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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红日照山村的年代

目 录
序1
前言1

人民公社史回溯1
与人民公社有缘 受命山区“斗批改”8
东躲西藏逃避提拔升官11
县委第一书记的临行嘱咐14
上任伊始被灌输“左”的理论18
“新官上任三把火” 大造政治舆论22
荒唐可笑的《红旗飘飘,警惕复辟》27
倔强夫妻两次上京艰难上访33
县城惊现批公社党委书记的大字报37
粗暴野蛮的“赔退兑现”41
不吃软的来硬的 最终导致矛盾激化45
县委领导几度亲临表示声援49
统一行动清查“外流人员”54
别出心裁治“顽劣”58
花样翻新治赌徒61
慎重其事 整肃“男女作风”65
恩威并重 对付街坊几股势力69
计划生育难度大、趣事多73
面对无赖也曾无奈 也曾被人奚落77
从实际出发制定发展方针80
为实现既定方针 调整领导班子84
领导层层作表率 造就各级干部艰苦作风87
“一切从实际出发”说易行难91
大力发展小水电 企盼“光辉照万家”95
下大力气抓教育文化设施建设101
思路、心路与公路相连107
从针锋相对到互谅和谐的时代印记113
为上坪革命纪念地建设当年事未竟,今朝情更浓118
六年公社书记任期小结124
记述人民公社历史和反映当时农村实际情况的四个附件
130

后记153



贺永强




一位年逾七旬的、曾经患过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以顽强毅力战胜病魔后,过上了晚年幸福的生活。战胜老年痴呆症的过程,也是他践行“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过程。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居然拿起纸笔写相声段子、写小品、写散文、作诗、填词,一发不可收。他七十二岁那年出的第一本书《南山闲笔》其创作水平之高,令相声大师姜昆先生刮目相看,大加称赞,还欣然提笔为书题写了书名。著名作家、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谭仲池亦潜心以“文为智者乐”作题,给老先生的处女作品集作序。赞叹《南山闲笔》有“如歌如诗的境界,让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触其情地看到了一个智者雕刻的生机盎然、情景相映、丽韵若泉、画卷如梦的神奇生活世界。”我所说的就是黎暑生老先生。
我与老先生结缘相识相知,在于感佩他的人格魅力,敬重他创造的人生奇迹。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个热爱生活的老人,一个乐观向上的老人,就这样走进了我的心里。我们之间成为忘年之交,真要感谢岁月的机缘。
黎老爱人。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对这一点体会都很深。他待人诚恳,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虽学历不高,而处世为人却老成练达。比他年龄大的,与他年龄相仿的,更多比他年龄小的,都喜欢和他交往。他会经常和你聊他对人生的思考。在对往事的回忆中,那些朴素的真理让你获得对生活的感知,使你少走弯路。他在给你写信交流时,常附有剪报,内容天南海北,轶闻趣事与你共享。他甚至会写出几千字的长文,与晚辈交流学习心得,提醒你加强廉政建设。我曾经收到黎老的文章《反腐倡廉靠什么》。五千字的长文,旁征博引,探讨世界观、人生观,读来十分引人深思。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中共长沙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袁观清同志。袁书记立刻提笔批示,要求全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很快,《长沙纪检监察》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黎老爱亲人,爱朋友,念旧情,懂感情,明大义。这个老头,很可亲!
黎老爱工作。他几十年奋战在基层一线,做过多年公社书记,几十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他热爱的这片土地。他熟悉三农,了解农民,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忘我地为百姓谋福利,直到60岁那年,他才怅然若失地离开了他深爱的工作岗位。我理解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心中只有工作,少有业余爱好。由于工作、生活的节律转换过快,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但很快“化腐朽为神奇”,奋力走出阴影区,以崭新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这个老头,真可敬!
黎老爱生活。这尤其体现在他退休以后,以小学文化之功底,靠勤奋努力学习和感悟,在文学上有很好的建树。他的文字功底虽然已不错了,但他仍博览群书,也常深入乡间采风,并四处访友拜师。看过黎老文章的人,一定都会惊叹于他文章结构布局之精巧、逻辑思维之缜密。他文风朴实,重在从生活、现实中提炼,看似平淡的生活场景,都往往被他摆弄得风生水起。要知道,初小文化的七旬老人创作文学作品,可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他却如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老头,太可乐!
可亲、可敬、可乐的黎老,令人敬佩,让人感动。走近他,深入他的内心,贴近他的退休生活,你会发现他在最基层的社区、当地诗社、市老科协和湖南省曲艺家协会等一些社会团体中都是个活跃分子。我觉得:夕阳灿烂,他正年青,完全不像一个闲居在街市小巷的七旬老人。
去年底,拜读完他的《南山闲笔》,我掩卷思索良久,一个创意油然而生。黎老的人生经历比较特殊,他当过近十年的人民公社书记,那段历史,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渐行渐远,慢慢为人所淡忘。而历史是不容忘记的,尤其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那段历史,有正反两面十分宝贵的反思价值。我在农村长大,曾经亲身经历过一小段人民公社时期的岁月,我的父亲还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但那毕竟只是少儿时的模糊记忆,那个年代的事情现在已经少有人提起。如果将那段经历写下来,恐怕会填补用散文记录人民公社时代历史的空白。于是我建议黎老写一本记述那个时代的书。
黎老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几个月后,书即初步成型。十来万字呀,我想像他的写作状态一定是马不停蹄。他告诉我他养成了一个独特有效的习惯,每天五点多早起读书写作。他认为早上是习作与养生的最佳时候,其他时间则以休闲和参加些社会活动为主。他将书稿寄给我,开卷读来,果然是历史与文采的融合。重温历史,感知岁月冷暖,体验激情燃烧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我的心,随着黎老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完全进入了他描绘的那个时空中。黎老用故事讲述了人民公社时代路线的“左”、农民的“苦”、工作方法的“蛮”、农民和基层干部“累”这些时代特点,也客观地描述了人民公社的失误与贡献。他解读的历史,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也没有偏离党中央有关决议的精神。他在《后记》里联系苏联解体所发的感慨也是发人深省的。他通过对比,深情地讴歌了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表达了对农村联产承包制度、党的农村工作政策的深情拥护。作者也毫无顾虑地剖析了那个年代里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得失。那个时代的干部,普遍少有私心,普遍比较“干净”,普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连当年被他批斗处罚过并曾一度心存怨恨的群众,久之也都能理解他、称赞他,这大概是他的“公”、“廉”和“勤”在起作用。联系今天的社会,黎老发出感叹:执政者是否真正做到了“执政为民”?是否“大公无私”?是否“表里如一”?是否“鞠躬尽瘁”?只有老百姓心里那杆秤是最准确的。受历史氛围的影响,当时难免在工作中有过头和教条现象,但基层群众对那个年代的干部作风总体上还是肯定和留恋的,他们纯洁的品质依然为广大群众赞赏和认同。黎老笔下的县委书记陈再仁,长期住在基层,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黎老当年“晴天一顶草帽,雨天一顶斗蓬”,赤脚下田参加劳动,烈日下、寒风中在工地上奔走。这样的情形,是那个年代基层干部的真实写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多年前三十多岁的他,担任公社书记时,通过调查研究深感山区人民生存和发展环境太恶劣,所以他下决心抓山区自然条件的改造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为解放生产力,减轻山区人民劳动强度而大修乡村公路;为从根本上提高山区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而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充分利用山区资源大力发展小水电进而大力发展社办企业。这些决策和举措,现在看来可称得上符合当今党中央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这种不迎逢上级意图,讲求实效办实事的精神,是那个强调“一元化”的时代最难能可贵的。再是为了还原历史,作者书中记述自己当年“左”的作为,又是那么坦诚,毫不掩饰。由此我要说这老头不仅可亲、可敬、可乐,而且可歌!在他的努力下,近10年的人民公社书记生涯中,他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他的贡献,不仅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更已永存在当地老百姓心中。
这是一段多么神奇的岁月呀!黎老还原了那段历史。现在,我们怀着敬意端详和注视着这部书稿,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那个年代人的情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波涛汹涌。读这本书,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你一定会在回味中增加新的收获;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会受到震憾,得到启发和教育。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前辈们走过的道路,是苦辣酸甜的一段往事。读了这本书,我们也许会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更加拥护改革开放,更加自觉践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构想。我想,这,正是黎老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是他的良苦用心所在。
我得说,黎老先生充满激情的生活和旺盛的创作力,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衷心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并决心向他老人家好好学习!



前 言

到了这晚年学诗文习写作,入了门便情趣日浓。最欣赏的诗是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五首》;尤对“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那首最是钟情。它不仅折射了我的写作水平和成果,也表达了我晚年的憧憬和追求。所以我的第一本专门记述些生活情趣,也议论些人生哲理的书就叫《南山闲笔》。出书后,我老年大学的老师刘家定先生鼓励我继续写点东西。我说“人生苦短”。他说“我八十三岁了还在写,你比我小十岁,我还在写诗词、诗教系列,你就搞个‘南山系列’吧,下一本就叫《南山晚情》如何?”
二OO八年四月,在北京结识了一位比我小四十岁姓贺的青年小伙。后得知他因写作特长被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赏识而推荐去上了大学。上级看中了他的人品和才华。不多年便当上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我们这一老一小谈得来,成了忘年之交。我的《南山闲笔》出版后寄了本给他。二OO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忽接他打来长途,除把《南山闲笔》捧了一番外,并说从“自序”里知道我曾有几年公社书记的经历,且《南山闲笔》中也有几篇是写那时往事的。他问我日后想再写什么,我将准备慢慢凑《南山晚情》的打算告诉了他。他认为我的经历独特,建议我写写当公社书记时的事。一是现在很少有人写那时代的事,二是把那时农村干部、群众风风雨雨的史实写出来,会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通过亲历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让读者从中获得思考与启迪,这也是一个老同志的责任,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任的一种人生态度。我答应考虑一下。后我进行了反复回忆和构思,也向有关老领导和老同事征求过意见,都认为贺先生的建议中肯。于是回原工作地查阅了些当时印发的文件资料和自己留存的一些记事本。看后感慨万千,大大增添了我写作的灵感和信心,并将书名定为《在那“红日照山村”的年代》。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国家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转变,并取得了辉煌成就。农村实现了个体农业从互助合作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社并向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社的转变。不久,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刚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不久,9月7日,浏阳县便创建了第一个“红旗人民公社”。是湖南省最早建立的四个公社之一。不仅全省在这里开了现场会,还拍成新闻纪录片《红日照山村》在全国放映。其实这是个好大喜功的典型。尔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从1973年冬起,我在一个山区人民公社奋斗七个年头。这段时间是我们国家的多事之秋,也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处于新老交替,发展战略和路线酝酿实施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1974年初“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1975年周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试图拨乱反正,但毛泽东不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而发动了“批邓和反击右倾案风”的政治运动。1976年中国三位主要领导人周、朱、毛相继逝世。“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持全党全国的工作,提出“两个凡是”。于是从这时到1978年又出现了“两个凡是”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争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否定“文革”和放弃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农村负责干部,曾一度是处于迷惘和晕头转向的状态。这段时间,也是人民公社步履维艰走向终结的时期。苦苦挣扎了已近二十年的人民公社,本人现在回味起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大体用四个字便可概括: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仍很“穷”;农村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把斗争矛头转指向“小生产者”,很“左”;当年“大跃进”、“反右倾”的遗风犹存,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还是很“蛮”;各级一直强调要“大斗、大批促大干”,基层的干部群众都很“累”。我所服务的白沙人民公社,当时基本上还是山河依旧,面貌未改。我重点调查过的曾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上坪大队,525个人口,虽人平有一亩多耕地,但人平口粮还只有293斤,多数过的还是那“三根红薯丝抬一粒大米”食不饱腹的日子。年人均纯收入才77元,有的生产队在40元以下,最少的才14元。晚上照明只有部分农户用上了煤油灯,还有些是照“篾光”(竹片经处理后作照明用)。大便后刮屁股也多数用竹片用不起纸。五百多人中还没有一个中学生,却有30个“傻子”,占总人口的5.7%。这还不算“苦”吗?另一个每个劳动日报酬仅有0.57元的生产队,竟是全社的“红旗队”。队里有户10口之家,家里有人从事了手工业单干的,全年总收入也才2700元的家庭,说其全家收入相当全队74个社员收入的一半,却按当时姚文元那位理论家的“理论”而将其打成了“暴发户”。迫使他的家人两次上北京上访鸣冤。各级不但无人答理,后来还挨了批斗,被强行抬走了棺材,担走了几担谷,并赶走了一只大肥猪作赔退。这还不算“左”吗!我这位公社书记当时直接指挥抓赌博、抓乱砍乱伐、抓男女作风问题,甚至抓了那偷女人内裤的小混混,动不动就是以法院张贴“罪状”的形式向全社发“通告”、游街示众、罚工罚款,并亲自带民兵上门搬人家的东西,这还不算“蛮”吗!当时对农村基层干部不仅提倡“赤脚光头,手拿锄头,生产带头”,而且还要蹲点作样板、种试验田,并每年要完成硬性的,即大队生产干部300天、公社干部200天、县里干部100天的劳动日指标。农村基层干部不仅白天要工作和下地干活,晚上还要上政治夜校,辅导社员学习时事政治。我所在的白沙公社,竟硬性规定农民和干部一年到头只古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后才能放假休息七天,正月初四必须复工“大干社会主义”,否则每天罚工分15分。本人除每年勉强能完成百来个劳动日外,最令人难忘的是修水电站头两三个月,我基本上是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特别是为打通水电站一个百多米长、又无通风设备的隧洞,在最后的攻坚阶段,与民工们一起在洞内战斗了三天三夜,连续奋战了5个班40个小时。最终洞打通了,自己也筋疲力尽了。这还不算“累”吗!
七年公社书记的历程,我的行事风格是矛盾的,上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当时对我工作的评价也是矛盾的。在思想路线上,如“抓阶级斗争”,“反修”、“批资”我不光是唯上不唯实,且态度坚决,作风硬朗,行事强悍,累受上级表扬;而群众当时却认为我太“蛮”。在生产建设方面,我却唯实不唯上,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吃苦耐劳。常用学大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的这句名言去鼓动搞各项建设。但是所定下的山区建设发展思路与中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和县、区每个时期的以什么为“纲”、以什么为“中心”、什么都要“书记挂帅”的指导思想老不合拍。尽管历尽艰辛却经常要受到上级的批评指责。我这“上顶下压”的风格当年被某些白沙人综合起来,给我取了个“黎蛮子”的不雅称号。不过从离任到现在,在当地绝大多数群众的心目中,包括当初被我以粗野手段整治的“死对头”,都评价我“虽执行了‘左’的路线,却是白沙解放以来第一位为改变山区面貌搞建设、干实事洒下汗水最多,也留下业绩最多的书记”,我为自己的付出,感到欣慰与内疚并存。
产生这书名的灵感,不仅有浏阳的历史故事为依据,也是有其社会发展的深刻含义的。曾经有句十分流行的歌词,叫“万物生长靠太阳”。在自然科学领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如在社会科学领域作比拟解读,就有个“度”的问题。那就是太阳的光芒过于强烈、持久,人们特别在旷野里活动、劳作的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兄弟,又会觉得难以承受。这就是我这曾任公社党委书记,现已七十多岁老人,深切的感知身受。最近读了中华诗教委员会主任杨叔子院士的一篇范文《国魂凝处是诗魂》,文章开篇便引用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一句话“看来好像很奇怪,每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就是它自己产生的诗歌。”人民公社年代留下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把公社誉为长青藤的歌。歌中唱道“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公社的青藤连万家……。”我对这歌词的作者既叹息又佩服。叹息的是以比喻手法写公社社员,哪天空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跳的不多得很吗?为什么非比作那与长藤死死系在一起动弹不得的瓜呢?佩服的是他形象地给我们那时代留下了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最高凭证”。
本人几年公社党委书记的经历,从忠实执行当时党的政治路线和全身心为改变山区面貌,为山区人民谋福址的一切付出,只能算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信徒。而我的那位老对手廖光荣,才算得上那个时代一位代表广大农民利益据理抗争的英雄。本书稿以很大的篇幅和最原始、详尽的文字记述了我与这位山区普通农民兄弟历时数年的抗争。我揭露和处理的这个“暴发户”典型,可称得上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一个突出典型和历史标本。它足以印证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农村和农民问题,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针和政策,以及由此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如果要问这本册子产生和存在的现实意义何在?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作了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发言。我认为中国仍是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占了绝大多数,认识真实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是“认识一个真实中国”的基础和前提。在人民公社年代,农友们劳动所得如不上交部分(《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社会总产品进行个人分配之前应当进行的‘六项扣除’”,约接近百分之四十)给集体作为积累便冠以“资产阶级法权”要受到批判。现在不仅为农民免除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和其他一切税费,还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保、医疗等方面的这补贴那补助。这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继土地改革以后又一个翻天覆地的史无前例的变化。我作为前一个时代的参与者,后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对此体会尤深,所以留下这些文字作为时代的见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说“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意在警示和教育人们革命成果来之不易。现在用科学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这段历史,不仅能使我们知道立国治国之不易,也使人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把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已有13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从“东亚病夫”、“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改变到现在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贫困迈向全面小康,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尤以金融风暴发生之后,世界上还出现了“社会主义救世界”和“中国救世界”的声音,这多么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慰和自豪!同时作为中国人也应明了自己的神圣历史责任。这就是我晚年花点时间和心血留下这些文字的最终目的。




