这块草坡集中生长着一种形体巨大的野蘑菇,最大的有锅盖那么大,一颗就有十几斤重,小的也有拳头大小,而且多年来常采不衰。”
    乍看上去,眼前这片草坡似乎与周边其他草地并没有什么不同,是一片只稀疏生长着低矮的芦苇草的半荒漠型草场。仔细观察才发现,这块不大的草坡上的盐碱化程度好像比周围要轻的多,沙土也似乎更干燥一些。
    “这儿肯定有一个大蘑菇。”温国忠一边说,一边拿起手中的铁锹,像挖土豆一样,一会儿就从草坡上一个稍稍隆起的土包下挖出了一堆鲜嫩的大蘑菇,最大的直径超过了20厘米,最小的也有碗口大小。
    温国忠告诉记者,这是一处天然的野生蘑菇床,尽管平常看上去和普通的草坡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一到阴雨天过后,这里就会长出密密麻麻的“巨型”蘑菇。
    “这些蘑菇最早是牛发现的。”他笑着对记者说,“2003年夏天,一群牛在这片草坡上一边争抢食物,一边高兴地哞哞长叫,我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窝一窝的大蘑菇。”
    据了解,自从2003年“神奇的蘑菇坡”被发现以来,每年的5月至9月之间,当地村民几乎每天都可以从这块“神奇的蘑菇坡”上采挖出野生“巨型”蘑菇,每年都可以收获近万斤的鲜蘑,光卖这些蘑菇就可以有3万多元的收入。
    据了解,刚被发现时,巨型蘑菇分布的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集中产蘑的草地也有多处,后来,一部分草场遭水淹之后就再也不长蘑菇了,而集中产蘑的“风水宝地”也仅剩目前这一处。
    近年来,这种平常只生长在草地下面,只能“挖”,不能“采”,不仅形体异常“庞大”,而且味道极其鲜美的野生蘑菇,成为当地人款待宾朋、馈赠亲友的奇珍而迅速走俏市场。哈西娃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草原牧村却由于这种神奇的野生蘑菇而名声大振。
    “今年我们要用围栏把这块宝地保护起来,还要采集样品到省城找科学鉴定的部门去检测,另外还想组织村民进行普查,摸清资源量,争取有组织采集加工。”温国忠满怀信心地说。

    王宏伟 河北雄县人,高级记者,新华社青海分社副社长、总编辑。
古海遗迹贝壳梁
王 莉    
    在宗加镇境内的努尔河附近,有一道长约2公里左右,宽约70米的小丘陵,当地人称贝壳梁。揭开贝壳梁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竟是厚达20多米贝壳堆积层。贝壳梁是戈壁深处的一大奇迹,也是青藏高原地质变迁的一个缩影。这一罕见的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我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古生物地层。
    贝壳梁的贝壳最大的如铜钱般大小,而多数只有指甲盖大,纹理较浅,同含有盐碱的泥沙凝结在一起,层层叠叠,千姿百态。青海省地质矿产技术开发服务部总工程师朱俊才说:“古贝壳地层堪称科研瑰宝,它是研究柴达木盆地以及塔里木、准噶尔等内陆盆地数万年以来气候变迁、盐湖演变乃至预测今后气候变化趋势的宝贵地质历史资料。”
    “贝壳梁这个地方是诺木洪文化的发祥地,这一带曾经出土过我国最早的元代纸币,而且有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所以,贝壳梁地区的旅游价值极高”,青海省文史专家程起骏老先生说。当年,在都兰县工作的他多次到这里,贝壳梁如同一条瀚海深处的史前怪鱼,静静地趴在地上,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从贝壳梁的山脚往上走,就会看见裸露的大大小小的岩石上面都是贝壳,贝壳的轮廓、纹路都清晰可辨,它们层层叠叠堆垒在一起。仔细看,有的贝壳中还能看到珍珠,不过已经钙化。有的还有紫红色的铁质和钙质,胶结得十分紧密。据说,有人在这里还发现过鱼类的化石。
    程老拿出了一张他早年拍摄的贝壳梁地区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的珍贵遗体,它们虽然经受了高原紫外线数千年的照射,可是光泽依旧,在大海中顽强生活过的生命印记依稀可见。这些与泥沙掺杂在一起的贝壳虽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可是,从它们的形态上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海水退去时,这些贝壳类生物争相游走的景象。
    我们不禁要问,大漠深处的这些贝壳究竟来自何方?如果说它们是海水退却时大海中最后的生物,为什么贝壳梁附近的戈壁和诺木洪湖中却没有发现贝壳呢?
    关于贝壳梁的形成,地质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贝壳梁是海水退却时大海中最后的生物。也有的学者认为,贝壳梁漫山遍野的贝壳并不是海洋化石,而是距今只有数千年的湖泊消失留下的湖底沉积物。但是,为什么戈壁滩中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存在贝壳,而其他地方却没有贝壳的踪迹呢?按理说,在地理位置比较低洼的地方才是贝壳最后生命的场所,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贝壳梁却是比较规则的一个山梁,在它附近的湖水中为什么没有贝壳的踪迹呢?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高级咨询委员会委员王秉贤说,从初步研究来看,贝壳梁不可能是由于海洋的消失而产生的。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来看,贝壳梁的形成距今约15万年前,而造山运动是在1亿年以前。如果是1亿年前的贝壳,现在应该早成为化石了,但这些贝壳与现代的贝壳没有很大区别,还没有石化。
    王秉贤这样描绘了贝壳梁的形成过程:柴达木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中由海变成了湖,在无数次旱风与干燥的交替演变中,湖水水面逐年缩小,泱泱大湖渐渐干涸露底,旱风挟着飞沙威胁水族。贝类为求得生存转向中心水洼。诺木洪北面一带是盆地最低洼处,贝类们熙熙攘攘、拥拥挤挤地涌来,在古河道上越积越多。不知何时,河水改道,旱象加剧,贝壳们全部灭绝,只留下贝壳的堤墙,诉说着远去的历史。
    程老推断可能是由一股神秘的外部力量造就了贝壳梁。因为,贝壳类生物是浅海动物,它们的移动范围很小,活动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贝壳梁中的贝壳可能是在一种巨大的外力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贝壳聚集到了一起,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情形。但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也许是这些贝类被袭来的沙浪埋藏,经过许多年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样子,也许是在难得一见的地质构造运动后,这些浅海生物集合在了最后的水洼中。这些仅仅是推断,不足为凭,贝壳梁的成因还需要地质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贝壳梁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非常理想的高原旅游景点。夏日雨后,在贝壳梁一带可以看到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有高楼、大海、船只和茂密的森林。在离贝壳梁不远的地方就是诺木洪湖,这里环境优美,湖中栖息着各种水鸟,茂密的芦苇连成一片,这一具有原始生态的高原湖泊,如果开发成旅游景点,不比宁夏的沙湖差。诺木洪农场是戈壁滩上的绿洲,一代又一代的拓荒者在这里植树造林、开垦土地,置身其中,宛如江南。程老说:“如果把贝壳梁和这些景点联合起来,开发为戈壁滩上的特色旅游,效果可能不错。旅途中,导游可以向游客介绍许多当地动人的神话传说,漫长的旅途便会不知不觉地过去,车窗外野生的枸杞林和红柳沙包也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同时,当地蒙古族的风味小吃可是一绝,我离开那里已经很多年了,但记忆中抹不去当地小吃水煮饼的香味。”
    值得一提的是,贝壳梁周边地区蒙古族赛马和赛骆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宴席中的蒙古族酒曲也会让游客开怀畅饮。漫漫长夜,带有明显欧亚风格的蒙古族象棋,绝对会吸引国外游客的眼球,在宗加镇南部的秀沟山林是良好的探险旅游佳地,在山顶你可以看到成群的野牦牛和黄羊……
    但是,程老对贝壳梁的现状很担心,因为,前往贝壳梁的道路不是很好,它离109国道大约30公里,这段路一半是简易的土路,一半没有路,很多外地游客很难到达。由于数千年的裸露,贝壳风化严重,也许有消失的危险。再加上当地人为的一些破坏,贝壳梁在逐渐缩小,这些对以后开发旅游景点都是不利因素。
    贝壳梁在世界上没有第二处,这里很好的保留了柴达木古地中海的原始风貌,如何科学的保护这一自然遗产,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2008年全国“两会”上,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马志伟提案建议国家在青海建设贝壳梁世界地质公园,将这一奇特自然景观纳入国家自然遗产保护体系之中。

    王 莉 山东青岛人,青海省国土资源厅科技信息中心新闻宣传部主任,编著出版有《青海国土资源巡礼》、《土地在呼唤》等。
走进昆仑,走进电视
白岩松    
    1993年2月份,春节刚过,我在《中国广播报》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当时在电台《午间半小时》工作的崔永元打来的,“小白,我的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
    这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抉择,因此我一口答应下来。
    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正开始成为时尚,再加上那时总感觉有多余的精力可分配,尝试点新东西总是好的。
    真正让我在心中归属电视,是依赖于一次同行们对我的认同。一趟西北之行,《东方时空》播出一百期时要制作特别节目,我承担的任务是去青海与西藏的结合处(实际上是青海省的海西州与玉树州交界处,布尔汗布达山一带——编者注),采访一位电影放映员赵克清(卿)。
    到了西宁,与先期到达的策划人崔永元接上了头,了解到有关赵克卿的情况。原来,赵克卿是从河南来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员。青藏高原上人迹稀少,一个游牧点和另一个游牧点可能相距上百里,赵克卿就赶着马队,上面装着帐篷和放映电影的设备,到达一个游牧点后,给当地的牧民放上一夜电影,第二天收拾行装,再奔下一个放映点,其间的艰辛与磨难我们难以想象。
    桑塔那在寂静而又风景秀丽的青藏公路上奔跑,和我一起去拍摄的摄像是曾经获过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沙与海》的主摄像江兵,功夫自然了得。一路上由于隔七八十公里就能看到一起车祸,我和江兵不敢怠慢,不停地给司机点烟并和他说话,免得他开着开着睡过去了。因为在青藏公路上,车前总是一样的无人景致,身边总是沙沙的车轮声,困意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的行程之后,我们到达了海拔3700多米的青海和西藏结合部,拿着事先了解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要拍摄的主人公赵克卿,正好第二天他又要出发,去一个游牧点。一夜休整之后,我们又上路了。
    老赵是个淳朴的人,在我听来都是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情节,在他那儿却平静地叙述着。多少个春节没在家过;怎样爬过冰坡;怎样在山谷中用冰块就着硬馒头充饥;怎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生命中的惊险篇章……
    到了游牧点,老赵的马和骆驼又被人骑走了,没了马和骆驼我们不好拍摄,老赵就和其他的牧民去找他的马和骆驼。我们就在蒙古包里和住在这里的蒙古牧民聊天,有一段对话我至今难忘。一位牧民问我:“是从北京来的吗?”我答“是”。他接着便问:“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我答;“毛主席早已去世了。”那位牧民惊愕了一下又问我:“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呀?”我答:“是江泽民。”牧民沉默了,隔了一会儿说:“不认识。”
    这样的一番对话在当时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闭塞,也因此感受到,赵克卿隔上半年一年来给他们放映电影该是他们生活中多么重大的事儿。中国太大了,当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北京出发,当我们对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更迭都了如指掌的时候,在远方,有的人却对这个国家的大事也无从知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老赵找回骆驼,太阳已快落山,我们的摄像江兵急了,他马上和老赵开始拍画面,否则太阳一落山,明天老赵去昆仑山中,我们的节目就很难在播出前弄出来了。40来岁的江兵开始在3700米海拔的高原上奔跑起来,还算天道酬勤,一组后来让江兵夺得最佳摄像奖的画面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了出来。在太阳还剩下大半个脸的时候,我也拍完了我在节目中的叙述。
    很快,天就黑了,远处游牧点中的牧民知道了这儿要放电影的消息,骑着马从几十公里外赶到这儿来,我们和老赵一起搭好了帐篷,帐篷里很快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电影开始了,老赵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当然不是什么新电影,但在屏幕上无论放什么,对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的牧民来说都是新的。到后来,很多牧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赵的放映机一直在转,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静极了,因此电影的对话可发送得很远,屏幕前是孩子们聚精会神的眼睛和大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对于老赵来说,这是他无数个相似夜晚中的一个,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无数个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个,至今我耳边仿佛都能听见放映机那沙沙的转动声。
    回到北京,制片人时间亲自编了这个片子,我也很快写完了解说词,在一种内心情感的触动下,合作顺利结束。在《东方时空》开播百天的时候,特别节目播出了。很多天后,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忽然却接到我们组编导乔艳玲的电话:“小白,你因为赵克卿那个片子获得了《东方时空》第一次内部评奖中的最佳主持奖”。在电话中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不是因为获奖的激动,而是在电话里反问这条消息的内容:“什么,我是主持人?”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提问,因为我从来只认为自己是个记者,主持人这个称谓离我这种人太远了,但当这个奖项来临,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另外的路,前途是凶还是吉都得继续往下走了。
    几年之后,回头看当初的情景,最该跳出的词语应该是“感谢”和“无心”两个,感谢是自然的,小崔、时间、我的诸位同事,以及最初《东方时空》的与众不同,我庆幸自己当初赶上了这辆头班车。
    而说到“无心”这两个字,倒似乎更像是一种感悟。当初走进电视是无心的,也许干什么事情都需要一点无心。正因为无心,抱的希望不大,失望也就不大;正因为无心,没有刻意地钻营与设计,我只能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少了表演,多了自然,少了模仿,多了本色。最后倒因为这种无心,使自己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上了电视路。

    白岩松 内蒙古海拉尔人,记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编著出版有《痛并快乐着》。本文选改自华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痛并快乐着》一书,题目为编者所加。
布尔汗布达山的“猛士”
李晓伟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大抵是看不到猛禽猛兽的,比如狼,比如鹰。等而下之,就连瞎熊、狐狸之类也难以见到。要想看,也只能到动物园里去。其实,动物园里的野兽,特别是那些特别凶猛的兽已经大大地驯化了,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我曾有幸在西部荒原上生活过10年,所以也就有幸亲眼见过掠过沙丘上的鹰和卷过山冈上的狼——它们是原本意义上的猛禽猛兽,那姿态那气势是与笼子中的它们大相径庭的。
    鹰是比较容易见到的,那大抵是在百里荒寂的蓝天下搏击。衬托着浅色的背景,和几乎看不见流动的时空,它却是那么悠游地飘动、盘旋,像是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幽灵,以它浓墨凝重的影子给你的眼睛和心灵嵌上不容忽视的印象。真的,我记得每一次在我的视野里突然出现那一个像一片阔叶似的飘来的影子的时候,我的心灵都会毫不例外地受到一次强力的冲撞!
    鹰在悠游地盘旋的时候,你可别以为它是在毫无目的地散步——像那百无聊赖的闲汉子散步一样;鹰的盘旋乍看起来似乎是漫不经心,似乎是无所事事,似乎是一种飘然物外的神态,其实不然,它正在搜寻着大地,搜寻着下界沙原上一切可疑的可怜的小动物;那些兔子呀,旱獭呀,黄羊呀,甚至野鹅野鸭之类,只要稍有踪影,就别想逃出它的铁爪!
    果然,机会来了。那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天空滚过几片乌云的时候,一只胆小的兔子压根儿就没有看见头顶上的云堆里竟然潜藏着一只鹰。这只饿极了的兔子先是东张西望了一阵,然后就一蹦一跳地跑向沼泽地去觅食。这时,那只鹰突然像一枚弹片似的从黑云里直射下来!或者就是像鹞式飞机那样地俯冲下来,但却极其诡秘,没有声响。只见它一弯铁爪就牢牢的抠住了那只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兔子的头。登时,兔子的两只眼珠子被鹰那尖长而弯的长嘴啄去了!兔子本能地挣扎了一下,显得慌乱而无奈,鹰毫不客气地又啄开兔子的白肚子,几下——只几下子就将兔子的内脏啄空了!空得像一个干枯的面袋。那么干净利索!那么痛快淋漓!比我们人类在野餐一顿兔肉时的那种咂嘴啃食要果断漂亮一万倍!真的,那一幕发生在十几年前的布尔汗布达山下的鹰啄兔子的情景至今还像一副特写镜头一样深深地嵌在我的记忆里,常常要令我目瞪口呆。我当时想,鹰啄兔子是这样,那么啄其他动物大概也是这样。鹰击飞于长天之上,俯瞰下界万物,它简直就是某种神的化身,或者说,它就是动物界的上帝!不折不扣的上帝!它张开双翅,活像是披着黑色的大氅,而它又是眼神阴鸷,双爪似钓,突然地袭来,又突然地遁去,其行踪也只有神秘可怕的天神才可相比!天神不就是上帝吗?
    而狼无疑是陆地上的猛士了,它大抵是在荒原上奔驰,向着它所盯住的目标疾跑。它的奔跑的姿势是极其劲健的,它具有身长体瘦的特点,跑起来阻力小到了极限。而那一对眼睛呢——毫无疑问那眼睛是狡诈而深刻的,有几分像是那些善于暗算的阴谋家的眼睛,发着一种令人恐怖的绿光。
    奇怪得很,也是在布尔汗布达山下的沙丘边缘,是在一个黄昏时分,我和一只特别硕大强壮的狼遭遇了;当时幸运的是我握着半自动步枪。不然,也许会发生不测,这件事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心悸不已!
    那一次,我的本意是去猎取一只黄羊或几只兔子,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多次猎捕过它们。我从戎十余载,对自己的枪法还是自信的。记得当时我已穿越了两千多米的河滩开阔地,而河滩另一边则是连绵逶迤的沙丘沙梁。就在我提着枪,刚刚登上那座一丈多高的沙梁的时候,那一只狼也正好悠悠地迎我而来,好家伙!我的第一印象是狼头上竖着的那两只尖尖的耳朵。猛然间,狼似乎是发现了我,迟疑地停住了。就在这一刹那间,一种防卫的本能驱使我唰地一下将枪端了起来,并瞄向了狼。狼却是未动,而是用它那发着幽幽蓝光的眼珠子狡黠地盯住了我。那一对眼睛是如此的深刻与诡谲,充满着一种兽欲的贪婪,还有一种莫名的惊恐与伪善。因为当时我和狼的距离只有三四米,且我又端着枪,狼虽然嗜血成性,但它对端着长枪的人还是颇有畏惧的。而我也感到一种淡淡的畏怯,因为我明白,我的子弹并未上膛,说不定狼会一个猛扑袭向我,我即使仓促间开枪,也未必能打中它的要害!
    真奇怪,那只迟迟疑疑的狼突然向着我转动了一下它那浑似欧洲人式的大眼睛,那眼神里分明显示着不安、惶惑,当然更有阴沉和欺诈。我忽然明白了狼的意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不伤你,你也别开枪!怎么样?
    就在我犹豫而又茫然的时候,那只苍色的狼竟慢慢地转过了身子,做出向它的来路退回的姿势。可是,它的那一对眼珠子却始终没有忘记盯住我,似乎是在警告我:别动!你动我也动!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威武雄壮的苍狼一溜烟地向着那一片金黄的沙丘深处跑去,它似乎仍有些警觉,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盯我一下。我突然间有些醒悟了,猛一推弹上膛就射了一枪,随着“吧”的一声大响,那狼便倏然间疾奔起来。奇怪的是它跑的不是直线,而是左冲右突,曲线跃进,浑似士兵的战术跃进。我一时看得呆了,也忘了再去射击,一直目送着那只苍色的家伙消逝在那一片辉煌的落日的余晖中。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声阴沉而又高亢的狼的长唳!那长唳震撼着茫茫暮色,悸动着起伏的沙丘,仿佛是发自天边的一声猛士的啸吟!我至今觉得自己无法准确地描述那一声苍狼的长唳,只觉得我的年轻的心灵经受了一次充满着雄性力量的摇撼和冲击!我的整个身心都摇荡不已!
    十几年过去之后,我仍然无法抹去那一次对于苍狼的强烈记忆,我实在感觉到,狼无论如何,调洪高度说是天地间大气磅礴的英雄,而它的长唳则是那天地间最雄奇的音响,是无可比拟的强音。
    令人类不能不感到惊诧的是,鹰和狼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但都是以食肉为生。野兔、野鹿、旱獭,以及大群大群的黄羊,便是它们取用不尽的美味佳肴。然而鹰和狼的繁殖能力均极低,恰和那些繁殖能力极强的兔子、黄羊之类形成极大的反差,这实在不能不说是自然界的一种神圣的密码。
    在城市生活了10年之后,我再也无缘亲睹那苍茫大野中的鹰和狼了,倒是偶尔在公园的笼子里看到它们。但原本属于它们的雄气便荡然无存了,留下的只是萎靡与失神。于是我便常常要为这些动物中的猛士的命运感到一种淡淡的悲哀。我甚至想,假如这个世界上突然有一天鹰和狼绝迹了,那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模样呢?那将变成一个充满了散懒、充满着阴柔的世界。除了看见胆小的兔子,温顺的黄羊,迟钝的旱獭之外,剩下的就只有沙原的死寂和时空的渺茫了。一种可怕的空阔,空阔得近于无奈,没有磅礴的豪气,没有精神的张扬,没有锐声的交响,就好比我们悠久而又浩瀚的历史画框中抽去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抽去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抽去了“横槊赋诗”的曹孟德;抽去了千古一帝的秦皇汉武;抽去了横行天下的李闯王。那样的话,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历史将会变得何等苍白!何等乏味!何等的缺乏魅力!
    笼中的鹰和狼只是作为人类的永恒的俘虏而存在。而大荒野中的鹰和狼无疑是大自然的最骄傲的精灵,它们集岩石的坚硬,风魔的神速,雷电的威猛和天意的诡谲于一身,它们是这个越来越贫乏的动物界中的不可替代的猛士!只有它们的真实存在,这个世界才具有一种能和人类的征服精神相匹配的英雄豪气,才具有一种永不萎靡的生机勃勃!才具有一种力与美的辉煌的展示!