人民公社史回溯

1957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紧接着《红旗》第4期,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又引用了毛泽东的“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的指示。当年7月初,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以当时遂平县卫星集体农庄为试点,在原21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又并入6个社,共9360户参加,正式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刚建公社时,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实行军事建制,以公社为单位设立民兵团,大队设营,生产队设连,以下设班、排。干农活、搞建设一律“大兵团作战”。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几十上百户人家吃大锅饭。浏阳县第一个“红旗人民公社”是1958年9月7日,由三乡一镇组织起来的。全社15408户,71145人,35000多劳动力,耕地62642亩。公社这样的规模可真是够“大”的了。各农户除铲、锄等小农具外,犁耙等大型农具全入社了。由于吃“大食堂”,各家各户做饭的铁锅都砸烂送去“大炼钢铁”了。群众生产、生活资料私有制消灭到这等程度也算是够“公”的了。
浏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刚成立十多天,县委紧接着于1958年9月20日召开了有2700多人参加的县、乡、社三级干部大会,部署全县建公社。会后组织8500多人的宣传队伍开展宣传运动。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利刀斩断私有根,开辟历史新纪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响彻云霄。不到一个月便将全县66个乡镇的1202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17个人民公社。紧接着不顾客观条件,提出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猪场,造成极大的损失浪费。特别是在“反右倾、鼓干劲”口号的煽动下,有些人头脑发昏,忘乎所以,甚至出现过女人赤膊上阵的情形。大刮“浮夸风”,打出了“十年规划一年完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狂热到近于疯癫的口号。
1958年10月5日,浏阳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号召各战线要“大放卫星”。10月7日《浏阳报》发表《一跃再跃,大放卫星》的社论。之后,普迹公社国井大队带头发了个亩产稻谷一万五千一百二十三斤的卫星。红专公社发射了个亩产红薯二十万零四仟四百五十九斤的卫星。两天之后这个公社竟又发射了亩产红薯五十六万七千五百多斤,亩产干谷六万六千多斤的两颗超大卫星。10月22日全球一公社葛家大队马家中队,竟放出了一颗亩产晚粳稻谷十一万斤的“特大卫星”,还描述稻杆子“有六尺一寸来高”,“稻穗长九寸,每穗二百四十多粒。”煤炭生产战线当10月5日红旗公社发出日产煤炭二千吨的倡议之后,五星公社由当时的日产煤仅一百多吨,10月15日一跃为日产一千吨。五天后还发射了一个日产煤炭六万四千八百吨的“特大卫星”。到10月21日和22日,红旗公社竟连续放出了日产煤十五万二千多吨和十六万二千多吨的“超特大卫星”。现在看了当时《浏阳报》发出的所有“号外”和报导,才知道当时某些县、社干部确有那么疯狂。有的消息甚至连《湖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转发了而轰动全国。
对当时全国特别是浏阳的上述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内,并不是没人反对的,如1959年元月县委领导人上北京看望浏阳籍中央首长王震、王首道和张启龙同志时,中央首长严厉批评这股浮夸风是“发浏阳梦癫”。后又有以彭德怀元帅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彭德怀还写了“万言书”。可当时被当作“右倾反党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全国并借此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整风运动”,一直影响到基层。当时浏阳县第一个红旗人民公社英雄大队,就出了个英雄刘耀旗。他对当时的做法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说:“公社实行半供给制不合理,劳多人少的吃了亏,人多劳少的沾了光,产生了新的剥削,违反了按劳分配原则。”“这样做会出懒人,懒的会更懒,不懒的也会学懒,大家都不会积极劳动了。”为此,就认定他反对人民公社。在当时全县开展的以是否反对“三面红旗”的“拔白旗,插红旗”思想教育运动中,将其在全县作为“白”的和“翻身忘本”的典型人物,进行严厉批判。在高压势态下,刘耀旗承认了“错误”。为此,浏阳县还举办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刘耀旗思想展览会”。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制作编辑了《拔白旗、插红旗——刘耀旗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宣传画报。《新湖南报》也以《拔掉个人主义白旗,坚决奔向共产主义》为题,长篇报导了刘耀旗的思想转变过程。实践证明,刘耀旗当时的意见是完全对的,这位最基层的共产党员的正确的思想和理念,完全被这个时代扭曲和扼杀了。
人民公社这股头脑发热助长的“共产风”和“浮夸风”使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从1959年开始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到1961年达到了顶点。当年,浏阳县的粮食总产只有2.8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一半。人平口粮也由1957年的712斤下降到384斤。广大农村闹饥荒,农民大量外流、生“水肿病”、饿死人的情形累见不鲜。浏阳县1960年和1961年人口出生分别为17981人和7689人,出生率分别为22‰和9.6‰;死亡却是31652人和21103人,死亡率分别为38.7‰和26.5‰。1960年全县死亡人数是1957年的4.4倍。据2005年解密的统计数据,1959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年代,全国因饥饿及非常死亡的达3755.8万人,令人触目惊心。
1960年,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后,公社由一级所有改为大队一级所有。1961年冬又进一步放到生产队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实行各尽各能,按劳分配。还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将边远零散土地包工或包产给社员种植。浏阳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实际上对大集体早已有了离心倾向。早在1959年,普迹公社以杉山大队为试点首先实行了“五定到户超产提成”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并在全社推广。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将这种做法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并没有被基层干部群众接受,而是瞒上不瞒下继续推行“包产到户”。到1961年,浏阳全县还是有58个公社,380个大队,1739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当年调查,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社员人平口粮500多斤,包工不包产的250多斤,仍吃大锅饭的只有130多斤。当时浏阳县委也曾正式作出决定推行包产到户。但在“阶级斗争”、“反右倾”这根弦越绷越紧的形势下,认定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在重重压力下,浏阳县被迫开展了批判“单干风”的运动。
从1960年到“文革”前的几年时间,浏阳这个“单干风的重灾区”被反复折腾,持续开展了“三反整风”、“整风整社”、“坚决扭单干,认真办集体”、“四查四帮”、“面上四清”、“系统社会主义教育”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包产到户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内容,反复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处理了一批率先和带头包产到户的干部、群众。一批在包产到户期间先富起来的农民,有的被戴上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文革”期间,农村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一次又一次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和社员又一次次受到了批斗和处罚,群众要求改变现状、发家致富的主观能动性遭到扼杀。到1968年,“分田到户”才在高压势态下得到“扭转”,继续走了一段所谓“正常的集体化道路”。从1975年我去人民公社任职时起,直到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这段时间仍靠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斗争矛头转指向广大农民的那套“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对广大农民实施高压、严管的政策,才维系了公社最后的体制和运转。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农村普遍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的又一个三十年,这才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农业科技特别是各项杂交系列科技成果的推广,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才走出了困境。由于乡村办企业和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民才真的向小康社会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人民公社,作为一个政体形式,只昙花一现就消失了,但留给后人的思考却是深远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浏阳县委召开了全县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号召“立即开展工农业生产大放卫星竞赛月”活动,此后全县掀起了大放卫星的高潮。十月十五日和十八日,《浏阳报》便发出了“红旗公社日产煤突破万吨大关”;五星公社煤炭日产由一百一十吨跃到一千吨;“红专公社红薯亩产二十万零二千四百三十五斤六两”的两份“号外”。
不几天又放出“红专公社亩产红薯五十六万五千多斤,亩产晚稻六万二百七十多斤;红旗公社日产煤炭十五万二千多吨“大卫星”。特别是全球一公社的晚粳稻卫星亩产竟近十一万斤。还描述“禾苗有六尺一寸多高,穗长九寸,每穗二百四十多粒。”
一九七五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理论”的社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第一次引述了列宁所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此后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热潮,开展了大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高潮,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小生产者”。
这是作者在湘潭地区五·七干校学习了一个月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回到白沙公社后,下基层作调查所写的一篇议论文,文中提出“一个生产队也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
当年作者到白沙公社任党委书记时,为打开工作局面,对农民中的一些“违犯政策法令”的行为,除了罚工罚款,便是大造社会舆论。对抓到的一些“典型案件”,以人民法院发布“罪状”的形式向乡村张贴“通告”。以此造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震慑“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当时的大围山区公所为在全区造势,也将白沙公社的案例向全区印发张贴了通告。
与人民公社有缘 受命山区“斗批改”

文化革命结束后,我从县委机关下放到县五、七干校,集中劳动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到正在筹建的县水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1970年被调到县副食品公司任总支书记兼经理。按常理对我的安排不应是这样的,因1966年元月经湘潭地委批准并下了文件是安排我任镇头区区长的,后被人诬告而没有到职。不几个月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任职一事也就泡了汤。当时我还庆幸未到职,否则“文革”成了“走资派”,不知被翻来覆去斗成啥模样。那时的干部在反复“斗私批修”的政治气氛中,少有追求什么职级待遇的,大都服从组织分配,对于到县副食品公司任职,我是十分乐意的,在这里认认真真干了两三年。
1973年10月,县商业系统要派人到公社、大队搞“斗批改”(即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倾向、组织整顿贫下中农组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我被派到白沙公社长安大队,任斗批改工作队队长兼公社工作队副队长。
长安大队是一条大山冲,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是个十分贫困落后的地方。全大队只有一个富农分子已奄奄一息,还有一个下放居民是地主成份,其余都是贫下中农,抓阶级斗争是没什么靶子的。只是那地主成份的中年女子与大队支书因是住一个生产队的邻居而常有往来,我叫驻队队员注意了解支书与这妇女的关系。反馈的信息只是关系比较密切,双方在食物、小礼方面常有馈赠。为了防微杜渐,不让支部书记“丧失阶级立场”,我们大队工作队开展了一次对其有针对性的阶级教育。
这支部书记父亲是位革命烈士,大革命时被反动派枪杀在本大队的一处田墈边,据说子弹在射穿烈士身体后还在田边石墈上留下了一处弹痕。于是在一次召开大队贫下中农会议上,让支书到其父亲牺牲的现场讲述本大队有多少烈士为革命牺牲,特别是诉说其父亲革命历史和牺牲时的情景,使得这位支书边诉说边老泪纵横,也使到会者都很感动。我在现场提示大家不要忘了革命前辈,特别暗示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注意与地主子女的关系等等。
在这么个阶级基础并不复杂,绝大多数山区农民又老实忠厚的地方搞斗批改,只查了一个党员私卖青山木材进行了处理。其余时间就是发动贫下中农常诉旧社会的苦,思今日翻身得解放的甜,办政治夜校学些毛主席著作及相关文件。多数时间就是与贫下中农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为解决三四亩田的灌溉水源,在一个半山腰修建了一个仅可储水几千立米的小山塘;帮大队建了座发电不到10千瓦的小水电站,为几个生产队解决了照明问题。算是为山区人民做了两件“大事”。
由于兼任了公社工作队副队长,对当地风土人情、干部作风和公社领导班子的状况有所了解。当时的公社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与群众关系也比较紧张,公社书记正闹辞职,不少干部也思迁不思变。在这期斗批改行将结束时,县委和区委正在物色人选调整领导班子。1974年七八月间工作队快要撤出时,传出小道消息,县委打算留下我任白沙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我对此十分担心也很不乐意。因为这地方贫困落后,自然条件不太好,工作艰苦是另一回事;且由于自古流传这里有“小南京”之称,社会风气不太好,情况也比较复杂,担心难以驾驭。加之自己吸取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革命的教训,心有余悸,对仕途从政特别是当一把手的事已经很淡然了,回单位后不仅对此有压力,且老期待着县委会改变这个动议。
东躲西藏逃避提拔升官

1974年8月完成农村“斗批改”,回到县副食品公司后,我一直惶惶不可终日,生恐县委最后决定提拔我去白沙公社任党委书记。于是与公司几位领导密商,决定我只身外出,以为公司筹集拼装汽车零部件为名,到外地出差(当时不少单位盛行自行拼装汽车)。以使县委找不到我谈话而改变决定,或因此使县委认为我无组织纪律,逃避县委决定而在气愤之下放弃提拔我。于是我从当年八月起,便只身活动于长沙、株州、湘潭、衡阳一带寻找汽车零部件。一去三个多月,没有与公司联系。因那时没有无线通讯设备,既有利回避,也使县委组织部门无计可施。
谁知县委在1974年8月便已下达了我的任命通知,只是多次找单位联系都是以“出差去了”为理由拖延了几个月时间。直到1974年年底,按常规所在的公司也得进行年终决算和总结评比了;作为一家之长也得回家筹备过年与亲人团聚了,我只得结束此行。刚回单位两三天,县委组织部和县委第一书记便分别找我去谈话,令我赶快去履新上任。
我那时对于提拔升官为什么会那么敏感和厌倦?这得从我参加工作后的漫长经历谈起。我从1957年参加工作起到1974年这段时间,参加了其间的肃反、审干、反右倾、三反、整风整社等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1961年调县委监察委员会工作后的10年,又都是从事各项运动的专案工作和监察委员会的日常专案工作。看到形形色色的整干部的运动,免不了心有余悸。特别是1961年那场来势汹汹的整风整社运动,完全是采取先入为主之见,将干部划为“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类,这第四类干部就是“敌我矛盾”。浏阳县运动一开始便定下近百人,一律被押送到县委党校集中关押交待问题。当时县委机关的几位正副书记不到一个月,竟被省里派来的工作组隔离审查、停职反省,整得掉了一身肉。直到1963年才又来了一次甄别平反。在我脑海里这算得上是一次大折腾。被整得够呛的都是那些县级党政部门的和农村公社、大队干部。
还有一次令我永不忘怀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前一时期,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如何继续革命的一套理论,也做了很久的舆论准备。当“文革”开始,他发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之后,亿万人民特别青年学生们狂热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翻身作了主人,当了干部且受到重用的青年,自然会怀着一颗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虔诚的心,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与机关几位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组织了一个“造反有理战斗队”,后发展成为“造反有理司令部”,并由机关群众推选为“司令”。后来全县分成两个大派别,斗争十分激烈时,又当上两派之一的群众组织头头。其间虽从未亲自组织批判和迫害过任何一位领导干部,但当时看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受批判斗争,种种被残酷迫害和摧残的情形。特别是从散发的传单里看到彭真等中央高龄领导人被批斗,遭到“喷气式”揪斗对人身采取摧残的图片时,心情是十分沉痛和费解的。后来浏阳也发生了一些批斗领导干部的过火行动,我也一直记忆犹新难以忘怀。1967年8月以后,本人被打成了“保守派头头”,被隔离审查、挂黑牌、游街示众和轮番批斗了几个月时间,也多次被捆绑拷打受到肉体摧残。1967年7月12日晚,在县政府大礼堂的一次批斗会,由于天气大热,竟被捆绑和折磨得当场中暑昏厥。所以文革后期,我一度产生了从政难,当领导干部更难,且风险大;在经济部门工作比行政部门工作风险小的种种想法。甚至萌发了鲁迅先生《自嘲》诗中所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冬秋”的颓废情绪。这就是当时产生尽量避免提拔当行政官员的真实思想。
县委第一书记的临行嘱咐

1974年时的浏阳县委第一书记是位南下干部,与我算得上老交情。1963年浏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是湘潭地区派驻浏阳社教企事业分团的团长,我被抽调为该团驻城关的工作队员,与他常有接触。有次我向他汇报一件趣事。当时一个才10岁的小孩,居然谈及家庭日常生活中亦应“斗私批修”。事情是这样的,因那时天天讲反修防修,斗私批修,甚至提出“对头脑里一闪念的私字也不放过”。我住户邻居一名10岁小孩,聪明伶俐。有次我不经意地问他,在学校讲过斗私批修没有,这意思懂不懂。他说讲过,就是人要为公不为私。我又问:“为私在你家里在你身边有什么表现,你知道吗?”他说:“感觉得到”。我问他感觉到了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常见那大人给小孩子喂饭吃时,就教一些自私自利的思想,你看那妈妈给孩子喂饭,不少妈妈常说,孩子赶快吃,不吃就会被别的人吃了去。这不是从小就灌输自私自利思想吗?”当时我认为这孩子讲得也有点儿道理。在分团一次汇报下面学习“斗私批修”的情况时,我谈了这件事,这位分团团长听了竟认为这小孩的说法很深刻,还表扬我启发这孩子很细致入微。
1966年文化革命两派斗争激烈时,他当时是湘潭地委的财贸部长,是位“亮相”支持当地“保守派”的领导干部,我却是浏阳县“保守派”的头头。虽不直接发生联系,但相互的消息也都知道。1970年他调浏阳任县委副书记后,我不仅与他本人也与他的家属常有来往。在一起谈起“文革”挨批斗的往事时都记忆犹新。特别是1974年,浏阳县城开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他已是县委第一书记了。原来的造反组织的某些头头和骨干分子,又重新出来“造反”,把矛头指向当时的浏阳县委。并胁迫县级机关108位领导干部签名“亮相”支持他们的行动(后戏称为水泊梁山108将)。还先后出现了冲击县委常委会议,围攻殴打县委书记和查封县委组织部档案的事情。这位县委书记在感到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于一天深夜,带领他的秘书秘密来到我当时搞斗批改的所在地白沙公社长安大队,与我商量,叫我回浏阳去应对一下当时的局面。次日,我回浏阳城看了一下,分析了当时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揭大批的形势,主要争论焦点是县大批判小组组长由县委书记担任还是由他们推举的人担任。因这位县委书记曾是支持保守派的,造反派们很不放心。为这争论竟闹得沸沸扬扬。我观察了整个形势后,与当时县委宣传部干部鲁冬年同志商量,以“革命大批判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转移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为题写了一份《对当前形势的声明》。我两人闯入正在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发难”。常委们也都知道我们背后有强大的支持,所以县委常委又一一表态,支持我们的观点,坚持革命大批判组必须在县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此后我又组织县城三十多人在城郊区公所开了一个会议,发动大家写大字报,支持浏阳县委对批林批孔加强领导,坚持革命大方向和反对分裂和冲击县委的行为。一时间社会舆论压倒了对方,最后县委书记当上了革命大批判组长,并控制了宣传舆论阵地。我在县城活动了一个多月,才又回到乡下搞“斗批改”。
1974年8月到当年年底起我躲了几个月才去白沙公社就任党委书记。上任前夕,这位县委第一书记约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首先问我为什么从县副食品公司提拔到人民公社当书记还躲着。我说:“对文化革命整干部的情形记忆犹新,把当领导的事看淡了,谁知道这文化大革命和这运动那运动会几年又搞一次,我经不起也不愿意再去折腾了。”他还解释说:将你和鲁冬年两人(鲁当时调社港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都放到这边远地区去任职,不是为难你们,只是想与城里那些造反派们尽量拉开一下距离,回避一下,以免有人干扰你们的工作。谈到履新后希望和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还是要认真学习,提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在基层工作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并说:“千万不要下车伊始就去发议论,要沉下去先对全社的阶级基础,田土山水,风土人情,作好调查研究再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还提醒“花钱搞什么基本建设,千万不能凭一股热情,要办就要办那起码在二十年后回头看看也不致于后悔的事。”
对于县委书记这一席谈话,我一直是刻骨铭心的,也是我在白沙公社几年工作的基本准则和行动指南,影响至深。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干部思想是多么的单纯和纯洁。我本人文化革命前曾经是经湘潭地委正式任命了的镇头区区长,只因某些不可理喻的原因没有到职,却也从不计较后来组织上对我所安排的职级高低。县委书记对自己的好友和“亲信”私下里交谈政事,也就是那么光明磊落不循私情直言不讳,完全彻底地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多么值得当代官员们借鉴的啊!
上任伊始被灌输“左”的理论

基于中国广大农村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农村小生产和旧习惯根深蒂固的特点,毛泽东曾经也只是说中国的农民“自私、保守、狭隘”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一九七五年元月,我就任白沙公社党委书记前夕,正值全国贯彻毛主席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时候。二月二十七日,应召赴当时的湘潭地区攸县“五七干校”,就当时强调的理论问题学习了一个月。这个理论问题指示的内容是“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月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个“理论问题”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明确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都是有其明确的“革命”和“专政”对象的。土地革命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是针对工商业者和资本家;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的革命对象就是那些“小生产者”和“想捞一把”的部分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了。尤其是当时中央那位理论权威姚文元,为推动这次学习所写的那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更是露骨地声称“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资本主义的胜利,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阶级的根源。”并认定“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暴发户”。当年抓“右派”、“走资派”是“一小撮”,这里讲的是“大批地”、“少数”和“一部分”,这些人当然是那个年代新的革命对象了。从此以后,在广大农村动不动就把中国农民固有的“自私、保守、狭隘”的某些表现,归结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甚至上升到“两个阶级”斗争的高度了。并渲染“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又一个新特点”。
在五七干校期间,还学习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周斯、路阳、梁效等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宣传“左”的理论文章。当时的所有学员都是公社党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学校抓得很紧,学员学习也都十分认真。一个月时间,又是学原著、上课灌输,又是讨论、做笔记写心得,本人光学习心得、笔记和重要文件摘抄,就写了两大本约11万多字,平均每天近4000字。其“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劲头,现在的基层负责干部是无法想象的。是此,也为我在以后几年的公社书记期间执行“左”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对农村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采取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和作风,埋下了一个“左”的基因,做了不少使农友们望而生畏的事。
为了理论联系实际,在干校学习期间,我就在思考着回公社后怎么将学到的理论去联系白沙公社实际。因为我在刚到职时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其中就有公社门口凤山大队下街生产队的情况让我特别关注。总感觉这个生产队“工副业单干”、“人心涣散”、“两极分化”、“夺权斗争”等形形色色的表现都存在,与所学理论也十分吻合。于是便作好了要到那里去“解剖麻雀”树立一个打“土围子”典型的打算。
当年十月中旬县里组织赴山西大寨参观,除认真学习了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接受了一些“左”的思想和方法,如“大寨步步高,来自步步斗”、“智慧从群众中来,成绩从斗争中来……”和“改造小生产打好四场持久战”即:反对剥削阶级人生观持久战,反对守旧思想持久战,反对旧文化持久战,围歼旧传统私有制观念持久战等等。都给在任公社书记几年实施一套“左”的工作方针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由于我们党这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所以一个地方的领导人学得越认真,联系实际越扎实,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越严重。
“新官上任三把火” 大造政治舆论