    李晓伟 陕西咸阳人,学者作家,青海电视台研究员,编著出版有《昆仑文化系列丛书(三本)》、《昆仑殇》等。
巴隆国际猎场的笑声
白 渔    
    篝火在布尔汗布达山闪亮,哈图河拨动着弦子,吟唱美好的春宵秋夜。
    藏族汉子的腰刀、狐皮帽,蒙古族姑娘的首饰、长裙在火光中闪耀;青稞酒飘香,威士忌喷沫,烧烤野味滴油;汉语、蒙古语、藏语和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汇成欢乐的浪头,滚过夜空,珠玉般地跳溅在林间草地。这是巴隆猎场的“国际”野宴。
    蒙藏族姑娘、小伙捧起银碗,唱起深情的酒歌,向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位猎手敬酒:
        温暖的春天来到宽广的草原,
        百鸟怎不欢跃鸣唱?
        远方的朋友来到巴隆狩猎,
        我们为您敬酒祝福吉祥。
        祝您像雄鹰般矫捷,
        祝您比松柏更青苍。
        请痛痛快快地多饮几杯吧,
        把我们的满满心意带回家乡……
    发自内心的酒歌唱给来自美国的一位84岁老人詹姆斯。当翻译把歌词大意告诉他时,老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老人乐得手舞足蹈,晃动银发,不知怎么表达内心的激悦和感动。比比划划地让翻译告诉主人:柴达木是最好的地方,巴隆猎场是世界第一流猎场,这里的陪猎员是最好的陪猎员。
    这些话,不是酒后随意的奉承,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
    老人有60年的狩猎生涯,跑遍世界,打获过无数猎物。他把一生最后一次狩猎选在青海巴隆。不难想象家里的人将会如何反对这次出猎活动。84岁的老人别说只身外出骑马或徒步涉水登山打猎,就是在大街上去散步也让亲人们悬心啦。何况老人要去的是青藏高原海拔4800米至5200米的巴隆猎区呢,这一决定对于儿孙们说简直如五雷轰顶,怔了,闷了,强烈得让亲人们经受不住。可猎人就有猎人的性格,虽年已耄耋,狩猎是他毕生的事业和追求,他要为自己写下一生冒险的最后辉煌。不让他来,比死还难受!于是詹姆斯先生带着家人的担忧,无法劝阻的遗憾,也带着自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决心,飞越重洋,奔向柴达木。
    1995年3月27日是詹姆斯老人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他一走进巴隆国际狩猎场,就被热情周到、无微不致的关怀所包容,猎场员工把他视作最尊贵的客人,也当成最亲的长辈,教导员陪着他,时刻关心他的健康,大夫为他量血压、听心脏甚至施展中华精湛医疗技艺,为他按摩穴位。雪白的帐篷,干净柔软的被褥,可口的中西餐和富有蒙藏风味的饮食……使老人毫无异乡之感。特别是生日蛋糕上插满喜庆的红烛,燃起温暖的光亮,摆在他眼前的餐桌上时,“祝您生日快乐”的歌声引出老人欢欣的泪花,他方想起今天是他84岁的诞辰,也想不到在这僻静的荒山野岭会有这么悦耳的歌声,尽管这些粗笨的汉子英文歌唱得不那么地道,但此时此景,使老人感到了极大的幸福和陶醉,他没想到迟暮之年竟有如此快乐的日子。他喃喃地说,中国,也是我的中国,柴达木也是我的柴达木!老人被高原浓情溶化了。短短几天,他不仅神采矍铄,而且又仿佛回到了青年壮年。
    五万平方公里的猎场,给了老人最大的满足,他终于勾动扳机,打中了一支又大又肥的岩羊。为了照顾老人的安全,陪猎员攀到悬崖下,把他的猎物背到山顶,让老人手把着这独特的尼泊尔亚种岩羊角拍照。老人乐得哈哈大笑,一生狩猎的满足从笑声里散发出来,飘落在向往半世的青藏高原的群山中。
    巴隆猎场的中国人,帮助他完成60年狩猎生涯中的心愿,把一生最后一次狩猎在柴达木划出一个满意的句号,几十年的志趣在柴达木有了归结,是走向另一世界前作的最满意称心的一件事,也是一生狩猎中最满意的一次了。
    不仅詹姆斯老人满意,凡是外国来此狩猎的客人全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去。几年中,猎场接待过美国、加拿大、德国、墨西哥、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猎手147人次,猎获物192只,没有空手出山的猎手,真是有来必有收获。半个世界的枪声在这里回响过,也赐予了半个世界猎手们的欢笑。
    1993年世界狩猎手会上,凡是到过巴隆的出席者,都交口称赞它是世界第一流的猎场。来此场的回头客多,76岁的美国猎手当可克斯在1993年至1996年中曾三次到巴隆打猎,一次比一次兴味浓,一次比一次满意。德国猎手施南特到巴隆狩猎后,再不愿离开,抓住陪猎员的手双泪交流,说不尽的感谢和留恋。
    是什么使他们把感情抛在这片猎者的乐园上了呢?
    是猎场的宽阔美丽。五万多平方公里的猎园比一些小国的面积还大;有广阔的驰骋空间,加之山体高峻,海拔3000米至5000多米之间,山顶积雪,山上森林茂密,山脚草场如茵,高低起伏,景色如画。沟岔曲折,冈峦兀立,晨雾氤氲,溪流潺潺,芳草丛生,是各类猎手的理想场所。游猎其间,不仅有追猎获猎之乐,也有贴近大自然、享受大自然之快慰。
    凡到此的猎人,无不惊叹其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柴达木盆地珍稀动物近百种:列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有野骆驼、野牦牛、藏羚羊、雪豹、盘羊、野驴、野马、白唇鹿、黑颈鹤等;二类保护动物蓑羽鹤,珍贵动物棕熊、马鹿、荒漠猫、岩羊、鹅羚、藏原羚、红狐、虎鼬、高原兔、狼、五趾跳鼠等;水禽大白鹭、大天鹅、疣鼻天鹅、斑头雁、赤麻鸭、赤嘴潜鸭、绿头鸭等;鸟类:高山雪鸡、藏雪鸡、毛腿沙鸡、石鸡等等。
    而巴隆猎场内雪豹、盘羊、白唇鹿、藏原羚、岩羊、马鹿、麝、狼、赤狐、兔、雪鸡、毛腿沙鸡、石鸡、环颈鸡等尤多。特别是岩羊,四五百只一群,驰骋漫游,非常壮观,已经成灾并与牛羊争夺草场。有的地方见家羊与岩羊混同吃草的场面;而天真稚气的野马,甚至跟在牧人的马群后面,尾随收牧。他们与家马交配生出不少马驹,十分强健善跑,相互间打破“门第”之见,喜得“骄子”,在牧人中已成美谈。
    更迷住猎手的是,分别聚居的蒙古、藏两个民族,为远方来客提供独特民族风情的热忱服务,有车、马、骆驼、牦牛任其选用,热情的向导为猎人带路。清晨客人骑马围猎,尽情享受狩猎的快乐,傍晚在蒙古包和藏家帐篷前,围着篝火,烧烤亲手获猎的野味,喝奶茶、吃糌粑、品尝高原青稞美酒,与蒙古、藏主人同歌共饮,领略高原人民淳朴、豪放的逸趣,他们的友情没有被金钱锈蚀,没有被利己诱惑,在当今举世少见的纯真人文环境,实在是比磁石还有吸引力。
    创建和保护这片猎场,使之成为世界一流,也实在不易!
    当地村民,自愿组织护猎队,并制定了人人遵守的乡规,不论谁偷猎一只石羊,就罚一只绵羊;谁家的客人打一个猎物,不给乡政府报告,也要罚一只绵羊。寺院的活佛僧侣,利用宗教活动时讲护猎的重要。活佛讲经时说:“野生动物是国家资源,没有资源的山是穷山,水禽不来的水不是臭水就是恶水。从教义说无论树木还是动物,谁毁了它们就是毁了自己。”1993年,沟里寺院来了11个外地偷猎者,僧侣们聚在一起把11人全部赶出了猎区;1990年,偷猎者潜入保护区,打了几架鹿,手无寸铁的村民们,一边稳住窃贼,一边到县上报案,跑了170公里的路,两天两夜没吃没睡,终于使偷猎人全部落入法网。这位无名英雄,其精神绝不亚于“马拉松”的那位报信人。猎场巡山的人生活就更加艰苦,特别是冬腊月天,最是偷猎者猖獗季节,也是巡山繁忙的日子。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背着一件大皮衣、一袋干粮,在三四千米的高山密林中巡查,饿了炒面就雪吞,累了在岩洞里、悬崖下、灌木丛中随地而卧……
    这也是柴达木精神,保护和兴旺了一个山国居民的家族!
    猎场的职工们,多次叮咛我们向有关部门呼吁一笔,野生动物保护好了,可是岩羊、野驴繁殖极快,已经形成灾害,岩羊一群五六百只甚至上千只地活动,所到之处,草场、灌木连吃带破坏,影响了正常牧业生产,而野驴三五百只一群地游荡,来去如一阵黄风,连草根都啃尽,赶都赶不走。如此泛滥下去势必影响其他珍稀动物的繁殖,造成猎种退化、减少。为此应适量地有计划捕杀。合理开发资源,使之转化为经济效益,又保护了猎场。

    白 渔 原名周问渔,诗人作家,四川富顺人,青海省作家协会荣誉主席,编著出版有《江河的起点》、《走进柴达木》等。
都兰美酒玉的开发经过
赵新年    
    1992年,在《中国地质矿产报》一版显著的位置,发表了该报江苏站记者顾龙友的一则简讯,简讯报道:中国矿业大学高级工程师荣际凯最近在昆仑山脉东段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发现一种命名为“美酒玉”的玉石,可能也是“和田玉”产地的延伸,地质条件有些相似,只是玉石的具体性质有所不同。
    上述报道中所说的“美酒玉”,是产自都兰县灰狼沟一带的宝玉石。当时我在县工交局工作,亲自见证和参与了这一宝贵资源的发现利用过程。
    上世纪90年代,都兰县作为青海十大资源县之一,开始作资源开发的文章。时任县工业副县长的张晓韧,邀请驻本县的地质八队刘工程师、县计经委主任刁新庆和我一道赴灰狼沟实地勘察玉石储量情况。灰狼沟位于都兰县夏日哈镇沙柳河地区,离都兰县城83公里,宝玉石矿离国道109线约有5公里。我们一行四人,顺五掌沟依次而上,看见两边布满了从几百公斤到一吨的白色玉石,上面有米粒或黄豆那么大的翠绿色斑点,白色玉石特别温润,翠绿色的斑点镶嵌在上面,煞是好看。因为拿不动大块玉石,我们就拣小块的白色、绿色、墨绿色的石料,带回去好做样品。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县上派人去勘察时,其中有我,只见五掌沟里原来横陈的那些玉石,连小块的都被盗矿者拉运一空。我们把偷矿情况给县领导汇报后,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开始派县计经委下属的矿管站隔三差五到矿点巡查。为了开发这一珍稀的矿种,县领导及时向州政府汇报,时任副州长的李津成对此很感兴趣,指示保护玉石矿,又借海西州向中国矿业大学委托培养资源开发和经济管理人才的机会,提出与中国矿业大学爆破公司合作开发灰狼沟宝玉石资源。爆破公司法人代表是高级工程师荣际凯,他是全国知名的定向爆破专家。正好当年矿大地质系硕士研究生侯云洪在作毕业论文准备,侯云洪是矿大地质系研究生导师付树仁教授的学生,这样侯云洪当年的论文就确定为“灰狼沟玉石的成因及其分析”,利用合作开发的机会研究都兰发现的玉石矿。
    1992年4月,由中国矿大爆破公司派付树仁教授、洪流讲师、硕士生侯云洪和定向爆破员夏某五人来都兰,对灰狼沟矿点进行小规模开发和研究。我作为县方代表配合他们的工作,全程参与了开发过程。
    当年从4月份进驻灰狼沟,到8月份撤离灰狼沟,四个月时间里,共采集玉石1700公斤,绝大部分为墨绿色的宝玉石。9月份,宝玉石料运抵西宁火车站,用集装箱托运至位于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爆破公司。公司上下对此格外重视,遂聘请扬州高级玉雕师进行设计和雕琢。雕刻的产品有熏炉、翠玉豆荚、白菜、手镯、佛像等,其中,全部用翠玉雕琢的拇指粗的一件如来佛像,温润通透,满含绿翠,雕工精细,堪称精品。据说,一香港客商当时以五万港币的价格请走了这件精品。
    在我国,史有“玉出昆仑”之说,昆仑山似乎是公认的玉石原产地。和田产玉之盛名,已有5000年的历史,和田素有“玉城”或“玉都”之称。而发现并命名都兰“美酒玉”的荣际凯教授的祖籍恰恰在新疆,小的时候他就听说过“美酒玉”的故事。其大意是:一个维吾尔族村庄里,很多男人的寿命都超过百岁,而且男性普遍比女性长寿,是一个典型的长寿村,长寿的原因是他们经常饮用从家门口流过的河水——这条有着几万年历史的河水是巍峨昆仑山雪峰流水。于是,好奇的人们就沿河找水源,找到人迹罕至的雪山跟前,才发现泉水从翠绿色的石缝流出,后经化验,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种宝玉石内含24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且具有一般玉石所不具备的神奇特性——如果将这种玉石浸泡在普通的凉水或开水中,50分钟后,这水就变成了口感好的矿泉水。浸泡在白酒中,可以在短暂的50分钟内催化酒中的乙醇,使一般的曲酒变得不冲头、不辣嗓子,如同成年老窖酒那样香醇扑鼻。
    故事毕竟是故事,传说总归是传说。都兰灰狼沟和新疆和田同属于昆仑山系,那么,在都兰灰狼沟采的玉石是不是也有美酒的效果呢?荣际凯找来从灰狼沟采集的三种不同色泽的宝玉石,分别放到事先准备的酒杯中,一个小时后逐个品尝,令他惊奇的是,同一种酒的口感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放置墨绿色和绿色玉石的酒杯中的酒,变得绵软柔和,口感好,不冲头,而没有放置玉石的原装酒,则依然口感火辣,且冲头。发现这一秘密后,他又让同事用不同的白酒进行试验,结果都是惊人的相似。
    事实证明,都兰灰狼沟的宝玉石,确实具有加速催化酒中乙醇变为脂的作用,故命名都兰玉为“美酒玉”。通过近千人对美酒玉“醇酒”的尝试和品评,公认名不虚传。侯云洪的硕士论文也以大量的推断和缜密的论述,验证了几万年前这个地方发生了规模宏大的火山喷发,炙热的岩浆从地壳中冒出,含有丰富微量元素的岩浆经过冷却、沉淀,最终形成了造福人类的“美酒玉”。
    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依据,都兰县加大了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的力度和步伐。1993年,都兰县成立了玉石雕刻厂,当年选送两名略具雕刻常识的女同志去中国矿业大学爆破公司学习雕刻技术,县玉石雕刻厂暂时聘请了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三名玉雕师傅做酒壶、玉镯及一些小挂件,并带了几名学徒学习玉雕技术。两年后,从徐州学成归来的两位玉雕技术员,正式加入都兰县玉石雕刻厂,玉雕的技术和雕刻品种都有了大的变化。
    都兰美酒玉经过荣际凯命名并推向市场后,乌兰县也组织人员在灰狼沟进行采集,因为,灰狼沟处于都兰和乌兰两县交界处。近三年多的时间里,两县同在灰狼沟采集玉石,都兰县在五掌沟的南坡采集,乌兰县在五掌沟的北坡采集,毕竟是同属于一个自治州的相邻两县,起初倒也相安无事。可后来,乌兰县在青海大学做的矿物分析和化验,由青海大学软科学研究室和青海省食品工业协会在《青海科技》1995年第2期上公布“乌兰美酒翠”改善白酒品质作用机理,算是对乌兰玉做了个权威结论。同一个地区采集的同一种宝玉石,开始有两种不同的叫法。
    灰狼沟的宝玉石,不论是乌兰美酒玉,还是都兰美酒玉,其实都是一种翠玉。这种玉石以绿色为主,质地坚韧细腻,光泽滋润柔和,微透明至不透明,颇似优质翡翠,硬度约为6~6.5度。如用美酒玉制成的酒杯、酒壶、酒碗、酒坛盛酒,或把小块碎玉投入到酒中,可加速催化酒中乙醇转化为芳香脂类,有明显的脂化作用。可以在几分钟内祛除酒中苦、辣味,使烈性酒变得醇香,啤酒泡沫增多、持久,更加可口。且玉杯、玉玦等可以重复使用,而效果不减。
    1993年4月份,付树仁教授引领中国矿大党委书记、矿大成人教育学院院长来海西,商谈委托代培学生之事。其间协商决定,让我陪同付树仁教授到海西西部勘察宝玉石资源,目的是对整个全州宝玉石有个大致的了解。在冷湖地区,付教授着重看了冷湖六五沟刚玉矿、石榴石矿和云母矿,这里的红蓝宝石矿因为成形不规则,个体小,透明度差,缺乏开发价值。茫崖我们看到的宝玉石几乎跟都兰灰狼沟的一样,实际上按宝玉石的种类来分的话,应该是翠玉的一种,后来有人将其称为柴达木玉。有趣的是,在茫崖我们看到一个牧民手里拿着一个翠绿色宝石级别的刚玉,六棱桶状,透明玻璃质,按付教授的话说,这可是正宗的祖母绿啊!可惜,那位牧民他也不知道这块刚玉捡自何处,是他已去世的爷爷留下来的。带着遗憾,我们回到了格尔木,在格尔木我们没上矿山,只从当地矿管部门带来的玉石样品中大概看了一下昆仑玉。昆仑玉与和田玉同出于昆仑山北坡,属于同一条矿脉,并沿昆仑山脉走向断续分布,在物质组合、产状、结构构造特征上与和田玉基本相同,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牧民发现,而规模化开采则是1995年以后的事,也就是都兰(乌兰)美酒玉热炒之后兴起来的一种宝玉石。从格尔木返回大柴旦,付树仁教授又去看了大柴旦的石榴子石和乌兰的绿松石,都因品相不好,未做深入勘察。
    回到都兰后,我和付树仁教授先后去了都兰县乌妥沟,看了墨绿玉,墨绿玉矿体赋存于超基性岩体中,属蛇纹石化含透闪石橄榄岩,呈墨绿色,微透明,质地较好;哈莉哈德山半山腰的竹叶玉矿,又称都兰岫玉,是一种具有竹叶花纹的块状蛇纹岩;哈莉哈德山顶的蔷薇辉石矿,也叫桃花石,开采后加工抛光,呈鲜艳的桃红色并间杂黑色的纹饰,因其质地、硬度极似“翡翠”,又称它“粉色的翠”。其石质微透明,富有玻璃光泽,切开后面上呈黑、绿、淡蓝色线条有机组合,制作成观赏石,纹理清晰,画面组合协调,可与其他地区彩玉石媲美。
    玉石界有句俗话,十年不开张,开张吃不完。这句话也应了当时都兰玉雕的现状,一方面,玉雕产品销售不畅,雕刻的品种单一,精品少之又少,而且经过之前的乱采滥挖,宝玉石原材料也出现了采集难度越来越大的局面;另一方面,厂子刚刚起步,玉雕产品还不为大多数消费者接受,资金缺乏,难以为继,聘请的技术人员相继离去,培养的本土技术人员,都不从事玉雕行业,自谋营生。随后该玉雕厂也基本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直至倒闭。灰狼沟玉石矿因乌兰、都兰两家竞相开采,表面易采的美酒玉原矿开采殆尽,矿山因此也处于长期无人问津的境地。10年前,曾有江浙一带的玉石开发商想开发这一宝贵资源,但矿山破坏严重,无矿可采,因而遗憾作别。
    据掌握玉石行情的人估测,当年都兰玉雕厂生产的一套“美酒玉”酒具,包括酒壶、酒杯、酒盘,目前市场价大概在6500—8000元左右。

    赵新年 青海民和人,青海都兰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文学作品散见于《青海日报》、《意林文汇》等报刊。
枸杞群林自然保护区
陈启福    
    昆仑支脉布尔汗布达山,真是一条“旅游山”,从东至西逶迤几千里,有赏不尽的风光,有看不完的景观。毗邻巴隆国际猎场西侧,乌拉斯泰河流域的宗加——巴隆枸杞群林自然保护区,绵延四千公里,是国内罕见的原始枸杞群林。
    枸杞是茄科多年生落叶灌木,果实呈椭圆形,大如黄豆,色彩艳红妖丽,俗称枸杞子。中国古代名医李时珍认为,枸和杞本来是两种树,只因“此物棘如枸之刺,茎如杞之条,故兼名之”,枸即是有枳,杞则是棘,看来枸杞是有枳与棘的特征而得名。枸杞子是名贵的滋补良药,主要产地在西北地区,药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中说,枸杞“大体出河西诸郡,其次江淮间圩埂上”,而今天的枸杞子产地主要在宁夏和柴达木盆地。
    柴达木枸杞颗粒大而饱满,肉质肥厚而核少,色泽艳丽而味甘,可与闻名国内外的宁夏枸杞相媲美。据科研部门检验分析,柴达木枸杞糖分和氨基酸含量还高于宁夏枸杞,是制造养生滋补品的上好原料。如今,柴达木枸杞已畅销全国各地,并进入台湾、韩国等海外市场。
    在中医里,枸杞子是重要的常用配方之品,味道甘醇,药性平和,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认识了这种珍贵植物,《诗经·小雅》中有“集于苞杞”的记述。陆玑在《诗疏》中说“一名苦杞,春生,作羹茹微苦”。可见,早在二千多年前,人们不仅认识了枸杞,而且已作“羹”品尝了。养生学家就十分重视的一味滋补强壮药,在很多延年益寿名方中,几乎都用到它。
    枸杞树全身都是宝,叶子叫天精草,花叫长生莲,籽为枸杞子,根称地骨皮,都是重要的常用中药材。因此,药草行有“春采叶子,夏采花,秋采果实,冬采根”之说。甚至有些地方,枸杞是盘中佳肴,如今南方一些城镇菜市上倍受青睐的“枸棘头”,其实就是枸杞的嫩叶。现在都兰稍有档次的餐厅,夏季就有“枸棘头”菜,作地方特色招牌菜。枸杞的根盘错苍劲,形状怪异,因此道家的古书则无不好奇地记述“千载枸杞,其形如犬”。而枸杞的枝柯还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品,被人们称作仙人杖或西王母杖。
    不过,枸杞的叶、花、梗、果的主要用途还是入药,常用于虚劳精亏、腰膝酸痛、眩晕耳鸣、清热消渴、血虚萎黄、目昏眼花等症。由于枸杞子有良好的滋补性能,曾有“久服坚筋骨,终身不老”的美传。传说中的枸杞成了长生不老的仙果,就连欧洲人也把枸杞子视为植物“伟哥”加以推崇。
    都兰是柴达木枸杞的主要产地,许多地方都有成片的枸杞林,自巴隆至宗加四十多公里的戈壁砾石滩,枸杞树小块成片,和“沙漠植被之王”梭梭树交错生长,枸杞树一墩连一墩,冠大篷宽,枝高达二至三米,单株覆盖达三四平方米,群落覆盖率达百分之二十以上。夏日的乌拉斯泰河畔,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枸杞林铺成一条绿色长廊,走进枸杞林,一墩墩枸杞花星星点点,素馨风雅,清风徐来,馨香入怀。秋天,殷红鲜艳的果粒玛瑙般缀满枝条,果红叶绿相互映衬,好似红绿宝石,美不胜收。
    宗加——巴隆的枸杞林属于原始野生群林,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野生枸杞林进行人工培育栽培,植入庭院和田边地角。据说,闻名遐迩的宁夏枸杞(中宁枸杞)的故乡就在柴达木盆地。人工培育后的家种枸杞品种优良,本来是低矮的灌木,却株株形似小乔木,籽实质量好,产量也十分可观。
    枸杞生命力极强,栽培容易,麻雀喜食枸杞,雀粪里就带有籽核,麻雀飞到哪里,枸杞种子就随雀粪撒到哪里,哪里就会长出一蓬蓬枸杞树。枸杞树驻风固沙,保持水土流失,是一种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优良植被作物。

    陈启福 青海平安人,曾在青海海西州委宣传部工作,现为青海黄南州委组织部部长。
当年诺木洪伐红柳
王宗仁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春夏之交,也是我入伍来到世界屋脊的第三年。我所在的汽车团奉命从西宁出发踏上青藏公路,去西藏边防某地执行运输任务。我作为新司机初次驾车上路。
    中午时分,我们的车队翻过脱土山,在一个叫诺木洪的地方小憩。天气酷热,地上的沙土像蒸熟了一样烫脚,空气也干燥的能发出响声了。我们先给汽车喝饱水,又给自己的肚里尽量灌进更多的水,便继续赶路。天气的沸热沉闷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肚内储存了充足的水而减弱。汽车的轮子压在地上噗噗的声音,在我的感觉里仿佛是空气被暴晒得发出了抗议声。
    车窗外面那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像煮沸了一样冒着热气,我心里压抑。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看见汽车前面不远不近的地平线上冒出一片水域,好大好深的水面,分明连水上的波纹乃至不知是鱼儿还是风儿拍打水面的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我的心霎时湿润了。只是不知是为什么,我加大油门希望快点驶进那片水域,它却总是那么遥远。
    开始,我以为是看花了眼,没大在意。后来那片水域越来越清晰、真切,而且水面上出现了楼阁、凉亭、树丛、船只,还有一排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正在挺胸甩臂地行进着……所有这一切景物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浮动着。我看得入神了,以为我们就要走进一座美丽的水上城市了。
    同车的老兵告诉我,那不是什么水上城市,而是看到了海市蜃楼。据老兵介绍,这是太阳的光折射到戈壁滩后形成的一种虚景,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尤其是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在戈壁滩上随处可以见到这种骗人的虚虚幻幻的景物。
    看着窗外那一处又一处不断变换的景物,很有意思。等我们的车驶到跟前那些景物就突然全部消失,只有一堆堆沙砾,一片片绿草,如此而已。
    突然,我发现了一处新的很别致的景物:一座像伊斯兰教堂似的圆形建筑物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一浮现出来我就感到这不是幻景,而是实实在在的实体。教堂很多,不知该进那座是好。
    犹豫恍惚间,我们就走到了“教堂群”跟前了,我扑哧一声刹住了车。刚才看到的建筑物不见了,只是看到一片高低相当、宽窄无异的沙包耸立在面前。“教堂”转眼换成红柳包了,定睛细看,每座红柳包上还开满了粉红色的碎花朵,密密茸茸的,好像铺展了一层绒毛。想不到茫茫戈壁滩上,还有这样一种红柳花呢。
    老兵介绍说,这就是柴达木盆地有名的红柳滩,方圆三四百公里的地面上都长着这种红柳。红柳一年开花三次,春夏秋各一次,因而又叫“三春柳”,给荒原一年带来三次“春天”。每棵红柳固守着一个沙包,有的能控制几十立方米甚至上千立方米的沙丘。每个沙包内盘根错节地生长着红柳的根和枝。远远看去,这些沙土包好像一座座规范的建筑物,沙包集中的地方就像是座城堡。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红柳。
    后来,在青藏公路沿途经常看到人们到处栽种杨树,我想红柳同杨树一样,是戈壁沙漠防风固沙很好树种。
    我逐渐明白,沙包的形成是红柳与流沙搏斗的结果:戈壁滩的风狂暴得吓人,常常会卷起一堆流沙,把红柳埋掉。红柳不甘示弱,它会倔强地撑开沙层钻出来,继续生长;又有风沙掠过,沙丘增高,红柳再次被埋住,它又一次钻出沙丘……就这样,流沙不断肆虐,沙丘日益增高,红柳总是顽强搏斗,始终傲居丘顶……年复一年,沙丘越堆越大,红柳越长越高,树根深深的扎进沙土,有的深达十几米,形成了大大小小、成群连片的红柳沙丘。
    正是那些数不清的红柳沙丘,筑成了风沙难以摧毁的防线,也营造出了一块逃离乱世的去处。据说,罗卜藏丹津反清起义失败后,在岳钟琪率部追剿下,进柴达木盆地后就躲进了诺木洪这一带的红柳林,利用蔽天的红柳才得以脱身,最后逃到新疆。
    长期以来,在广袤的诺木洪红柳滩里,定居着蒙古族牧民,他们在这里放牧山羊和骆驼,过着恬静悠闲地日子。但是,牧人们的这种生活,被我们砍伐声破坏了。
    我们汽车兵最初到格尔木的时候,自然会遇到许多无法预料的困难。困难之一,就是做饭烧水和取暖没有燃料。当时乌丽煤矿和大柴旦附近的煤矿还没有挖掘。
    迫于生存,分布在戈壁滩上的密密麻麻的红柳丛变成为格尔木人解决燃料问题的主要目标了。谁也没有商量,也没有任何条规的约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各个单位,包括军队和地方都在内,纷纷成立了砍伐队,浩浩荡荡的开进了红柳滩。
    我所在的汽车团,每个单位都成立了砍伐队,我们叫打柴队。每个砍伐队10人左右,在红柳滩上某个开阔地段,撑起帐篷,支好锅灶,安营扎寨,用铁锹、洋镐刨挖一个月左右,备够了一年的柴火,才撤离回营。那时候,只要走进格尔木驻军的任何一个营院,都能看到一堆一堆垒得像小山一样的红柳。
    刨挖红柳的时间一般都选在夏天。刨挖红柳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那些沙丘都是经过数十年上百年形成的,红柳的枝干与沙土钢浇铁铸般的锈在一起,死死的成为一体。我们要一镐一镐的把它挖开,手震得裂口,流血。十来个人轮着挖大半天,才能挖开一个红柳沙包。碰上好运气,一个沙包就能得到一卡车柴火,这时我们总高兴得手舞足蹈,来了劲,又向第二个沙包开战。
    记得“文革”刚开始那年,红柳滩的红柳已经被我们用笨重的镐锹吃去了比当时的格尔木城面积还要大的一片,那阵子砍伐队员骄傲地想:多有能耐,我们终于从这个沙包连绵、荆丛不断地杂乱世界里创造出了一块平原。然而,红柳滩变成了赤地,再将看不到开着粉红色碎花的“三春柳”了。
    很快沙尘暴威逼而来,没出半年就占据了我们腾出的空地,沙丘堆积,波起浪涌,平地又变成了丘陵。失去柳丛庇护的20多户牧民,只好迁出此地,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新的栖身之地了。
    在我的记忆里,红柳丛分布在诺木洪至格尔木之间的荒野,就连格尔木以北去敦煌的路上,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红柳丛。可是,现在那里已经空空荡荡的,很少见到红柳了。
    我看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柴达木盆地的戈壁和沙漠面积近2亿亩,其中覆盖红柳和其他植被的固定和半固定的面积有3000万亩。这3000万亩植被覆盖区有一半的面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那些砍伐队,当年滥伐红柳,砍的就是千年形成的防沙线,伐的就是与风沙搏斗的勇士红柳。罪过啊!
    今天我在回忆往昔的粗蛮行为时,心里充满不安和谴意。我们曾经做过多少愧对人民、愧对自己、愧对后人的蠢事!

                                         2010年8月改于望柳庄


    王宗仁 陕西扶风人,作家,原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文化部创作室主任,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编著出版有《北平,历史在这里拐弯》、《苍茫青藏》等。
都兰古柏话古今
张忠孝    
    都兰县是柴达木盆地东南部一片美丽富饶的绿洲,古代曾是白兰古国领地,吐谷浑民族活动中心地带,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主要通道,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莽莽东昆仑山逶迤于县境南部,大都山体半山腰生长有古柏树。这种古柏,植物学界称祁连圆柏,又因地处柴达木盆地,故又称柴达木圆柏,系常绿针叶乔木,大都生长在海拔3500~4000米,高3~6米、胸径60~70厘米不等,多呈丛生状,树龄大都在500年以上。经测定,一株胸径为1.5米的古柏树龄1435年。一丛丛生长在都兰县境内的古柏成为都兰、乃至柴达木盆地明亮的一道风景线。
    柏树是柏科树木的总称,全世界有150余种,我国约有30种,因它适应性很强,在十分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都能生长,就是在高寒岩石山地,照常披绿叠翠,被称为“改造大自然的功臣”。柏树具有斗寒傲雪、坚毅挺拔,乃百木之长,素为正气、高尚、长寿、不朽的象征。古人赞誉柏树为“百木之长”。我国园林寺庙、名胜古迹大都古柏参天。孔子崇尚松柏,曾有“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的说法,山东曲阜的孔陵、孔林和孔庙院内,至今古柏林立。陕西黄陵县轩辕皇帝陵的庙院内的黄陵古柏,高达20米,胸围10米,传说为轩辕帝亲手植,有四五千年历史。西藏林芝八一镇巴结村的雅鲁藏布柏木,有一棵柏树高达50米,胸围1.8米,被誉为巨柏王,推算这棵巨柏王寿命至少2500年以上,巨柏树冠庞大挺立,侧枝健壮发达,至今仍苍劲挺拔,气势雄伟,果实累累,故当地群众被视为“神树”而敬仰。
    都兰县境内的克措、科肖图、英德尔等地柏树分布较集中,从山体低部的沟底,直到山顶部,苍劲挺拔、形态各异,柏树层叠交错。科肖图沟内自然柏树盆景成为奇观,不少古柏粗大的树根扎在裸露的岩缝中,坚硬的花岗岩造型地貌奇特,怪石嶙峋,沿沟谷形成了一个个千姿百态的天然盆景,犹如走进江南一家偌大的盆景园内。德令哈北面柏树山古柏苍蔚,其间有红柳、奇花野草,山谷内白水河滚滚奔流,一座座梯级水电站,似一串串明珠镶嵌在柏树山间,构成了一幅相映成趣的大自然美景。乌兰县哈里哈图国家森林公园,是柴达木盆地保存最完好的以古柏树为主的天然林,树龄大都在300~500年以上,是西北干旱地区海拔最高的森林公园,被誉为柴达木荒漠中的一颗绿色明珠。
    据专家从多学科研究,认为古代柴达木盆地曾遍布柏树,分布有以柏树为主要树种的森林,到处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极为良好,不少地名的命名是与柏树有关。数千年前,盆地四周高山地带终年冰雪覆盖,冰雪融水孕育了盆地无数的河流湖泊、山麓及山底下平坦地草原茫茫、沟谷间森林密布、草丛莽林中野生动物出没,森林、草地、雪山、湖泊交相辉映,风光旖旎。依赖优越的生态条件,这里曾建立过在当时来说经济和军事势力强大、文化繁荣的西王母古国和吐谷浑王朝,创造了青海高原的古代文明,这同今天荒沙滚滚的干旱荒漠景观形成显明的对比。横亘于柴达木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阿尔金山,蒙古语意为“有柏树的山”,因昔日生长有柏树得名,而今日的阿尔金山一片干燥剥蚀作用强烈的岩体裸露区域,形成了典型的高山荒漠自然景观,昔日葱绿的古柏荡然无存,但我们这样可以推测,早年蒙古人进入这些区域,至少有星星点点柏树生长,随着青藏高原不断隆升,柴达木盆地干旱荒漠化进程的加快,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柏树,也难以抵抗极度干旱环境的侵袭而很快消失。
    都兰境内从夏日哈到巴隆之间200多公里的土地上,有千余座吐谷浑古墓葬,仅热水沟内不足10公里就有200多座古墓,距今约1500年。修建这些墓葬时要用大量柏木,其中最大的血渭1号大墓用去了几千根柏木,一般小型墓葬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点的要上百根。很显然,要建成这大大小小上千座古墓葬,需要的柏树至少也在数万株以上。当时,热水沟内要建造200多座古墓,限于当时交通条件,这些柏木都是就地取材,需要的古柏至少上万株,可以想象出当时热水沟谷内柏树漫山遍野,生长茂密,树林内野生动物出没;河谷内的察汗乌苏河清澈见底、水流量大,河两岸灌丛、草地如茵,草地上牛羊一群又一群,自然风光美好。数百座古墓先后被盗毁,热水沟柏树由近及远遭到砍伐,古墓附近处的古柏砍伐殆尽,使得今天的热水沟成为一个几乎没有一棵树的荒凉山沟,只有到热水沟更远的地方才能看到一丛丛生长的千年古柏。
    据地质学家研究认为,柴达木圆柏早在第四纪冰期前就已存在,但因它长期在高寒、风沙干旱等极为严酷自然环境下,为适应这一环境,形成矮化疏林。柏树是柴达木盆地土著居民,它以木质纹理清晰有光泽、坚韧耐用、经久不腐、有香气,成为优良木材。在干旱荒漠的柴达木盆地来说,凡是有古柏生长的地方,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给干旱荒漠增添勃勃生机。柴达木圆柏不畏风沙、严寒、干旱的侵袭和肆虐,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集中体现了无私奉献、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柴达木精神。祝愿柴达木人发扬圆柏的那种顽强拼搏精神,为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张忠孝 青海民和人,学者,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编著出版有《青海旅游资源》、《青海地理》等。
寻找森林之魂
葛文荣    
    很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独自站在诺木洪的荒滩上,在劲风瑟瑟中默默地注视着大漠落日,突然,一片大森林渐地出现在眼前,那样的真切和真实,此时,一缕很长的荒漠大风夹杂着戈壁大漠的粗犷,掠过心间,将一阵松涛声和林海的清凉送进了我的心间,那一刻,我没有诧异,也没有大呼小叫,尽管我不知道眼前的景象是海市蜃楼,还是我的幻觉,但是,我宁可相信,那是大自然对我神圣的启迪。
    之后的多少年里,那片森林竟常在我梦中出现。于是,只要一有机会去诺木洪,我就在瀚海中四顾,寻找那片曾经给我最初启示的森林。
    之后的有一年,我听说那里的古墓中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柏木,并得出结论说,一千年前这里曾温暖潮湿,林海密布。我砰然心动,那可是属于我的那片森林?
    如今的诺木洪瀚海茫茫,和森林联系在一起,这对现代的人来说,多少有一些诧异和不可思议,可是我宁可想象,这里曾经是泱泱林海,而且如今在瀚海深处依旧存在着森林的踪迹。以至于我在诺木洪时,能不时感受到那片森林存在的气息,甚至他们四处漂浮的灵魂。
    2010年8月的一天,我们奔枸杞而来,但是我却被一直以来想要寻找森林的梦纠集着,以至于思绪漫无目的地在戈壁上游走,而无心枸杞。如今的诺木洪因为小小的枸杞而出名,那些远去的岁月里,这里又有过怎么的辉煌呢?
    我看到阳光和戈壁以令人羡慕的自由姿态存在着,一些稀疏的小树像岩羊一样攀上高高的山崖,我突然眼前一亮,莫非他们就是古森林的遗存,可是谁又把它们逼上了贫瘠的山崖呢?是那些吐谷浑贵族刻意用柏木装饰自己的墓穴,而导致大片的林海日渐沉沦?还是贪婪的人类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森林的掠夺,以至于那片林海最后从人们的视线内消失?
    这个问题困扰我一路,以至于让我想到了如今日渐消失的冰川和升高的雪线,日渐沉沦的草原、森林和湖泊,于是,寻找森林的想法在心中兀自神圣起来,因为,作为人类的一个个体,能像一位智者一样对地球生态、对人类未来给予终极关怀,我认为这缘于那片森林给予我的最初启迪。
    在快到诺木洪时,眼界突然开阔了,眼前远远的一线绿色让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莫非那就是我梦中的那片森林。很快,我为自己的失态感到后悔,其实那是海市蜃楼,是远处村庄周围的树木折射成了戈壁上很长的一线绿色,那抹绿似乎存在于一片水域之上,亦真亦幻,让人怦然心动。
    此刻,我彷佛已经嗅到了那片森林的清凉,尽管它们以海市蜃楼的形态在远处存在着,我坚信我能以别样的形式触摸到它们。于是,我自作主张,脱离开队伍,独自进入了荒漠。
    我去过包括腾格里沙漠在内的很多沙漠和戈壁,但是身处诺木洪,心中却少了一份独处荒漠的恐惧和焦虑,多了一份宁静和肃穆,是因为我还坚信这里曾经存在的那片森林,以及那片不曾散去的森林之魂,一直抚慰着这片炽烈的大地吗?
    在茫茫黄沙中行走,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思想的巨人,思潮如海潮般汹涌在脑海里,感觉自己就是千百年前屹立于此的一棵参天古树,身边绿潮滚滚,不远处古海泛波。其实,这棵大树在思考自己过去岁月的同时,也在为未来的岁月担忧。后来,不远处的海洋退去了,周围的树一棵棵在贪婪的斧锯声中应声倒地,随之绿色褪去了,黄沙露出了,而这棵大树却孤独地存在着,苦苦守望着最后一片清凉,将根深深扎入大地,遭受着太阳狠毒的逼烤。后来,大树死了,却没有倒下。再后来,大树朽了,但它的魂魄不肯散去……
    我为自己虚构的故事陶醉着,却不曾发现,一个惊人的机缘竟那样巧合地在前面等着我。
    在翻过一道沙梁后,我的脚踩在一块很硬甚至有点硌脚的沙地上,竟是那样的异样,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于是,我停下来并徒手刨挖脚下的沙子。当我将周围一圈的沙子刨去后,一截足有大碗口粗的树根露了出来,我的心开始狂跳,此前一直幻想着的森林难道就埋身于地下的沙地里?我挥汗如雨,加紧刨挖,最后发现这棵树的根系居然盘桓了方圆几十平米的地方,在被我挖开的地方到处都是它的残骸。根梢已经严重腐化,轻轻一拨,竟像细尘一样随风消失了。根的主干依旧结实,被我刨挖的残桩依旧努力向着蓝天的方向。它还有多少根系深扎地下我不得而知,它经历多少岁月我也不得而知,但是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它尚且残存的喘息。
    之后,坐在这个树根旁边,思维停顿了,幻想停顿了,想象力也没有了,一股莫名的悲伤装满了心房,我突然感觉我就像是坐在一片墓地里一样。周围此起彼伏的沙丘埋葬了多少古树的躯体啊!
    此时,风送来了森林的诉说。
    之后,我起身离去,却再次在附近的小河里捞到一截腐朽的木头,于是,我彻底地坚信,我梦中的森林确实存在过,只是我能见到的却是它们千百年不尽的遗骸,还有它们久久不肯散去的魂魄。

    葛文荣 陕西渭南人,作家,西宁晚报记者,编著出版有报告文学集《点亮雪域高原的光明》、《守望三江源》。
柴达木河的湿地
强建设    
    在都兰县柴达木河的下游,有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湿地。
    由于泉水、河流、泥沼、盐沼、芦苇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哈熊出没所形成的威慑,使这里人迹罕至。
    我们格尔木电视台“走进都兰”摄制组2004年冬、2005年秋两次来到这里,有了对柴达木河下游湿地的了解。
    首次进入柴达木河下游的这片湿地,心里确实没有底。湿地附近有一处敖包,我们就按照蒙古族牧人的习惯,在进入湿地之前,给敖包添石块、敬哈达,虔诚地举行了一个转敖包仪式。
    这仪式可能成了我们这次拍摄活动的的象征——我们要用这次拍摄,来展示柴达木湿地养哺生命、庇护生命的功德,用敖包般的神圣来守护这片湿地。
    起初,是浅草沼泽地带的一群群黑颈鹤,牵住了我们的目光。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黑颈鹤,我们试图走近拍摄它们,但我们在沼泽之中,艰难的走近一点,黑颈鹤就往沼泽深处后退一点,让我们始终无法接近。于是,便有了那种“在水一方”的词章中所咏叹的那种感觉。
    在沼泽地,越走越有陷进去的危险,我们只好退了出来。
    而就在这时,黑颈鹤似乎炫耀一般,又一群一群的从沼泽深处飞了出来,掠过我们的头顶飞去,带走了我们无尽的向往。
    好在当地政府给我们安排了向导,是泰森等几位蒙古牧人。牧人们的草场就在湿地附近,他们也是当地政府安排的湿地看护小组成员。
    同行的还有一位当地公安派出所的民警,他过去也没有进过芦苇滩,为了了解社情,也与我们同行。
    走近这片湿地,特别是其中的芦苇荡,需要绕行很大的一圈。我们坐在车上,起初一直行进在湿地外围南侧的红柳、白刺林中。一路所遇见的小河众多,过一条很不起眼的小河,就碰坏了吉普车的车牌。这些众多的小河,大都是柴达木河在下游的分支,是湿地的水源河。
    在一条更宽的河里,吉普车就像游泳艇一样游了过去,划开的水波缓缓向两边荡开。
    接下来是茫茫的盐沼地带。
    走向芦苇滩的路途,泥泞而漫长。自然界其他生命,借此才得以生存。自然界其他生命,用这艰难而漫长的路途,在表达它们对人类的敬而远之。
    路途状态,或许就是湿地与人的关联状态。
    许久,在盐沼与芦苇荡相接的地方,芦苇荡显出了一个缺口,继而是一道没有芦苇的通道,——这是进入芦苇深处的唯一通道了。它的形成原因十分奇特,向导泰森,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介绍:
    “芦苇滩开始的时候,没有进去的路。我们赶着羊群,由羊群边走边吃,由羊群吃出一条进入芦苇荡的路来。”
    由羊的牙齿啃出一条进入芦苇荡的路来,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牧人与羊群,在芦苇荡里,还有这样一种同求生存,共存共亡的联合。
    羊群带着牧人,不仅啃出了一条进入芦苇荡的线路,羊群还为牧人在芦苇荡中,吃出了一片可以搭建帐篷的空地。
    这片被芦苇包围的严严实实的空地,地面全是由芦苇的腐枝败叶铺成的,厚度有几十厘米。走在上面,就像走在了巨大的海绵地毯上一样松软。
    从这里环望远处,是起起落落的鸟群,如一道道云层一样。
    这一切,让我们想到了湿地的各种功能,如有机物的生产功能、水量调节功能、大气调节功能、过滤和净化水质的功能、生命繁殖和栖息的功能。湿地因此就有了地球之肺、地球之肾的美誉。
    就在这现场感十分强烈的芦苇包围的空地上,我们听着泰森老人给我们介绍他在这片芦苇荡上的见闻。
    “里面有水鸭、黄鸭、青雁、天鹅、黑颈鹤、野鸡、哈熊、狐狸、猫头鹰。四周黄羊比较多,还有野驴。”
    “天鹅十一月中旬,全都来了,来全了。不是一个两个,是几千只。回走时间,到了明年三月份,冰消的时候,黄风一起来时候,就走了。到夏天,就只有小群的天鹅了,大群的天鹅就没了。天鹅每天不在芦苇里,就在泉水里。离人二三十米远,一二十米远。我们不惹它,它也不起飞。”
    芦苇里,浅草滩里,哈熊袭击牲畜,已经不是新闻了,牧民介绍说,就在今年入秋之后,芦苇里散养的三十多头大牲畜,就被哈熊吃掉了十七头。
    这就让我们记起了去年在浅草滩的冰原上,拍摄到被哈熊吃了的一匹马的尸骸冻在冰中的情景。
    牧人泰森说,“什么地方水草,什么地方鸭草,哈熊都知道。熊是黑色的,其他颜色也有。吃水草,捡水草,捡鸭娃,也找牛羊。”
    泰森老人的介绍,更给我们增加了湿地的神奇感受,也增加了我们再往里走的劲头。只是水流越来越多,我们要舍弃吉普车,改换成骆驼和马匹了。
    无尽金黄的芦苇中,扛着各种摄像器材的摄制组成员骑着驼马,晃晃悠悠的被芦苇荡所遮掩,远处成群的黑鸟群起起落落,这一切,都以更远处的、深秋季节新落上一场大雪的昆仑雪山为背景。
    景色如此秀美,更是增加了我们保护这秀美湿地的责任感。
    再往里走,芦苇下的河流、积水、湖泊,使驼马也无法前行。我们就将驼马缰绳系在芦苇杆上,改为步行。徒步走可以,但必须踩在芦苇的枝干上。
    越走近芦苇荡的心脏,就越能听到,无数的鸟群,发出的生命的壮歌。
    再往里走,鸟群就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无数击打着的翅膀,发出扑天盖地而来的嘭嘭声,和各种鸟的叫声。
    这时,一队十多只的白色大天鹅,踩着芦苇包围的一汪碧青的湖面,拍打着青波助跑着,溅起白色浪花,然后次第起飞,形成越飞越高的一绺白色航线,离开芦苇大地,穿过黑色的鸟群,斜斜的进入了云际,远去,远去。
    鸟儿进化到有翅膀,不就是为了自由自在吗,——这里是生命的自由天堂。
    用简单的咕咕鸣唱,让我们与你们一起,共同呼唤,作为生命的相互尊重,和谐相处。

    强建设 陕西扶风人,格尔木电视台新闻部主任,高级编辑,编辑出版有《朝谒高原》。
古化石见证柴达木变迁
杨 林    
    如果把大地当作一本“书”来读,那么大地地层就是“书页”,而地层中的化石则是我们了解大地的“文字”。
    置身于人烟稀少的柴达木盆地,如果人类此时没有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谁又能相信眼前这个干旱少雨的戈壁数千万年前却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由于欧亚板块的漂移,导致喜马拉雅山的隆起,最终被造就为群山环绕的高原盆地。如果不是柴达木盆地贝壳、植物、脊椎动物化石的大量出现,科学家们再将这些坚硬“文字”翻译给我们,那么,我们也就不会了解到:当我国的华北平原及东部地区已从海洋变为陆地时,柴达木盆地仍然沉睡在茫茫海底。
    为了研究青藏高原远古历史和探寻柴达木的变迁过程,数十年来,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前赴后继地踏入柴达木。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不甘落后,在求知欲和好奇心的驱动下,为揭开柴达木盆地神秘面纱而四处寻找见证变迁的大地“文字”—古化石。数十年来,在国内外诸多地史专家和古生物研究者及柴达木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处处,一件件,各种古化石闪亮登场。
    2000年秋季,我们去都兰县采访,采访中牧民才仁达西和巴玛吉分别送我们两块化石,一块是贝壳化石,一块是浮雕般的海虾化石,分别来自县西北的诺木洪和县东南的江门沟。仔细端详着这两块沉甸甸的化石,化石色泽黝黑,质地坚硬,造型饱满,形态宛然,才仁达西的贝壳化石还真像是一只羽翼初成的雏鸟。这两块化石,竟然出自两处奇特地质景观,贝壳化石采于诺木洪贝壳梁,海虾化石取自江门沟虾聚峰,得知这两件别致的化石礼物来源非同寻常,我便萌生了前往细查的想法。
    都兰西部的诺木洪,上古时期,气候湿润,水草丰美,河流纵横,淡水湖星罗棋布,是大漠中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三千年前聚居在这里的一支羌族,除从事牧业、农业、狩猎外,还从事毛纺、纺织和皮革生产,而今遗留在这里的石墙、石磨、陶片随处可见。许多年之后,人去“楼”空,一个历史之谜留在了西部,留在了茫茫大漠。从现在的宗加镇驻地出发,穿过奇特的绿色长廊向北,在红柳中穿行,在芨芨草沙包间跋涉约30公里,就到了贝壳山。说它是山,大概在戈壁草地上数它最高了,确切地说它是由贝壳和沙碛凝结成一条长两公里多,底宽70米,顶宽30米,高5米至10米的堤梁。从盆地发现的虾、鱼化石中得到证实,远古的柴达木是大海,无疑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由海变成湖,旱风与干燥交替的气候演变,湖水枯竭,泱泱大湖干涸露底,贝类为了生存不断涌向低洼处,越积越多,越爬越高,最后留下了贝壳的堤墙。贝壳梁凝聚了柴达木盆地演变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章,成为现代凭吊“特提斯古海”的一大奇景。这里层峦叠嶂,芳草如茵,只有牧人的马蹄才会偶尔踏响那个与世隔绝之地亘古的沉寂。据世代居住于此的牧民传言,诺木洪盛产一种黑色的贝壳石鸟,每当夜深人静,便会在月光中啁啾鸣唱,歌声悠扬婉转,听后令人耳聪目明,这便是“诺木洪”这个诗情画意的地名的由来。古老的传说赋予了诺木洪耐人追寻的神秘,也赋予了人们缠绵多情的想象,可是传说终归是传说,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埋没了历史的真实?未料想,2000年初夏某日,一个蒙古族牧民真的从诺木洪捎回了几只传说中黑色的贝壳石鸟,人们才第一次用科学的目光,对诺木洪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据说,才仁达西送我的贝壳化石,便是那些“石鸟”中的一只。
    结束诺木洪的采访,我和同事唐生录、海西州地矿局的应占录,在牧民巴玛吉带引下,踏上了江门沟村这片令我心仪的土地。顺着小河溯流而上,粼粼的波光倒映在车窗前,折射出一种梦幻般的霓彩,我在小河潋滟的波光中,畅想着江门沟的容颜。江门沟尚未通公路,越野车在荒芜的戈壁上跌跌撞撞地跋涉了近四个小时,才到江门沟虾聚峰。
    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四面昆仑山支脉环抱,交通闭塞,游人罕至。一座长约3公里,宽约1公里,相对海拔在3500-4000米的一座小山,远远望去,山体如漆似染,黝黑凝重,几条细若游丝的泉水自岩隙间涌出,在山脚处汇成了一条清浅的小溪,溪水清洌,如泣如诉,仿佛是历史在今世的回响。山脚下是细碎的砂砾和风化了片石,寸草不生。峰腰及山顶向阳一面约70多平方米,皆大虾化石,呈青黑色,阳光下闪闪发亮。这种化石,不是一般巨石切面,仅显示虾的平面形象而已,只见成千上万只大大小小海虾,完整地嵌在石岩之中,远望似造型奇特的浮雕,琳琅满目,不由人惊叹大自然造化之功。大山中发现一只虾的化石不足为奇,但亿万只虾化而为石,堆砌成峰,却是世所罕见。造化使柴达木的古海从地质年轮中消失,却把地球的生命轨迹,鲜明形象地刻在了昆仑。阳山腰际有稀稀落落的植物,或是干硬坚挺的骆驼刺,或纤细柔弱的芨芨草,已是夏末秋初的时节,草色已不如住日鲜活,生涩的绿意,无言中传达着生命的倔强。草丛中铺满了大大小小的沉积岩,青黑色的岩块嵌满了数不清的瓣腮类和腹足类贝壳化石,化石疙疙瘩瘩,层层叠叠,有的大如拳头,有的玲珑似铜钱,小的只有人的指甲盖大小,它们纹理清晰,千姿百态地与泥沙凝结在一起,乍一望去,如同浮雕,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置身于此种情境,不得不让你屏住呼吸,穆然伫立,仿佛哪怕是最轻微的举步,都会踏碎这些寂寞的生命,哪怕是最温柔的呼吸,也会惊扰了它们跨越了无数个世纪的梦。
    察看完两处地质景观,随行的地质学者应占录分析说,大约在两亿年前,地质史上那场空前绝后的造山运动,在柴达木盆地边缘造就了昆仑、祁连、阿尔金等山脉,古地中海的海水,倾盆般向地势相对低凹的柴达木盆地涌来,古地中海遂变成了一个内陆湖。后来柴达木盆地的气候不断旱化,湖水的蒸发量增大,湖水面积逐渐缩小,湖里的水族们出于对生存本能的渴望,惊慌失措地随着不断下降的水位线节节后退,并最终拥挤在了地势更加低凹的诺木洪及江门沟。旱化的气候仍在继续,诺木洪及江门沟这两个最后的堡垒,没能拯救得了水族们的生命,无辜的水族们就这样成为了造山运动的牺牲品。
    应占录还说,诺木洪贝壳及江门沟的贝壳、海虾、鱼类化石是迄今为止我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古生物地层,它对研究柴达木盆地以及塔里木、准噶尔等盆地的气候变迁,提供了宝贵的地质资料,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江门沟贝壳化石、海虾、鱼类是难能可贵的科研之宝。这是一幅鸿篇巨制的震撼画卷,它让人尽情领悟柴达木近几亿年的变迁,让人了解我国西部各大盆地的兴衰,也是研究柴达木盆地以及西部盆地远古海洋变迁的珍贵史料。
    听到这样的赞誉,我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我能想象得出,当年无助的水族们,逃难时拥挤惨烈的一幕,生命在大自然的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当最后一滴海水,化作一缕青烟消逝在遥远的天际时,水族们留给世界的,该是怎样一声无奈的叹息。然而造物主又将它们的遗骸,永久地定格在了岩石之中,海枯了,石却未烂,冥冥中似乎在向我们昭示着什么,启迪着什么。抚摸着贝壳们曾经鲜活的生命,我闻到了一股远古海洋的气息,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壮和感慨。
    柴达木盆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远古的一切,使数亿计的海洋动植物遭受灭顶之灾,然而,当我们为它们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之余,又不得不承认,柴达木盆地正是由于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之后,才拥有了今天这令世人瞩目的地下矿藏。
    柴达木盆地这本“书”真是太奇妙了,它所带给人们的激情并不亚于人类对太空的畅想。然而,由于年代太久了,“书”中的部分“书页”已遗失,要想详细了解柴达木盆地的文化历史,就需要寻找更多的化石去填补“书”中的空白。如果把研究青藏高原称为研究地球力学、地球远古气候、地质学的一把金钥匙,那么,柴达木的动植物化石就是寻到这把金钥匙的钥匙链。事实证明,柴达木的化石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历史及古环境、古气候的宝贵科研资料和信息源,是见证柴达木盆地远古历史、地理、气候环境等变迁的有力实证,它为人类了解青藏高原变迁及远古生命的演化打开了一扇精彩的窗口。