我这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对于毛泽东“文革”中提出的“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最高指示”是刻骨铭心的。我当时抓宣传舆论也免不了有“文革”遗风。
为了制造“大批资本主义”的舆论,我刚入社就抓了几个典型进行了公开严肃处理。但总觉得这大山区农户居住分散,处理一件事最多只能在本大队开个“批判会”什么的;想以开广播会的形式扩大一点影响,可广播入户率又不高;发个文件有的地方送到大队生产队已成了明日黄花了;有的文件发下去只是在屉子里睡大觉看也没人看一眼。老想在这大山冲里抓个典型多不易,如何利用好典型事例起到教育群众震摄敌人的作用,得有一个较好的制造宣传舆论的方式。
到职不久便抓了凤山大队下街生产队廖立刚家这个手工业单干的典型,精心撰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标题为:《红旗飘飘,警惕复辟——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的指示的一点体会》。印制100多份发到各大队生产队,作为“重要文件”学习和领会。
1975年4月间打击赌博活动时,又向全社通报处理了一个由县城迁来的妇女刘某某。揭露她勾引一些青年从打扑克进而打“牌九”、“跑符”取乐,发展到开始赌烟再赌钱的过程。说这是一个“女流氓腐蚀青年的典型”。此事不仅在本地通报,浏阳县委办公室也在内部文件《动态参阅》中转发至全县各地。
同年5月2日,又经调查向全社通报处理了两个典型案件。一是“惯赌教唆犯李某某带坏一些人搞垮一个队”;一是“地主婆曾某某拖垮了我们一批基层干部”。经调查证实,千秋大队李某某当年48岁,16岁开始赌博,解放前赌了六年,解放后赌了15年,先后被处理了3次。带了本队三个青年为赌徒,使全队10个劳力7个参与赌博。最终弄得10户人家8户成了欠帐户,共超支生产队2060元。最后将这赌头判了九年徒刑。另案的地主老婆曾某某,当时41岁,查明她解放以来共与33个男人乱搞关系,其中有共产党员7个,国家干部4个,大队支书4个,生产队队干部13个。导致5个人被开除党籍或干籍,1人撤职,5人意志衰退脱离了革命队伍。
当年六月,又写了一篇“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和党员中的资产风是一对孪生兄弟”的“学习体会”,作为学习材料发到各大队和生产队。主要是揭露一位平江县外流人员邓某,到白沙后从“苦力”爬上“包头”的轨迹。揭露他在长安大队石井生产队,雇用20多人,勾结当地大队生产队干部,密谋每立方木材虚报两华里山陆运价,冒领国家1500多元运费,四人瓜分的事情。并揭露这包工头为拉拢腐蚀当地干部,砍了山中三只大椿树,锯成床沿料、桌面料50多套,迎合一些人想做家具的需要,全部以不同价格卖给了当地区社几十位干部职工。一般人4元一套,区社干部、食品站、饮食店干部职工每套2.5元,杀猪的收3元,汽车司机1.3元,木材站干部1.8元。说这完全是按权力大小论价。通报最后还说:“当前大制家具建设小家庭,是干部资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为此却自觉不自觉地支持和助长了资本主义”。这些文字现在读来真使人啼笑皆非,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当时却被“上纲上线”到了惊人的程度。使得当时那些买了木料的干部职工人人自危,生怕公社党委向社会上公布真名实姓。
我从1975年元月就任白沙公社党委书记时,可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半年工夫便在全社处理了各类案件40多起。多数是按当时的“理论”,划属的一些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和党员干部的“资产风”的典型。问题越揭越多,我感到光向各大队生产队发文件资料揭露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社会上造成更大规模的影响力和震慑力。于是别出心裁,以发布通告的形式搞了几次向社会上公布所发生和处理的典型事件。方法是将有关案件,用四张腊纸刻写印制成两尺见方的大纸四处张贴。当时有人戏称这如同人民法院张贴罪犯“罪状”一般。如当时的“长溪大队郑某某聚众赌博被游街批斗”,“长安大队李某某私卖黑山”,“劳教释放犯汤某某盗伐竹木”,“李某某等人贩卖粮食”,“双坪、长安等大队有人违禁乱挖春笋”等事,都作为案例,以上述形式印成通告,在全社广为散发张贴,确实造成了巨大影响。当时的大围山区公所,不仅一再表扬白沙公社“大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的政治空气浓、声势大”;还以同样的形式,以大围山区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印制转发了白沙公社揭露处理的三个案件。并派了区公所那位善于刻腊纸、印文件的区财会辅导员来协助白沙公社工作。当时上下都说,我一到白沙任公社党书记便把这地方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使“正气”压倒了“邪气”。也为后来各项建设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的“威望”也几乎达到了顶点。于是我更笃信“纲举目张”这一时代的“真理”。虽然后来群众中有人暗里称我为“黎蛮子”,但由于任职几年间,自己觉得所做的一些事都还算得心应手,所以任公社书记的几年,生活虽苦,工作虽累,但我始终“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完全是个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
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不但有点“啼笑皆非”的感叹,而且心中深感愧疚。
荒唐可笑的《红旗飘飘,警惕复辟》

从五七干校学习回公社不久,就以当时所学到的理论为依据,花了相当一段时间,“解剖”了本社凤山大队下街生产队这只“麻雀”。并撰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红旗飘飘,警惕复辟》的大块文章。
在《红旗飘飘,警惕复辟》一文中,将大队贫协副主任廖立刚家,按生产队规定以手工业收入投资给生产队,每0.9元计10分工,和生产队当年农业劳动每10分工的年终分配实际工值为1.11元,这两者的差额0.21元,按当时的理论视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所得;将其一年手工业投资共计“沾光”的106.71元和分到的粮食指标1266斤,说成是“资本转化为商品的实例”。
将廖家1972年到1974年三年手工业单干收入2285.54元,认定这是“用资产阶级手段,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货币”,是“暴发户的象征”。特别是将其全家10口人(包括一名教师),拥有的260元和120元的手表各一块、60元的皮服1件、毛领大衣6件、料子裤3条、毛衣3件、皮鞋2双、新制被盖4套以及每年杀一头约200斤的大肥猪过年,统统列为“暴发户的标志”。
将本生产队另三户弹棉花、做泥工、做油漆的手工业户和少数社员的少量单干收入,如1974年19户搞搬运单干收入189元、打炮米花收入370元、卖柴等零杂收入131元,都认定是在廖立刚家的腐蚀和影响下“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结果。
尤其荒唐的是,将近几年生产队不断提高单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如1973年收晚稻每100斤计8分,1974年提高到13分,(全队1974年比1973年共提高31150分);还有做工时集体出现的吃喝,如:1973年与1974年共吃去粮食1376斤,茶油50斤,和共计价值564元的猪肉234斤,饼507个,香烟42包,酒10斤,馒头57个,油粑粑50只,糕点9斤和黄豆26斤等实物,都归罪为“资本主义多了,人心涣散了”的结果。
在政治上,因廖立刚与原任队长产生矛盾,曾有一年在选举生产队长时搞了点“小动作”,而选上了一位家里是地主成份的子弟。就将这结论为“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说这次生产队的选举是一场“曲线夺权斗争”。
文章最后以估算1975年收入的方式,认定廖立刚10口人当年将有2700多元的收入,相当于全队74个社员收入的一半。断言“这与旧社会地主与贫雇农之间的经济占有比例和经济关系没有差别,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志”。“一个生产队也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
文章完稿后自我感觉良好,于是还将它浓缩成一首不伦不类的“快板诗”,给同事们传阅,在不少场合进行朗诵,以加深印象。诗曰:“木匠家里发了财,影响了弹匠、泥水、油漆。惹痒了肩脖皮,触响了炮米机,带发了小生意。奖工分、吃东西,搞物质刺激。带的带梅花表,卖的卖房屋,穿的穿烂棉衣。巴掌大的地盘,领导权争夺激烈。斗争的矛头无不对准着社会主义。这是那个阶级干的?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翻开阶级谱,原来是一群小生产者;看看现实,他们确实在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不把铁扫帚来这里扫一扫,不要看今年的征购粮早已交了,曾经创造了公社奇迹,领导权一旦被篡夺,不要很久将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
文章向各大队生产队散发后,各大队反馈回来的信息,称是“震动很大,形势大好”。如凤山大队支部书记向公社汇报说:“抓不抓大不一样,我们大队经常在河里捕鱼的那个劳力自由支配的典型廖某某也不敢下河了。富裕中农刘某某也偷偷摸摸把自由种植的200多根红薯苗子拔掉了”。但当事人廖立刚之子廖光荣,坚持“农村木匠靠做工赚钱不犯法”的朴素理念,毫不示弱,据理抗争。
34年后的今天,想想这些计算到角分的数据、吓人论据和无限上纲的结论,谁不会啼笑皆非呢!可是当时浏阳县65个人民公社的书记,都一起在“五七干校”学习了当时那套理论。据我所知,像我这样把当时学到的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去解剖一个生产队、一个农户,并写出这洋洋万言议论文的,当时为数不多。所以其影响也是很大的。它不仅得到省、地、县各级领导的认同,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还由县委副书记余绍敬带领农办干部前来对这个典型进行调查落实,认为我们有些算法还“太宽松”。他们在向省农办、白沙公社、廖光荣本人的复函中,充分肯定“公社党委批判资本主义势力抓得好。”“对于这种热衷于搞单干、态度又顽固,经济上应严肃处理,单干收入应全部交集体,按略高于同等劳动力补记工分。”特别令人回味的是,这个批文里,竟也出现了指责廖光荣家“讲排场、买了两百多元的梅花表……,群众意见很大”这样的文字。现在来咀嚼品读这官方文书,真觉得荒唐可笑。
有次我个别与县委第一书记交谈此事时,他也认为我的调查“抓住了当前农村的要害”。当年5月8日,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竟提出“五、六、七三个月要集中劳动力大办农业,对手工业副业单干要调查研究,全县要实行劳动力管制,反对乱拉劳动力和私招乱雇,所有单位都必须坚持这个社会主义方向。”在10月召开的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号召:从年终决算分配入手,抓住“五个重点”,开展“五个一齐反”。“五个重点”是:①把外流“单干”劳力全部收归集体;②认真解决手工业单干问题;③坚决收回超过政策规定多占的集体土地。乱开荒地一律收归集体;④认真解决分光吃尽、超支挪用集体资金、挖集体储备粮的问题;⑤坚决纠正房屋自由兴建的不正之风。“五个一齐反”是:反对资本主义,党内和党外一齐反,上边和下边一齐反,干部和群众一齐反,城市和农村一齐反,各条战线和农业战线一齐反。要求来一个上下左右一齐动手,城乡内外互相配合,打一场围剿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浏阳县委这个“抓住五个重点,开展五个一齐反”的决策,与白沙公社廖光荣这个小生产者后来两次北京上访和在公社、上县城写大字报标语鸣冤叫屈,一时在浏阳城乡闹得沸沸扬扬,不无关系。廖光荣两次赴北京告状一无所获。又有了县委的这些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作后盾,为我开展对这位小生产者的“斗争”倍增了“信心”和“勇气”。
34年后的今天,重读那“快板诗”里概括的情形,到底是农友们搞资本主义的写照,还是象凤阳小岗村农民一样试图挣脱贫困,各尽所能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起跑姿态呢!?真值得我们反思!清人龚自珍在《乙亥杂诗》里写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把农民捆死在集体的几丘田里,这也不能干那也干不得,还不是形成了人民公社晚期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势,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抖擞”了一下,才展现了当今农村“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局面吗?!
倔强夫妻两次上京艰难上访

由我撰写和印刷的那份洋洋万言的《红旗飘飘,警惕复辟》的大块文章在全公社散发之后,无疑象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廖立刚这个贫农出身的10口之家。因为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为“暴发户”的家庭成员了。一家人都觉得他们这个家庭是全公社首屈一指的“典型”了。这“暴发户”名称的来头也是不小的,原出自中央当时那位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理论权威”姚文元之笔下。他们自知这个家将大难临头是确定无疑的了。可公社里当时既没人上门打招呼做工作,也没人说今后会怎么办。更让其一家人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惶恐怖气氛中。大儿子廖光荣夫妇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决计主动赴京上访讨说法。为什么不到区、县、地、省各级去呢?因为公社是按照中央指示和理论文章下这个“暴发户”定义的。他倒要一竿子插到底,问问中央领导,他们这个勤劳家庭的情形,是否真合得上这个“暴发户”的头衔;这个贫农户主还是大队贫协副主任的家庭,是否真的一个晚上就演变成与“资产阶级”为伍了。
上北京路途遥远,人生地不熟,为了有个照应,家里人决定由廖光荣夫妇同行。夫妻俩也就带了不足一百元的路费,吃住来回肯定是旅费不够的。到达长沙后,决定只买一个人的站票作为引子,另一个则取“混”或“爬车”的办法上车。最后终于得手了,双双混入了上京的列车顺利到达了首都北京。为了省公共车费,两人一直步行,花了几天才找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室。他们以一个山区贫下中农遭受打击迫害,被定为“暴发户”的名义向接待室工作人员递上了申诉材料,也口头向接待人员倾诉了自家被打成“暴发户”的种种冤屈。由于当时公社还没对其采取什么具体处理的措施,工作人员听来并不觉得是十分严重。于是接待人员也只是安慰了夫妻俩一番,并答复会将材料转到湖南省委处理,说省委会作出明确答复。廖氏夫妇花了七八天行程数千里,就得了个“回家听候省委答复”的结果,并由中央办公厅接待室给了两张火车票回到长沙。
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公社里的斗争气氛却越绷越紧,而湖南省各级政府还是音信杳无。廖光荣担心石沉大海,不了了之。经家人商议,决心要取得中央明确答复。于是廖氏夫妇再次踏上了赴北京的艰难旅途。为了省钱,又采取上次的老办法,俩人只买一张票,另一人“混”、“爬”上车。这次可没上次顺利。混上车不久,由于廖光荣当时弄得蓬头垢面,神色紧张,被一查票的民警抓个正着。问话中由于语无伦次,警察便怀疑他是上车行窃的扒手,并朝其背部猛击了一拳,扭往列车警务室审问。最后列车长来了,廖向他下了跪并诉说了苦衷。列车长见了他那面容憔悴的表情和衣着打扮,又是夫妻双双上访,才表示了同情,让他夫妻俩继续乘车北上。
廖光荣吸取上次只见到普通工作人员毫无结果的教训,再不去接待处了。四处打听更高层的地方,寻求领导支持。有位热心人告诉他,中央领导人住中南海,那地方戒备森严,一般上访人员是绝对进不去的。只有上钓鱼台去,那是中央领导常接待外宾和休息的地方,到那里或许可以见到中央高层领导。夫妻俩得到这个消息后,一边打听,一路步行终于到了钓鱼台。谁知这里也是警卫森严,当向门卫室诉说来意后,警卫室介绍夫妻俩去了一个接待室。收下了送去的申诉材料,并倾听了夫妻俩诉说的原委。最后这位接待人员写了一封信,经密封后嘱咐夫妻俩不要随便启封,直交湖南省委办公厅肯定会有答复的。善良的夫妻俩拿到中央直写的信还很高兴,以为这下会有结果了。又由接待处给夫妻俩买了回程火车票,回到了长沙,并将信件送交了省委办公厅接待室。省委接待室叫夫妻俩回家听候答复。谁知这次上访又是石沉大海。
这倔强的夫妻俩哪里知道,在全国上下大学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围歼资本主义势力,革除小生产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大气候下,有谁会也有谁敢于对这些“重大是非问题”表示不同看法和意见啊!
这对从未出过远门,又是第一次从大山沟里走向京城的夫妻,其意志之坚强,条件之艰难都是可想而知的。他俩两次上京除了靠爬火车以节省的旅费之外,再是由于手头拮据,旅途也多是露宿风餐。两次赴京,夫妻俩从未住过旅社,都是在车站或沿街避静处将就露宿,吃喝更是只求达到度饥解渴了事。两次都是最后钱花光了,还到餐厅和饮食店捡过食客们剩下的餐点和饭菜。当这次回访,听了廖光荣倾诉这些情形时,我内心是惊愕的。我对廖家特别是廖光荣夫妻这种遭遇,除了表示深深的同情,就只有深深的忏悔!现在我能体验到的是一个执政党如果在制定方针路线政策上发生错误,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后果已是够严重的了。那场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名把矛头指向“小生产者”的运动,如果不是被十一届三中全会刹了车,那影响也将是深远的灾难性的!
县城惊现批公社党委书记的大字报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毛泽东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发明,说这是“四大民主”的形式。历史经验证明“四大”把一个中国折腾够了。“文化革命”时期,本人也曾是写大字报、传单的好手。“文革”期间,自己也一度被那些大字报和传单批得抬不起头来。因为“文革”初期我曾被推举为当时浏阳县委机关“造反有理司令部”的“司令”。后来两派斗争激烈时,又被推举为浏阳县对立两大派组织之一的“浏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革联站”)的“司令”。所以时至今日,还有不少老同事特别是连当时的县长后来的县委书记,现在仍称呼我为“黎司令”。可是,“文革”期间,我这“司令”曾是被整得够呛的。因为1967年中央“八·十决定”出台之后,我们这一派被打成了“保守组织”,我被“革命派”们关押、反省、批斗、劳动了近一年时间。那时浏阳城里点名批判我的大字报、传单、大标语已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中央对群众涂写大字报虽不曾封杀,但有规定写大字报必须贴在政府指定的地方才不犯法,而乱写乱贴却是“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安定、团结”。谁知“文革”十年之后的1976年,浏阳县城忽然又出现批判我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了。写这些大标语、大字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两次赴京上访的农村木匠廖光荣。他为了扩大影响,选择了一个十分敏感而有利的时机,就是趁当年5月,浏阳县委正在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大会期间,地点就在大会驻地县委党校和浏阳城的最繁华的十字街口。他涂写了好几份大标语和大字报,内容是“愤怒声讨白沙公社党委书记黎暑生实行‘土政策’的滔天罪行!”“请到浏阳十字街口看大字报”等等。一时震惊了浏阳县委和整个三级干部大会,也震动了整个浏阳城。由于这是“文革”后多年浏阳不曾见过了的情景,是一位山里农民,发起对一个曾在浏阳县城被大字报点名批判过的又是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角色的“声讨”,所以显得更为抢眼。当时我那正在浏阳一中读书的女儿,不知是发生了什么风潮,还痛哭了一场。
廖光荣除在县城涂写大标语、张贴大字报以外,在白沙公社集镇也张贴了不少大字报。主要是申述自己的家庭收入虽高于本生产队农民,但是靠劳动所得,既不是黑包工头,也没搞剥削。特别是外出做工都由大队开了证明,完全是经大队批准了的合法行为等等,以证明公社实行的完全是“土政策”。
廖光荣采取的这些行动,无疑也引起了上下关注。经他这么一闹,白沙公社、廖光荣本人和我这个公社党委书记同时都在全县扬名了。所以才导致后来浏阳县委领导一再来白沙公社检查指导工作,一再强调要稳定政治局势和群众情绪,横扫歪风邪气。
我当时所抓的这个典型和其产生的后果,不能单纯看成是在一个农户,一个公社范围内出现一个个案或典型,而是那个时代,那一套理论演化出来的一个标本。我当时执行的到底是“洋政策”还是“土政策”?“洋”和“土”并不重要。历史经证明,这“洋”的和“土”的政策和做法都由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最具权威的回答。《决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即当时宣扬的‘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不仅是我对廖立刚一家开展错误斗争的精辟解剖,更是对人民公社晚期实行“左”的农村工作指导方针深刻、明了的经典阐述和结论。
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与我的老对手、山区小木匠坐下来促膝谈心,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时,两位当时血气方刚的汉子,现在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觉得好象是做了一场梦。他说当时之所以写大字报,明知是没多大作用的,民是斗不过官的,也只是无助的、愤怒的心情无法表露,以此借以发泄的一种方式,是当时的“大气压”下逼出来的。当今这和谐社会的气氛两位老人都亲身充分体验到了。现在农村和农民的环境之宽松,是过去无法相比的。回访期间,当地有位十分熟悉,现已经六十多岁的农民兄弟,见到我谈起往事,谈起现状,他说了一句十分普通、平淡而十分深刻的感言。他说:“老书记,现在我是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早出了几十年世,艰难时期被我们赶上了,和谐、幸福的年代却被孙辈们遇上了”。听了他发的感慨,我不免也有同感,我由衷地敬佩一位山里农民,对当今的和谐社会的体验,其感情表达得这么深沉和到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历史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忘记历史,未尝不是一副头脑清醒剂。
粗暴野蛮的“赔退兑现”