    杨 林 青海德令哈人,青海海西州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编著出版有《神奇的柴达木》。
改革开放初都兰文学印象
王泽群    
    我进柴达木的时候,整个盆地的开发建设不过才十二年。十二年,以人类年龄论,才是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
    虽然多次路过都兰,但对这个小县城印象不深。惟独它的那一片得天地之缘生长起来的绿树田园与香日德农场毗连,算得上是在一片黄褐灰苍的柴达木盆地里的独特风景。所以,路过都兰,总会感叹:若是柴达木都如都兰,那该有多么美丽啊!……
    后来都兰惹我注意,却是因为两个人:曹景中,罗绍宏。
    那是1972年,我因为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一组诗《欢腾的柴达木》,引起省上的注意,抽调我到省文化厅《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办公室工作——那真是个怪异的时代,发表了一组诗就可以引起省厅重视?——在读稿中陆续地知道了柴达木盆地里的一批文学爱好者,这其中,就有曹、罗两位。都是二十几岁的年青人,都喜欢文字与文学,盆地里人又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大家总有机会找到,找到了就“一见如故”地成了好朋友了。
    在柴达木,迎接好朋友的“仪式”只有一种:喝酒。
    记忆犹深的是柴达木的“家庭酒桌”。一个木制的小方桌,大约是长宽80厘米的样子,几只小板凳,大家围桌而坐,膝盖碰着膝盖,手肘碰着手肘,喝得高兴,你拍我的腿,我搂你的肩,不亦乐乎也!……
    罗绍宏那会儿是《青海日报》的驻地记者,常常戴一顶“赵本山式”的干部帽,一口青海普通话显得“洋腔洋调”,他有许多青海民间的“黄段子”,出口成章,抖尽包袱,常常惹得我们哄堂大笑。曹景中却是瘦瘦的,戴一副眼镜,很有些知识分子的政府干部模样。多年没有联系,听说他好像也真的做了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了呢。
    有一次,住宿都兰。晚间无事,随意走了走,县城小得只有一巴掌大。几排红瓦建筑,间杂一些树,一条大道指示着东去西宁,西到格尔木。那年间,还没有“民营”一说,要吃饭,必须去“国营”的饭店,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曹、罗两位都不在,我又是公务,能报销的,在那间饭店里吃饭的最大感觉,就是有好几样蔬菜,有牛羊肉,菜也做得比其他的地方好——德令哈除外,德令哈那里有地道的山东菜——于是,这一顿饭就记住了。
    都兰再次引起我的关注,却是因为高澍了。
    高澍其实是个对政治没有多大参与兴趣的人,厂里几波运动他都悄无声息,不知道当时哪根筋儿不对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却跳了出来,写了许多文采斐然、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批判我们当时厂里的革委会主任的大字报。贴在厂里还不甘心,被好事者一撺掇,竟然贴到了大柴旦镇的大字报栏里,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只是此兴趣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好作用,大家读罢,对批判不置一词,只是称赞他的文字不错。
    我比较谨慎,劝他:闹什么闹啊?……有些事儿你根本搞不清楚的。
    他却说:闲着也是闲着。玩呗。
    这一“玩呗”,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清查,他就成了有问题的“主儿”了。在厂里,多次让他写检查交待,又组织了对他的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调研批判。最后,虽然没有得什么处分,但领导们使了个“脏招”,把新婚不久的他,调到都兰县农机厂,让他到了一个直线距离并不远、但回一趟大柴旦却是最别扭、最不好找车的地儿,逼着他刚刚有了一个女儿即和妻女分居。我当时很为他抱不平,建议他以“生女不久,不便远离”的理由去和厂领导“闹”。这时,他却又“认命”了,没说什么,打了一个行李卷儿,凄惶地找车去了都兰。
    都兰县来了这么一位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想是给这寂寞小城添了许多热闹。他很快就在厂里、县里有了一大帮朋友,大家你来我往、呼朋唤友、走动频繁、小酌连连。何况,他又是个爱喝酒,能搓麻的伙计,几天下来,就成了个“乐不思大(柴旦)”的伙计了。偶尔回来,听他说对都兰的印象,却是极好呢。
    人啊,人就是这么个东西。大多只看好处,不计坏处;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罢了。但我却一直怀疑,高澍对都兰生活的满意,有一种阿Q精神呢?你想想么,他一个人,刚刚添了女儿,从一个颇具规模的“柴达木汽车修理厂”被贬到谁都不知的“都兰县农机厂”,若不是自己能够寻找心理平衡,他能安心吗?他会安心吗?他愿意安心吗?……若干年后,我仍然怀疑,高澍回到大柴旦时表示的对都兰的满意,是一种“有苦不言,满脸带笑”的假面。这也是那个时代,我们被人为的灾害磨砺出来的一种无奈却忍韧的生存状态啊!……
    不久,我仍然是因为文学上的成绩,被海西州抽调到州文联(当时叫“文化工作站”)工作,并且和宣传部的几位同仁一起策划创办了《瀚海潮》杂志。杂志初创,只有我一个人是正式的编辑部人员,我也就动了脑子,想把在一厂共事近八年的高澍从都兰调到德令哈。1978年,正是百废待兴,各方各处求贤若渴的年代,文化站、州委宣传部的领导都非常支持。所以,第一期杂志的稿子尚未组织好,高澍就借调过来,我们一起编杂志了。德令哈毕竟是州府,消息和人气与都兰不可共语。高澍到这儿心情大好,对都兰似乎一无留恋。因为那时候我们常常到各地去办文学讲习班,格尔木、乌兰、天峻、甚至冷湖都去了,惟独一个青藏线上的重镇都兰——它那里还有些文化古迹呢——高澍却从来没有建议把讲习班办到都兰去。但是都兰来州上办事的人却常常来找他,找到了也只有一件事儿:喝酒。
    说也奇怪,我的印象里,除了曹景中、罗绍宏,都兰似乎也再没出什么成绩较好的业余文学作者,而柴达木的其他城镇却是在《瀚海潮》正兴盛的时期人才辈出。乌兰有安可君、肖黛;格尔木有魏忠勇、卞奎等一大批;大柴旦有毛微昭、杨济康;天峻有索宝、冷湖有徐志宏……惟独都兰,似乎没有我们联系的作者呢?
    前年九月,我为了准备撰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大戈壁》,重返柴达木,选择的线路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仍在柴达木的新朋旧友。德令哈、格尔木、大柴旦、鱼卡、马海……然后翻过当金山去敦煌。在德令哈询问曾与我有过编撰联系的张珍连先生,才知道他已去都兰工作。与他通过一个电话,一是道谢,二是感慨未能谋面。也正是通电话的时候,都兰才再一次浮上我的脑屏记忆——不知道我离开柴达木的这二十二年间,都兰,已变成什么模样了?——但我却确信,都兰一定很漂亮、很大气了。因为德令哈比我离开它的时候面积扩大了近六倍,面貌一新,颇具现代特色了呢。都兰固然不是州府,但它的天地之缘却绝不逊于德令哈;何况,二十二年后,它应该已经长大且成熟了呢。
    不知道此生,是否还有机会去看看都兰?那座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绿色田园般美丽的小城……

    王泽群 山东青岛人,诗人作家,曾任海西州《瀚海潮》杂志主编,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岛市文联创作研究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编著出版有《瀚海丛书》、《海的呼唤》等。
柴达木东南部山区小游
白 渔    
    从茶卡沿着青藏公路西驰140多公里,到柴达木历史文化重镇都兰县城。
    在离这里10多里热水沟谷地,约1公里长的范围内,考古人员发现有隋唐时期古墓200余座。其中被当地人称为“九层妖楼”的血渭一号大墓,坟堆高30多米,俨然是一座小山。
    考古工作者发掘研究多年,从古墓出土和早前盗掘流向市场的文物看,古墓主人是吐谷浑。由此,人们寻找到了那个消失千年的吐谷浑王国,并确定吐谷浑王国在都兰县建都达270年之久。大墓修建很讲究“风水”,坐北向南,前有河水流过,后有高山环托,且与背靠的大山连为一体,墓背后的山岭势如二龙戏珠,颇有中原汉墓的修设风格。血渭大墓沿袭着汉晋墓葬遗风,也讲述着这个王国的来龙去脉。
    吐谷浑从公元417年进入柴达木盆地,以昆仑山为依托,以沙州为屏障,远离周边国家威胁,在都兰温暖、安全的沃土上,发展农业,内修政体,外联南北朝,国势迅速壮大起来,形成了东西三千里,南北八百里,国土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的西部泱泱大国。然而,这个立国先于南凉,比吐蕃早200多年的高原王国,竟然没有建立一支能够保国卫民的正规的常备部队,再加之国体先天不足,没有完善的国策,因而随王者意气而旋转的政权,稍稍强盛就变得骄狂,乍一富足就转向腐败。当然经不起多变的政治风云摇撼,加之国王们贪图享乐,不思危机,加速了灭亡的进程。公元664年吐蕃攻占王城,国王携妻子逃向唐境凉州,传国21代的吐谷浑成为吐蕃的附属邦国,蜷缩在柴达木盆地。南宋时,整个民族消亡。
    到现在,我们还不知血渭大墓中沉睡的是哪代君主,但吐谷浑人效仿中原汉族帝王陵寝,讲究风水、排场的做法更有过之。吐谷浑人大讲排场不仅体现在古墓的修造中,也体现在其隆重的祭祀活动上。
    吐谷浑王国在都兰有两座祭坛,一座在科肖图,一座在克措景区英德尔,哪座是天坛,哪座是地坛,还无法分清,不过二者的存在也是吐谷浑王国在都兰建都的有力佐证。
    县城东部20多公里,有座英德尔(蒙古语,煨桑台之意)祭台。当地人叫“将军墓”,大约老乡们分不清坛与墓,反正见土堆就是坟,又因高达30多米,埋的人当然不是小官,起码也是将军,从此“将军墓”讹传四起。还有一个传说,将军扼守这座要塞,一次战斗中阵亡,士兵们就把他埋在城里,以表示将军永在身边,和他们共同生活战斗。反映了百姓渴望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的观念。考古专家已为祭台正名,确认是吐谷浑王国的祭坛。
    吐谷浑王把天看得很重而崇高,每年都来英德尔祭天地神,祈求国运昌盛,百姓平安,农牧丰收。从坛内外城墙看得出当时内城面积5千平方米,外城2万平方米许,宽阔的墙基证明城墙高在10米左右,是当年颇具规模的祭祀场所。历代吐谷浑王都曾在坛上顶礼膜拜,并率领群臣绕坛而行,然后在宝帐中饮宴,草原上举行盛大的赛马、射箭活动,热闹非凡。祭祀完毕,国王就带领近臣、妃嫔,进山休闲、消夏。
    如今追踪吐谷浑国王的脚迹南行,进入谢哈那当——克措自然风景区。克措是吐谷浑的夏宫,这里虽不见当年仪仗、宝帐,但绝美的风光犹存。奇美有三:一是水草奇美。绿草如毯,鲜嫩得像奶汁浸过,沿山谷铺上山坡直至山顶。各种野花点缀其间;二是山峰奇美。峰高而不险,秀丽多姿,合抱成龙椅状,大有豁然开朗、别有天地之慨。山顶彩石不知怎地竟从绿茵中冒出来,瀑布般散现在山头上,当地人美其名为山顶石花;三是柏树林奇美。造化的神力,好像有风光的具体分工,东山长柏树,西坡是绿草。
    千万年来,克措原始柏树林靠风、水、鸟传播繁衍,没一棵是人工种植的。最年轻的已上百岁,一般五、六百岁,数千年古柏算得林中的老祖宗。古柏长势独具特色,一般都成团成簇拥生,母树旁长子树,子树又生子树,犹如三代济济一堂,或夫妻相偕,各牵一子,也有的如情人相抱。更有饱经沧桑的,伸下崖边又转身向上奋力生长……就是这些家庭柏、夫妻柏、情人柏、沧桑柏组成了柏林的洋洋大观,也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古柏,挂着经幡、哈达,当地人奉若神明,祈祷跪拜。都说克措是福地寿林,来者就会吉祥、幸福、长寿。能到这美丽圣洁、宁静粗犷、神秘幽深的地方一游,确实是人生难得的享受。
    从克措折回县城,我们的车子又上了青藏公路。在离察汗乌苏约20多公里,车子离开柏油路行走在崎岖小路上。车子像十级狂浪中的小渔船,巅簸了大约有20多分钟,刚绕过一座小山,一片美景便迎面而来。周围是山,中部岗丘和缓,起伏的边缘线条长长的,就像匍匐着无数巨人的裸身,优美极了!所有的地面,不见黄土,完全被茂密的草覆盖,好像来到了内蒙古草原的东部一般。再细看地面的草,短而密集,就像高尔夫球场人工栽植的草场。再抬眼望,奇景出现了。
    有点不相信这是现实,但在明灿灿的阳光照耀下,又是那么确实;在绿翠岗坡和峻岭之间,竟然蜿蜒了一条条的“长城”。“长城”将盆地中的草岗划分成许多方阵,又起起伏伏地像游窜的长蛇,弯弯曲曲地爬上高峭的绝岭。我又产生了错觉,以为来到了京郊的八达岭。
    停下车,凑近“长城”一看,墙高1.5米左右,顶宽约1米多些。墙身都由“长砖”垒成。不过,这砖不是八达岭长城的青砖,而是泥砖。说是泥砖,又不像是用砖模子做出来的。原来是就地取材,使用长铲从草地上切割下来的。每个“砖”的尺寸,都几乎相同,还有棱有角,真是巧手!
    上世纪70年代,人们设想有计划地放牧牲畜,在草场上依山势、地形垒筑草库伦(蒙古语,草的围墙)。草原上,山岗上,为牛羊育肥而分设禁区。左邻右舍,互相以墙为界,每家的草场都有“长城”相围,每家的牛羊都乖乖地自家的青草地里啃食。
    然而这就地取材、以草坯砌墙的办法,牧人们很快就认清了它的弱点。据测算,这样的墙每砌60米就破坏一亩草原植被,垒成百公里“长城”就损失草场达1666亩,少养活130只羊,且植被一经破坏10年也难以恢复。怎样才能既发挥草库伦的优点又不破坏草场呢?牧人们从深刻的教训中把土坯墙改成了铁丝网围栏。这些奇特的“长城”,正是70年代忽略生态平衡的遗存!
    今天,残断的“长城”诉说着牧区的历史进程,也讲述着牧人致富过程中的正反经验。这景观,说不定会吸引猎奇的游客来当作稀奇观赏哩!

    白 渔 原名周问渔,诗人作家,四川富顺人,青海省作家协会荣誉主席,编著出版有《江河的起点》、《走进柴达木》等。
蒙古族文化之旅随笔
贾晞儒    
    这里是荡涤灵魂的圣地,是倾听历史回声的殿堂,凡是到过都兰县的朋友们无不感叹不已。我是一位跟着共和国的建立而学步在蒙古族语言文化的海洋里,然而,第一次亲身体验都兰县蒙古族文化的深邃与灿烂,那还是1980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以前,我曾向往她,敬仰她,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扑进她的胸怀而心醉、震撼!
    踏上都兰的土地,放眼望去,雪山峻岭连绵起伏,恰似万马腾空驰骋,气势磅礴;戈壁、草原一望无垠,寂寥而豪迈。你倾耳细听,定会在静寂中听到生命的涌动:先民们急促的脚步声声,唤醒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古代村落遗址历历在目,唐前墓葬是历史的见证,唐蕃古道、古墓葬群,古代的岩画、陶窑,乃至生物化石、烽火台等,都成了今天的历史记忆,展示了都兰这片土地的神韵。都兰是璀璨文化宝藏的“代名词”,是培育蒙古族、藏族地域文化的摇篮。巍然屹立在都兰县境内的布尔汗布达山(蒙古语,意为佛陀山)高耸而威严,神奇而壮伟,她以朴实而坦荡的胸怀哺育了这里的蒙古族人民,又以她的天慧神智培育了蒙古族人民的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
    都兰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南端,与果洛州的玛多县、玉树州的曲麻莱县相毗邻,是古丝绸之路的南线,商贾由此往来于西域各地,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天然的地理环境又形成了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相辅相成。香日德的生态条件为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水源、土地和草场,牛羊遍野,瓜果飘香,是天造地设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交融的地方,又是各地虔诚的佛教僧俗去拉萨布达拉宫朝拜的必由之路,更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都兰,不但有藏传佛教,还有伊斯兰教、道教等,这种多种宗教文化并行不悖,互相接触影响,使都兰必然成为以蒙古族、藏族文化为主的多种文化的交汇的发祥地,从而培育了都兰蒙古族地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的深厚底蕴。
    在放牧的草场上,在潺潺溪流的水旁,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娓娓动听的传说、故事和富于哲理的谚语、格言;更能听到那深沉、激昂、寓意深远的歌谣,恰如草原上的百花绽放,灿烂夺目,千姿百态。在这样神仙般的境地里,你一定会受到感染而激情奔放,融于其中。所以,有人说这里是蒙古族人民的歌的海洋,史诗、故事的故乡,一点也不夸大,连国外的朋友不远万里亲临其境,全身心地体验其中的神韵、美意。德国蒙古学家海西西先生曾经带着他的助手来到这里,十分激动地对我说:“你们真幸福,随时都可以享受到这种仙境般的蒙古族文化的无穷神韵和美好的文化养料,可以自由接受灵魂的荡涤。我们不行啊,就如同我背了一大桶青海湖的水,回到我的祖国,它却干涸了,谁也无法喝上一口,品品它的美味,吸吮它的营养,你们幸福啊!”是的,我们随时都可以沉浸在这种歌的海洋、故事的世界里,接受灵魂的洗濯。
    你听,从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传来了说唱《汗青格尔》史诗的歌声:
        ……
        虎踞西北广袤原野的
        巴音胡德尔阿勒坦汗的金包里,
        一阵惊天动地的阵痛中,
        天赐汗王一位金玉贵子。
        汗王缀接了一百零八只羯羊的皮做成的襁褓,
        勉强包住了出生的台吉。
        ……
        英雄汗青格尔挽弓一箭,
        射中了妖魔的食管。
        垂死的妖魔向他扑来,
        英雄的父母竭力相助,
        杀死了妖魔除尽祸患。
        得胜的英雄与父母喜地欢天,
        没收了妖魔的牛羊,
        要回到自己的家园。
        在宝日陶里海遇到了守候的玛德乌兰
        一同奔向可爱的家乡。
        万马奔腾扬起万里沙尘,
        巴力玛格日勒汗忙迎上前,
        两位汗王珠联璧合。
        汗青格尔和娜仁赞丹大摆酒宴,
        头道奶酒喝了十天,
        二道奶酒喝了二十天,
        从此有了世世代代的平安!
        万众百姓安居乐业
        幸福吉祥万世绵延!
    在皑皑雪山下,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我们倾听牧民们传唱的时候,就会被说唱中的主人公的英雄形象、豪迈气节和为百姓消灭妖魔的博大胸怀所感动、所震撼,就会感到这里不再是荒漠、戈壁、严酷、寂寥的旷野,而是生机盎然,充满激情和热烈,到处呈现着豪放、壮伟气势的丰富多彩的美的世界。
    在蒙古族的民歌、故事里,戈壁滩上的每一粒沙石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士,随风摆动的雪山下的每一株野草,都是能歌善舞的牧家少男少女;那巍峨的皑皑雪山,好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俯瞰着潺潺溪流、绿绿牧草,守卫着牧人的安宁生活。请听《蒙古包赞词》中的一节吧!
        ……
        巍峨的雪山,
        是草原的保护神;
        湛蓝的天空,
        是牧民的篷帐。
        ……
        在蔚蓝的天空下面,
        在美丽富饶的草原上,
        在湍湍细流的河水岸边,
        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面,
        是我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乐园。
        ……
    蒙古族人民赞美自己的生活,并赋予大自然一种美的神韵,是他们长期生活于斯,认识了自然,并从对自然的阵痛与恐惧感中,转化为快感和愉悦。只要不是直接的自然灾害,作为一种观赏对象,他们总是与美好相联系,在他们美妙的描述和歌唱中,会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美感,使自然的雪山、草地、寒风、旷野等都具有了社会意义,与人类最美好的恋爱、婚姻也联系在一起了。请听:
        我站在湍湍长流的河岸
        遥望你从布尔汗布达山走来。
        相隔的两颗心啊
        一同跳荡在你我胸间。
        只怨畜群不懂我俩的心啊
        无情地走的很远很远。
        我们的爱情沉浸在梦一般的深海里,
        连青青的牧草也向我们热情祝愿。
        多么渴望我俩的爱情,
        像雪山下流淌的圣水,
        是那样的纯洁、甘甜,
        永远,永远滋润我们的心田。
        我们的爱情,
        是布尔汗布达山的恩赐,
        就像草原上的百花一样
        天造地设,永远鲜艳!
    蒙古族人民以其语言的形美、意美、音美所构成的声韵之美和变化整齐之美,使其史诗的说唱、故事的述说、民歌的唱腔,以及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可以唤起不同时代的人们和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共同的美感愉悦,实现美的共享,并从中得到启示和激励;它是生命之歌,是追求美好未来的号角和为之而艰苦奋斗的战歌,是凝聚之歌,希望之歌!如果你能驻足这里,体验蒙古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那么,你一定会有所思、有所悟,一定会受到感动和鼓舞,也一定会把自己的理解和形象的感受结合起来,使自己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思想和形象高度地融合,进而产生一种力量,净化自己的心灵,实现美好的人生价值,敢于和善于惩恶扬善,爱护自然,爱护人类,创造美好的人间生活。
    朋友,雄伟、高耸的布尔汗布达山,一望无垠的锦缎般的都兰草原,潺潺不息的察汗乌苏河,就是都兰县蒙古族人民的形象展示,这里的各族人民气势磅礴、胸怀坦荡,憨厚热情,只要你踏上都兰县的大地,这种情怀就会向你扑来,给你震撼,给你热情,给你温暖,给你无穷的怀念!

    贾晞儒 陕西蓝田人,学者,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编著出版有《语言·心理·民俗》、《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等。
阳光博物馆里的唐代女尸
张建青    
    2002年的一天,海西州德令哈市公安部门接到一起线报,称一辆准备开往西宁市的长途客车上藏匿有一具尸体。公安部门迅速调集人马前往,拦截已驶出汽车站的长途客车。经过公安人员的勘查,在靠近车体侧面的行李箱内,找到了线人所称的尸体,原来竟是一具干尸。遗憾的是,现场没有抓到偷运干尸的犯罪嫌疑人,一时之间也无法了解这具干尸的来历。结合当时都兰县古墓盗挖的情形,对干尸的出土地和来路,办案人员一致认为是邻县都兰。
    公安人员只得暂时将这具干尸运回了公安部门,存放在库房内。没想到,这一放就是六年多。在公安局库房内,由于没有专业的保存条件,这具干尸体便一直暴露在空气中。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甘肃省考古所的所长李永良有幸见到了这具干尸,对其非常感兴趣。经他研究后,认为干尸至少埋存1300多年,可能是生活在唐代中期的吐谷浑女子,故鉴定为“唐代女性干尸”。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朋友说起这具千年女尸,立刻有了保藏的想法。本人热衷于文物保护,那时正筹办青海阳光医学历史博物馆,听到这个消息问朋友究竟,但他只能说出一个大概,对具体情况也一无所知。自那以后,本人便通过各种关系,想要了解有关这具干尸的更多情况。终于,本人辗转联系到了德令哈市公安局。在得知真有这样一具“千年女尸”时,我兴奋得不知所措。但当听到这具干尸头部与脖子已被人为损坏时,我不由得深感惋惜。当然,如此难得而珍贵的干尸,由于被文物倒卖分子不知多少次的搬运,会变成现今的不堪状况也能够理解。这具千年女尸随身的物品甚至衣服,都已被掠夺、变卖。此时我暗暗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她。
    从那时起,我的脑海中便会不断浮现出千年女尸主人的模样,1300年前的她,生活在唐代繁华时期,应该是何等的高贵和美丽。我一次次地到省公安厅,打报告、写申请,表达我们博物馆想要妥善保管这具干尸的强烈愿望。本人的诚心和毅力,终于打动了公安厅领导,但要求保管必须要按照文物相关规定,不能随意处置。于是,2008年12月,本人邀请德令哈市公安局领导参观了位于青海红十字医院的青海阳光医学历史博物馆,介绍了我们这里专业的软、硬件条件,让他们放心将干尸移交我们。2009年2月6日,医院派专人、专车,小心翼翼地把千年女尸从德令哈市接回了青海红十字医院。
    由于随葬物品被盗,难以判断女尸身份。经青海地区法医会诊查验为保护较完整,未行解剖,同时判定干尸主人辞世时35岁左右,死因尚难辨明。别看她只有30多岁,其实在那个人们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的年代,她算是一位老人了。法医会诊后,鉴定她是自然死亡,而非意外身亡。
    2009年3月9日晚八点四十分,阳光历史博物馆内等待的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工作人员轻轻将千年女尸抱了起来,并用小锤把用来防潮的石灰石砸碎。几个人将被褥铺在石灰石上,摆放好枕头,将干尸小心地放在上面。又在她身边摆放了一些唐代日常生活用品。入殓最难的,要数扣玻璃罩。六个人慢慢地抬起2米长、1米多宽的玻璃罩,挪动脚步,对准展柜轻轻放了下去,将她与外界空气隔绝起来。看似简单的工作,却花了近半个小时。
    柴达木盆地日照充足、气候干燥,其年平均日照时数居全国之首,年平均总时数超过3600小时。正是这样的气候,这具埋葬在盆地东南部都兰的唐代女性尸体,皮下脂肪和肌肉以及整个尸体的水分被吸干蒸发,皮肤和肌肉干缩而紧包尸骨,形成千年木乃伊。这种大自然的杰作,使这具干尸内脏俱全,完全不同于非洲埃及的无内脏木乃伊。
    这具女性干尸运送到青海阳光医学历史博物馆后,我们请相关专家及省公安厅法医进行会诊检查,发现其脖颈已与身体断裂分离,下颌骨已脱落,推断是被盗墓贼为扒开口腔取其“口含”(古人将玉制或金器工艺品放置死者口腔内)所造成的损伤,因为该女性颈部细长而很脆弱,而下颌骨在皮肤肌肉干透的包裹下很坚韧,牙关紧闭,强力扒开下颌骨时,也使头颈部与躯体断裂分离。进一步发现干尸小腹部已被利刃割开成十字形创口,推断是盗墓贼为取走其放入肛门的“肛塞”(古人有将玉制工艺品放入死者肛门的习俗),因已无法从僵硬的肛门内取出“肛塞”,便残忍地割开其小腹取走。
    经法医鉴定,该木乃伊干尸为女性,年龄在30至35岁之间,身长1.58米,未发现生前的体表创伤,可能为自然疾病死亡,而非意外身亡。为保持这具千年木乃伊的完整性,未进行医学解剖。由于随葬物品被盗,文史资料缺乏,难以判断这具木乃伊主人的真实身份,但就其纤纤细指和双足判断,应是当时吐谷浑的贵族女性,身份较高。
    这具千年唐代女性干尸在医学历史博物馆完好地保存并展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在将来有条件进行科学研究时,探讨在千年以前吐谷浑人的疾病、健康、饮食、营养等医学历史资料。千年女尸也是青海和甘肃的部分地区从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多部族形成和融合之地,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及多变性在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化、融合的实证。

    张建青 河北唐山人,青海红十字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编著出版有《现代养生健身精要》、《青海彩陶收藏与鉴赏》等。
花儿唱响锦绣都兰
朱嘉华    
    2010年10月17日,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在都兰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前的文化广场上,整齐摆放着一排排彩色塑制小凳子,与舞台背景墙上“锦绣都兰,花儿飘香”几个大字相映成趣,将会场装饰的绚丽夺目。由中共都兰县委、县人民政府、青海省文化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西北五省(区)花儿歌手吐谷浑故乡行演唱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据主办方介绍,这次西北五省(区)花儿歌手演唱会,是都兰县吐谷浑文化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多位花儿歌手和花儿研究专家是继文史学者、摄影家、书画家之后到都兰参加“吐谷浑故乡行”活动的“青海花儿”界代表。为了让青海花儿唱响都兰大地,使这种互动性很强的群众文化活动取得预期效果,演出不在机关礼堂进行,而是在青藏公路沿线的察汗乌苏、香日德、宗加三个人口密集的乡镇依次露天演出。
    17日中午12点,察汗乌苏花儿演唱会开始。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马志伟参加开幕仪式,并宣布“西北五省(区)花儿歌手吐谷浑故乡行演唱会”开幕。省文化馆馆长颜宗成、海西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杨东亮和吐谷浑文化学者程起骏、青海花儿研究会副会长井石、省政府办公厅原助理巡视员张永吉、青海民族大学教授李朝与来自省内外有关单位的领导、嘉宾以及察汗乌苏镇群众数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开幕式。
    甘肃花儿王何清祥、宁夏花儿王唐祥、新疆著名花儿演唱家寇红、陕北十大民歌手之一的高美美应邀为都兰群众演唱。我省著名花儿皇后张存秀、著名原生态歌手李君兰、马占龙、伊万柏、昝万亿、李国全、杨全旭、刘永梅,青海省文化馆演员李毛才仁、青海省文化馆红兴花儿艺术团团长程世忠(笑星胡汉三)、年轻的花儿后起之秀童守荣、吴玉兰、谢先伍等一大批优秀花儿歌手,与当地歌手一起为观众献上了一台激情四溢的原生态花儿演唱会。
    开幕式上,主办方组织了两项捐赠活动,一是省文化馆和青海大舞台演艺服饰有限公司向都兰县文化馆捐赠了价值5万元的图书与2万元的演出服装,二是青海红兴音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青海大舞台演艺服饰有限公司为新疆花儿歌手寇红女士的残疾女儿捐赠了资助款。当寇红女士双手接过捐款,这位坚强而伟大的天山女儿潸然泪下。她是一位单身母亲,为了一双儿女,历经千辛万苦;她是一位花儿歌手,为了花儿,尝尽酸甜苦辣,今天,面对如此温馨的场面,她怎能不感慨,怎能不感动呢!
    吐谷浑故乡行花儿演唱会,就在这亲切祥和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花儿歌手集体联唱的“东峡令”,将异彩纷呈的各路唱家呈现在观众眼前,一曲曲或高亢嘹亮或婉转悠扬的花儿曲令,像潺潺流水从女人心头流过,又似阵阵清风从男人耳畔吹去,男女老少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似梦似醒。那老人,用干柴一般的手背抹着滚出眼角的泪水;那爬到树干上、高墙上、篮板上的小伙子,还有叽叽喳喳拥作一团的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大姑娘,一个个脸上散发出的青春光彩。就连乳臭未干的小孩,也跟着大人们发出阵阵的憨笑。
    花儿滋生于乡土,成长于民间,“兵款马款的太重了/穷光阴没法儿度了”,她是我们苦难深重的父辈从心底里吼出的生活咏叹调;“挣不上银钱回不了家/这一世人活的可怜”,她是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如泣如诉的命运悲歌。花儿是西北汉子对生活不灭的热情,是高原儿女对爱情不屈的追求。花儿是青海男人岩石一样的血性,是河湟女人流水一样的柔情,“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价的唱法”。
    这,就是青海花儿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灵秀之气;这,就是青海花儿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永恒魅力!
    花儿是流传在西北五省(区),由汉、藏、土、回、东乡、保安、裕固、撒拉等九个民族共同用一种语言传唱的民歌,她流淌在西北各族人民心里,她表达着西北各族人民的心声,是人类罕见的文化现象。青海是花儿的故乡,历史悠久,曲令繁多,歌手辈出。据史料记载,青海花儿的传唱活动始于明代,明人高洪“青丝垂柳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句,反映的就是当时青海民和县古鄯地区传唱花儿的场景,距今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
    花儿演唱会在青海各地已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农历“四月八”至“六月六”期间,青海大通县老爷山、乐都县瞿坛寺、民和县七里寺、互助县五峰山及甘肃的松鸣岩、宁夏的六盘山等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民间演唱会,一时间花儿演唱活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
    今天,花儿携着金秋高原温暖的阳光走进锦绣都兰,唱响千年古国吐谷浑故里,这是花儿永不凋谢的生命力,这是西部都兰焕发出的青春活力!吐谷浑,是青藏高原上崛起的一个伟大的古代民族,她的历史和文化都集中呈现在都兰。这次西北五省(区)花儿歌手齐聚都兰,旨在亲身体会吐谷浑留给都兰的光荣和辉煌,并把这种亲身感受介绍给西北人民,并以这种独有的方式将锦绣都兰展现给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就像花儿是西北地区九个民族共有的财富一样,吐谷浑文化,是都兰人民的财富,也是青海人民的财富。尽管这一伟大的民族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今天世居都兰的居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她曾经的辉煌,她留给后世的无数璀璨文化却是人类共有的巨大精神财富。
    在香日德,高高的舞台将观众与唱家隔开,演员与观众无法近距离接触,但他们的心没有被隔开,随着歌手激动人心的演唱,他们的心跳动在一起,他们的情溶化在一起。激情的观众给每一个演员热烈的掌声,何清祥、唐祥、寇红、高美美无一不感动的热泪盈眶,而省城歌手更是倾尽全力为家乡父老献上一曲又一曲荡气回肠的花儿。悠扬的音乐响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歌手款款上台,用她银铃般的嗓音唱起:“川里的麦子浇三水/旱死了山上的豆儿//跟前的尕妹看三回/亏死了远路上的肉儿”。这是原先流行于河湟地区的“拔草令”,演唱的歌手是花儿歌坛升起的新秀吴玉兰,她演唱的哀怨凄切、动人心魄、催人泪下。
    都兰县委书记张纪元先生是个花儿迷,对青海花儿具有非常高的艺术鉴赏力,只要得空,他都会抽出时间来聆听花儿,每每到场,他总是那么专注,屏息静气听着每一支曲令,时不时用手中的相机拍下感人的镜头。他还以个人名义悄悄捐给寇红女士的残疾女儿一个红包,这只红包不知包了多少现金,我不想去跟踪访问,可我知道,这薄薄的红包盛满了都兰人民厚厚的情谊,谁说不是呢?听听寇红女士的深情告白吧:青海真好,青海人更好!都兰真美,都兰人更美!
    宗加镇是最后一场演出,“宗加”虽说是镇的地名,但知名度远不如“诺木洪”响亮。“诺木洪”据说是蒙古语“好地方”的意思。她不但神奇而且神秘,她的古文化遗址、古地中海贝类遗迹、上世纪使用过的大型劳改农场遗址等为史学界留下诸多可探可寻的宝贵资料。诺木洪,的确是一个好地方,老“柴达木人”自豪地说“这块绿洲,是我省主要商品粮基地之一,拥有6万亩耕地,这里曾经创造了亩产1918斤的春小麦高产记录。”是啊,农场曾经的辉煌,为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后世都不应该忘却。
    宗加花儿会现场就设在诺木洪农场,激情四溢的观众围满了会场四周,每当歌手走近观众与观众互动,欣喜的庄稼人们争相与歌手握手、敬献哈达。原生态歌手李迎梅的一曲《五更》,将这支传统河湟小调演唱得如泣如诉肝肠寸断,歌手含泪深情的演唱,观众的情绪也被感染得悲伤不已,不少人捂着嘴,抹着眼泪,就连久经花儿会场的井石先生也难过的唏嘘不止,泪流满面。
    在这里,操着各地方言采摘枸杞的农民工、收购枸杞的老板成为人群中特殊的观众。近年来,随着枸杞种植规模的扩大,省内外青壮年男女怀揣发财的梦想到这里承包土地,在十万亩枸杞田里摆开竞争架势一决高低。这些精明能干的外地果农,把诺木洪视为挣钱的热土,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把荒漠戈壁开辟成我国西北地区集枸杞种植、购销的一大基地。如今,诺木洪农场又焕发出昔日的光彩,“都兰红”枸杞成熟之日,十万人涌向这里采摘果实,那景象是何等的壮观!而这只是锦绣都兰绚丽画卷中一束耀眼的光芒;都兰的人文环境,都兰的吐谷浑遗址,无不折射出厚重历史下人类文明的灿烂之光!
    演出圆满结束,行进在诺木洪——香日德——察汗乌苏的109国道上,车窗外道路两旁的杨树让人肃然起敬,蓝天、白云、雪山、草地,200多公里的路程不算太远,但都兰的雄浑大气已经将我折服的五体投地。都兰是荒凉的,可她荒凉的大气磅礴、魅力四射;都兰是寂静的,可她寂静的清澈透亮、灵秀内敛!
    在青海,在都兰,在这片高天厚土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替代花儿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可以使整座村镇万人空巷。花儿的魅力不在于它有多么华丽的辞藻,它就是老百姓昨天、今天、明天的日子;花儿的魄力也不在于它有多么富丽堂皇的旋律,它就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心声,青海花儿将永远开放在锦绣都兰散发着吐谷浑灵气的热土上。
    有幸参加“西北五省(区)花儿歌手吐谷浑故乡行演唱会”,能在浩瀚壮美的都兰进行采风活动,使我的写作与拍摄生涯增添了一笔值得珍藏的宝贵财富。“都兰红”,不就是“都兰魂”吗!你将和青海花儿一样永远盛开在我心头!

    朱嘉华 籍贯四川,退休干部,网名六月荷花,从事网络写作多年。
树痴书记李长富
王琼瑶    
    这是一双被劳作折磨得变了形的手,粗糙、僵硬,像老树的根。76岁的李长富老人微笑着找出一把他握惯了的修枝剪,递给我看。我看到,这变了形的手和这把剪子结合得无比贴切,而手背上凸露的筋脉仿佛在炫耀着昔日的力量和自信。
    就是这双手,改变了都兰县宗加乡没有绿树的历史,也改变了那片偏僻乡村的小气候。
    20多年前,李长富背着简单的行囊,怀揣转业军人证和组织介绍信,千里迢迢来到都兰县宗加乡,就任乡党委副书记。他在这块土地上没有看到一棵树,他看到的是肆意欺凌一切生灵的风沙,以及在风沙中年复一年重复着一成不变的耕作模式的农民。在这片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的内陆盆地,四季风贪婪地舔食着土壤里贵重如油的水分。春雪过后,农民抢播下了他们全年的希望和不安。播种深浅的把握是颇费踌躇的:种深了,怕发不了芽,种浅了,难说哪天一场大风把种子翻出土层,成了鸟雀口中的美食。5月天气转暖,麦苗怯生生地探出地面,孰料有风自昆仑而来,气温骤降,一场霜冻过后,麦田里满目疮痍;9月庄稼黄熟,就要开镰了,呼啸的漠风又奔袭而来,麦穗被抽打得七零八落。收成如此惨淡,全乡只好年年吃返销粮。
    使他惊讶的是,与宗加乡毗邻的诺木洪农场,却因为有一排排高大的青杨的庇护而年年高产稳产。从那时开始,植树造林的念头就在李长富的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宗加乡的干部群众,闻者疑信掺半:“把诺木洪的月亮搬到宗加不成吧。”“过去不是没有种过,春天一把树苗,秋天一把烧柴!自己哄自己呢。”
    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李长富决心要闯一闯。宗加乡的群众常常看到他们的书记背着干粮袋站在路边拦车——他要到70公里以外的诺木洪农场去取经。嘴磨破了,腿跑细了,农场的干部终于被李长富的一片赤诚所感动,派技术员帮他们搞了一个完整的规划。
    荒芜的宗加滩上一场亘古未有的生态革命在漠风的抗议中打响了。李长富带领人马在荒滩安营扎寨、盘锅垒灶,摆开了阵势,开始平整土地、开渠、打埂、修坝。白天,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睛,铁锨翻起的土直往人脖子里灌;晚上,寒风愤怒地撕打着帐篷,使人难以成寐。有时候帐篷一夜间会被风掀翻好几次,害得大伙彻夜难眠。人们对他开始有了抱怨和责怪。但是当大家看到,作为乡领导的李长富也跟大伙一样。灰头土脸,眼睛熬得通红时,人们也就理解了他。新修的水渠过不了多久,就被沙土淤满,他带领群众重新清理出来,再淤满再清理,倔强的李长富始终不甘心在风魔面前妥协。终于,清凌凌的渠水从2.5公里外的清水河被引到每一片平整好的林地里,滋润着弱小的树苗。树坑的口径、坐水、底肥、土层和封顶水,每项程序他都要严格地按照农场技术员曾经告诉他的去做。在这些事情上他变得很固执、严厉、近乎于挑剔。稍不如意,就让别人返工,工地上到处回荡着他嘶哑的吼叫声。对一个美丽梦想的追求使李长富的脾气变得暴躁了。
    春末夏初,新开垦的1000多亩荒地上,2万多株青杨有了新绿。那水灵灵的绿色照亮了人们的眼睛,色彩单调的大戈壁突然变得生动起来。但李长富心里很清楚,伺候这些比花朵还娇贵的“客人”,容不得半点差池。夜里他老睡不踏实,时不时地披上衣服,拿上手电筒到树林子和水渠上去巡查。守水的小伙子睡着了,不知道水渠已经决开了一个小口子;李长富怒不可遏,顺手操起一节树棍朝小伙子兜头来了一下。“李书记,你怎么打人?”“我不打你,大伙哪年哪月才能吃饱肚子?”他总是这句话。
    青杨绰约的身姿终于在荒原上挺立起来了。杨树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李长富手上的老茧也脱了又结,结了又脱,他和群众1尺1寸地扩大着这片希望的绿荫。8年之后,他们用血汗浇灌成120万株青杨纵横交错,组成了30多条防风林带,像一道道绿色的屏障,骄傲地屹立在这片干燥多风的土地上,庄稼终于有了保护神。8月,一阵黑风咆哮着从天边奔腾而来,刮得天昏地暗,防风林带两侧的村庄大白天都点起了灯,而在林带保护下的农田却安之若素。这年宗加乡获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收成。这里的群众从此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
    那一片与周边地貌形成强烈反差的青杨,让李长富看到了宗加滩生态建设的广阔前景,也为他注入了用之不竭的活力。他脚步匆匆,精神抖擞,年复一年地沉浸在创造的艰难与喜悦之中,竟不知老之将至。当组织正式通知他:已为他在省城西宁分配了离休的住所时,他真不敢相信自己已经60岁了。1983年之夏,对于李长富来说是一段进退维谷的日子,他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离休了,该回去了——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心都对他说。但是……他的心灵深处分明有一种坚韧的力量牵扯着他,他知道,那是青杨对他的注视,那是这片荒原对他的呼唤。
    他决定留下来。他说服了刚退休的老伴,将她从西宁接到了宗加乡,并在宗加滩的最西头盖了房子,添置了植树造林所必需的工具,决心把暮年的时光全部交付给青杨。
    比起他当书记时带领群众大干苦干的喧闹场面,现在他和老伴的劳作就带有几分孤寂中的悲壮,沉默中的坚韧。每天早晨,第一抹朝霞照耀原野的同时,也照耀着那两头耀眼的白发;西来的晚风吹拂着青杨树叶的同时,也吹拂着两个疲惫不堪的身影。
    毕竟年龄大了,体力一年不如一年,每天的活干下来,老俩口常常累得没有吃饭的胃口,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歪在炕上歇上一阵子,这才打火做饭。累得过头了,饭也懒得做,就喝点开水,啃几口干馒头,随便对付一顿。有时候累得连馒头也不想啃了,索性什么也不吃,就在漠风的吟唱中沉沉睡去。既使这样,李长富也从没打算放下手中的铁锨和修枝剪。最累人的时候要数春天修枝那些日子。每天他都要举着修枝剪以一种固定不变的姿势,打去每棵树上多余的树枝,将他们修剪成合适的树苗。虎口一张一合的动作每天都要重复几万次,胳膊累得仿佛要掉下来似的,吃饭的时候常常连筷子都拿不住。但是第二天,修枝剪清脆悦耳的声音依然在他的手中响起。
    大雁飞去又飞来,铁锨在沙石的啃啮中一寸寸地消失,换了一把又一把,残缺的修枝剪堆满了工具箱。一排排的青杨也在向远方延伸,一片片的绿荫也在向前扩展。又一个8年过去了,老两口栽种的近4万株青杨郁郁葱葱的罩在宗加滩。
    如果不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这两位老人未来的全部生命就将和这片土地、这片青杨永久的融合在一起。
    装满了肥料的架子车是在失重的情况下突然翻倒的,沉重的车辕条打在老伴的后脑勺上,她当时血流如注,昏死过去……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事故给老伴留下终生不愈的残疾。晨风中,夕阳下,依然是两位老人手执工具忙碌的身影。几年之后,老伴的脑后伤后遗症日益严重,直至变成植物人,李长富这才领着老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的这片绿色王国。
    后来,在省城西宁一处干休所里,人们常看到年近八旬的李长富和他那总是坐在轮椅里的老妻。车轮缓缓地转动着,辗过城市的嘈杂,行进在林荫道上。只要是有青杨的地方,他都要停下来留连片刻。屈指算来,他亲手栽种的第一批青杨该有合抱粗了。夜里做梦,他也会梦见绿涛滚滚的青杨铺满了柴达木盆地,一直绵延到昆仑山下……
    哦,荒原上的那一片青杨!

    王琼瑶 安徽合肥人,记者作家,青海日报文艺部记者。本文选改自1999年《青海日报》上的《荒原上的那一片青杨》一文。
铁奎牧改领路人巴布拉
井 石    
    1982年春,夏日郭里草原上,被几十年大锅饭吃得精疲力竭的牧民们的心情异常激动,因为这一年,和春风一起涌进这里的,还有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
    宗加乡政府决定,为了推行联产责任制,解散夏日郭里大队,恢复原来的四个自然村,以村为单位,发展牧业生产。
    四个自然村中,条件最差的,是铁奎村,欠债户最多,收入最低的,还是铁奎村,铁奎村是夏日郭里草原历史上有名的烂干村。
    分村后,其他村的牧民个个红光满地,喜不自禁,铁奎人却人人低着个头。有关党的富民政策,铁奎人学了一遍又一遍,对过好生活的梦,铁奎人做了一个又一个。他们知道,党的富民政策,是通向美好未来的黄金路,可是,没有头雁领阵,雁群飞不到温暖的地方,没有头羊带路,羊群找不到丰美的草场,谁是铁奎领路人呢?
    他们也曾求过神,拜过佛,祈求神灵指点迷津,帮铁奎人走出贫困的怪圈,神灵无消息。他们也曾借酒消愁,想一醉灭了致富的欲望,混一日了一日,但美好生活之诱惑如妖如魔,驱不出,赶不走。
    群众眼睛转向了党支部,然而,当时的党支部成员年老体衰,支部如一盘散沙,无力担当带领铁奎人走改革致富之路的历史重任。
    牧民们首先反应过来了,富裕之路是党指出来的,那么,带领铁奎人奔向美好未来的期望,也在党组织身上,火车头出了毛病,又怎能将整个列车开达目的地?
    醒悟过来的铁奎人们立即要求改选党支部!他们知道,有了坚强的党组织,就有号召力!牧民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深深地触动了铁奎村的九名党员,穷则思变,变什么?牧民走在了党员的前面,能不让党员们震惊吗?他们马上召开支部大会,经过几天的反复酝酿,一个新的支部在铁奎产生了,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是36岁的巴布位。
    消息传出,铁奎人激动不已,巴布位,是条汉子!虽然当时的巴布位只有3年党龄,但是,只要到夏日郭里草原上去打听一下,哪一个不会为巴布拉竖起大拇指呢?
    在改选铁奎村党支部书记的会上,当与会的党员将他们神圣的一票投给巴布拉时,紫铜色脸庞的巴布拉至今说不清他当时的感觉。他只记得自己把双手的骨节捏得格巴乱响。
    巴布拉后来体会到,他所以在宣布了他为铁奎村的党支书后将自己的骨关节捏得格巴乱响,是因为在那一刻,他感到了压在肩上的重量,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感到了铁奎人那一双双充满期望的火辣辣的目光。
    1984年,牧区体制改革的篇章又翻开了新一页,原属集体经营的畜群要划价归户,实行牲畜私有私养、草山分户管理。
    这种分户经营新体制的提出并付诸实施,无疑是春天里一声响雷,有人惊,有人喜。铁奎人还没愣过神来,各种消息犹如阵风,刮进了铁奎——
    在牲畜划价归户时,有的村因争抢要好牲畜而不得不抓阄儿,一把手抓下去,好与坏全凭听天由命;有的村定死价无论贫富均摊分,富户高兴贫户怨;更有的村子里,干部党员利用职权强占好牲畜好草场,牧民群众敢怒不敢言……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些传言给铁奎人带来了无形的精神压力,全村人的眼睛瞅着巴布拉的毡房。
    巴布拉的毡房里,党支部和村委会正在研究作价归户方案,经研究讨论,党员干部统一了认识;牲畜私有私养,是为了日久禁锢的牧民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从而更好更快地发展牧业生产,决不是卖锅倒炉,拆摊子散伙,其他村在作价归户工作中总结的经验要借鉴,教训决不能在铁奎重演!
    铁奎村牲畜作价归户工作开始了。面对着全村牧民,巴布拉正了正戴在头上那顶浅灰色的鸭舌帽,说:“我们铁奎村党支部的工作原则,利益面前,先群众后党员,困难面前,先党员后群众。所以,作价归户的工作,先从照顾困难户开始,共产党员,——往后站!”
    结果,在巴布拉的主持下,村里为数不多的改良羊全让给了困难户、欠债户,作价时,没有按牲畜的质量论价,而是根据牧户的家庭经济情况浮动,困难户只收定价的50%—40%,甚至于无价划给,好草山首先照顾劳力不足的困难户、欠债户,共产党员们所占的,全是离水源远,草质又差的边缘草场。
    羊肥不肥,剥了皮子知道,话真不真,看了事实知道。面对着这样的好支书,好党员,铁奎人能不敬佩吗?
    铁奎人坐不住了,他们跳起来说:照顾贫困户,这是应该的,但党员再不能照顾群众!该和群众一样待遇,党员咋了?党员不是专门替人吃亏的!
    巴布拉说:锤在天上抡,要落到砧子上,话绕上千万遍,要落在事情上,作为党员,就是既要吃苦在前,又要享乐在后,这是党章里定下的规程,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做党员!
    羊群划价归户了,这一归,巴布拉把铁奎村党员群众的心又归在一起了。看着喜形于色的牧民们,巴布拉也笑了,但他知道,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作价归户的牲畜不是卸给牧民的负担,这是播进牧民心中的劳动致富的良种,但是,要期望这些良种的牧民心中生根发芽,并在以贫困著称的铁奎村开鲜花,结硕果,作为铁奎村的党支部,做为党支书的巴布拉,还需做多少艰苦的工作呵!
    想吃铁丸子,就是有钢牙。巴布拉规定每个党员要承包一到两户困难户、欠债户,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还要要求党员带头学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管理草场,牧放繁殖牲畜,摆脱靠天养畜的落后生产方式。
    铁奎村最贫困的牧户是乌拉吉一家。他一家8口人,乌拉吉和他的儿子都身患残疾,仅靠两个女儿放牧。欠债近四千元,生活之贫困难以想象。
    巴布拉说,乌拉吉一家,就包给我吧!老村长说,你妻子常年有病,女儿又摔伤动手术摘去了脾脏,家里劳力也不够,帮乌拉吉,我也算一个。
    日月如梭,转眼间3年过去了。这3年中,巴布拉为乌拉吉一家操透了心。大忙季节无偿帮劳帮工,协助搞绵改配种,剪毛,接羔,帮助购买运输饲草饲料及药品……风里,雨里,乌拉吉一家想到办不到的,巴布拉想到了,办到了,乌拉吉一家没想到的,巴布拉也替他们想到了,办到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3年中,欠债近4000元的乌拉吉一家不但还清了债务,1987年,乌拉吉牧业年收入6000元,成了全村第一个脱贫致富的人!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铁奎人像变戏法般地富起来了。1987年,全村各类牲畜发展到8400头(只),全村纯收入达到137275元,不包括自己食用的畜产品,户均纯收入5968.40元,人均收入1143.96元,到1988年,牲畜发展到一万头(只),人均收入达1941.68元,比1986年翻了一番,到1989年,户均存款达6700元,万元以上的存款户占了全村的一半!名贵地毯、毛毯、缎子被,沙发、钢丝床、收录机、录相机、洗衣机、发电机、电视机及其他高档商品进入了铁奎人的毡房里。
    巴不拉舒心地松了一口气,铁奎人终于把“贫、困、债”这背了几辈子的烂字眼彻底从每一家像扫垃圾一样扫出门了。
    疲累的巴布拉真想钻进被窝美美地睡他三天三夜。就在此时,村里的几个老人每人怀揣了几千元钱,商议着要出远门。年轻人一打听老人们要上那里去,老人们说:去拉萨,给佛祖叩头。
    巴布拉听到这个消息,心底一沉。出铁奎的路虽被13个嘎努(垭壑)拦挡,铁奎人还是踏出了一条路,但是,千百年来遗留在牧民心底的传统文化心理却盛过一千个一万个嘎努,使人们很难在短期内超越它。
    巴布拉找到了那几位准备启程向西的老人,问他们为什么手中有了钱就想到了朝圣?老人们说,人生一世,苦苦地生活,为啥?就为死了进天堂,如今多亏神佛保佑,我们富裕了,我们能不去朝圣吗?巴布拉问,富裕的日子是佛赐的吗?老人们说,不是佛保佑,能富裕吗?巴布拉说,那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穷人们穷的破羊皮没一张整的。佛爷上哪去了呢?老人们无话说了,互相看看,说:过去的富人们有钱就往拉萨走,去朝圣,去见世面,我们如今有钱了,实际上也想出去见见世面,人老几辈子,想走,都往西走,我们也一样。
    巴布拉笑了。他说,我们干脆改一改,从今后往东走。老人们问,往东?上哪儿?巴布拉说:北京、上海、内蒙古......老人们吃惊了,天啦,天啦,那些地方,电视里见过,我们能找到吗?巴布拉说:拉萨你们去过?老人们说:有车领路哩,坐上不就到了?巴布拉说:那么去北京上海内蒙古,不也是坐车吗?坐火车,那多气派?老人们高兴了,巴布拉,你就领我们去吧,你见过的世面多,只要你领路,我们就朝东走!
    经过支部研究决定,一个由巴布拉带队的28人“观光团”,从铁奎出发,翻过13个嘎努,朝北京出发了。
    经过几天旅途生活后,他们到达了北京。当他们登上八达岭,当他们漫步于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夏日郭里草原上的牧民心理上所产生的巨大转变是无法估量的。老人们说:巴布拉,咋就你能想到向东走,而我们想不到呢?巴布拉说,因为我青年人,你们是老年人。
    后来,他们又到了内蒙古,除了领略内蒙古大草原的风采外,巴布拉还带领他们参观访问了牧户,学到了很多在铁奎尚未见过、听过的科学畜牧经验……
    回到铁奎后,老人们说,跟着巴布拉,我们长了见识。而巴布拉却在想铁奎青年文化室了,他想,这一工作,一点也不能放松。在他的带头倡议下,村里每年拿出四百元钱,订购了各类杂志书报近20种,让青年人从书本中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们的学习热情。不信迷信信科学,成了铁奎人的实际行动。