《红旗飘飘,警惕复辟》散发到本公社各大队、生产队后,发现确实在全公社震动很大,经过再次修改补充,又请刻写钢板的高手重新印了几十份,发往本区各公社和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我还亲送一份给县委第一书记,并当面作了汇报。他看后指示说“观点正确,论据有说服力,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影响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普遍性问题。既然抓上了手,就要一抓到底。”谁知虽在高压之下,廖立刚之子廖光荣,一口咬定“一个木匠靠做工赚钱,竟是‘资本主义’、‘暴发户’,哪有这世道。”毅然带上老婆,先后两次迈出了上北京上访的艰难历程。见廖光荣从北京回来后,杳无声息,我们分析他并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公社党委研究,进一步摆出打进攻仗的架势。按照当时各级“左”的指导思想,公社有针对性地制订了一九七五年年终分配中打击“劳动力自由支配”等的一些“政策”。
按这些“政策”、“规定”计算,廖立刚家共应赔退1000多元。大队将应赔退数告诉了廖家。此时廖光荣不仅不认帐,还在县城在公糊大字报。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县委由一副书记亲自带队,率领县农村办干部来白沙进行了复查,并按湖南省农办的意见重新作了个批示。县农办所定应赔退数额还高出公社核定数一二百元,大大鼓舞了公社党委的“斗争勇气”。为了耐心等待又拖了几个月时间。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县委正式布署全县农村开展“一学、三批、五大讲、三算三比见高低”的运动(一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批: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五大讲:讲路线、大局、团结、党性、纪律。“三算三比”,一算每个农村劳动力一年为集体出勤多少;比干社会主义决心;二算每户社员给集体投了多少资、多少肥,比对集体的贡献;三算家庭公私收入比重,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号召“三算三比见高低,选了先进就要学,抓了头子就要批”。这“三算三比”运动,无疑对公社清查的廖立刚一家手工业副业单干很有针对性,加上有了县里的文字批示,为公社组织让廖家经济退赔兑现定下了基调。于是公社立即研究如何使县、社赔退方案兑现。后又多次派大队干部上门做工作,一是宣布廖家最终该赔退多少。二是叫其作好赔退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谁知反馈的信息是,廖光荣仍思想不通,并声称:“人一个,命一条,钱没有,要搬东西你们自己来。”
拖了近一年时间,几位公社领导分析,叫廖光荣家主动赔退已是不可能的,就剩下上门强制赔退一条路了。又分析了凤山大队党支部“软、懒、散”,缺乏战斗力的情况。必须通过整党整风,健全和调整领导班子,“增添新鲜血液”,在提高支部战斗力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对廖家的赔退兑现和打开下街生产队这个“土围子”。于是1976年9月,以我为首派工作队进驻凤山大队,在“三算三比”的基础上,又根据大队支部缺乏战斗力的情况,加了个“一算一比”。即:“算党员一年参加学习和阶级斗争的次数,比阶级斗争觉悟”。以此为主要内容先是进行整党整风,然后调整了支部领导班子。我感觉到是“趁热打铁”对廖立刚家强行搞赔退的时机到了。当大队整党整风达到高潮时,9月18日,我向大队党支部提出:“这是检验整党整风成果,考验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路线觉悟高不高、支部战斗力强不强的时候到了。今天就全力以赴上廖立刚家,组织赔退兑现”。我自告奋勇担当“战地指挥”,并作了精心部署。为防止其长子廖光荣行凶,由四五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党员将其进行隔离控制;其他党员分为三组,一组负责抬棺材,一组负责赶猪,一组负责担谷。
进行中首先有赶猪的一组来报告说:“廖立刚老婆将身子伏在猪圈栏栅上,不让开门怎么办?”我说:“叫四个人齐动手将其拉走”。结果廖家的一头200来斤的大肥猪被赶走了。
不久又有抬棺材那组来报告说:“廖立刚躺在棺材里不出来怎么办?”我说:“搞七八个人一齐动手,将其像倒东西一样轻轻倒出来就行了。”这样,廖家的棺材也给抬到大队了。
当认为任务已基本完成时,现场一阵骚动,传出“廖立刚老婆投河了”的喊声。我虽然当时内心有点紧张,为鼓舞士气,稳定在场几百围观群众的情绪,除叫将人救起来以外,还理直气壮地对大家说:“今天对廖家采取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集体济的革命行动,希望广大群众提高思想,擦亮眼睛,辩明是非。大家都知道这河里只有一两尺深,不会浸死人的,只是廖立刚老婆以死相威协的一种手段。”几百群众亲眼目赌了这个场面和我的作为。后来“黎蛮子”这称呼便在白沙这地方暗地里传开了。
当年流行过一句通用语,即回忆发生不久尚记忆犹新的事叫“过电影”。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来过一过当时的“电影”,真让人深感内疚和心寒。
不吃软的来硬的 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廖立刚家的事经反复折腾,一时把个浏阳城和白沙公社闹得沸沸扬扬。我感到这个对手确实是难以对付的,于是也曾试图采取温和点的办法进行试探和引导。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我带领工作人员,上他家开了一个家庭会。主要是学习当时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姚文元等人文章的有关章节。围绕“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议题进行一些启发和诱导;以此证明公社对他家开展的清算完全是正确的,并非公社的“土政策”。但没有奏效。户主廖立刚所坚持的观点是:他儿子外出光做工,既不是搞黑包头也没搞地下包工;既没搞剥削,也不是干轻松活赚的轻松钱。共产党也想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为什么靠劳动赚点小钱就成“暴发户”了,想不通。老大廖光荣说,他对现在的政策难以理解,除承认自己砍了集体几根树做了家具算是犯了林业法外,其他不知道犯了什么,作为农村手工业工人,只知做事要赚钱,赚钱靠做事。共产党原来讲劳动光荣,现在却成了劳动犯法,实在想不通。其在学校教书的老二则说,一个手工业工人,虽外出搞了单干,但一年还是投了360元资,记了三百个工,认为对生产队的贡献也就差不多了。其儿媳妇则说得很激动,“靠劳动、靠做工成了‘暴发户’,以后还做什么?都学懒汉算了。”这次家庭会无果而终。
后来又与大围山区公所研究,换个法子,给其在职教书的老二施加点压力,由学校安排了几天假期,令其回家去做家人的转化工作。当年7月中旬,老二在家待了三天,在领导和家人的双重压力之下,艰难地做家人的转化工作也未能如愿。他向区委和公社党委回报说:自己通过学理论,对照检查,思想是通了,但是家里人第一不通的是哥哥,第二不通的是弟弟,第三不通的是父亲。特别是大哥,还说“不过是两个‘了’字。一就是房屋不要了,二是命不要了,除死无大灾,讨米无再穷”。他对家人已是束手无策了。
又拖了将近一年时间,见公社党委没有什么动作,社会上传闻四起。说什么公社是“一紧二松三不要了”。“碰到硬钉子户就深入不下去了”。“双抢大忙顾不上了”等等。就在这个时候,浏阳县委布署在全县农村开展一场“三算三比”的政治运动。我认为这是大好时机,便于1976年8月13日亲赴凤山大队开了个群众大会,对群众中的种种议论进行释疑。宣布与廖立刚的斗争现在已到了“由相持阶段转入激烈的决战阶段了”。“农业要上去,与廖家的斗争就要进行下去”。这个会算是向廖家打个招呼,也想看看是否对其有所震慑。会后又叫大队党支部上门,一方面再做点转化工作,另一方面也试探其对会议的反应。可事实证明无济于事。于是9月12日,我组织公社和各大队干部共20多人,进驻凤山大队开展“三算三比”试点,共忙乎了12天,最终采取强制手段,使廖家作了经济赔退,可是矛盾却进一步激化了。特别是他家的那位十分泼辣的儿媳妇,经常在家里或当街大骂公社和大队干部。10月中旬,我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期间,由公社一位副书记坐镇,凤山大队支部在公社礼堂组织了一场对廖家媳妇的批斗会,由于这妇女十分强悍,还特地抱了一岁左右的孩子赴会,导致批斗会一片混乱,有几个青年民兵积极分子,企图拿绳子将她捆起来,在争取将她手中的孩子抱开时,争夺中不慎将孩子跌到台上。此时廖光荣按捺不住了,主动冲到台上大喊“事是我惹出来的,要批批我,要捆捆我”!那些“积极分子们”真的又将他捆上了,直弄得廖头晕眼花才由公社干部扶到公社办公室休息,会也就此散了。自此以后,廖家人更是怒不可遏了,廖光荣甚至多次放出话来,有朝一日,要几斧头砍死我这位公社书记。我从大寨参观回社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公社此举虽压下了廖家的“嚣张气焰”,内心也认为公社对批判会把握失当,有过火行为。特别是对待小孩子的问题上,是个大失误,影响很不好。但由于按当时的理论,将廖家的这场斗争上升到了“现实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上当时“文革”遗风犹盛,所以我还以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段语录去安抚大家,以提高坚持斗争的底气。
从此,廖光荣欲对我行凶的传闻,越传越多越逼真。当时我也才三十多岁,血气方刚,觉得对此要加以认真对付和防范。于是叫公社武装部长给了我一支自动步枪和几发子弹,以备发生紧急情况时作为“自卫武器”。我还有意叫公社干部传话出去,说我“文革”期间是浏阳县保守派组织的头头,曾真刀真枪指挥打过仗,那会怕木匠的斧头。甚至扬言,有人向我报复行凶时,小心子弹走火。从此这枪和子弹就一直放在我衣柜里三四年,直到工作调动前才交出去。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斗争是何等激烈、尖锐和残酷。我对待农民的做法不仅仅“左”也近于野蛮;我这党委书记不仅只是天不怕地不怕,也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我一生中除了“文化革命”那是大气候所然,全国上下皆然,个人没什么值得特别检讨的。而作为党委书记,对一个普通农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造成的后果,当时在全县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不仅伤害了勤劳、忠厚、倔强的这位农民兄弟全家,也使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县委领导几度亲临表示声援

廖光荣与公社的抗争由于既是两次北京上访,又是在白沙公社和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到会场门口和浏阳县城写大标语和大字报;特别是在强行对其作出经济赔退之后竟扬言要行凶,使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不仅在白沙乡间,在整个大围山区甚至在浏阳县城和全县都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当时又正值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县委又将廖光荣的一系列行动与“右倾翻案”联系起来,作为其在基层的一种表现来看待了。因而当时的县委领导对白沙公社的政治形势也特别关注。
首先是1976年5月,县委派当时的组织部陈副部长来到白沙公社,在公社党委会上,他说:“根据县委几位书记的指示,一致认为廖光荣到处张贴和涂写大字报,与中央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中央有规定,对干部有意见贴大字报,也只能贴在指定的地方。当前主要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却宣扬资产阶级法权,这是错误的。他为什么写大字报,主要是去年清算了他,几次告状没告准。因为‘三算三比’不是什么‘土政策’,这不是白沙公社搞起来的,是县委、省委创造的新鲜事物。至于劳动犯法不犯法,要看为谁劳动,为集体劳动要鼓励和奖励。为个人发财你舍命劳动也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搞赔退应不应该?因为农民劳动一天没有全部分回去,作了部分扣除,这是发展集体生产所必须的。至于清理年限没统一规定,主要看态度好坏。此事如何处理,县委意见尽量做思想工作,现在仍是内部矛盾,做到仁至义尽”。
1976年9、10月间,县委见白沙公社和大围山区一带为处理廖光荣家的事,社会舆论还是沸沸扬扬,于是县委余副书记再一次亲自来到白沙,为廖光荣一事作了专门指示。他说:“首先应当肯定廖光荣搞资本主义,批判、斗争、教育是完全应该的。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党的根本,学大寨的根本。廖光荣长期单干,政治上批判,经济上赔退,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主要是为个人发家致富。他认为是大队同意了,收入部分交了队,又是靠劳动所得。同意了也是不对的,也是支持了资本主义活动,资本主义没有错误路线支持是不行的。现在看还是内部矛盾,并未发展成对抗性矛盾。有几件事区社要统一思想认识。①对斗争会发生捆人的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什么捆人?当时很难避免,内部总结是必要的。②与廖光荣的斗争是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要敢于斗,还要善于斗。白沙公社敢于斗是好形势,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斗争是修正主义的观点;又要善于斗争,留有余地,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有时讲话或算帐出现过头行为,要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政治上严一些,经济上留有余地,有利斗争。下一段怎么搞,当前是认真深入批邓,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认为有个廖光荣在闹,就不敢抓了,这样就会犯错误,对巩固发展大好形势不利。何况与廖光荣的斗争不是错了。廖的问题暂摆一摆,只有在继续抓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①全社要继续大抓阶级斗争把邪气压下去,然后再着手解决廖光荣的问题。②大队支部如有人支持他,首先要解决支部本身的问题。不要绝对化,对与错都不可能百分之百。”
八月二十一日晚,区委书记召开了全区电话会议,肯定“白沙公社打击资本主义,方向正确措施有力”。
在此同时,县委宣传部刘副部长认为白沙当时政治空气很浓,也带上数百本学习资料,提出要在白沙办一个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学习试点。当时我没有立即接受,叫他放一放,让公社党委再研究一下。主要原因,一是对“三项指示为纲”中的“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我很在意。白沙公社1975年到1976年这两年间,花在抓阶级斗争方面的精力也实在太多了,光一个廖光荣的事就闹了近两年还不能收拾,我正在反思这是为什么。二是上任伊始,就曾设想着要为改变山区面貌干一番事业,如建电站、修公路、抓教育都开始行动了,又要搞建设又要应对大量的社会问题确实太乱了、太累了。三是对前段抓阶级斗争的问题,自己也曾对照“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进行过权衡。特别是在县委组织部长五月间来公社作指示时最后结束语“现在仍是内部矛盾,尽量做思想工作,做到仁至义尽”这几句话,对我是有触动的。加上事后我又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机关负责人会议,叫他们收集和反馈一些下面群众和干部职工对公社党委前段工作的看法和意见。如有人说“干部职工有几项扣除?为什么对农民却有硬性的‘六项扣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限制了农民。”“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太紧了,当心会暴箍的。”当地林场工人反映:“廖光荣都是劳动所得,又没投机倒把,完全是靠劳动挣钱,公社是否过火了”。还有人反映“一个妇女种自留地,收一只南瓜比一个劳动日还值钱,为什么不让干呢?”听了这些对我都有所触动。所以当八月间县委宣传部长再次来商量办批邓学习试点的事时,我表示不想再在这方面多花精力了。他带来的那学习资料最后也成了废纸。特别是到当年九月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相继逝世和不久的“四人帮”倒台,全国的政治形势又开始了剧烈的变化,继续大抓阶级斗争的温度也大降了。
当年我这血气方刚,对党有朴素感情,对当时提出关于“小生产者”的那一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又十分认真、执着的公社党委书记。加上有了各级领导一再明确的、面对面的支持和声援,所以自认为所抓的这个典型,是个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活教材。从我当时在白沙公社处理廖光荣这个普通个案,可以看出当时各级领导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主要是上上下下都循行了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结纯性”的思想轨迹。
统一行动清查“外流人员”