    井 石 原名孙胜年,青海湟源人,作家,曾任海西州文联副主席、《青海湖》杂志常务副总编,现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编著出版有长篇小说《麻尼台》、《金梦劫》等。此文选改自《瀚海潮》杂志1993年第2期《德都蒙古人的子孙》一文。
“宁杞”引种示范人郑玉昌
马金国    
    郑玉昌是诺木洪农场工副业大队职工,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农场面粉厂当保管。1998年他率先在诺木洪农场引进宁夏枸杞(简称宁杞)试种获得成功。现在“宁杞”已成为诺木洪农场乃至所在的宗加镇支柱产业,这其中就有他的一份功劳。
    试种——他不拿农场的好地去冒风险
    1998年他去宁夏出差,偶然发现宁夏种植的枸杞具有株体矮、果体大、产量高、易采摘,当年定植,当年受益等特点,且市场价格远远高于诺木洪地区枸杞价格。他想:何不将宁夏枸杞引进到诺木洪试种呢?回来后,经过反复思考,郑玉昌将自己的想法向领导作了汇报,单位领导非常支持,及时划拨一块地让他搞试种,可郑玉昌谢绝了。他说:“试种有一定风险,我不能拿农场的好地去冒风险”。1999年郑玉昌自愿放弃比较舒适的保管工作,到生产一线承包土地,自己开垦了一亩荒地,从宁夏购买了300多株枸杞苗进行试种。他的想法在当时不被人们所理解,有人说他脑子有毛病,干着轻松活拿着原工资,别人想干还轮不上,可他却主动去承包土地。家里人也不理解他,抱怨声不绝于耳。他是个认准方向就一定要干到底的人。他不去理会别人怎么说,只是一天又一天地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可是事与愿违,由于第一年试种,没有经验,栽种的种苗成活率不到9%,压力接踵而至,老婆吵,孩子闹,可老郑一点不动摇。他自筹资金三下宁夏,向当地有种植经验的农户请教,学习他们的种植经验。为了节省开支,他随身带着一个军用水壶,几包方便面。饿了啃方便面,渴了喝凉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潜心学习和实践,他很快掌握了“宁杞”的习性特征和栽培技术。回到农场,他一头扎进地里,从翻地开始严格要求,科学定植,严格按照管理要求放水、施肥、喷施农药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的枸杞苗成活率达到90%以上,且幼苗长势旺盛。他还结合当地种植经验,在地里套种了蔬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他的精心管护下,秋收季节,红红的果实挂满了枝头,青青的蔬菜遍地都是。当年栽种的1亩枸杞采摘干果20多斤,收获蔬菜5000多斤。
    由于引种的宁夏枸杞果实大、质量好、档次高,市场价格高,当时就他一个人种植,所产枸杞数量少,市场价15元/斤,2000年套种的蔬菜和枸杞的收入就净挣2000多元。2001年枸杞干果产量达到400多斤,纯利3000多元。2002年枸杞干果达到600斤,纯利4000元。一亩的枸杞纯收入达4000元,一时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许多职工纷纷前来观看,郑玉昌喜不自禁。
    推广——他成了种植宁杞的示范户
    2002年,农场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全面展开,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减轻农场负担,农场党委决定在全场实行土地承包。但由于受地域、气候及农资价格的影响,如何扭转粮油作物产出低、收入少的局面,摆上了各级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
    工副业大队根据郑玉昌试种“宁杞”获得成功的经验,积极响应农场的号召,决定在全大队进行大面积推广种植枸杞。大队领导带领场领导实地考察后,认为诺木洪地区适宜种植“宁杞”。决定调整产业结构从枸杞入手,打造一个“红色产业链”。2003年,农场划拨1150亩退耕还林地进行“宁杞”种植。此时的郑玉昌更加忙碌,他自己承包了19亩退耕还林地种植枸杞,要照料自己的林地,还要帮助其他职工种植。从种植到施肥、打药,郑玉昌都全程“辅导”,手把手地教。他把自己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根据以往经验,在枸杞地里套种蔬菜,一方面能够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能够有效除草,且能提高种苗的成活率。结果,当年种苗成活率在80%以上。
    2004年他加大投入力度,补种好幼苗,继续套种蔬菜,精心管理,第二年承包的19亩枸杞干果产量达到4000多斤,平均产量达200斤左右,蔬菜加枸杞,净利润达1.8万元。2005年干果产量达到6000斤,净收入3万元,枸杞加蔬菜全年净收入达到4.5万元。
    富了——他没有忘记大家
    “自己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富。”老郑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种植枸杞成功的事例,改变了全场职工对种植枸杞的认识,提高了种植枸杞的积极性。学技术、讨经验的人纷至沓来。郑玉昌毫不保守,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他都随叫随到,耐心细致地讲解;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怎样修整土地、怎样选苗、怎样定植、怎样剪枝、怎样田间管理、怎样施肥,事无巨细,他从不敷衍。
    有一次,郑玉昌从田间回家已是晚上十点半了,进家门的时候,郑玉昌发现门外有一个人。当这个人发现郑玉昌回家来了,迫不急待地走向前,抓住他的手,“郑大哥,你可回来了,我等你一整天了。”原来这个人是农场四大队的,他走了十几里路,专程来向郑玉昌请教有关枸杞种植问题的。老郑当时就来了精神,把一天的劳累都抛到了脑后,开始耐心细致地向来人讲解有关问题和注意事项。不知不觉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而此时的郑玉昌还没有吃饭。送走来人,郑玉昌匆匆吃了几口饭,倒头就睡。这样的事经常在郑玉昌身边发生。几年来,向他请教的人太多,他经常顾不上吃饭,长时间的不规律饮食,加上工作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即使这样他还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从没有拒绝。
    他还利用自己种植枸杞的收入帮助那些想致富又没有资金投入的人,帮助他们购买种苗、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三年间无偿向贫困户垫支达3.5万元,义务向种植户提供技术服务700多次。种植枸杞需要大量的农家肥作底肥,郑玉昌为了让所有的种植户都有足够的农家肥,利用整个农闲时节,跑遍了诺木洪周边所有的养殖户,发动广大种植户集体集肥,还利用自己的农用车为没有运输能力的种植户拉运农家肥,为他们解决了施肥问题。
    服务——他从不讲报酬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种植户们在郑玉昌的带动和帮助下,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摆脱了贫困。为答谢郑玉昌,曾得到郑玉昌帮助的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帮他干起了农活。可等到完工时,大家全部收到了一个信封,原来那里面装着大家的工钱。郑玉昌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沾别人一点便宜。为了答谢郑玉昌,还有人主动请他吃饭,可每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2002年夏,由于气候反常,枸杞发生大面积病虫害,如果不及时控制,广大种植户将损失惨重。可农场又没有有效的农药,郑玉昌心急如焚。如果病虫害得不到有效控制,损失事小,打击了大家的种植积极性,将会使枸杞产业停滞不前。为此,郑玉昌自筹资金再下宁夏,向种植户和有关技术部门请教,求得他们的大力支持。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郑玉昌带回了所需的农药及相关的技术资料,有效控制了病虫害,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当年枸杞产值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从而更加坚定了大家种植枸杞的信心。
    郑玉昌的成功种植,在工副业大队及全场枸杞种植方面起带头作用。2003年工副业大队工人承包了枸杞,多的承包50亩,少的承包10亩,经过三年的管理,平均亩产干果达到300斤左右,承包土地的工人2005年净收入多的达到6万元,少的也在1.5万元,解决了工副业大队工人的生活出路问题。2003年郑玉昌响应农场号召,主动转岗,专门从事枸杞承包工作。在他的带动下,2004年原建筑公司的工人也承包了413亩退耕还林地种植枸杞。通过精心管理,他们承包的枸杞地亩产干果80斤左右,净收入在4000元左右。由于2005年取得了好效益,2006年他们又承包了365亩土地种植枸杞。近年来,枸杞种植已成为诺木洪农场的支柱性产业。通过这几年枸杞种植,农场职工家家都购买了四轮拖拉机或三轮摩托车,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舒心。
    如今,一道亮丽的“红色产业”风景线展现在诺木洪这片土地上。郑玉昌勇于开拓、乐于奉献的精神为农场生态环境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效益良性循环、职工收入增加,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仍以一名普通职工的身份坚守在生产一线,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马金国 上海人,青海监狱系统工会助理调研员。
“金子滩”淘金女才项吉
尉书彬    
    2004年9月,在西宁召开的省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省内外各大媒体的记者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都兰县热水乡赛什堂村妇代会主任才项吉。因为,她开了藏族妇女发展舍饲畜牧业的先河。
    一年后,才项吉冲破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带领村里53名藏族妇女走出大山打工,几个月为村里挣回13万元,仅此一项,全村户均增收1300元。赛什堂在藏语里是“金子滩”的意思,才项吉成为赛什堂这片“金子滩”里最有能耐的妇女。
    挣上钱的赛什堂村民,有的盖新房,装封闭阳台,铺地板砖,买电视、冰箱、组合家具,有的还开回来了崭新的小四轮。在享受现代文明生活的同时,全村老少几百人,谁又能忘记为改变牧民贫穷面貌,日夜操劳无私奉献的才项吉呢?
    同其他村民一样,才项吉原来也是以放牧为生。在村里虽然有住房,但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年四季跟随父母在青尕草原上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青尕草原海拔4000多米,盛夏时节,山下酷暑难挡,山上依旧雪花纷飞,北风呼啸。牧草长不到两寸高就开始泛黄了。光秃秃的山梁,横七竖八的山沟,在外界人看来也许会感到荒凉寂寞,但在才项吉的眼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成群结队的牛羊,遍地盛开的野花,溪旁欢跳的小马驹,还有挺拔峻秀的雪山,处处都像一幅美妙绝伦的风景画。从小学到初中十年寒窗,她人在学校但她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生她养她的大草原。
    结婚以后,俊俏能干的才项吉每天天不亮就走出帐房,背水、挤奶、打酥油;寒冬腊月,深夜里守候在母羊身边,一遍又一遍地给小羊羔喂奶。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她家的羊群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几年功夫就达到了350多只,到了秋后,羊毛、羊绒一卖就是上万元的收入,日子过得殷实富足。
    天有不测风云。1993年连续几个月的干旱,青尕草原像火烧过似的,稀稀拉拉的牧草刚冒出嫩芽就干死了。一进入腊月,连续几天昼夜不停的大雪,又把草原盖了个严严实实。山沟被积雪填平了,路没有了,山上的人下不来,山下县乡政府调拨的救灾粮草又运不上去,羊群在寒风中挣扎,才项吉眼睁睁地看着几百只羊一个接一个在饥饿中倒下,没有半点办法,十多万元的财产就这样被无情的雪灾吞噬了。羊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没有了羊群,她只得流着痛苦的泪水告别了青尕草原。
    回到赛什堂村,几间破房虽然能够安身,但全家五口人的吃喝零用,单靠仅有的人均一亩一分地上长出的青稞洋芋,日子过得苦涩艰难。尽管这样,命运之神还在频频拨弄她。在乡政府帮助下贷款买来的30只羊又在1994年的那场雪灾中死掉了10只;丈夫索南日不慎摔伤的手还没有痊愈,4月的一天,腿又被手扶拖拉机撞断了。家里拿不出昂贵的医疗费,只得简单地包扎一下,抓几副药回家硬撑着。几个月过去了,伤口虽然愈合了,但却留下了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重活一点都不能干的病根。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才项吉流过泪,也曾无数次地祈求苍天神灵的保佑,金子滩没能给她带来富裕,天龙山更没有为她消灾解难,家里的顶梁柱倾斜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她那并不厚实的肩上。
    徘徊在热水河畔,才项吉让凉风梳理着紊乱的思绪。三年民中学到的科学知识,格尔木、西宁、德令哈观摩学到的种养殖经验,使她清楚地认识到,靠天养畜的传统方式难以保障畜牧业的稳步发展。只有走科学种养殖之路,才能闯出一条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
    2001年春的一天,热水乡给赛什堂村分配了一个畜棚建设项目。作为扶贫项目,按照规定,政府补助一部分,自己还要自筹一部分资金。那时,舍饲圈养在全州也是刚刚起步,只是听人说这也好,那也好,村民们没有亲眼见过,大人小孩谁也不相信。村民大会开了几个小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报名。面对老支书充满信任的目光,才项吉缓缓地站起来,“为了给大家闯出一条新路子,建畜棚,我来带这个头!”
    几天后,才项吉家的羊全都住进了畜棚。为了总结经验,她每天早起晚睡,对照科学养殖治病防疫书本,按时添草喂水,照顾羊群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细心,还时不时地记着笔记。这一年,刚入冬不久,铺天盖地的大雪不停地下了好几天,许多村民家的羊倒下了,但才项吉家的羊不仅没死,而且个个膘肥体壮,与放养的羊相比,长得又快又好,羔羊的成活率几乎达到了100%。几年的工夫,她家的羊群数量又达到了100多只,加上丈夫承包的30亩地的收入,才项吉又成了村里的富裕户。
    事实使村民们看到了科学养殖的优越性。一时间,村民取经、讨教的人流不断,才项吉耐心地讲解着实践经验感受。不久,赛什堂村家家都建起了畜棚,掌握了舍饲圈养技术,户户从舍饲圈养中尝到了科学养畜的甜头。
    才项吉的日子又红火起来了,作为村干部、共产党员,她一刻也没有忘记那些还在贫困线下挣扎的藏族同胞。每人一亩多地,无年不成灾的严酷现实,使她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走出大山,才能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去年3月的一天,听到海鑫矿业要在离赛什堂村不远的地方修建选矿厂的消息,她眼前一亮马上找上门去,提出了组织村民进厂打工的要求。老板倒是爽快地答应了,但组织妇女外出打工又成了摆在她面前的一大难题。
    多年的游牧生活,山大沟深地域环境的影响,使得许多人至今连最简单的汉话都听不懂,不会说。回村转为干农业后,一家几亩地,除春耕秋收忙几天外,平时再无事可做,女的在家忙三顿饭,男的便在村口路旁晒太阳聊天。
    “海鑫矿业离家近,由乡政府作保,每月月底发工资,在矿上打工挣钱照顾家两不误。”全村妇女大会开了一茬又一茬,这些话也已经不知说了多少遍,但参加会议的人谁也不吭声。“转变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再难也要迈出这走出大山的第一步。”为了大家能够早日脱贫致富,性格倔犟的才项吉,这回真的豁出去了。当时正是备耕春播最忙的时候,她把家里一应大小的事务全抛给了丈夫和孩子。走东家、串西家不停地做工作,时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面对村民们的一声声不同意,她毫不气馁,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仅拉卓一家她就先后跑了四五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有8名妇女报了名。
    干小工,对才项吉和她的姐妹们来说,真是老虎吃刺猬不知如何下手。搬砖块、和水泥、筛砂子,全都是又苦又脏的力气活,语言不通,有五六个人甚至连铁锨怎么使都不清楚,就连吃饭、上厕所、劳动安全的事也要她操心。这些拿惯了牧羊鞭的手,哪干过这样重的活,有的刚干了两三天就喊着要打道回府。
    为迈出这艰难的第一步,让大家尽快地进入“角色”,才项吉请师傅先把自己教会,然后再手把手地教她们,每天的任务一分配下来,她就不停地干,往前赶,以便腾出时间帮助那些技术不熟练、体力不济的姐妹们。为了便于语言交流,工余时间她又拖着疲惫的身子一字一句地教她们学汉话,讲生产安全知识和企业的规章制度。才项吉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感染着她的姐妹们,也感动着海鑫矿业的领导,主动地给她们调整了工资,由以前的每天17元提高到了30元。
    “发工资喽!”月底,当才项吉和她的姐妹们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打工得来的钱回到家的时候,全村人,丈夫、孩子,个个投来敬佩的目光。“妇女也能挣钱”,不仅成了赛什堂村的爆炸性新闻,就连邻近的智尕日村、扎麻日村也引起了轰动。在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全都坐不住了,除了身体有病或家里实在脱不开身的,全都找才项吉报名,打工者的队伍一下子增加到了73人。要想富去打工,已经成了藏族群众的共识。
    呼吁大家走出大山,带领女人们出去打工,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前年,才项吉又开养黄牛的先例。在以前,藏民们一般养羊,最多养养牦牛。但村里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惯例,才项吉做什么时,大家都观望着,效果好了,大家都蜂拥而上。现在这个惯例又演变为,才项吉做什么,大家觉得必然有前景。目前,村里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各家各户联合起来养牛羊。这也正是才项吉想上报到省里申请资金的项目,100户赛什堂村村民在等着她的好消息。

    尉书彬 安徽砀山人,编辑,柴达木日报(汉文版)社副总编辑,编著出版有《柴达木报》。本文选自2006年2月23日出版的《青海日报》。
昆仑深处播映员赵克卿
梁 良    
    1995年,在世界电影100周年和中国电影90周年庆祝晚会上,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倪萍手持话筒,笑容可掬地请出了一位特邀嘉宾。他叫赵克卿,是都兰香日德镇电影队放映员。他的事迹,之前已由白岩松现场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里播放过。
    1957年11月,赵克卿离开河南原籍,跻身开发大西北的队伍之列,来到都兰县,在电影院学习放映电影。那个年代,地处高原牧区的都兰县条件十分艰苦,虽有一座能容纳五六百人的影剧院,但座位是用砖块、水泥砌成的,放映大厅里既无隔音设备,也没有暖气装置,一到冬季,室内寒气袭人,不穿上皮大衣和毡靴坐不住人。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间里,赵克卿学习工作了7个严冬,其间他学会了放映技术,还受命经常下农村牧区巡回放映。
    都兰是个蒙古族、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农牧民居住在偏僻的草山和村落里,他们对文化娱乐的渴求几乎到了嗷嗷待哺的地步。逐渐喜欢上放映事业的赵克卿,为了开发全县的文化荒漠,消灭电影空白点,他操机奔波,乐此不疲。
    60年代末,都兰县9个乡镇成立了电影队,可是后来由于基层工作条件差,放映员纷纷调往县城或改了行,乡上的电影队有的名存实亡,有的相继解体。那些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烟稀少的高山大漠地带,连唯一维系这里文化娱乐信息交流的电影也停映了。边远地区成了名副其实的“被文明遗忘的角落”。1974年,他要求去香日德镇组建乡镇级电影队,得到了文化局的批准。说是香日德镇电影队,实际上放映范围却扩大到附近的香加、沟里、巴隆、宗加、诺木洪以至县城附近的热水乡。
    为了做到有计划放映,赵克卿将自己活动范围内的7个乡镇80多个村社划分为15个放映点,每次巡回放映,带10部影片,每个点放映5天,3个月放完一轮。山上和沙漠中没有公路,放映队也没有交通工具,转移一个放映点,都要借助牦牛、骆驼运送影片及设备。转移一次至少要走一天的路程,有时要走两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电影队放映设备十分落后,长年伴随他的是一架老掉牙的“长江”牌放映机,这台早该退休的设备,在他的精心维护、细心保养下,仍发着余热,而且没有生过“重病”。
    1975年夏末,去秀沟草山的途中,驮负放映机的牦牛突然惊恐万状,不肯前行。老赵使尽浑身力气驱赶,不料越赶牦牛越往后退。气喘吁吁的他,在狐疑中抬头四下巡视,只见前面约200米处的沙棘丛旁有4只黑熊,对着人和牲畜虎视眈眈。老赵的心一下子像怀里揣了只兔子一样乱踢腾。
    黑熊是都兰草原上最大的食肉动物,性情凶悍且力大无比,就连身高体大的骆驼见了它也会浑身战栗。面对4只黑熊,就算老赵有武松的本领也难对付,但动物再凶猛,也比不上有灵性的人。他稍一定神,立刻意识到熊也怕人,必须想法子对付这几个猛兽,这一百多斤瘦肉决不能便宜了熊瞎子。他急中生智,壮着胆登上就近的一座小土包,双手呈喇叭状对着嘴,以足足超过80分贝的声音不停呼喊,呼叫声回荡在原野和山谷里,4只野兽在这震耳的吼声中惊慌地四下观望,然后撒腿钻进了沙棘丛。大约过了10分钟,未见黑熊踪迹,老赵两腿酸软,一屁股坐在土包上,心还在砰砰狂跳。心有余悸中他支撑着身子,走下土包,见牦牛悠然自得地在路旁啃食青草,才意识到已经脱离危险,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此地不能久留,他赶着牛向秀沟牧场急步走去。
    到达放映点,蒙古族牧民们纷纷走出帐房,迎接这位熊口脱险的文化使者。蒙古包里,奶茶醇甜,羊肉喷香,美酒醉人,牧民兄弟们按照惯例为鞍马劳顿的赵师傅接风洗尘。当晚9点半,秀沟草原的夜空里再次响起了发电机的马达声,直到零点30分。
    赵克卿由秀沟牧场,经八宝草原,进诺木洪草地,到宗巴滩荒漠,历经80天,转战14个放映点。在返回香日德镇的途中,又踏上了察汗毛草山。
    电影队组建初始,县上曾调配过两名青年学徒工。然而他们跟着老赵转了两圈就吃不消了,一名调回了原籍,另一名调回了县城。赵克卿成了“空军司令”,既是负责人又是放映员;既要管发电,又要管放映。年轻人吃不了的苦,他却不当回事。
    风沙是大漠中的名门望族。在这“一年三百六十日,纵有双门也半开”的荒漠中,春天风沙恣肆,狂风一怒会撤掉一座几万平方米的沙丘。1977年3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赵克卿以前很少遇到过今天这样风轻云净的好天气,心想,这下子可算得“潇洒走一回”了。哪知道大漠气候说变就变,刹那间狂风大作,黄尘罩地,狂飙挟带着沙土铺天盖地袭来。他紧紧抱着骆驼粗壮的大腿匍匐在地,强捱到风势减缓,才从沙土中出来,此刻的他整个成了出土的兵马俑。直至下午5时,才尘消雾散。老赵拍掉身上的尘土,擦拭掉放映机上的尘土,迎着夕阳向放映点走去。
    这年国庆节,赵克卿决定东渡关角牙河,进军大黑山。从香日德到黑山草原,骑马要走4天山路。时下已是高原深秋季节,金风送爽,霜露生凉。他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一路啃了几顿凉馍,喝了几回生水。到黑山后一直腹泻不止,晚上要起夜三五次,肚子疼的难受,但他竭力掩饰疾病的痛苦,坚持为藏族牧民放电影。
    11月份,他又转移到海拔3800米的沟里草山。这一天彤云密布,朔风阵阵,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正从沟里向洪水川转移的老赵,马不停蹄,行进在山间小路上。不一会儿,山梁上和河谷里堆起了四五公分厚的积雪,辨不清道路与沟坎。老赵只得从马上跳下来,人和牲畜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进,直到当晚10点半才到达目的地。又冷又饥,又困又乏的老赵躺在藏族牧民的地毯上进入了梦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电影事业在一阵春风,几度细雨中日益繁荣。赵克卿更加觉得自己有干头,有奔头,越活越年轻了。
    1979年,赵克卿光荣的入了党。他心里嘀咕着: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放电影的条件也该改善改善了,机器设备为啥不能从笨重缓慢的牛鞍、驼背上卸下来装入飞奔的汽车上去呢?露天放映,忍风雪之苦的局面也该结束了。
    农牧民被压抑10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了,牛羊群大起来了,粮仓满起来了,钱包鼓起来了。大河有水小河满,赵克卿的电影事业更加红火了。他根据政府规定,合理调整了放映价格,不断增加放映场次,广泛开展有偿服务活动。1987年拿出积累的放映收入1.8万元,先后购置了小型拖拉机改装的小货车一辆,能容纳50人左右的大帐篷一顶,工作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从那年9月开始,老赵驾着车,载着机器和帐房,向草原戈壁驶去。
    赵克卿长年在帐房草地上流动放映,风雨无阻,腿部长期受冷风侵袭,加之晚上经常在阴湿的草地上住宿,久而久之,得上风湿性关节,那天在冰凉的洪水里泡了半天,关节疼痛难忍,万般无奈,只得回到县上住了半个月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返回放映队。
    畜产品购销价格的放开,吸引了众多做皮毛生意的商贩,有的人想利用老赵在牧区的人员关系收购山羊绒和皮张、羊毛,答应每收购100公斤山羊绒给老赵5000元好处费。但老赵的回答是莞尔一笑。老赵很需要钱,孩子大了要娶亲,自己快退休了需要买房子,但他不能做任何有负牧民信任的事,也不能做有损放映员形象的事,更不能干有损国家利益的事。
    当春节大家走亲拜友的时候,赵克卿大多在草原上还忙碌着,顶着严寒,工作在电影机旁,为偏僻空旷的草原带来节日的欢乐。但他的家里,照例是“举家团圆少一人”。要论工作,老赵自然是百里挑一,可在家里却是一个很不称职的丈夫和爸爸。妻子儿女有困难他顾不上管,经常出外不回家。其他人外出一次回来总要给一家人带来大包小包的欢喜,而赵克卿偶然回家一次,给妻子儿女带回的只有麻烦。
    1991年农历二月二,赵克卿难得有机会在家过节,与家人吃团圆饭,但他带回来的被褥和衣服都成了黑油布,内衣上生满了虱子,头发胡子足有三寸长,黑脸上布满了尘土,脚上的鞋袜又脏又臭。妻儿见了,又生气,又心疼。面对妻子儿女的埋怨,老赵笑了没作声,不难看出这笑中包含的内疚和苦涩。
    