人民公社化后,对农村人口流动、劳动力外出是抓得很紧的,不仅有种种限制,也对农民擅自外出生出了一些政治意味很浓的说法。如“劳动力自由支配”、“ 劳力外流”、“外流人员”、“流窜”等等。这些都是政策不允许的,也是各级领导们下文件、作报告时,作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而常用的口头禅。不仅口头上常批,在行动上,公社每年都要组织一至两次清理外流人员的统一行动。外出的限令追回,外来的限令回家。有些经常外流的,抓到后不仅要罚工罚款,个别“屡教不改”的甚至要被批判斗争,游乡示众。
白沙公社这地方地广人稀,山高路不平,农村田土不少都悬在山坡上。下地干活,上山砍伐竹木,造土坯房等重体力劳动素有雇用外来人员的习惯,所以这里的外来人员特别多,每年的清理任务也很繁重。加上我任职之后的头一两年,在上级机关和部门都认为白沙公社阶级斗争抓得“有力”、“扎实”,而廖光荣“上京告状”和上县糊大字报都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上级当时都认为白沙这个大山沟竟成了阶级斗争激烈的“敏感地区”。所以县委和县委宣传部门、县政法机关对这地方也特别关注。
由于当年上下都认为白沙是个阶级斗争激烈的敏感地区,1976年冬,浏阳县公安局奉县委指示专门组织工作组来白沙公社泉丰大队,以外来人员的种种表现作为阶级斗争的课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工作组查明泉丰大队近三年先后共有262人流入,分别是四种人:在原籍犯了“错误”想远走高飞的占20%;“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外流图轻松的占35%;在当地闹“派性”搞“无政府主义”站不住脚的占15%;因生活暂时困难外出谋生或受骗上当外流的占30%左右;只有一两个是一贯流窜为非作歹的。当地吸纳这些人员的原因主要是基层干部“思想路线不正”,重副轻农,接受外来人员吃请送礼等等。同时查明,由于外来人员多,给当地带来了不少社会治安问题。年内共出现乱砍伐森林、抢购套购粮食、赌博、拐带妇女、乱搞两性关系、打架斗殴等案件20多起。县公安局建议公社开展一次全面清理外来人员的统一行动。
1977年春耕前,根据县公安局的建议,公社布署各大队生产队和所有机关部门、工厂企业,集中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彻底地一个不漏地开展清查登记外来人员和集中遣送外来人员的统一行动,并得到县、区各级的支持。由区及公社各机关部门和公社、大队共抽调干部71人。公社设指挥部,下设清理组、审查组、保卫组和关卡组。以大队成立清理小组。每个生产队设一情报员。实行岗位负责制,并在全社关隘要道设立19个关卡,分别派民兵把守。开展全社性的清查和遣送。具体要求是:非本社人员一律清;有县计委以上机关证明的只登记;有公社证明的做好工作动员回去;只有大队证明的一律动员回去;无证明的或证明有疑问的先送公社审查后再送回原籍;虽手续齐全但犯过错误的也要送公社审查、甄别、教育。通过全面清理,共查出来自上海、四川、浙江、江西和本省涟源、宁乡、平江、长沙、临湘及本县的外来人员共228人,全部登记造册在案。本社共查出外出人员192人。对外来人员由公社逐个审查了153人,共审出无证人员8个,伪造证件的5个,属长期外流的6个,清出有前科的拐骗盗窃犯和历史反革命各一名。此次清理受到上级公安机关的肯定和表扬。
其中本社有个自行组建的生产队共10多户56人,是未经公社同意从宁乡县非法集体进来的。经浏阳县与宁乡县协商,同意全部送回原籍安置。组织遣送这批人员时,我见公社干部都面带惧色,于是自告奋勇,带一名干部亲自遣送。这次送外来人员去宁乡,还险些要受皮肉之灾。事情的原委是:几个月前官渡公社押来一外流人员,此人在当地进行赌博活动,抓后经审讯他还是个曾偷越国境的罪犯。此人在审讯时供称,曾与住在白沙公社的宁乡籍青年陈某是赌博同伙,特押来核对口供并深挖是否还有其他犯罪行为。公社将陈某传到公社讯问对质时,陈坚称不认识此人。公社特派员向我作了汇报,并说不承认定有隐情。我听后认为事关重要,于是亲自出马审问这押来的人,他一口咬定与陈某早就相识,且最近常在官渡一带赌博,决不会认错人。于是我将陈某叫来,连喝三声“此人到底认不认识?”陈某咀硬,连回三个“不认识”。我气愤不过,刮了他一记耳光。这时陈才连连回答“认识”。最后终于把这赌博案子审彻底了。这是我任公社书记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自动手打人。
这些被遣送的宁乡农民,在原籍有的是基层干部,有的是“文革”期间的“造反头头”,多数都是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物。这次我同车送他们回宁乡时,在浏阳境内都还称我“黎书记”,车出浏阳以后就改称“姓黎的”了。我心里知道这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毫不畏怯,只觉得此行会有风险。车到宁乡收容所,那陈某便放出话来“身为公社书记打人,这回到了我们宁乡,我要打回来。”在宁乡收容所,我住在楼上,他们五十多个人住楼下。晚九点左右,忽然有人起哄闹事,大叫要我出面答复,他们究竟犯了什么法要进这收容所。我在窗口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你们住收容所叫我答复,我住这收容所叫谁答复”。人们无言以对,闹了一阵便自觉地睡觉去了。第二天,与县民政局交清了有关手续去车站乘车时,他们组织十来个人堵在汽车站揪住我不让上车,并引来不少群众围观。我见情况不妙宣布不走了,有事到县政府去。此时恰有一位宁乡公安在站前马路上执勤。我忙上前亮出身份和相关证件,说明原委。这位五十来岁的公安坚定地说:“上车”。并用他老公安的手头工夫和威力拨开了所有围攻的人,使劲将我们两人推上了公共汽车,我们这才扬长而去。
当时全国上下的反复清查“农村劳力外流”,把农民紧箍在几丘田里这也不能干那也做不得;现在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和倡导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不仅仅是工作思路的转变,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转折。这无疑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英明决策。
别出心裁治“顽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产生了一个特有的时髦名称“水佬倌”。是专为那些近似“流氓无赖”的小青年而起的。“文革”后期有段时间是由军队派干部掌管各级的党政财文大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政委卜占亚在担任湖南省“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时,曾在全省一次干部大会上给“水佬倌”画相云:“长头发、喇叭裤、海魂衫、歪戴帽、口叼烟”。此顺口溜还见诸报端。后来有的地方还发起过“打水佬倌”剪喇叭裤和长头发的行动。当时民间对那些打扮入时有点“流里流气”的小青年,动不动就称之为“一只咯水佬倌的样子”,使有些年青小伙抬不起头。在社会上对这些角色除了青年人孤芳自赏,其他人多数是表示厌恶的。现在想来其实只是当时年轻人穿着打扮的一种时尚,大可不必如此口诛笔伐,完全是当时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记得当时派往公社中学参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一位代表,是一位农村大队支书,当地的老布尔什维克。公社有次决定叫他带领30多位高年级学生去毛主席家乡韶山和长沙市参观,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参观回来他郑重其事向我详细汇报了这次参观的几个主要收获。最后掉转话头,心情沉重地向我作了个检讨。说:“这次我有件事没掌握得住,可能出了点轨。”我忙问什么事。他说一行30多个学生,竟有20多人买了弯把子伞。我说“这算什么问题呢?”他说:“这弯把子伞是‘水佬倌’的行头,你没看见,不少水佬倌有时就将伞挂在肩上或颈上多难看,有的甚至拿它去勾女人的头发、裤脚和衣服。”当时我听了这些心里很茫然。
白沙公社这地方原来人称“小南京”,我任公社书记时,常到白沙集镇一带活动的青年人特别多也特别活跃。有来谈情说爱的,也有来这里寻找恋人或一饱眼福的。原因是这里有个县里办的凉席厂,集中了三四百年轻妹子,因而对本地和外地的年轻小伙很有吸引力。所以在厂区周边,有的人或耍流氓,有的人或争风吃醋,还有的人对女方不满,被女青年白眼追求落空等等。单个或聚众闹事的,时有发生,常要公社公安特派员组织当地民兵去帮助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秩序。
有次凉席厂领导来公社汇报了一件既令人气愤又啼笑皆非的事。说最近一段,女职工宿舍晒在外面走廊上的衣服,其内裤和尼龙袜经常被偷,可别的衣服不要。共已被偷去内短裤200多条,尼龙袜100多双。我分析这肯定是流氓无赖作案,是因对厂内女青年不满故意搞恶作剧的。因工厂是县办的,案情也比较复杂奇特,我叫他们请示县公安局,公社也派力量配合一起破案。
不久,案子终于破了,是公社附近三四个小青年所为。可偷的内裤和尼龙袜子都还集中藏在一个地方。县公安局来人在与公社一起研究如何处理这个案子时,都感到棘手。说是盗窃又金额不大,罚款也不好立个什么名目,且又不是以谋利为目的;说流氓,他们又没动手调戏侮辱妇女。县公安局来的领导说此案尚无先例,判刑也不够(因当时尚无治安拘留的处罚条例),由公社自行处理算了。最后我提出:那就造造声势,把这伙人搞臭为止,以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后来在全公社开了个批斗大会,别出心裁地将所有被偷的女内裤和尼龙袜用好几根绳子串起来,挂在会场周围展示,作案者则站在下面示众。人们为了好奇看热闹,以致到会的达二千多人。在会场内外,人们对那些作案的和我们组织的这种会议形式无不啧啧称奇。
当我写完这节文字,并最终落下“小青年们的作为和我当时处置这事的方法都可算是空前绝后的了”时;2009年8月26日湖南《潇湘晨报》登载了一篇令人捧腹的消息。“英国一58岁的市长大人专偷女性内衣裤。”称英国普里萨尔市的女性居民们最近陷入了恐慌之中,她们摆放在家中卧室橱柜内的花内裤经常无缘无故失踪,警方接到了多起“内裤失踪”的报案。当地一女子因内裤多次失踪很担忧,便在自家卧室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结果这摄像头果然拍到了一名男子再次闯入卧室偷内裤的情形。后经排查比对,这“内裤大盗”不是别人,而是本市市长大人斯塔福德。我对小偷偷女人内裤起先结论为“空前绝后”,看来世上的奇闻怪事常是“无独有偶”。我对偷内裤者起名“顽劣”是“顽固无知,品行恶劣”的意思,可英帝国的市长大人也出这“洋相”就离“顽劣”甚远了。
花样翻新治赌徒

赌博是旧社会里遗留下来的一种恶习。到近十来年才知道,世界上不少国家还专设有赌场,建有赌城。中国解放前,禁赌在多数情形下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人民公社时期,党员干部在浓烈的政治气氛中是很少有官员参赌的。由于“阶级斗争常抓不懈”,加上老百姓手里钱也不多,因而赌博在广大农村也未能形成风气。可是在白沙这个“小南京”,解放前后一直赌博盛行,屡禁不绝。在我到公社任职之前,每年都要抓赌几次,抓来后,或游乡示众,或罚工罚款,都无济于事。当地有个经典笑话,说公社院内栽的那两棵一丈多高的柚子树,是某年由某大队一位赌徒李某因赌博罚苦工时栽的。后来树渐长大,可这李某为参赌年年要被抓几次。有年公社公安特派员见这棵柚子树长大了能栓住人了,于是每次将李某抓来后,就用绳子将其栓在这柚子树下示众。令其不停地喊“我李某是个惯赌,屡教不改,不仅对不起党和贫下中农,对不起亲友子女,也对不起我亲手栽的这棵柚子树。”这办法并没有除掉李某的赌瘾,后来又搞了若干次“对不起柚子树”的惩罚,依然如故,在当地成了一段笑话。
我到白沙公社任书记后,群众看到我抓什么都很坚决,于是常有基层干部,甚至赌徒家属,来公社反映赌博情况和要求惩治赌徒。我到任不几个月,又按惯例在全社开展了一次抓赌的统一行动,一举抓获新老赌徒三、四十人。公社特派员问我怎么办,我说:“开学习班”。特派员说:“开学习班有什么用,学什么呀,难道学‘老三篇’不成。”我问他平常用什么法子整治这些人,他说:“一罚款,二罚苦工。”我说:“不行,我刚来,不能大凶狠,还得先礼后兵。”在学习班上我讲了一通“赌博危害”等大道理之后。大家都低着头一言不发。我忽然产生一个灵感,学习班改启发讨论式为问答式。我说:“大家既然不好发言,那就换个方式,由我提两个问题大家一个个回答总可以吧。”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赌钱的都是些恶贼,大家承认吗?”全场鸦雀无声,寂静了几分钟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各位参与赌博,也有谁出门就想输钱的吗?”一下子群情活跃起来了,七嘴八舌的都讲“出门赌博只望赢,哪有望输的”。我说:“这第二个问题算是统一了,出门赌钱只望赢不望输。”接着要大家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哪位在赌场上赢了钱,见到同伙中有人输了钱的家庭困难,或明天就没早饭米下锅了,也有退过钱的吗?”于是全场又活跃了一阵子,都说:“赌场上从没这回事,赢得再多也不会退钱。”我说:“我要为今天的学习班作总结了。我首先讲参与赌博的人都是恶贼大家都不承认;问出门赌钱望输还是望赢,大家都说只望赢从不望输;最后问在赌场上赢了钱,对那些家庭困难的甚至明天就没有早饭米的退过钱没有,大家都说从没退过钱,这种人不是恶贼是什么?”大伙低着头,无言以对。我接着又问大家:“今后如果再赌,该怎么处罚?”大伙都低下了头,特派员接着说:“上一次是每人罚工三天,罚钱少的20元,多的100元,这回怎么办请书记作决定。”我接着说:“我到贵公社来任职,这才是头一次与大家开了一个问答式的学习班,把它提高到参与赌博的都是恶贼的程度,大家也无法反驳,算是提高认识了。先礼后兵吧,这次每人只罚款5元,也不罚做苦工算了。”当时特派员很不高兴。附耳对我说:“原来罚50至100元有些人都不当回事,这5块钱不痛不痒更不会当回事。”我说“还有下文,这次学习班很简单,罚款也是象征性的,大家也没什么压力,我最后要大家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下次再犯了怎么办?’。”这时又是一阵七嘴八舌,其中有一位站出来说:“新来的书记这么宽大我们,态度也是那么和气,如果再犯了随你怎么处罚。”我立即站起来对大家说:“我就要了这位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再犯了随我怎么办’行不行。”在场的人为了早脱身,也以为我是个软弱又心平气和的人,于是一致表示“以后再犯随你怎么办”。
有些参与学习班的人以为“以后再犯随你怎么办”只是一句戏言。此后只少数人有所收敛,不少人旧病复发,照赌不误。几个月后,又在全公社抓过一次赌,抓获参赌者二十三人,这次再没办学习班了。因这些参赌人员多数是进了上次“学习班”的,我又对他们说:“有些人太不争气了,上次那么宽容大家,你们却把我这书记的话当儿戏,‘再犯随我怎么办’是大家一致赞成的,这回我可要信口开河了。起点是每人罚100元,对于惯赌怎么罚由我说了算,查明情况后有的还要坐牢。”于是组织组织二三十人的队伍上门兑现,其中几个惯赌和赌头,我亲自带队上门罚款二百三百不等,坚决兑现。有钱的拿钱,有猪的赶猪,有谷的担谷。有户惯赌,其家属气愤地对我说:“我丈夫屡教不改,少了钱将他被子搬去,家里人没意见。”于是我真的叫人当场将这人的被子搬了(几天后才叫其老婆背回去)。这期间又抓了一个六十二岁的教过年轻人打牌赌博的老妇,以“一个把青少年引入岐途的教唆犯”名义通报全社公开处理,并由县委办作为典型案例转发到全县以引起重视。这一年之内,全社共公开通报处理赌博案件四起。后来经公安侦查,还抓了一个有几十年赌龄的赌头判了九年徒刑。从此,我在公社工作的四五年内,真的没人再参与赌博了。后来我在区、县介绍治赌博经验时还说毛主席曾说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这治赌方法叫“由赌徒们自我授权自己处理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种做法无所谓“法治”,只是“人治”的典型。
慎重其事 整肃“男女作风”

历史上称白沙这地方“小南京”与这里的男女风情不无关系。据说以前由于山里竹子多,共有小造纸厂上百个,本地的外来的造纸工人不少。远离亲人手头经济也充裕,免不了会用工余时间去沾花惹草。后来有人说白沙由于历史原因,男男女女也特别风流。
六十年代我在浏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工作时,就知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夕,全县揭露的几个区和公社干部男女作风问题严重的典型,其中就有白沙公社。我就是当时被派往白沙公社查案的干部之一。后来公社党委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双开了,还有两位党委委员受了党纪处分。那时对党员干部与婚外女人搞关系轻则称“乱搞两性关系”,重则为“腐化堕落”,都是要受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的。
我新上任时,首先并不在意。当认真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当时指出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最高指示之后,才开始有所警觉。不一两个月,街上就有传闻,“有位刚来的公社副书记搞腐化”(即男女不正当性关系)。经查,原来这位副书记十多年前在外地工作期间确有一次这方面的错误。当时我感到这事非同小可,得引起重视。一方面让这位书记干脆在公社群众大会上公开这件陈年旧事,以正视听;另一方面我在会上誓言抓好干部作风。当时公社有一年轻干部正在与一知识青年谈爱,常常关着房门。我便批评“你们谈爱可以,但不能关着房门,关门谈爱容易出问题。”后来这知青在集镇上租了一间房子,与那公社青年干部常幽会。被我知道后,我竟派公社秘书去暗访将这事揭穿,还在公社干部生活会上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农村里的人都知道先奸后娶是不正当行为,干部更是不能允许。”
当时公社党委还专题研究,基于白沙这地方的所谓“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对男女作风这类“伤风败俗”的事,无论在干部队伍内还是在社会上都要狠抓几次。
首先公社派人到新安大队抓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农民的老婆,四十一岁的妇女曾××的典型。查明她解放以来,先后与33个男人,其中共产党员7个,国家干部职工4个,大队书记4个,其他大队、生产队干部13个,社员4个,外流人员3个,五类份子5个乱搞男女两性关系。腐蚀了一大批干部,导致被开除党籍、干籍的5人,撤职1人。还说有的人与她搞上关系被腐蚀后,大队生产队的会议也很少参加了,“政治夜校”也不去了,出工也没精打彩了,与地主家亲如一家了。并将这一案例加上一例赌博案,以《腐蚀人们灵魂的两个典型》为题,打印通报至各生产队作为“拒腐防变”的学习材料。号召全体干部社员认真学习领会,以确立反腐防变的思想作风和社会风气。
此后,公社又根据下面的举报和揭露的情况,抓了几个在当地名声不太好的妇女到公社反省交待“作风问题”。一时弄得乡下有些妇女人心惶惶。有的大队甚至动用民兵抓嫖客、“捉奸”。有个大队群众擅自抓了一位56岁与一28岁青年发生过性关系的妇人到白沙大桥上示众,其罪名是“老婊子腐蚀青年”。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对此公社不仅听之任之,反认为干部发动了群众,群众认清了危害,对“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十分有益”。有个大队支部书记竟在大队作报告时宣称 “五六十岁的男人与十七、八岁的妹子搞关系就是‘强奸幼女’”也让人哭笑不得。
时过境迁,去年有一位从白沙迁入城里,住在我家只一二百米远的中年妇女,在一次与我夫妇俩谈起白沙公社的往事时,向我们传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她说:“你这书记人老了倒爱开玩笑也很随和了,那时人家都说你跟阎王爷似的,一本正经。我听说你在白沙时,曾有四五个中青年妇女一起议论过,谁能与你这位书记搞上关系,大伙兑点钱作奖金。”我说这是开玩笑,她说确有其事。可见当干部正人得先正己,还是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为好。
现在对男女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仅环境宽松,用词有趣,处理也宽容了。男女谈爱时发生了性行为不叫“先奸后娶了”,统称“婚前性行为”;时间长了只叫“同居”免了“非法”二字;甚至也有叫“试婚”的。连有些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局外人发生性关系也就只叫“婚外情”、“婚外恋”。对长期间同居者还起了个“包二奶”的名称。连男的与同性发生性关系过去叫“鸡奸犯”要坐牢,现在也就只称“同性恋”,是人权,要加以保护的了。人们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议论和评判大相径庭,这究竟是一部分人“观念西化”影响的结果,还是另一部分人思想僵化的表现?!是人类社会的可喜进步,还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社会道德沦丧堪忧的一个方面?!我这古稀老人至今还是稀里糊涂!
恩威并重 对付街坊几股势力