    梁 良 河南方城人,青海都兰县政协原秘书长,编著出版有《都兰县志》。本文选自1998年第2期的《瀚海潮》杂志《放映机前的“拼命三郎”》一文。
在希望的田野上
钱中立    
    朋友,你能想得到吗?打破全国小麦单产纪录的地区,既不在中原大地,也不在辽河两岸,而是在青海高原的昆仑山下。
    朋友,你能料得到吗?要论千粒重,这戈壁滩生长的小麦,比以生产小麦著称的华北平原所出产的要整整高出一倍!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有多少个闪光的名字啊!香日德、诺木洪、希里沟……
    1978年,这里的香日德农场有3.91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2026斤,接着又曾出现过2040斤的最高单产纪录。
    1983年,香日德乡农民柳相祖创造了2.41亩小麦平均亩产1860的纪录。
    1986年,希里沟农民韩进孝生产粮食16100公斤,油菜籽8700公斤,全年农副业收入达到4万元。
    昆仑山下的农作物,正在你追我赶,攀登着昆仑山!
    然而,还记得1956年,当第一批开拓者的足迹踏上这片戈壁滩时,旧日回荡在柴达木上空的淒沧歌谣声,还余音在耳哩!
    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
    当年,迎接开拓者们的只是连绵几百里的沙梁,呼啸的八九级的山风和在狂风中摇曳的仅有一株红柳。那时,扎在荒野里的帐篷,一个晚上要被风魔掀倒三四次。直到1960年,一场10级大风,还曾经埋掉过香日德农场三分之一的麦田。那时新建的房屋,常常被风沙毁于一旦,渠道里填满了暴风挟带来的碎石。
    挫折和乐观一起铸造着戈壁人的诙谐性格,他们编了“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顺口溜来揶揄自己的家园。有的知识分子还仿拟刘邦的《大风歌》唱着:“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西’方,威加海内兮‘赛’故乡!”
    他们知道,柴达木原来并不亚于自己的故乡,它本来远不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诺木洪出土的地下文物告诉人们,早在3000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宜农宜牧的好地方。
    当时,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座座村落,曾经从如今香日德的下柴开、巴隆的搭温他里哈直到诺木洪一带,连绵不断地分布着。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过特殊贡献的羌戎人民在这里用骨耜翻土,用大型圈栏饲养牛、羊、马、骆驼。他们还冶炼并铸造铜器,从事羊毛的纺织和染色。有四个音孔的骨笛是他们的乐器。形象生动的陶牦牛是他们的工艺品。特别引入注目的是两件木制的车毂,它生动地证实了《汉书·赵充国传》关于“先零羌有车四千辆”的记载,并且跟同时出土的有着榫卯结构的木桩一齐雄辩地说明了:古羌人脚下的这片土地,本是大自然的宠儿,昆仑山下的林木,曾经是相当茂盛的。
    如今,昆仑的子孙们,要在戈壁滩上重建祖先的家业了!
    如今,当汽车在盆地的南缘、大山的北麓,沿着青藏公路,穿过浩淼的瀚海时,一座座翡翠屏障,一片片绮丽绿洲,不断地在旅人眼前闪现:希里沟、察汗乌苏、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这一连串美妙的名字,一个个金色的梦,给曾经陷于绝境的柴达木带来了无限希望,带来了米粮川、花果山、百花园和连绵不断的绿色长城。
    香日德乡作为青海省交售万斤粮农户最多的一个乡,早就为省内外所瞩目。1984年,这个乡许多专业户的粮油总产量达到了五六万斤,人均产量逼近10000斤。这不是大有希望的田野吗?
    大格勒乡100多户农家,1984年冒出了40多家万元户。全乡除了家家有手扶拖拉机外,还有自营汽车30多辆,大型拖拉机40多辆。由于实行了农业机械化和自流灌溉,农民每年只消用三个月从事农活,其他时间全部投入了工副业生产。看来,这里农民的希望似乎还远远超出了田野!
    香日德农场的120亩盐碱滩,如今变成了花果乡。
    诺木洪林业站的一片80亩苹果园,一年能出产鲜果10多万斤。
    诺木洪农场盛产西瓜、白兰瓜、醉瓜、金旦旦瓜。形似鸭梨,味如香蕉的巴梨,果实有七两重,如今成了农场的特产。
    在昆仑山下,一亩大白菜可以收获20000斤,一头大蒜能长到半斤重。在这里,蒜头如拳,蚕豆如蒜。
    香日德农场的林业队号称“绿色司令部”,司令部外围的绿色长城,年复一年地给农场带来了明媚的春光,捍卫了丰盈的秋色。20多年来,农场从仅有的那一株红柳,发展到防风林带582条、苗圃1300多亩、树木600多万株。这么多的树木,如果株距是一米的话,可以从香日德栽起,经青海湖,过西宁,一直栽到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民和县。
    诺木洪农场,在原来奴隶社会的废墟上面,盖起了六层大楼。没有昆仑雄风,哪来鵾鹏展翅?昆仑山的风,依然在吹,但它怎能吹倒绿色的长城和巍巍的高楼?它只能吹得长城越长,高楼越高!
    曾经是大自然弃儿的戈壁荒滩,如今已成为充满希望的田野。
    今世达赖喇嘛的哥哥、美籍教授诺尔布于80年代初曾慕名走访香日德,并摄下了许多镜头。他高兴地对人说:“我这一生,在青藏线上走了好几次,唯有这次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哦,这希望的田野,这田野的希望!

    钱中立 江苏常州人,作家,青海民族大学教授,编著出版有《青海风情》、《西北风情大观》等。本文选自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青海风情》一书。
诺木洪的枸杞红了
张永义    
    初秋时节,金风送爽。漫步在诺木洪地区,成片成片的枸杞林代替了原来麦浪翻滚、油菜花飘香的田野,像红珊瑚一样的枸杞压弯了枝头,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这一串串的小“红果”,激起了当地农牧民发家致富的希望,也使一个新兴产业红红火火起来。
    枸杞红了 采摘工乐了
    诺木洪地区的清晨,空气中散发着丝丝的清香。凌晨六点多,刚从梦中醒来的宗加镇上,从十里八乡赶来的枸杞采摘工把小小的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今天我家的枸杞要进行第二茬采摘,需要六十个人,要去的人?快点上这辆手扶拖拉机……”顿时,小镇的宁静被打破。从甘肃省赶来的枸杞采摘工马穆萨,好不容易挤上了手扶拖拉机,满足的笑容挂满在他憨厚的脸上。
    朝阳普照下的诺木洪地区的枸杞地里,到处是采摘工忙碌的身影。而在宗加镇,随处可见一顶顶搭起的帐房,这里也成了来自省内外采摘工们的临时家园。在诺木洪村的一片树林里,来自甘肃广河的枸杞采摘工马哈木们的帐房就搭建在这里。第一茬枸杞采摘已结束,第二茬采摘还没有开始,马哈木从甘肃带来的八十多名乡亲正在这里休息。男人们在聊天,女人们纳着鞋底,小孩在玩耍,一种乡间恬静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树荫下,记者与马哈木寒喧了起来,他娓娓地向记者道出他成为枸杞采摘工的经历。“2008年,我到诺木洪地区找亲戚,在这里采摘了一个多月的枸杞,收入了两千多元。去年,我们来了六十多人,采摘了两个多月,每人收入了近五千元。今年,我们村又来了八十多人来这里寻‘光阴(意为挣钱)’,而我们甘肃可能来了两千多人的枸杞采摘工。”马哈木说,“枸杞采摘活不重、收入还好,我们有的家庭来了三四个人,这样在两三个月的采摘期,一个家庭就有了一笔大的收入。”
    时至中午,从河南濮阳来的枸杞采摘工们正在地头吃着莴笋炒菜、就着馒头;很快,一顿简单的中午饭就结束了,喝了两口水后,他们打着饱嗝又走进了地里开始劳作。来自香日德镇的十四岁的藏族小女孩久毛措利用暑假跟着母亲银措也来采摘枸杞,别看她岁数不大,但手底下动作却很麻利。不一会,她就摘满了一小桶枸杞,黑里透红的小脸上显得那样地动人。
    “我们有的人一天可以摘一百多斤枸杞,摘一斤枸杞可以拿到一元左右的采摘费,这样有的人一天就能挣一张红版(意为一百元人民币),而且钱可以当天就能拿到。”银措笑着说。“阿妈,我这几天也挣了好几张红版吧!回去,你要给我买个新书包,还要给我买身新衣服……”久毛措向母亲要求。“好的,好的”,听到母亲肯定的回答,久毛措采摘的劲头更足了。
    枸杞红了,采摘工乐了,随着而来的是当地乡镇经济也火了。从八月至十月,平时只有两千多人的宗加镇却涌进近万人。一时间,这里的蔬菜店的生意火了,当地新开的小宾馆客房满了,到饭馆吃饭的人多了,当地农牧民们做起小生意的人多了,小集镇的人气旺了……
    枸杞红了 农民笑了
    宗加镇诺木洪村的王生昌老汉今年种植的十八亩枸杞已经进行了第一茬采摘,8月23日,他的枸杞准备进行第二茬采摘。一大早,他请了八十多名采摘工前来采摘枸杞,同时,急性子的他立马把家人也发动了起来,老伴负责晾晒枸杞,弟弟负责枸杞的过秤,儿子负责枸杞的拉运,自己则理所当然地成了总指挥。
    “这颗树的枸杞还没有采摘,过来一个人摘一下”,“老伴,快点把这些枸杞晾晒上”……王生昌老汉的身影一会儿出现在自家的地头,一会儿又出现在了晾晒场上。当忙里偷闲地在枸杞树下抽上一支烟时,他的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给他带来发家致富希望的那些“小红果”。
    在王生昌老汉的枸杞地里,记者与他拉起了家常。“种枸杞比种小麦那个合算,得实惠多?”“过去我们种地是老三样——小麦、青稞、油菜,一亩地的收入满打满算也就一千多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从2008年在政府引导下开始种枸杞,今年我的枸杞树开始进入盛果期,一亩地可以采摘干果400斤左右,一斤干果家门口的收购价就是24元,这样一亩地就可以收入8000多元,刨去各种开支,我的18亩地的纯收入也很可观。”王生昌老汉滔滔不绝,“俗话说‘人勤地不懒’,种枸杞人就得要勤快,要及时给枸杞苗抹芽、剪枝、施肥等,只要这些措施得当,枸杞收入不亏人。当我们老百姓把钱装到了口袋里,那就是得到了实惠。”
    赵元吉,诺木洪村村委会主任,对村里发展枸杞产业他有自己的一套独特见解。“我们村有165户700多人、2600多亩耕地,过去村民们到诺木洪农场打工,看到人家通过种枸杞个个发了家,许多人在西宁买了房子,像候鸟一样冬天飞到西宁、夏天回来种枸杞。看到这些,村民们个个眼热的不行,现在我们村的耕地全部都种了枸杞,还有许多人从农场承包了地专门种枸杞。”赵元吉说,“过去许多人农闲了就是打麻将、晒太阳,现在村民是起的比鸟早、睡的比鸟晚,整天在枸杞地里忙碌着,但当一张张红版装进口袋时,村民们种枸杞的劲头却更大了。而且州、县政府对我们种植枸杞的支持力度很大,给每颗枸杞苗补助1.15元,州农牧局、农科所的有关专家还到田间地头无偿给我们做技术指导,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村许多人开始谋划,把钱攒足了就在县城买套房子,也过过城里人的生活”。
    美好的心愿,陶醉了村民,也醉了我们。
    哈西娃村,是一个全部由蒙古族群众组成的纯牧业村,几百年来,他们一直演绎着祖辈们逐水草而牧的生活。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2008年,该村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村委会主任温国忠从诺木洪农场承包了34亩地开始种枸杞,当年就从枸杞种植中收回了投资。2009年,“狡诈”的温国忠想了一个“诡计”,他决定把他承包的34亩地转让给别人,他请了村里的许多人帮他丈量土地,当牧民们亲眼看到,温国忠通过枸杞地的转让,轻松的就赚了十几万钱时,他们坚定了一个信念,“要向温国忠学习,走出大草原,承包土地来种植枸杞,达到致富的目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09年,这个牧业村的许多牧民把牛羊和草场承包给别的牧民,他们自己承包了农场的613亩土地种枸杞,今年枸杞种植规模则达到了1713亩,41户牧民中有近30户出来种枸杞。温国忠扳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家如果有400只羊,一年的羊羔和羊毛等各种收入也就是5万元左右,而人每天都要围在羊屁股后边转,让人一天也不能得闲;如果承包十几亩地种枸杞,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六七万元,人只忙7个月,剩余的时间还可以干点别的事情,增加收入。而那十几户放牧的牧民由于扩大了放牧规模,从中也得到了实惠,这样真是达到了双赢”。
    宗加镇党委副书记唐以华告诉记者,近年来,宗加镇进一步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依托当地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大力引导农牧民发展枸杞产业。该镇从2007年开始把种枸杞以扶贫项目推广,到今年已经达到1万多亩的规模,加之诺木洪农场大约有近5万亩的枸杞种植,这一地区枸杞种植面积达到了6万亩,这一新兴产业对农民增收、脱贫致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枸杞红了 产业活了
    都兰县是海西州的农牧业生产大县,具有土地面积大、自然资源丰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地表及地下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等特点。独具特色的高原大陆性气候使得都兰县诺木洪地区的枸杞鲜果玲珑剔透、红艳欲滴,状似红宝石,色红粒大,果实卵圆形,籽少、肉厚,大小均匀,无碎果,无霉变,无杂质,成为枸杞中的上乘佳品。
    酒香不怕巷子深。诺木洪枸杞以其优良的品质,吸引着省内外的客商前来收购、设立加工厂。在诺木洪枸杞合作社的烘干一分厂,工人们正在头顶烈日,在烘干收购的枸杞,已烘干的枸杞也晾晒了一院子,一片殷红向人们展示着今年大丰收的景象。
    谈起诺木洪地区枸杞的品质,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来的客商薛军赞不绝口,“诺木洪枸杞与宁夏枸杞比起来,具有个大、肉厚、糖分高、口感好、无污染的特点。今年宁夏地区的枸杞收购价只有19元左右,而诺木洪的枸杞收购价则达到了24元左右,从中不难看出诺木洪枸杞堪称是枸杞中的上品。”
    六年前,薛军来诺木洪地区旅游,当他看到这一地区枸杞独特的优势时,精明的他从中扑捉到了商机。投资数百万元,进行枸杞的收购加工。“现在我每天能收购枸杞十几吨,一年达到几百吨。进行简单的初加工后,主要向天津发货。”薛军告诉记者,“我感觉要做大诺木洪地区枸杞产业,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枸杞种植规模,大力引进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前来进行枸杞的精深加工,全力打造无污染的有机枸杞品牌。”
    如今的诺木洪地区,已经有了大大小小的数十家枸杞烘干厂,招商引资进来的青海大雪山实业有限公司和都兰县合华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也正在进行土地平整、厂区建设等前期工作,准备大干一场。在该县的香日德镇的香乐村,总投资240多万元、占地730亩的枸杞苗圃已经建立了起来,1700多万株枸杞苗已培育成功,正在茁壮生长,为当地大力发展枸杞产业提供苗木支撑。
    目前(2010年),都兰县枸杞种植规模已达12万亩。按照县上的产业规划,都兰县将全力打造一红(枸杞)、一黄(马铃薯)、一绿(蔬菜)的作物布局,按照以水定地、科学规划、集中连片的原则,使枸杞种植规模达到40万亩。同时,引进具有实力的大企业进行枸杞精深加工,进一步延伸枸杞产业链,全力向枸杞大县迈进。
    因枸杞而出名,因枸杞而富民,因枸杞而发展,枸杞这一小“红果”正成为都兰县农牧民致富的绿色银行。

    张永义 青海贵德人,记者,柴达木日报(汉文版)新闻部主任。
沙漠中崛起绿色都兰
董得红    
    都兰县最早用绿色美化家园,征服沙漠的梦始于上世纪30年代末。
    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组织动员民众开展植树造林。除久居都兰的蒙古族外,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不少从河湟谷地自发迁移到都兰的农民在柴达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按河湟流域民间常规造林方法,从巴隆乌拉斯台砍取杨树枝条作为“栽子”进行造林,拉开了都兰县人工造林的序幕。从那时开始,人们在寺院、村镇、庭院和庄廓周围栽树。香日德寺院的僧侣在寺院周围栽植了成片的杨树林,使寺院掩映在绿树丛中,给当地农牧民起到示范作用,不久察汗乌苏镇的许多村庄边都栽满了树。
    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活动,将植树造林作为建设新都兰的重要内容,1953年造出都兰历史上最大的成片林,成片林面积达45亩。1954年,县政府大力倡导“普遍造林,重点造林”,当年共营造防护林123亩,更新防护林393亩。1956年都兰和全国一样开展合作化运动,走集体发展的道路,群众造林积极性空前提高,当年造林226亩,更新1500亩,零星植树51万株,初次开展封山育林,封山育林面积达6000亩。进入60年代后,林业生产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到”的方针,积极鼓励私人种树,以察汗乌苏、夏日哈、香日德为重点造林地区,大力开展以“绿化环境,防风固沙”为主题的植树造林活动,使造林绿化面积不断扩大。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植树造林只在县城周围和村镇进行。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期,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家启动了西北、华北和东北“三北”防护林工程,植树造林和防沙治沙工作进入新的高潮。1978年,都兰县被国家列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重点县,从此开始了防治荒漠化的新历程,首先在青藏公路两侧的宗巴滩进行了封沙育林工程。
    历史上的宗巴滩分布着梭梭为主的沙生灌木,灌木盖度达15-50%,远远看去在茫茫戈壁中形成绿色森林。在修建青藏公路和农业开发中,大量的沙生植被被采挖。到上世纪70年代时植被仅剩0.4%。1981年建立了沙生植物保护站,在宗巴滩封育18万亩,经过28年的恢复,灌木和草木的盖度已经上升到20%,局部达到30%以上,梭梭的平均高度已经达到了96厘米。遭到破坏的那些裸露的戈壁滩上,植被也初步得到了恢复。戈壁滩上地表的风蚀量明显降低,沙源减少,沙漠向附近农田和香日德绿洲推进的速度明显减缓。封沙育林区的3万亩生长良好的梭梭林被培育种子基地,培育出的种子经容器育苗培育成活164万株梭梭苗,后被栽植到一万多亩的沙漠中,已成长为一片新的沙漠绿洲。
    都兰的务林人时时刻刻在考虑着如何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科学治理沙漠,在沙漠中掏绿。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国家项目,在实施国家项目中引进先进科技。经过努力,1995年把全国最高海拔防沙治沙工程试验示范基地争取到夏日哈,这个项目在全省只有都兰和贵南2个县。县林业部门针对项目区土地沙化严重,流沙危害国道109线和农田等状况,采取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治理方式,对该地区进行了综合治理,造林面积达3.34万亩。项目区夏日哈大桥以东1公里范围内的国道常年遭流沙堆积覆盖,阻碍影响交通,察汗乌苏养路段每年平均清沙2300立方米,附近农田平均每年有30亩苗田遭受沙埋沙割侵害。在设置沙障,草方格种草治沙难以取得理想成效等情况下,在全省率先采用杨树截枝高杆深栽造林技术进行生物措施治理,使该地区的流沙得以根治。杨树截枝高杆深栽造林技术,利用流沙及丘间地土壤保水较好的特点,选取长1.5米,小头直径不小于2厘米的青杨或新疆杨,栽植深度1米以上。栽子埋入沙地1-2个月后从地表至栽子底80厘米范围形成水平侧根,呈层状分布,多达十几层,细密的根系有效吸收更多的水分和养分,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和生长率,当年生长最长侧根达2.8米以上,同时树木在生长过程中根系盘结交错,在地表附近形成生长着的自然方格沙障。自然沙障连为一个整体,有效地阻止整个沙丘迎风坡的沙粒挪移,使得植被很快恢复,流沙得以根治。这项技术的成功结束了柴达木盆地无乔木旱作造林的历史,为大规模大面积治理高原沙漠提供了新的技术模式,并在海西州其他县和海南州防沙治沙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深栽旱作造林技术于1997年度获海西州第二届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度获青海省第二届科技成果二等奖。
    都兰是个沙漠分布和危害大县,是青海省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区,沙化面积达1255.5万亩,占全县面积的18.5%。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条件特别是水资源因素制约,适宜造林的树种很少,植树造林工作一直徘徊不前。都兰的务林人在治沙造林技术研究上取得成功后,又在琢磨着为更进一步遏制土地沙漠化,加快绿化家园步伐的新点子。
    望着千百年来在沙漠中自生自灭,人类尚不能种植繁衍的沙漠植被,务林人们又突发奇想:人工培育天然沙生植物,大力发展乡土沙生树种。2002年林业技术人员在县宗巴滩地区采集白刺、梭梭、沙拐枣等根系发达、根蘖能力强,耐寒旱,抗沙割、沙埋能力强的野生灌木种子,进行人工处理后储藏在窖内,等待着来年春天的到来。2003年春天土壤刚解冻,他们就把充满希望的一粒粒种子播进去。经过五年的摸索总结,2005年育苗试验取得成功。据苗圃地调查资料,一年生梭梭苗苗高34厘米,根长25厘米,根茎3.5毫米。一年生沙拐枣苗苗高38厘米,根长32厘米,根茎4毫米。一年生白刺苗,苗高2厘米,根长38厘米,根茎4.5毫米。该项试验取得海西州2005年科技进步三等奖。育苗成功后,林业技术人员选择风沙危害较严重、无灌溉条件的丘间低地和荒漠地,把一株株幼苗栽上去,进行植苗造林试验。2005年春季选用自育的梭梭、沙拐枣、白刺苗在察汗乌苏镇青冈滩的荒漠化地段进行了500亩的旱作植苗造林,共栽植荒漠灌木苗木55500株,当年成活率达89.6%,苗木当年高生长达2厘米,根系生长6-16条,长度8-10厘米,木质化程度良好。2006年春季又在该地区进行了1000亩的荒漠灌木旱作植苗造林,栽植荒漠灌木苗木121000株,据青海省林业局10月份调查,苗木成活率达97%,当年高生长2.8厘米,根系生长8-17条,长度10-15厘米,木质化程度良好。至2009年共植苗造林4050亩,成活率达80%以上。
    都兰县引种驯化野生荒漠灌木试验造林获得成功,得到省和国家林业部门的高度重视。2005年国家林业局将都兰县确定为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县,拨专款进行治沙造林实验推广,至2009年共进行防沙治沙示范造林1.35万亩,成活率达90%以上。该项目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都兰县防沙治沙工作向纵深发展。
    为了强化治沙造林工作,使治沙造林工作进一步科学化,林业部门积极寻求科技支撑项目和机构。2008年4月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在高寒沙地退化植被恢复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方面开展了科研合作,配合科研单位在夏日哈沙丘上进行了尼龙网沙障、草方格沙障铺设以及化学固沙试验,试验面积为38亩。在机械沙障内种植梭梭、沙拐枣、白刺、沙蒿等沙生耐旱植物,探索高寒沙地退化植被恢复技术,已取得初步成效。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都兰人民始终不渝的与沙漠和干旱做抗争,把那绿色希望一点点的扩展,在沙漠中营造出一个绿色的都兰,到2009年全县荒漠化治理面积已达140.5万亩,其中人工造林8.45万亩,封沙(山)育林132.05万亩,3.5万农牧户因此而受益,农业自然灾害明显减少、减弱。随着农田防护林体系的不断完善,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风沙危害,人们在绿色的环境中迈着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
    都兰的土地很脆弱,平地里大片的土地依然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流淌在戈壁沙漠中的香日德河、察汗乌苏河像惧怕沙漠似的潜入地下结伴而行,在地下流行很远后才牵手走出地面,进入最终的归宿地霍鲁逊湖,诺木洪河那纤细的身姿钻入沙漠不见踪影,英德尔山、克措山和格德木山上的原始圆柏林在失去土壤的石质山上残口延喘,每年的春天风沙还如期来骚扰人们的生活,沙漠中建起的绿洲还不足沙漠面积的十分之一,绿化家园还任重道远。透过都兰人民绿化美化家园的历史,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更绿更美的都兰在柴达木盆地崛起。