“斗批改”期间,驻队离公社有十多华里。由于我兼了公社工作队的副队长,常要到公社参加工作队长碰头会和公社党委扩大会,因而对公社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也有所了解。
我们入社搞“斗批改”时的这一届公社班子,表现得软弱涣散。由于党委书记不注意影响,帮亲戚朋友买过新旧木料数车,被群众大造舆论是“做木材生意”。以致不仅在群众中威信不高,有时还要遭群众顶撞痛骂。久之便感到压力大抬不起头而要求辞职。当时的公社武装部长因处理社会治安问题方法欠妥,也曾因被群众追打而闹得沸沸扬扬,使其他干部都有压力。
我上任后,对公社周边作了些社会调查,人们反映公社附近有三股势力。一是河东×氏四兄弟,二是河西“八大金刚”,三是街上一群小混混。这些人是都要认真对待得罪不得的。否则公社要处理什么事会阻力重重,轻则会闹事起哄,有时还会打架行凶。×氏四兄弟仗人多势众,其中有个复员军人老三,因公社对他照顾不周就曾追打过公社武装部长。“八大金刚”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他们除了江湖义气重,有时也会路见不平仗义执言。当然作为乡村农夫,自然也有自私、狭隘、钻牛角尖的弱点,人们不能触犯他们的个人利益,否则就会与你针锋相对没完没了。公社大队干部如要在他们头上动土,就得三思而后行,否则会吃不了兜着走,让你下不来台。集镇周围还有一伙松散型的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小混混,也会经常闹出些不大不小的事,给公社和大队干部闹别扭出难题,弄得公社干部要花不少精力去防范和对付他们。由于这几伙人的影响,在这白沙小镇闹出什么是非问题或社会问题,就得思量和小心被这些人从中插手而使问题复杂化。所以历来的公社干部对些人都是退避三舍,心存芥蒂。
我了解上述情况后,认为对这些人采取抓阶级斗争那一手是不行的,必须采取恩威并重的手段,以消融和化解他们与公社的矛盾。对×氏四兄弟中那位复员军人,公社将其安排到搬运装卸队做事,从此他们兄弟都认为公社对他们有好感了。对那“八大金刚”我学着江湖上“拜码头”的做法,上任不久便逐个登门拜访,个别谈心、打招呼、交朋友,希望他们站稳贫下中农的立场,多多支持公社工作,多听取和反映群众对公社的意见和要求,多帮助公社做化解矛盾的工作。结果他们都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尊重,以致后来虽发生了几起在镇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这些人不仅都没有插手干预,还私下反映了一些值得公社引起重视的消息和动向。对于街道上那些小混混,家庭确有困难又有劳动能力的,有的安排到社办企业做事赚工分;有的安排上水电站工地当青年突击队。不仅他们结伙闹事的机会大大减少了,有的也从此走上了正道。通过采取这些举措,大大缓解和消除了这些人给公社出难题和聚众闹事的机会。
但是他们中也有个别的是不听招呼的,为了不在群众中产生我害怕“恶势力”的印象。我对个别人犯了案的,在先向他们的“兄弟”通气打招呼,或事后做好工作的前提下,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处置。如在处理赌博时“八大金刚”内,有个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复员军人的,上一次进赌博人员学习班时从轻发落后,第二次又被抓,我将其作为全社重点,第一个宣布对他罚款壹百多元,并立即彻底兑现。不仅震摄了其他的“兄弟们”,也使群众看得出公社敢于碰硬,且不分党员还是群众都一视同仁;特别是还率先处理党员,更让人觉得公平公正。这次办学习班时,也有另一位是“×氏兄弟”之一的老四,他被传到公社参加学习班刚待了不到半小时,便大嚷“老不开始就少陪了”,便扬长而去。特派员上前劝他、拖他也不理采。我见这情形,简直是在有意发难使公社难堪,一气之下叫几个民兵将其捆了,栓在公社门口示众。此举在白沙这地方也震摄了不少人。群众私下议论这回公社真的是敢于碰硬的了。
1975年自凤山大队下街生产队廖立刚这个“暴发户”的“马蜂窝”捅开之后,白沙公社出现了一系列如赴京告状、上街写大字报,甚至扬言要行凶杀人等等事态。公社和区委、县委、公安机关,按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分析解读,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复杂性”。于是县委指示县公安机关到白沙公社作点做样板,先是开展了“清理外来人员”的行动,以稳定社会秩序。后来又派员前来暗中排查,看是否还有什么“政治因素”和“政治势力”在起作用。当时街坊有几位有点文化,平时对时事政治比较关心又爱高谈阔论的人,自然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注意。终于查出一位家庭出身工商地主的人,收听过敌台和议论过毛泽东主席、华国锋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说过某生产队已是“早无鸡食米,夜无老鼠粮”等言论。这些都按当时的政治标准结论为“反革命言论”而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全县六十多个公社进行了“游斗”,并关押了两三年(198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后来还被选上了县人民代表)。此举在于刹一刹白沙公社当时那股“歪风邪气”。当时我对于县委和公安机关给予白沙公社的支持,内心是十分满意和感激的。
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各级不仅做到了“阶级斗争常抓不懈”,也惯用“抓典型案件”即“杀鸡给猴看”那一套工作方法。虽每每得手,但广大群众思想上是压力重重的,行动也只得循规蹈矩。民众谈不上民主自由,社会谈不上安定和谐。拿现时中国社会的人们的自由度和社会的和谐度相比较,我们的年青一代多数是茫然不知的。我留下这些文字,其初衷不在完全否定过去,而是期望能以“大抓阶级斗争”和“构建和谐社会”两个年代的比较,以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看到中国社会的可喜进步,而珍惜中国当前这个美好而充满希望的年代!
计划生育难度大、趣事多

据史料记载,浏阳县的人口和计划生育,1962年至1969年是“人口失控阶段”;1970年至1977年是“积极控制阶段”;1978年以后是“严格控制阶段”。我任公社书记时,正是积极控制和严格控制的交替时期,也就是由开始阶段进入紧张阶段。计划生育是涉及千家万户、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加上中国几千年来受“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深刻影响。当时在中国这个法制尚不健全,文化素质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特别是白沙这样的大山沟里,开展这工作无疑是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干部“蛮办法”多,群众也难以接受,于是要想出种种法子来以逃避和抵制。加上我刚上任时一段时间的社会调查,总觉得白沙这地方并不是人口过剩,而是地广人稀,所以对抓计划生育并不如做其他工作那么全身心投入,完全不象当时抓“批修批资”那么心急火燎、轰轰烈烈,而是以十分平常的心态去应付敷衍。我特别同情深山老林里的孤寡老人,总觉得这些老人的命运大不如丘陵和平原地带的老人,他们为了维持生计的条件实在是太艰难了。靠集体扶持大多数生产队都是杯水车薪,难以如愿。如上坪大队的毛坳生产队,当时11户人家28个人口,有5户都是67岁到77岁的单身老人;1户是年过70的夫妻俩。这7个人都是早该五保的老人,仍靠自力更生维持生计。剩下的5户人家21个人口也就七八个男女劳动力,其余尽是老小,哪有能力关照这些老人。所以我对山区那些只生一个女孩的农户,我从不强调计划生育,在抓违反计划生育方面从没抓个什么全社的典型。特别是我这党委书记甚至还稀里糊涂,主持制定过一个十分特殊的文件,规定本社上坪大队的毛坳、长安的罗洞等五、六个边远大山冲生产队,每对夫妇可以放宽生三胎;还规定外界人如想生三胎的,得迁移到这些生产队落户。此文件下达不久被县里发觉,派管计划生育的女副县长来公社严厉批评纠正了。听说下面群众也有议论“那黎书记抓什么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抓计划生育倒心慈手软。”因此现在回忆起这段抓计划生育的经历来,印象中也就只留下某些趣事和笑料。
1975年刚上任就闹过一次稀里糊涂骂人的笑话。公社小街上有一知名懒汉叫李阳祥,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爱扯谈聊天,乡里土话叫“扯乱谈”。常在人群中讲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让人取笑。一日,某大队有人来公社报告,说那个李阳祥在山冲里散布谣言破坏计划生育。说什么:“妇女上环就是在下身塞一个好大的铁圈子”。他还用手比画着那圈子直径约有五、六寸大。听了这消息我火冒三丈,忙令人将此人传到公社责问。他到公社后,我不由分说就骂他造谣,破坏计划生育。他若无其事地称“我一点也没造谣,这环确是铁的,整个也硬有那么大”,并再次用手比了个直径有五六寸大的圈状。我更火了,喝道:“还要狡辨,这不是造谣是什么,那么大的东西怎么上得进去!”他继续答辨说:“书记呀,确确实实是真的哟,没用力扯时没那么大,只要一扯便真有那么大,一点也不是造谣啊!”我虽在继续骂他,但对他今天这镇定自若死鸭子嘴硬的神态开始产生了疑惑。因为虽常在大会小会上号召上环,自己就从未见过这环是啥模样。只得暂令李阳祥回去,嘱咐其今后不要乱说。李走后我忙叫公社妇女主任拿个避孕环给我看看。当我见到这环时,它虽不是铁的但是不锈钢的,是由一根极细的小钢丝绕成一个弹簧状圈圈,我用力一拉果然拉成了一个直径五六寸大小的钢丝圈。此时,我自个儿扑哧一声笑了。心想,身为公社头头,常在大会小会上号召上环节育,连这环是个啥模样都不知道,真个是既稀里糊涂发号召,又稀里糊涂骂人。
在计划生育方面,山区群众也有稀里糊涂的。有次我到一农家搞计划生育,这家子有两个儿媳妇,一个生一男孩上了环,一个生了两个女孩,本是结扎对象却未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大队和公社计育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她老避而不见。这次由我亲自出面上门做工作,其目的是非将其儿媳弄去进行结扎不可。到这人家后,称其儿媳还是不在,先由大队妇女主任找其七十多岁阿婆做工作,动员她将媳妇喊回来,说:“这次是公社书记也来了,他们会一天不行坐一天,两天不行坐两天”。这婆婆还是不答理。妇女主任又说:“谁该结扎谁该上环上级都是有政策规定的,我们大队该上环多少个,结扎多少个也是有任务、有指标的,完成不了交不得差就不会收场,望你老人家多多支持。”这时这位沉默了许久的老人开始说话了:“今天大家也坐得很久了,辛苦了,既然上头有指标有任务,我也不难为你们,我家里还是去一个搞结扎的,使你们完成指标任务好交差。”此时大家都以为完成任务有希望了。老妇起身说:“走吧,我随你们去。”我们还以为是带我们去找媳妇,问在什么地方,她竟说:“媳妇找不到,我去结扎也可以算你们完成一个指标吧。”此时大家都大笑不止,那老婆子亦苦笑。我暗自思量,不知这老人是真的糊涂还是在搞恶作剧。
还有一农妇闹出个做假“月经”的笑话。一位本应结扎的妇女,工作队上门几次都说是“月经期”。次数多了,就叫女工作人员作简单检查,以辨真假。女工作人员后回报说“是真的”。工作队只好作罢。过了不久,还是如此。一次又一次老是这样就引起了工作队的怀疑。于是搞了一次动真格的突然袭击,组织几位女干部上门做工作,强行进行认真的检查,这才发现全是假的,所谓“月经”只是在月经带上洒些红墨水,应急时刁上以应检查。假象被揭穿后,在高压之下后来才去做了结扎手术。此事后在乡间传为笑柄。
那时在这大山沟里当公社书记,也是什么工作都得“挂帅”的,计划生育工作也不例外。遇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婆姨们有时真是吹不得打不得,欲罢不能,哭笑不得啊!
中国的事情真难办,推行计划生育本是对中国人口基数大,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自然资源有限而着眼未来,从长计议的一项科学、强国、为民的伟大工程。可要群众自觉接受还有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国际上有些资产阶级政客,却还要不顾客观现实,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云云。中国政府为推行计划生育,既要做到国内群众自觉接受,又要平息国际上的种种攻击和毁谤,说它是“天下第一难事”真是恰如其分。
面对无赖也曾无奈 也曾被人奚落

长在基层工作的人都曾经历过,在你管辖的范围内,总会有几个人称得上无法治理的无赖,让你吹不得、打不得、哭不得、笑不得的。对这号人物,我费了一番苦心,也采取过种种办法加以处置。有的找来个别谈话启发诱导,有的指派大队生产队的骨干分子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帮一;有的则安排上公社电站建设工地,让其过上集体生活经受磨炼和教育。采取这些方法在全社范围内也治服了几个无赖。但是有个别的还是很难治和治不好的。
社内有三位兄弟,都是城市下放来的青年,其中一位比较诚实的经群众推选当上了生产队长。一位比较调皮的安排上了电站工地青年突击队。其中有位曾因偷摸等原因被相邻公社抓获关在公社二楼房间里交待问题,他竟跳楼逃跑,跌伤一条腿而成了跛子。此后更是破罐子破摔,不务正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公社不准乱砍乱伐破坏森林,他在手头缺钱花时,就会到山里去偷一二根树,公开到集镇上卖。林业工作人员抓到他,说这是乱砍乱伐要处理,他反说人家不实事求是,称这树他既没有砍,也没有伐,是人家砍伐的,他不过是没钱花背一二根弄点钱花。他也常参与赌博,抓到后要罚他的钱,他一毛不拔,罚他的工,他仗着脚跛什么也做不得。他曾缠上了一位乡里女人乱搞关系,竟可以不顾其亲人在不在场,也会动手动脚要流氓,最后逼得人家迁居异地,才摆脱了他的纠缠。公社、大队、生产队面对这样的无赖常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有次三十里外的官渡公社有一流氓无赖被人打死暴尸街头,公安机关不了了之。不久当地也有人暗地来请示我,说也要学官渡那样暗地除掉这无赖青年。我坚决制止了他们的这错误的作为。答应继续调教和整治他。有次此人不知犯了什么事又被抓到公社问话。结束后他竟赖着不走,说什么要到公社“劳改”不回家了。弄得公社干部束手无策。一直拖到晚上八九点钟,仍躺在公社二楼乒乓球桌上赖着不走。我回到公社后听了大家的汇报也深感哭笑不得。后来我出一个点子,叫公社干部派三四个人去楼上,听我的号令行事,吓他一下看是否能奏效。几位公社干部上楼后,首先进行了一些规劝,当此人仍躺着不动时,便大声喊话“书记呀,劝他不走怎么办?”我在楼下亦拉高噪门大声回应道:“再劝不走就抬着往窗外丢。”当公社干部摆着架势去抬他时,他却自动爬下了桌子,自己径直回家。出公社门口时口里还念道:“你这书记真蛮。”这也是形成我被人称为“黎蛮子”的一段笑话。过了一段时间,县里来落实知青返城,我叫管知青的网开一面,不要纠缠他的历史旧帐,尽早送其返城。后来还安排了一定的工作。几年后我调回县城见到他时,他不仅对我深表感激,还说你这书记我算是服了。我回县城工作后,他亦回县城并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两人经常见面,竟成了老相识、老朋友了。
不过,对于另一种无赖我却真的无可奈何。公社机关不远处,有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妻,养了两个孩子,男人叫廖财运,名字吉祥,却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一家四口,连像样的床也没一张,就在楼板上席地而睡。廖财运冬天单衣薄衫,夏天常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脖子,被晒得皮肤黝黑,却长着一副笑咪咪的脸型。他大法不犯,小错误不断,也很少出集体工,是个典型的劳动力自由支配者。此人擅长捕鱼捉虾,以卖鱼虾度日,还有刻生产队的假公章的手艺,帮人到外地结搞单干的账。你要他出集体工,他问你要下锅米。他偶尔上山砍根把树卖了你要处罚他,他会笑咪咪地对你说,不是一家人饥饿难忍,谁愿干这坏事?你叫他按计划生育,他偏连连生了两胎。他犯了什么事,公社大队要处罚他,他会态度十分和蔼,笑咪咪的对你说:“我犯是犯了,认打认罚,钱是没有,要东西你们尽管拿”。我和公社、大队干部都对他束手无策。面对这号人物,我这一向办什么事都雷厉风行、坚决果敢的人也无计可施。有次廖财运同大队一位在街坊也算得上个头面人物的人,因犯了点什么事被公社罚了款很不服气。走到公社门口,见我们一群公社干部和几位基层干部群众在议论什么,此人见时机场合都还适当,便想借题发挥来奚落我一番。他说:“你们公社里抓了这个罚款那个罚工,而你黎书记拿了那个廖财运却没一点办法,还不是不怕金刚只怕精光。”一时间真使我答不上话来而感到十分尴尬。我这年轻气盛说一不二的人,立马也想出一句强词夺理的话来回应他的挑战。我说:“××你如果舍得把一个家搞到廖财运那步田地,我也就完全可以服了你饶了你的。”表面上看来,这场嘴斗当时算是扳回了一分,作为公社负责人口出此言,按当时的说法是“没水平”,按现在的新词语是“大跌眼镜”。
从实际出发制定发展方针

按照县委第一书记的临行嘱咐,我将原来了解到的情况加以整理,尚不全面的加以补充完善,并深入最底层抓住重点,加以认真解剖分析。于是基本得出整个白沙公社总体印象是“山河依旧、面貌未改、制约因素多、生产力水平低、群众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我到任不久对上坪大队的详细调查,向中央、省、地、县各级呈送的那份《要重视山区特别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的专题报告。是我日后几年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报告中定下了“象这样的落后山区,除了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和领导班子建设,一方面要抓自然条件的改造,二方面要抓科学文化的发展”(见附件二)这些基本原则。
怎么改变白沙公社的面貌,当时农村唯一的政治经济建设的模式就是“学大寨、大干快上促大变”。我想既然组织上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来了,总得在“变”字上做点文章,使白沙这个老苏区有点变化。
在调查中和日常工作、生活中,首先感觉到,整个白沙公社仅周边7个大队靠近公路,可以利用汽车、拖拉机和手推车帮农民减轻一点劳动强度,提高一点生产率;还有半数以上大队(多数是贫困队),除少数队运木材可以季节性借助水路搞点竹木运输以外,其他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运输,由于山道崎岖,连手推车都很费力,全靠肩挑。于是我决心要从修公路入手,花几年时间,力争做到村村通公路。同时决定要在两三年内购买一部货运汽车,为山区人民运输生产生活资料。以此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解放劳动生产力,提高群众的收益率和生活水平。
我们国家虽然早已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课题,但当时白沙这地方除公社机关接通原县办白沙造纸厂的电源,解决了照明用电之外,群众都还是靠点煤油灯,有的还在点“蔑光火”(用竹子加工成蔑片经处理后作照明用)。我认为这是建设现代化和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一个瓶颈。我前往本县的道吾山和金钟皂作了调查访问,发现他们都是利用山区地形,造就高水头,用最少的水流量,发出比低水头高出数百倍的电力。我与公社水电员到本社大围山周边地区作调查勘察,发现白沙这地方可利用高水头发电的地方比比皆是。最后经过反复评估筛选,决定在大王坑建一个150米高水头,发电400千瓦的水电站,以解决全社照明和农副产品加工用电问题。次年这个电站建成架设输电线路时,发现要做到每个大队通电,高压线路建设投资大,电力线路要通往每个大队暂不能如愿,于是又号召各大队凡有条件的都要自建小水电站,自行解决照明加工问题,进而全面发展社队办企业。
白沙公社当时没有正规中学,只有所农业中学。各大队虽然都办了小学,但大部分教舍简陋或破败不堪。山区孩子上正规中学要步行到二十华里外的东门公社去,边远地方有的要走50, 华里。山外的老师甘愿到这里来任教的也是少数。我当时认为,白沙这地方落后,农民素质不高,与教育的关系极大。我召开公社党委会议,对此进行过多次专题研究,决定公社把正规中学办起来,各大队都要把小学校舍或新建或改建好,以适应教学的需要。把教育搞上去,要作为一项目标任务来完成,一年进行一至两次检查评比和验收。
在调查中发现,当时全社18-25岁的适婚青年男的有523人,女的只有262人,刚好少一半,单身汉特别多。我仔细排查了一下,只有大量嫁出山外的适龄女青年,而从外面往山冲里嫁的几乎没有。那些山冲里往外嫁的女青年,都由原居住地平均向外推移了三至四公里。这就预示着,越住在山冲角落里的男青年,越难找到老婆,这是山区男女婚嫁问题上的一种趋势。这也与山区生活艰苦单调、没有什么文化娱乐设施有一定关系。我决心要在这里建一座影剧院,以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增添山区群众的生活情趣,尽量缩小山内外差别,直至逐步使白沙这地方重塑和回归“小南京”的景象。达到不仅要稳住当地女青年不外嫁,甚至还要吸引一些外地女青年嫁到山里来的目的。
作出上述打算和设想之后,我逐项进行了评估,自认为这些建设项目按县委第一书记的临行嘱咐,大概“二十年后回头看看,也不会致于后悔的。”在公社党委会形成共识之后,又召开公社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进行了讨论和决策。最后作为贫下中农代表会的决议通过时,并没有按当时流行的什么“全党动员”、“书记挂帅”、以什么为“纲”、以什么“开路”的流行语为战斗口号,而是提出了一个朴实无华又大家一致认同的口号叫:“白沙公社的事靠白沙人民来办!”作为以后办什么事都必须遵循的“战斗口号”和“行动纲领”。
对于当时拟定的也形成了全体贫下中农代表共识的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我自认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决心持之以恒,为此奋斗,向上级和白沙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几年公社书记的实践,我基本上遵循了自己的诺言。基本上是按原定思路和方针行事的,也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现在回顾起来,毛泽东有些名言是非常科学和正确有效的。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
我当年的这些长远规划,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科学的,也算在那年代有点超前意识,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为实现既定方针 调整领导班子

当我将今后工作指导思想和发展计划向区领导汇报时,却有领导提出,毛主席说“纲举目张”。你从部门到农村工作,不熟悉农村工作什么是纲和目这也难怪,不过这个发展计划还是只抓了一些“目”,并没有抓住“纲”和“基础”。这位领导说:“除意识形态方面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批判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个中心以外,在农村还是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前提下的全面发展,否则难免迷失工作大方向”。我是个有点固执已见的人,对于区领导的指示并不十分认同。我认为白沙是个大山区,自然条件太差太恶劣,在农业生产方面不管怎么努力也难有大的成就;即使有,其效应显现也不过一年两载,目前只要做到群众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而加强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群众科学文化素质,改变了这些才有彻底改变山区面貌的可能,也才是着眼长远的大计。于是我又向县委第一书记汇报了我的看法和想法。他完全同意和支持我的意见。还肯定这是一个从多方面从根本上改变山区面貌的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他也肯定区委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从大局考虑的,问题是怎么去把握和运用。当时我向他提出,县委既把我放到这工作岗位上了,我得有所作为,问题是我既要实现我按公社实际作出的决策,又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实有难度。因为我对抓农业、抓粮食可说还是个门外汉,也不可能有这么充沛的精力。现任的两位副手都年事已高,其中有位还文化水平太低,在作报告和表发演说时连当时最流行的“阶级斗争”一词也常说不准,老是说“当前阶级上的斗争”如何激烈、如何严峻。提起“阶级斗争”一词非加个“上的”不可。我私下与他交换过多次意见,虽有好转但难以彻底纠正。而且他对农业科学和文化教育也并不十分在行。于是我向县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门提出了调整领导班子的要求。第一书记和组织部领导都同意了,并许诺我可在本区范围内物色这方面的人才。1975年2月,我挑选了比较熟悉农业的区委秘书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专管农业和面上工作。次年又将区文教办主任调任公社副书记,专管公社日常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原两位副书记都按他们自己意愿,安排到区级部门,一位任区供销社书记,一位任肉食品站书记。
自此以后,我这公社一正三副“四架马车”分工负责,采取了各管一条线,各抓一个片,各办一个点的做法。我负责抓全面工作,并专管建电站、修公路、建中学和企业发展;一位负责专抓农业和面上工作;一位抓机关日常工作、组织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一位半脱产副书记则常驻水电站工地管理日常工作。分工之后大家都配合默契,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遇上大的问题则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可是我所抓的修电站、修公路、建中学等都是要资金物资的。公社当时搞什么建设,筹集资金多是没有国家计划,要靠向上级向部门“讨”;物资如钢材、水泥等等当时都比较紧张,靠向上级向部门“求”或找人“开后门”。我因过来长期在县级机关工作,县计委和其他部门熟人比较多,比其他几位副书记有优势。特别是当时县物资局的局长是县委第一书记的夫人(南下干部)。由于我与书记的关系密切,她对我要什么都网开一面,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得心应手的。由于跑资金和物资,我常会上县、上地区、上省,甚至把关系找到了北京石油部和胜利油田(因水电站高压钢管当时只有石油部门的输油管可代替),于是县的有关领导对此都有非议。说身为公社党委书记,农村应“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而白沙公社书记却不抓“基础”,不抓“纲”,而是经常外出弄钱甚至搞物资采购。县里有位管农业的领导有次还点名批评“县里什么会都不参加、都叫副手‘挂帅’,书记成了‘采购员’”。对于县里的批评我是并不在意的。有次我还向一位县领导采取交心通气的方式对他说:“我何尝不知道农业的重要,但我们那位挂帅抓农业的副书记,在这方面无论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都比我强。如果分工他抓建电站修公路和建学校,向外求助经费和物资,他又大不如我。我们这样各尽所能,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就是真正加强了党的领导吗?”我还半开玩笑地对这位领导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滋味,领导是完全知道的,谁不想来县里开开会,既作作休整放松放松又改善改善伙食呢?”领导面对我这种人,也是无可奈何。最后我向领导们提出,让我安安稳稳为山区人民办点实事,为改变山区面貌作点贡献,减少一点心理压力,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希望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此后,领导们对我也就很少批评干预了。
领导层层作表率
造就各级干部艰苦作风

当年公社基层干部的学习、工作和劳动的艰苦程度是现代乡村基层干部无法想象的。当时县级和以下的领导班子成员,都遵循“管好一条线(工作)、抓好一个片(地域)、办好一个点、劳动多少天(按山西昔阳县的标准是县级干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的工作规范。我到公社确定了基本工作思路之后,除了对全社工作“书记挂帅”,管好一条党群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以外,几年内分别在司口大队的中心队,长溪大队成功等队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蹲点作样板。1977年4月,浏阳县全国闻名的那位做长工出身的陈再仁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后,更进一步强调转变干部作风,开创了“四定一评”岗位责任制。“四定一评”的具体内容是:
定办点社队。县委常委、区社书记、县委工作队长定一个公社,办一个生产队;县委工作队的组长、区社干部和大队支部书记定一个大队办一个生产队;工作队员、大队支委办一个生产队。
定任务指标。要求定点社队实现增总产、增总收入、增贡献、增积累、增储备、增社员纯收入、增社员口粮,降低生产费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七增两降”指标。
定劳动天数即按昔阳县一、二、三百天的要求,每人发个工作劳动考勤手册进行登记。
定工作要求。主要要求定点干部带头学理论、学政策、学科学技术,深入揭批“四人帮”,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一评”就是公社逐月评比、县委逐季检查、年终验收总评。
为落实和推动“四定一评”,当时的浏阳县委率先垂范,机关只留一名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县委各部室只留几名干部合署办公,其他干部都下到农村,或定一个社,或办一个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县委办公室大部分干部都下到当时的牛石公社设立“前线”办公室,白天劳动,晚上办公。县委书记陈再仁在“四定一评”中率先垂范,住在牛石公社净溪大队花树生产队,除回县开会和到面上检查工作外,天天早出晚归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连从县里开会回点上,也要挑回一担人畜粪或拖回一车土杂肥。这个队在他的带动下,一年内完成园田化90亩,开垦水田11亩,开挖围山排水沟10多华里,垦复油茶100多亩,大田每亩施土杂肥100担,晚稻全部实现杂交化,实现了“赶上胜利生产队,力争亩产吨粮”的目标。在县委领导的带动下,加上每季开展一次检查评比,各级干部只好奋不顾身,努力跟进。其心理压力和工作、劳动强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有句口号叫“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北方有位大队老书记有句名言叫“小车不倒只管推”。可见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们都确实是在顽强地拼搏。
人民公社有个时期,领导带头搞劳动、搞“科学种田”到了几近迂腐的程度。如人民公社初期搞密植插秧,从3×3寸、4×4寸到“挨挨寸”都搞过。经若干年折腾,最后到6×4寸、6×6寸和6×8寸才基本稳定下来。又如种绿肥开沟排水也出过奇招。有一年为避免冬天犁田开沟排水损伤绿肥太多,县委不知从哪里找到的典型,规定了一种开沟排水限沟宽不超过三寸,深必达六寸以上的要求。为达到这个标准,县委在点上作出示范,并进行了现场观摩。到场的公社书记还每人配发了三件开、捞沟的专用工具,两寸多宽的揪铲和捞泥铲各一把,七、八寸宽的顿铲一把,叫回到各自的点上示范推广。那时种田除强调大种红花草籽作为大田底肥以改良土壤以外,在中、晚稻中耕中期,还强调要在田间刹青踩草一次,每亩要求踩草一二十担。这时禾苗已很高了,加上间距只五、六寸宽,刹青踩草势难免伤害禾苗,我在点上经反复制作示范,发明了一种“踩草器”,能将禾苗拨开再踩草。不仅避免了伤害禾苗,也大大提高了放草、踩草的自由度和工效。成功后首先在本社点上进行了示范推广,后来还在本区几个公社进行了推广。还有“深耕细作”的“深耕”,也曾到外地参观学习过违反科学的深耕数尺的示范,事实证明完全是瞎指挥。
当时公社干部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办公居住条件多数都很简陋。平原和丘陵地带,少数公社干部仅能以自行车代步,象我们白沙这样的大山区,出门全靠步行和爬山。到基层检查工作少则几里十几里,多的达二三十里的路程。当时的干部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我当时是晴天一顶草帽,雨天一顶斗蓬,多数时间还打着赤脚。冬天下乡上工地都穿一件破旧棉衣。后来几次回到白沙与农民闲话当年,他们对我的这些穿着打扮仍记忆犹新。往往还要拿这话题去抨击当地现任领导的种种不良作风,使我感到十分尴尬。那时的公社干部为什么能这样艰苦朴素?一是当时经济发展条件使然,我这公社书记每月才四十元多一点点的工资收入。上级拨下来的除了干部工资和少得可怜的办公费,什么补贴也没有。再是那时强调“政治挂帅”。对干部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党性锻炼和修养的教育,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舍小家为大家的教育和层出不穷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学习教育,确确实实是常抓不懈的。所以当年干部队伍思想之单纯和纯洁,是现在的人们不可比拟和想象的。
人为什么在物质生活贫乏的时候那么容易培养比较自觉的艰苦奋斗精神,而物质财富越来越充裕了时,有些人却越来越贪婪,甚至忘乎所以,发展到不顾党纪国法自投罗网?!看来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怎么去适应它,永远是立党治国一个极其复杂而深邃的难题。
“一切从实际出发”说易行难

人民公社年代是最强调与上级特别是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当时全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等都是各项工作纲领性的口号和行动准则。各个时段又有一个工作重心,就叫做“中心工作”。全党都得抓住纲,围绕每个时期的中心安排自己的工作,且都得“书记挂帅”。
我到白沙公社通过一段调查研究,并经过公社党委再三讨论和公社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作出决议,除了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生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依照上面的口径写进了决议以外。在具体做法上我当时认为白沙这个大山区,由于自然环境、土壤、气候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要使这地方经济发展面貌改变,光靠抓农业和粮食是难有大成效的。必须从山区实际出发,才有可能使这地方发生变化。我认定推动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是大力发展小水电、队队通公路、提高文化教育水准和发展社办企业。作为公社的头头,我自告奋勇“挂帅”抓这几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在公社几年我也就专忙了这几件事。农业和其他工作都安排比我经验足的两位副书记负责。谁知这种安排汇报到上级就受到了批评,说“中央都以农业为基础,农村人民公社书记不突出农业还有什么中心。”我固执已见,几年不改初衷。
人民公社时期,不仅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还惯于上下围绕中心搞“统一行动”。如在1975年底,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到株洲市参观学习“株陵经验”大造用材林。我只派副书记出席,回来后区里决定响应号召,规划从本区相邻的达浒公社边境起到白沙、大围山两个公社的沿公路两旁的山丘全部造上用材林。当与会的副书记回社汇报讨论如何响应时。我认为区里这是“搞路边花”瞎指挥。白沙是大山区,公路两旁要造也得造油茶林、经济林,决不能造用材林。用材林在白沙不需造,只要封山育林就够了。最后仅决定公路边的金星等大队造点油茶林和开垦茶山,全社劳力当年主要投入小水电建设。当时上级曾批评我们是自行其是,与上级步调不一致。不久,时任省委书记张平化提出了“远山高山松杉梓,近山矮山油果茶,河边溪边棕桑柳,竹林深处是人家”的造林理念,才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基本正确的科学的。1974年到1978年白沙公社由于大办小水电,除公社建成了泉丰电站以外,各大队先后有司口、双坪、长安、泉丰、千秋、阳田、上阳、新安、围山等大队分别建起了5至50千瓦不等小水电站9座,全社总发电量达546瓦。实现了“光辉照万家”的期望。
1976年按公社的规划是集中力量开始修上坪公路。而上级当年农田基本建设重点是“小坵改大坵大搞园田化”。我却认为白沙这大山区谈不上园田化。粮食产量不高,经济上不去也不是因为田坵大小,而是交通闭塞导致农民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公社的决策与上级步调又不一致怎么办?于是仅抽出公社门口一个大队搞二三十亩小丘改大丘以应付上级检查,全社仍按年初决策大修公路。当时上级又批评是“步调不一致”、“中心不突出”。由于自行其是,这年终于集中劳力把白沙至双坪的几公里路修通了。
1977年冬在决定冬季搞什么农田基本建设项目时,多数党委委员提出要集中劳力续修双坪至上坪的公路,争取全线通车。我经再三考虑,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全社全面铺开修公路,争取队队通公路的设想。开始遭到多数党委委员的反对。大都认为全面出击,劳力分散将一条路也修不通。我说大家说对了,今年就是要全面铺开修公路,造成几条路一条也修不通的局面。把原来的路挖烂了,留下几个半拉子工程,一是会造成群众有意见,下年决定冬天搞什么建设时,群众必然会要求继续修路。二是来年上面又提搞什么全县统一行动,如与我们队队通公路的决策发生冲突,我们就有理由推脱,甚至叫上级来看看实际情况和听听群众呼声。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想法,决定这年冬全社铺开了新安至千秋,双坪至上坪,上阳至金星、重庆的修公路,同时着手建洗马潭大桥和白沙大桥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当年上坪公路基本通车了,两座大桥也建成了。其余的虽没修通,可尔后经过若干年的奋战,终使全社做到了队队通公路。
那时全国上下对农村工作的方针就是“以粮为纲”,什么都得“书记挂帅”。而我对这个口号常是说说而已。抓粮食生产根本不在“纲”上。也没亲自“挂帅”,而是全身地投入小水电、交通、文化教育和新办企业方面。现在看来是基本正确的,但当时却是没有抓住“纲”。我这书记几年挂帅干的事也不在农业这个“纲”上。上面召开的一些关于农业和粮食生产方面的会议都看不到我的身影。因而区县两级的主管领导常有微词,说我没抓住“中心”和“基础”。直到我将离任的前一年,我感觉我所干的事都有些眉目了,才毅然邀请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和组织部长分别来我工作的地方实地踏看了一次。这才基本改变了上级的看法。对我几年的工作业绩表示了肯定。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党一贯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方针”,而在实际中只是说说容易,做起来是多么难啊!
为什么当年我敢于顶住上级的一再批评,而坚持“自行其是”呢?因为我们这些从“斗私批修”年代历练过来的人,其灵魂确实被净化得相当纯真了。我上任伊始,从来没有萌发过什么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而迎合领导意图,一个心眼往上爬的思想理念。无私才能无畏,是常理也是真理。
大力发展小水电 企盼“光辉照万家”