    董得红 青海平安人,青海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编著出版有《行走在江河源》。
停猎期间走进都兰猎场
王紫微 曾 岩    
    “山上有岩羊。”沿着洪水川开越野车进山,都兰国际猎场的导猎员勇军随手指向车窗外的群山。距离越野车几百米的陡峭岩石上,只能看到颜色枯黄的矮小灌木,根本看不到任何动物活动的迹象。等勇军停车熄火,支起一架小型狩猎望远镜,才看见山上果然有一群与枯草、山石颜色近似的岩羊,一共34只,由一只公羊率领,队伍末尾,还跟着两只不到一岁的小羊。
    和那种随便扔几只野鸡供游人打猎取乐的所谓“猎场”不同,都兰国际猎场没有围栏,也没有大门,开车进了山,就都是猎场的范围。勇军笑着解释:“外面的人有误解,以为是巴隆国际狩猎场、沟里国际狩猎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这几个狩猎点开车容易去,不然翻到山背面去,动物还多着呢!”不过,这里也不是城市人想象中的那种野生动物园:坐辆吉普车,动物们就在车窗外触手可及,靠几只猴子拉动花生销量。这儿能看到的野生动物,时常距车都有几百米,几千米,甚至一公里远,想看清楚需要借助望远镜。要找盘羊,还得骑马上山。
    勇军在山坡上扬起一把土:“风向不好,咱们得绕过去。”勇军远远地望见山那边有一群白唇鹿,想要靠近些观察,又怕白唇鹿闻见人的气味逃走。这一大群白唇鹿有100多只,其中有不少是顶着长角的公鹿。在都兰猎场,最了解野生动物情况的就是猎场的导猎员,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理论来,但靠长期经验总能判断得很准确。要成为导猎员,最重要的是了解山里的情况,除了熟悉地形,还要知道动物们都在哪活动,习性如何。导猎员们通常早晨4点起床,4点半出发进山。青海日出得晚,经常进了山,天还黑着。如果时间推迟,风向就变了,动物所在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了。
    都兰国际猎场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每次巡山,猎场每人每天发50块钱补助,效益好时也有发100的时候。这样一算,每年光巡山,猎场的费用就不小。“上山要吃要喝,车要烧油,巡山一个月大概得花四五万吧。”从创办开始累计创汇200多万美元,停猎两年后,欠了将近300多万的外债。猎场20多个职工一年多都没发过全额工资了。周围居民也都挺奇怪:“猎场以前挺红火,这两年不知道为啥就不行了。”
    两年前的叫停,可以说是源于一场媒体风波。以往参与国际狩猎需要向国家林业部提起申请,但在我国《行政许可法》出台之后,再走审批的路子就行不通了,野生动物资源也必须拿出来公开拍卖。然而,拍卖涉及到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自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有钱就可以猎杀野生动物吗?”“为什么只让外国人打,不让中国人打?”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几乎一边倒地指向国际狩猎,淹没了猎场和野生动物学家们解释的声音。
    除了极端不理性的人之外,公众质疑最多的可能就是:“怎么能打野生动物呢?那不是会越打越少吗?”说实话,勇军和其他导猎员也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岩羊数量大,就在两群里打一头。猎人们打猎看中的都是有角的公羊。从角上也可以看出年纪,越大羊越老。“以前打猎时,60%的老外都是一次性打两种动物,只有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才打得起盘羊。狩猎有季节限制,效益好时一年也才只接待不到100人,估计一年最多也就打掉200只动物,根本不会影响种群。”
    经济因素有时候也是调控的手段之一。猎场开出的价目表上,野牦牛价格最高,差不多有11万元人民币,岩羊至少也需要4万多人民币。而过去靠岩羊肉出口创汇的时代,一斤肉只能卖四毛钱。猎物的价格是国内四家旅行社根据国际上的价格协商出来的,岩羊、藏原羚数量多,可以适当降低价格,吸引猎人来打猎。盘羊数量少,价格就定得特别高,“盘羊都在山上,想打必须骑马翻山,加上价格特别高,真来我们这儿打盘羊的老外很少。”
    作为野生动物研究者,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哈瑞斯教授给出的解释是,国际狩猎不会影响种群数量。因为几乎所有的国际狩猎物种都是一雄多雌制。即使进行狩猎,只要种群中有足够的成年雄性使雌性受孕,第二年春天幼体的出生数量就不会受到影响。即使误杀了一些雌性,也远远达不到威胁种群数量的地步。
    不过,即使这样,猎场职工们还是很关心都兰地盘里有多少动物、又到底应该打多少。尤其是,根据华盛顿公约,一旦涉及附录中的动物出口,比如盘羊,都要经过国家濒危动物保护委员会的“无害化”科学判定。将来如果重新开猎,在出口时,必须能拿出可靠的数据。
    猎场资料室里上一次的统计结果还停留在1996年。“要是能统计一下,对媒体和公众都好交待。去年哈瑞斯说要从蒙大拿大学申请一些经费,帮我们做盘羊的计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了消息。”
    上山之后,牧场的围栏越来越少。有几座山坡上,藏原羚就在家羊附近吃草。“打猎对牧民放牧没啥影响”,农牧干部出身的新任场长航庆嘉开玩笑似的说,“现在家羊和野生动物相处很和谐。”因为多生活在陡峭的山上,岩羊受到人类放牧的影响比较少,然而盘羊和家羊之间的冲突就比较大。根据哈瑞斯教授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现,盘羊在大的和小的空间范围内都要回避家养山羊群和牧羊人。在家养山羊放牧区域内,盘羊很少出现。在有家羊的地方,盘羊就只能转移到更高的坡上。为了在远离放牧者的营地的水源喝水,盘羊不得不走更远距离到河边饮水。野驴也和牧民的家羊抢草场,猎场原场长达盛林说:“我们每年都得派人手偷偷把野驴赶到对面玛多县境内去。不过我们刚轰过去,人家就又给轰回来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草地,各家牧民都修建起了草场围栏。这些围栏把草原成块成块地割裂开,又把草原密密麻麻围得水泄不通。野生羊没有草吃,只能向别的地区迁移,一道道围栏又阻挡了他们的迁移路线。大些的羊还好,小羊一般都跳不过。情况最严重的是鹅喉羚,全国总数大约只有3000只,却经常因为跳不出草场的围栏,被挂死在上面。人和动物不仅争地,也争水。在水源紧张的地区,一些地方政府花钱给牧民的水井安上了可以上锁的井盖儿。这样虽然减少了争夺水源的纠纷,但野生动物们也喝不上水了。“有猎场的地方这些情况就要好一些。猎场职工们去和牧民说说,他们就同意在围栏上开一个口子,或者把井盖打开。沟里有人承包了1万多亩地,我们去跟他说,他就用拖拉机挖出了一个水塘给动物喝水。”
    从县城进山去猎场要经过香日德。勇军和一路遇见的牧民打招呼,热情地用蒙古语聊几句。有牧民说,最近一段时间放牧,又看见过三群白唇鹿,总共有300多只,其中有一只大公鹿可能生病了。因为猎场经常会雇牧民当向导,或者从牧民家里雇马上山,猎场和牧民们的关系很好。猎场没有地权、林权,国际狩猎收入的一部分要用来支付给牧民草场补偿。营地扎在了谁家的牧场里,也有额外的补偿。“那时老外的小费一次都会给个一二百美元。猎场红火的时候,有的牧民也不放牧了,在家养马,专门等猎场的人来雇工、雇马。这两年停猎之后,给牧民的草原补偿款几乎就没有了。”但在都兰待了这么多年,哈瑞斯教授还是担心国际狩猎的实际收入没法真正用在对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的保护上。按照规定,国际狩猎收入的8%交给省里作为野生动物保护费用,剩下的资金40%归省里,4%上缴给州政府。县里留下的56%中,25%要上缴地方财政,最后留在国际猎场的并不多。不过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乐观——国际狩猎场至少早已杜绝了偷猎现象。
    没有国际猎人光顾,猎场当年号称全县最好的餐厅被改造成了动物标本制作室。工作台上散落着胶水桶、尺子和木板,小屋里堆着已经处理过但还没来得及制作的动物皮毛。勇军和同事被猎场送到西宁去听外国专家教标本制作,地上就摆放着两只他们自己做好的岩羊标本。之前,秦皇岛野生动物园曾经向都兰提出过购买标本,不过给的价格比较低,手续审批也很麻烦,所以没卖出去。“我们也不敢卖高价,怕没人买。”听说北京也有专门做动物标本生意的,从国外进口皮毛,在国内制作、销售,不过销路都不太好。
    今年8月,省里批下来了都兰国内狩猎场试点,很快新注册了一家国内狩猎公司,不过职工们还是愿意留在猎场,都不赞成把两家剥离。“将来国际狩猎如果恢复,两家会不会打架?万一试点失败了,我们还得有个活路嘛。”对于开放国内狩猎,场里领导们至今也没敢轻举妄动。“我们不敢宣传,一是怕又引起反对,二是宣传多了怕偷猎的人进来。以前还能打猎那会儿就经常有人问,你们都在哪打呀?可是老外就会先问,打猎有没有许可、要付多少费用。”另外一方面,航场长和职工们对国内狩猎者的素质都有点担心,“老外来打猎都不怕辛苦,虽然上高原、住帐篷,只要成功打到了猎物就很高兴。有的老外,打猎成功率高,第一天打到了猎物很后悔,觉得自己吃得苦还不够多。国内人的心态偏娱乐多一些,和老外不一样,比较难伺候。就算来打猎也是玩得多,要住宾馆,不少还提出要吃野味。”
    从山上下来,航场长报告给职工们一个好消息:都兰国际猎场评上国家4A级景区了。“本来是要申请3A级的,后来人家说,你们索性跟着昆仑文化生态旅游区一起,就能评个4A级。”“这下可以搞旅游了!”旅游比起狩猎可能更大众化,门槛更低。猎场准备明年在旅游上大干一场,“在山里可以多建点能洗澡、吃饭的活动板房给游客们住。”现在已经有投资者想在都兰开家国际青年旅舍,选址在热水乡。那边有温泉,柏树林里生活着马鹿。
    都兰的山区里正在修一条通往玛多的公路。可是猎场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大家都挺茫然。越野车开过旷野,头顶上一大片乌云追过来,顷刻间冰雹铺天盖地,一只藏原羚被冰雹打得四处乱跑,不知该奔向哪里躲避。开着车穿行在山间简易的公路上,勇军随手指点着山上的动物。也许要不了多久,进山的路上就会修起景区大门,或者停上载满游客的轿子车,长出一片片活动板房,甚至是星级宾馆、小别墅,而有着心型白屁股的藏原羚和白鼻子的白唇鹿,却再也看不见了。

    本文选改于《世界博览》杂志2008年第22期发表的《国际狩猎的都兰标本》一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世行都兰移民扶贫项目
张珍连    
    上世纪90年代末,青海省东部(简称海东)的6个国家级贫困县,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压力过大,当地无法通过就地开发,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许多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到500元人民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省上提出“兴海西之利,济海东之贫”的异地扶贫政策,计划将海东近5.8万各族的绝对贫困人口,搬迁到位于柴达木盆地水、土、光、热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海西州都兰县。为优先扶持少数民族贫困人口,1997年2月,该项目被列入第三期世界银行扶贫项目,予以重点支持。但是,这项由世行贷款4000万美元,移民近5.8万人的项目,在贷款审批之前却遭到个别西方新闻媒体和西藏流亡分裂组织的攻击。为帮助人们了解该项目实施政策和后续情况,特将央视中国报道栏目1999年发在《中国西藏(中文版)》第5期的《好事为什么有人反对——世界银行青海都兰扶贫项目始末》和魏兴国、陈志苡2005年5月发在《青海日报》的简讯《青海3.6万农民受益“香巴”扶贫项目》转录如下。
《中国西藏》文章内容
    今年(1999年)6月25日,世界各大媒体均在头版或头条的显要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世界银行不顾其最大股东美国的反对,批准向中国提供1.6亿美元的贷款。美国时间6月24日,在代表世行182个成员国的董事会上,24名执行董事中18名赞成、2名反对、4名弃权,此项贷款得以压倒多数通过。但是世行官员指出,这项贷款引起了世行董事会多年来最大的分歧。一笔数额并不算太大的贷款,为什么惊动了那么多的国家,并引起如此的分歧呢?
    就此事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栏目,将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黄育川先生请到了演播室。
    主持人:现在来回顾一下,当初你们提出这一项目建议的时候,是否预料到会有争议和抵制?黄育川:说实话,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毫无防备西藏问题和环境问题,只是当我们把项目文件基本上输入信息系统的时候,大约两个月前才被提出来,我们和中国政府就这个项目,已经合作了两年,政府也许进行了三年,这些问题只是在最近才出现,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主持人:许多对此提出批评的人,尤其是一些西藏流亡分裂组织,他们说世界银行帮助中国政府,对藏族地方的文化和人口进行所谓“稀释”,你认为这些观点是否有根据?
    黄育川:说实在的,这正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个西藏问题,最初的媒体报道说,这是将大量的汉族人口移至西藏。而实际上,是将青海东部的大量人口移至青海另一地区,我们不认为这足以构成西藏问题,因为迁入区人口极少,大约只有4000人居住在这个项目地区,那里基本没有藏民,涉及到本项目的这个县很大,大约是两倍于丹麦和荷兰面积的总和,人口只有5万,所以这是个地广人稀的区域,迁出区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大约有13.5万藏民,因此,实际上我们是从一个有大量藏民的地区,将大量非藏民移至中部一个几乎没有藏民而有很多蒙族人口的地区,在这一项目迁入区大约70%是蒙族,30%为汉族。
    主持人: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有一些反对者说,中国政府实施对少数民族的所谓“文化清洗”,但是这次贷款涉及到的其他子项目,如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和甘肃的穆斯林,为什么没有争议呢?
    黄育川:我认为这一子项目有争议,是因为涉及到人口迁移,而其他子项目基本上是在原地为当地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促进资源基础建设,提供贷款和受教育的机会,并不涉及人口流动。这一项目涉及到5.8万人的重新安置,将长途迁移450公里。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必须让人们意识到这一个迁移人口的行动,并非我们愿意考虑的第一选择,因为它非常非常昂贵,在原地址帮人脱贫是比较容易、比较好的,而且成本不高,所以在这一子项目中,对我们来说,迁移是最后的选择。现实是这样的,这些人居住在这个省的东部,所占土地约为青海省总面积的5%,有250万人口,在青海其余90%的土地上,居住着另外250万人,这个地区人口密度是如此之高,是联合国建议在山区可持续居住人口密度的7—10倍,如果要这些贫困的人继续生存,基本上只能将其中一部分人移出。几个星期前我们去过那里,一眼望去,几乎没有什么树木和植被,极其贫困的人们居住在大山顶上,山区水土流失严重,所以他们必须移出。
    主持人:如您所说,争议的出现使您出乎意料,我们回顾一下,你们最初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时候,我知道,也许让你承认这点比较困难,但是您回顾一下,是否曾感觉到中国政府是通过脱贫的项目,来掩盖所谓“种族文化清洗”的真实的目呢?
    黄育川: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持续了20年,共有31个脱贫项目,我们在许多项目中都涉及到移民的安置,比如在甘肃,我们将20万人从甘肃一个地方移到甘肃的西部;我们在宁夏有另一项目,那是在省内迁移了20万人。我们的许多项目包括大坝的建设都要涉及大量移民的安置,我们有一个大坝的项目也迁移了将近20万人。在每一个项目中,我们都要对环境、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如果涉及少数民族还要考虑少数民族的爱好习惯,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很清楚地知道政府究竟是什么动机和目的。正如我前面所说,迁移人口实际上是件很昂贵的事,我想这已经很明显了,我们与中国政府在脱贫的道路上进行人口迁移的合作,从未遇到过所谓“文化稀释”和“种族文化清洗”的问题。
    【《中国西藏》编者按】事情很清楚。实际上,所谓稀释藏族人口的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青海移民项目的迁入和迁出区都属于汉、蒙、藏、回等多族聚居的地区。在近5.8万名为了脱贫而自愿迁居的移民中,少数民族占58%,在迁入区的巴隆、宗加两个乡中,这两个乡因为项目实施而受到直接影响的600户牧民中,根本没有藏族农牧民。移民后,藏民比例由零变为4.8%。
    主持人: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在西北消除贫困的项目,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简要的向我们介绍一下扶贫项目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它可以帮助当地的群众摆脱贫困?
    金立群:世界银行资助的中国西部扶贫项目是我们“八·七”扶贫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项目涉及到甘肃、内蒙古和青海三个省区,我们现在主要讲的就是青海省的那部分移民计划,因为这个项目是把旧地开发和移民两方面合起来的,能够使异地开发和旧地开发结合起来。由于青海项目区居住的条件比较恶劣,在山坡上,人口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把一部分的农户移居下来,大概牵扯到5.8万人,移居到可以开发的平地上,这样既减轻了山坡上的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又为平地的开发提供了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异地开发和旧地开发结合起来。
    主持人:那么据我们了解,整个脱贫项目世界银行给予1亿6千万美元的贷款,现在最有争议的地方也就是青海省这部分4000万贷款,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对于这部分的项目,国际上有很大的争议?
    金立群:争议是由某些反华势力挑起来的,这个项目不应该有任何争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跟青海省以及中央政府的有关部委,经过3年多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事实证明会给当地各族人民群众带来巨大利益,对于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教育、卫生条件,特别是对下一代的发展都会带来积极效应。从根本来说,不应该是一个争议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美国和西方某些国家的国会人员对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还有少数非政府组织,包括达赖喇嘛等流亡分裂主义分子,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污蔑我们这个项目,给当地群众、给环境会带来损害,所以我想这条我们必须讲清楚。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这些反华势力、持不同意见的非政府组织是对情况不了解呢,还是故意进行恶意攻击呢?
    金立群: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根本不存在不了解情况,他们非常了解情况。而有些人可能确实不了解情况,听信了他们的谣言。特别是在西方媒体上,我们很难看到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们的声音他们也听不见。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这样可以使一些人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世界银行这次之所以在投票表决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这一项目,有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同意在该项目开发区,让世界上任何的政治家、新闻媒体记者、有兴趣的人来参观、考察,您说这是因为什么?中国政府做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以前就有先例?
    金立群:有,我们曾经欢迎记者到我们世界银行的项目所在地考察,我们曾经组织过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去考察,我们这样的事情已经做过好几次,目的是为了让给中国提供贷款的,或者说多边机构的股东们,有更好的机会来了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如何来执行项目的,我们非常开放,也非常透明,透明才能把真相告诉大家。这次由于有些人造谣,我们觉得更有必要让大家来看一看。我要提到一条,可能需要做个说明,世界银行的检查组是个独立的组织,以前检查组只有在接到这一个项目当地人的反对,或者是告状,他们才派人下来了解,然后作出结论,这个状告的是不是符合事实。如果说是符合事实的,他们就要采取措施来改进。而这个调查组主要是检查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管理部门有没有按照世界银行的章程来做,它不是针对政府的。我们相信世界银行的检查组会独立行事,我们支持世界银行的检查组独立、公正的行使权力。当然我们也要求其他所有的股东,都能够尊重检查组的独立性。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我们忍不住要问,因为这个脱贫项目原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麻烦,会有这样多的举报信和谣言,这是否值得?因为这个青海的项目实际资金是4000万美元,中国现在的国力增强了,4000万美元我们还是拿得出来的,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惹这样的麻烦呢?
    金立群:我们在准备项目的时候完全是从当地的发展来考虑,整个项目需要美元,青海这部分是4000万美元,应该说对当地是不小的一笔钱,对中国整个国家来说数量毕竟很有限。我必须强调,这一部分资金,无论是4000万也好,1亿6千万也好,都是在中国政府为当地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补充的资金,单靠这部分资金,是不可能独打天下的。至于有没有必要?我说有。第一,中国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世界银行得到优惠的资金和正常的贷款,是我们的合法权利,我们理所当然的要从世界银行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资金,来帮助我们西部地区的发展。第二,鉴于有些人造谣中伤,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坚持世界银行这个多边机构的宗旨,是不是能够大家一起来摆脱一些不合理的条件,是不是能够抵制一些反华势力,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钱的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是绝不会妥协的。
《青海日报》通讯内容
    青海省“三大扶贫工程”之一的香日德巴隆农业扶贫开发项目,2002年5月正式开工,2003年10月竣工,并于2003年12月顺利通过州级综合验收和省级各单元项目分项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项目的建设有效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和青海扶贫工作的进程。
    项目建设区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部、海西州都兰县境内,实施区域为香日德镇、巴隆乡、香加乡、沟里乡、原香日德绿洲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即已经撤销的香日德农场——编者注)及托索湖环湖生态保护区,总面积近1.24万平方公里。该地区属典型的荒漠绿洲农业开发区,水、土、光、热资源条件较为优越,具备大规模进行开发建设和安置移民的条件。项目总投资4.3亿元,建设规模为:综合开发土地32万多亩,其中,中低产田改造15.43万亩,造林1.47万亩,人工种草0.79万亩,封滩育草15万亩,共由150余个单位基建工程组成。工程分为水利工程、林草工程、社区建设,供电工程、移民安置工程。项目完成后,共安置西宁市、海东地区的贫困移民3520户,16131人(含都兰县413户1957人),成立了8个行政村、25个自然村。主要安置海东、西宁、海西三地、市、州、县贫困人口1.5万人,并改善当地2.1余万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总受益人口达3.6万余人。
    所有安置的移民实际分到耕地3.7—4亩,户均划分宅基地0.6亩。基本实现了“当年搬迁、当年定居、当年解决温饱”的目标,按省扶贫办要求,搬迁农民户均建房2间以上,到目前大多数农民修建了院墙,村庄初具规模。2002年的首批调庄农民,户均建房3间以上,搬迁安置工作基本结束,2003年移民群众人均占有粮食644.95公斤、油菜251.3公斤,仅粮食一项人均收入达到750元。
    香日德巴隆农业扶贫开发项目自1996年项目正式启动运作以来,得到了国家计委、财政部及省委、省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省扶贫办和海西州委、州政府作为项目的主管部门和实施地区,根据省上决策,精心组织,全力运作,相互协调,在省级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各参与州、地、市、县的通力合作和努力下,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张珍连  青海民和人,青海都兰县政协副主席,编著出版有《柴达木开发研究》杂志、《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
编后记
在蒙古语里有“温暖”之意的都兰,曾经是青海海西州的前身,中国柴达木的代名词。1930年,也就是青海建省的第二年,县级机构就设立了,至今整整80年。在过去80年里,都兰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广大人民从封建农奴制走向社会主义,自然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都兰县几乎见证了青海建政发展的历史,也侧面展示出中国西部开发建设的成就。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都兰建政及开发历史,我们将发表在报刊、书籍、网络中有关都兰的文章汇编在一起,并特约学者撰稿,编成《青藏线上看都兰》一书。书中对闻名中外的热水古墓群、香日德班禅行辕(寺)、诺木洪文化遗址、昆仑支脉布尔汗布达山、青藏公路等名胜古迹进行集中介绍,对陈毅路过都兰、班禅进藏及都兰人民政府筹备等重大事件有所交代,还有对春小麦高产、枸杞红透戈壁景观的叙述介绍。这是一本集史料、文学为一体的文史类读物,有一定的阅读和保存价值。
全书收录文章75篇,由省内外作家、记者、专家和机关干部撰稿或供图。书中的文章,按所属分成15个板块,每板块5篇文章组成。在收录编排时,对有些文章存在的长短、粗细不一问题,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处理,比如:对那些有史料价值但欠修饰的篇章,稍做润色修饰;对篇幅较长的作品,尽力删减压缩。每篇文章配以1至2张图片。都兰是个温润多色的世界,我们尝试用彩印的方式,去很好反映自然的美色。
本书列为纪念都兰建县80周年之作,都兰县政协八届委员会非常重视这项文史资料整理工作,给予统筹安排,鼎力支持,终于历时两年得以完成。该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青海省、海西州两级政协文史委员会的指导,省政协副主席、海西州委书记罗朝阳同志欣然为本书写了序。
在具体的选辑工作中,得到过不少同志的帮助。姜健、尕藏加同志协调编印事宜,闫忠伍、马云、苗渭宁同志参与了本书文图选辑,陈孝红、李鲤君、梅花同志承担了部分书稿的文字录入、校对工作。青海书法家张元恩先生应约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本书给予关注和支持的同志,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选辑中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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