我到白沙公社后第一件想要办的事,就是把小水电站建设搞起来。让我最动情的是,白沙这块老革命根据地解放快三十年了,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二十多年了,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最基本的要素——电力在这里还是个零起点。不少农家连煤油灯也点不起,还照“蔑光”。那时全国全县电力资源很有限,想引入电源线路太远,既不花算也不现实;而白沙这大山沟可以利用的水力资源,又得天独厚。我未到公社工作前,便因公到过大围山的几个地方,知道大围山山势陡峭、森林覆盖率高,水资源丰富。当我想在白沙公社办电时,自然想起了本县的道吾山和金钟皂两座当时仅有的高水头电站。为此我专程到两电站进行了调查。道吾山水电站1958年建成,90米水头,水流量0.164立方米/秒,装机3台发电量275kw/时。金钟皂电站1973年建成151米水头,水流量0.4立方米/秒,发电400kw/时,是当时全县水头最高,流量最大,发电量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与白沙公社仅一山之隔。经过仔细勘察,在白沙的大王坑的山沟里完全可以建同等规模的高水头电站一座。于是决计以金钟皂电站模式建站。
在那个年代办什么事都是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所以当时建电站也不存在立项报批和希望上级的资金、物资拨付。开个公社党委会作出决定便开始行动。电站的测量设计由公社水电员为主,聘请县水电局老专家张丰收先生(省水电局下放退休工程师)作具体指导。经现场勘察测绘,电站引水坝址选在大围山大王坑尖山下。打通一个108米的隧洞,开凿引水渠840多米。送水所需用的直径0.45米的耐高压螺纹焊接钢管268米,计30多吨,是求助于当时任石油部政治部主任的浏阳籍老红军汤贤军,经他从山东胜利油田求援获得的。设计达到垂直水头151米,以0.4立方米/秒流量,两台机组,发电400kw/时。泉丰电站1975年冬破土动工时,一无所有,是个典型的“白手起家”工程。除花钱买了点雷管炸药和炮锤炮钎外,民工所需的工具、用具和粮食、蔬菜等等一律自带。办公和住宿的三个大工棚由各大队的先遣队早十来天就地取材全准备好了。棚柱、棚梁、上山砍杉树土法架设,以所剥杉树皮代瓦盖屋面,取竹片作墙体。每个民工安排两米长50公分宽的铺位。三个工棚两个住民工,一个作为办公和各项实物材料保管室用,厨房另搭小棚两个。
为了鼓舞斗志,电站工地入口处,竖立了一个高宽约两丈的木制牌楼,并用木板锯造了一幅木质对联。我亲拟的对联是“喝令清泉飞千丈,迎来光辉照万家”。一时间此联传遍山乡,人尽皆知。因为群众渴望照上电灯,使山村亮起来已是多年的企盼。这对联虽平仄有失,但确实把话说到人们的心坎上了。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公社决定全社抽调200名青壮劳动力上山修电站,1975年国庆那天在工地开誓师大会,规定所有民工都由各大队书记带领上山。在会场清点人数时,200人只差两人未到,一位是老婆昨天生了孩子,一位是两天前死了母亲。可以说应到的百分之百到齐了。特别是当天各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送来了一担担一袋袋的冬瓜、南瓜、萝卜、白菜、干菜等等达一两千斤。粮食民工都自带了,柴火是就地取材,公社只需支付点油盐、调料经费,就顺利开工了。我们将有线广播安到了工地用以宣传鼓动。可以说广大群众为了光明的希望而修电站,其高涨的热情无需特别的鼓动就形成了。以“上下一条心,一股劲”来形容当时干部群众建站热情,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民工到场后,我亲自挂帅,现场指挥。将工地按工段分工,分为拦水大坝、隧道、渠道、压力前池、压力管道、电站机房几个工段,分别组织突击队进行施工。考虑到工地的地形险峻和凿石放炮等因素,各突击队还指定了专人负责安全生产。经查阅当时我的工作日志,从1975年10月以后到1976年春节前,公社面上工作概由一名副书记负责,我除了应付上面必到会议,多数时间就战斗在工地了。到一九七六年初快过春节时,我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还向建站民工提出了“加班加点干,风雨无阻干,提高工效干,能干的都要干”的战斗口号。并下死命令规定:大坝、渠道、隧洞、压力管前池分别要在10天、15天最终要在春节前全面完成土石方工程。自己也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建设电站,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去了。为了打通引水隧洞,在最后18米的攻坚阶段,我四天四夜蹲守工地,既亲自指挥又参加劳动,一连干了5个班40个小时,直到洞打通了才下阵。这段时间总的感受是,人虽很累,但由于上下一心,胜利在望,光明在前,累得其所。1976年后电站进入了设备安装调试和线路架设阶段,到1978年底胜利完成,1979年春节期间白沙公社人民破天荒地实现了“光辉照万家”的愿望。
下大力气抓教育文化设施建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干部,受当时浓烈的政治环境的薰陶,对“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这名言是刻骨铭心的。对事物也惯从政治、从精神角度去观察思考。我到白沙公社后对这革命老区人的精神面貌特别关注。对这地方人的文化素质特别关心。我上任之初,开展对公社上坪大队的重点调研时,使我刻骨铭心。白沙是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打第一仗的地方,而上坪又是他在东门战斗受挫后决定改变当时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和武汉,转而改变整个革命战略,走“建立农村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伟大战略布署的决策地和起始点。毛泽东当时之所以转战到上坪,是因为这里有位陈锡虞曾是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到上坪后就住在他家。1930年陈为革命牺牲。我认为上坪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毛主席改变原战略,确立新战略取得革命胜利的起点,对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史具有不可磨灭的、科学的和历史的意义。为什么解放近三十年了,这个500多人口的村子还没有一个中学生,却有占人口百分之五还多的“傻子”。全公社当时还没有一个大学生!于是我便下决心要大办教育以提高这山里人的文化素质。公社没正规中学,我决心把正规中学办起来。各大队农村小学教学条件简陋,我下决心要全面改造。当时农村青年中的文盲半文盲很多,我从参与建电站的民工中,组建了农民五·七学校,并抽调一名公办教师进行扫盲试点。通过几年的努力,这些事我基本都做到了。
建公社中学我是既花了精力也洒下了汗水的。上任第一年,在一次公社贫代会后留下部分代表实地踏看,选择了长溪村高洞坳作建公社中学的校址。一致认为这里是全公社的中心地带,方便各大队的学生上学,且地形地质都有利于建学校。同时作出决定立即由全社各大队抽调劳动力平整土地。本人也身体力行与社员们战斗在工地上。中学当年动工,当年就以干打垒的方法建起了四栋教室和生活用房。靠全社人民的努力,没要国家一分钱,就把农业中学撤销,办起了正规的白沙中学。还抽调新安大队的支部书记作为公社的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管理学校。为使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山区接近城市开阔眼界,有一年公社还组织中学30多位高年级的孩子,到毛主席家乡韶山和长沙等地参观游览,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接触山外的世界,开阔眼界。
对各大队完善和改造小学办学条件的工作,我在任内也狠抓了两年。作为各大队必须完成的一个工作目标,没有校舍的要新建校舍,要改建和修缮的也要限期完成。且每年开展一次检查评比。只两三年工夫全社实现了队队有适合的校舍,校校有足够的公、民办教师。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泉丰大队的大王坑生产队离大队10多华里,且出门全是下陡山坡,回家全是上陡山坡,小孩子们到大队上学成为不可能。公社便安排一位老师,以复式教学班的形式,教这个队仅有的三个孩子念完了小学。
由于公社上下都关心和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几年时间,这个山区公社和所辖大队不仅教育设施初具规模,重视教育事业的风气也逐步形成了。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86年终于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到1997年使小学入学率达到了100%,巩固率达到98%,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这个解放几十年来还没有出一个大学生的公社,到1982年终于产生了4名大学生,累计出了210名中专、高中生。可当时仍有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2920人。到1990年共产生了27名大学生了,到2000年统计共出了48名大学生,393名中专、高中生,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只剩下677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山区的最边远地千秋小学,还涌现了一位教师贺学禹,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0年再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最让人惊奇又惊喜的是,2010年9月7日《潇湘晨报》“湖湘地理”文艺版里专版刊出一位职业画家。他就是从我这本册子“附件二”调查报告里,所描述的那个极度封闭、贫困、落后当时500多人口还设一个中学生的大山冲——上坪大队,出生、成长走向画坛的。9月9日,他就要在北京办“廖国核画展”了。这个大山沟里,还出了一位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廖尚英。2004年已调往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可真是大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除了其内在的天赋,也与尔后各级都高度重视教育有很大关系。
改善山区文化设施,提高山区人民的文化生活的想法是我从调查当地的历史和当时年青人的文化和婚姻状况得到启发而作出决策的。
白沙由于盛产竹子,造纸原料特别丰富,境内曾发展到有小造纸厂近百家,有本地和外来的造纸工人近千人。当时水路运输的乌棚船可从浏阳直达白沙,由于出售产品、发放工资,使这里的经济十分活跃。加上当地每年要搞一二次纪念杨孝仙的“麻衣庙会”,要搭台唱戏几天,显得十分热闹。“白沙是个小南京”的称谓就是这么产生的。后来由于土纸生产萧条了,破除封建迷信,庙会也不准搞了。浏阳河沿河纷纷建高坝,乌棚船也上不来了,公路又不通。所以白沙这地方解放后有个时段倒显得“今不如昔”了。特别是当我在入社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全社适龄男青年523人,而女青年只有262人,男女严重比例失调,单身汉子多。主要原因是山区经济不发达,文化生活太单调女青年纷纷往山外嫁所致。于是我决心要在活跃山区人民文化生活方面下点工夫。1975年首开先河在公社配备了一名文化辅导员,负责辅导基层的文化娱乐活动。并发动各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1978年公社还组织进行了一次各大队文艺队的文艺汇演。1976年为提高农村广播质量,公社架设了广播专线,解决了长期广播与电话同杆的弊病。到1980年达到了100%的大队生产队通广播,广播入户率达52%。经再三探索,在公社党委们取得共识之后,我下决心要在这大山沟里建个现代规模的影剧院。当时全县除了永安等一两个发达地区公社有影剧院外,白沙是第三个建影剧院的公社。于是上级也有人认为我想入非非,而我却很执着并花了不少精力。我求爷爷告奶奶,筹措资金和材料,终于1979年上半年建成了一个有1360个座位的影剧院。并于当年秋天,请来当时红极全省的浏阳花鼓戏剧团唱戏七天,召开了山区人民盼望以已久的第一次“物资交流会”。
我现在仍认为在白沙公社任职期间,大抓文化和教育事业,思路是正确的,精力也没有白费。因为改变山区面貌,首先就是要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开阔他们的政治视野和经济视野,这样才能创造条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去逐渐改变山区的面貌。离开了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任何领导者,都是无法改变落后山区面貌的。
思路、心路与公路相连

从1973年进入白沙公社搞斗批改工作队时起。我对这大山区的路和“行路难”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虽然当时的公路已通到白沙以上的黄花洞,但仅是一条坑坑洼洼的路坯,客运班车只能到白沙公社集镇为止。公社驻地离我们斗批改的长安大队有近20华里,全是羊肠小道,骑自行车和推手推车亦很艰难,既劳动强度大(上下坡多),也很不安全。后来得知还有上坪、千秋等大队比这更远更艰难。山区运出的物资除楠竹、杉条、坑木,部分地方可借助“水洗”和放排运输以外,多数地方还得靠人力肩扛。山上还有大量杂木条可供与外界交易变成财富的,可就是运不出去。其他农林产品如松油、笋干等等,一律靠肩挑。山区田土稀少、分散,日照短、科学种田水平低、产量低,绝大部分农户还要吃统绡粮,这统销粮都得从山外的白沙集镇靠肩挑运进来。农药化肥和其他大量生产、生活资料,也一律要靠肩挑。为了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山区农民每年不仅要花费不少时日,且劳动强度之大也是山外人难以体察的。我在山冲一年“斗批改”,每每在羊肠小道上见到那些负重一百多斤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农民兄弟,心里的滋味实难以言状。记得在长安大队,为给当地解决照明用电修一个小水电站,需要到白沙运河沙,就是没人想担。我和工作队员们尝试过一次都感到太苦太累。就连当时在这大山冲里搞斗批改,常要步行去公社开会,大家都感到一天跑一个来回很累。所以对于改变山区行路难、运输难的课题和思路,在我担任公社党委书记之前,就在我心中萌发了。上任后,我深深感到,山里人“行”的问题不解决,“衣、食、住”的水准要提高很难,要赶上山外人的水平,那只是空想。于是我上任之后,就把山区人民的“行”,把山区的“路”作为第一要务挂在心上,下决心要通过大修公路来减轻山区人民的劳动强度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到任后,我便作出了大修山区公路的决策,并为公社的队队通公路竭尽全力始终不逾。
作出修第一条上坪公路的决策,除为了改变山区面貌,还有其重要的政治考量的。因为白沙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亲自指挥打第一仗的地方。而上坪又是毛泽东在东门镇战斗受挫后,转战到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原定攻打中心城市的方针,转而走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战略决策的策源地。是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历史纪念意义的地方。我上任后一直试图争取上级重视,将这里作为一个革命纪念地进行开发和建设。而开发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公路。为此,我不仅对上坪大队的现状,也对秋收起义和上坪会议的史实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向中央民政部、省、地、县各级多次呈送资料和报告。虽建立纪念地一事最终未能如愿,但借助这些活动,最终为修筑上坪公路和白沙大桥获得了一些资金和物资支持。也从中抽出一万八千多元,买了一部解放牌大货车,专为当地运输竹木和各种生产生活资料。
我对修建上坪公路确实是到了倾情倾力的程度。设计定线我亲历亲为;民工建勤我亲自参加;桥涵建设我现场指挥;开山炸石出现大小安全事故我亲临现场处理,做善后工作。特别是1976年冬双坪至上坪一段开工后,我带领指挥部几位员工长期吃、住、劳动在工地。每天不是参加劳动,便是沿路检查质量和安全,解决有关爆破损毁农田、农舍、水利和山间小道等等具体问题。
由于我们确定几年时间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社队齐建小水电站和修公路。与1975年上级安排造林,1976年搞“园田化”的“统一行动”屡相抵触。更与农村公社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基本原则应围绕“以农业为基础”和“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因而年年要受到上级有关主管领导的批评指责。自己也年年都觉得很尴尬。但我痴心不改,到了1977年,公社党委干脆作出了个全社全面铺开修公路,奋战若干年争取队队通的决策。有准备造成全社全面开挖公路最终一条也不通,下年必须继续修的既成事实,来取得上级的谅解和基层的支持,从而实现若干年内队队通公路的目标。在我任内,虽未完全达到这个目标,但开了个先河。到1983年基本实现了个个大队通公路。到2002年达到村级公路全长73.5公里,使山区人民多数享受到了交通给他们带来的福祉。
修上坪和金星、重庆公路,白沙和洗马潭两座跨越浏阳河的大桥是两个瓶颈。当时我花了不少时间跑省、地、县各有关部门,最终在一年之内使资金和材料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使两座公路大桥在同一个冬天开工,赶在次年山洪爆发之前胜利完工通车了。
现在回想这件修路的事,感到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对的,做法也是切合实际的。同时我还深切地体会到,作为基层工作的主要负责干部,对于上级对下级的各种工作指示和布置,就全区、全县、全市或全省而言有个总的目标和具体步骤是必要的。但具体到一个公社,一个村,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千万不能死搬硬套,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今天胡锦涛主席指出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各级干部在深入领会上级指示精神实质后,依时依地制宜,一切从实践出发,作出切合实际的决定,才能有收效,否则是不可能很好地贯彻上级工作精神,得到理想结果的。
从针锋相对到互谅和谐的时代印记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强烈地感到我在白沙人民公社这几年在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方面所作所为,实际上执行的是一条“左”的路线。除了治理赌博、偷扒等对稳定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工作方法也值得反思。特别是对处理廖立刚一家手工业单干,与其子廖光荣的抗争所造成僵持几年,最后到竟至几乎酿成你死我活的抗争一事。我已预感到这是一件以“左”的错误理论为指导酿成的严重事件。是自己在白沙公社工作期间铸成的一个大错误。当时我没有勇气面对它。我离开白沙公社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形势更趋明朗,这时内心里确有“无面见江东父老”的愧疚感。
1979年7月我离任后,接替我的是那位当时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他是一位家住农村,且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干部,也是一个善于协调各方关系的高手。他深知我在位时由于大气候的影响,加上自身性格和行事风格所然,以致造成当时有人称我“黎蛮子”的教训,他接任后白沙公社党委的行事风格大为改观。
由于内心的愧疚,加上与廖光荣最终形成势不两立的势态,甚至他扬言要行凶报复,我担心再回到白沙将遭到廖家或其他人的暗算或横蛮纠缠。所以我离任后的几年,再没回过白沙了。特别是1983年开展“严打”期间,当地公安部门向我通报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而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当地破获了一个团伙案,其中有个青年人,因为我在白沙公社任斗批改工作队长和公社党委书记期间,两次处罚并向全社通报了他父亲(共产党员)李某某私卖黑山和集体竹木谋取私利的行为,并令其作了彻底赔退。后来他儿子便策划纠集了几个同伙,欲借机往我新的工作地永和镇,暗地对我进行暴力报复。其同伙因其他犯罪被审查,而将此事交代出来了。当时,我还错误地认为这事肯定是他父亲指使策划的,使我一度对其产生误解,以为此人阴险毒辣。后来虽与他多次见面,但我都因心存芥蒂不愿与他接触。有了这些传言和风声,我更不敢去白沙这地方抛头露面了。
不过在此同时,也常会遇到白沙乡间一些来县城办事、走亲戚的乡下人和基层干部,他们却传递了另一种信息,让我感到快慰。他们与我攀谈时,都说我在白沙工作吃了苦、受了累,搞建设留下了业绩,并对白沙公社前后几任书记一一进行了评议。有人对我说:“你们那时只会做事搞劳动,连自行车、摩托车也没一部,现在的乡干部上县开会下乡检查工作都坐小汽车”。对于1996年乡政府实施的乡办企业改制,拍卖了几个企业特别是几个小水电站,群众更是很不理解,甚至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你们那时的公社干部创业,现在的乡政府干部败家”等等。我虽再三解释这是形势发展和改革的需要,但多数人还是想不通。这也增添了我对白沙人民的怀念和崇敬。后来更有人不断找上门来与我攀谈,说“群众算了算,解放以来历届的乡和公社书记,真正吃了大苦、吃了大累且留下了一些业绩的,就是你黎书记”。我说:后来的廖书记任内不也修了两座电站吗?来人却说“他不也是你们当时带出来的一个徒弟吗?”听了这些话,我深悟到人民对干部的功过,“群众心里有杆秤”的比喻是多么贴切。后来,更传来了让我激动和始料不及的消息。先后有两三个来人说:“你不仅是白沙多数人怀念你为白沙人民做了事吃了累,连你的死对头廖光荣都说你是一位为白沙搞建设吃了苦受了累的书记”,我听了这个信息,久久不能平静。我不得不又重新反思那个“左”的年代和在白沙公社任党委书记时一连串“左”的作为。当时我想,自己一生中由于执行“左”的路线,参与“文革”的两派斗争,或某些过失使人留下夙怨甚至形成夙敌的,恐怕就是这位廖光荣了。时过境迁,现在中国正构建和谐社会,我曾经的对手和“劲敌”能这样弃前仇正确对待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哪能麻木不仁不近人情呢?于是我在这二十年后的1998年专程前往白沙,去拜访那位二十年前的“冤家”和老对手,以消除积怨。
1998年的一天,当我见到廖光荣时,他已年近六十,由于生活磨难和家庭的变故,显得很苍老憔悴。一见面,他却赞叹我还是那么精神。当我提起二十年前的往事深表忏悔时,他不让我说下去,紧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过去了的事不必说了,当时我们两个人是碰上了,你执行上级指示很坚决,我也很倔犟。你为白沙人民做了事是大家都公认的!”一席话说得我无地自容。原来我在农村工作时,牢记着的是毛泽东对农民“自私、保守、狭隘”的定义。而我眼前这位被我一度整得焦头烂额,在浏阳城里、大围山区里、白沙乡里甚至曾在省城、京城都留下斑斑足迹,名噪一时“专凿四方眼”①的乡里木匠,却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和宽阔胸怀,真让我始料不及。特别更让我动情和佩服的是,这位没多少文化的乡下人,不记前嫌,对我的评判是“执行上级路线”用了“坚决”这样的褒义词;而对自己却用了带有贬义的“倔犟”二字。每每想来令我肃然起敬。此后,我们两人常有交往。
我与廖光荣之间的恩怨,我的家人一直是十分清楚的。二O一O年二月五日,我与老伴送保姆回家过年,顺道去看望了年已71岁的廖光荣。谁知他听到了我们俩老一同前往的消息,竟准备了一串米多长的鞭炮坐在门前等着。待我们到达时,任尔怎么劝阻和抢夺,最终他还是十分“倔犟”地点燃了那串鞭炮而惊动了街坊邻里。这时,我感动得泪眼模糊,不能自已。当我动笔撰写这“人民公社书记话当年”时,对他家的打击和磨难我不得不浓墨重彩,在字里行间留下沉重的记忆。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我想只有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氛围里才能萌发、形成和发展,并深深地教训、鼓舞和慰藉着我这位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
有件令我十分遗憾的事是,前面记述的1983年“严打”时公安部门给我传递的那位图谋报复我的李某某,谁知也并非此事的指使者和策划人,纯属其儿子的个人行为。几年前,前任乡党委书记给我传递的真实信息是,李某某对我的为人和工作业绩,他在以后多年的很多场合都是大加肯定和赞扬的。完全是我误会他了。当我辩明真象欲再去与他沟通时,才得知他早几年已因病辞世了。
“群众心里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这些俗语、格言,是每个从政的公务人员应当切记的一个既简单而又形象深刻的普遍真理。
本人古稀之年,花巨大的精力,以较长的篇幅,叙述了当年执行“左”的路线导致与一位山村农夫一场延续多年的激烈抗争,可后来又得以握手言和的全过程。充分反映了那个“阶级斗争常抓不懈”的年代和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一个事件贯穿在两个时期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局。这是我亲历的也让读者值得回味的一段真实故事。它的起因、诱因和成因都充分印证了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一个令人赞叹和欣慰的历史性飞跃和选择。











注:①浏阳方言指呆板固执。
为上坪革命纪念地建设
当年事未竟,今朝情更浓

我到白沙公社工作后,了解到白沙这个地方原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一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到江西铜鼓县,将浏阳工农义勇队编入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举行秋收起义,并决定分三路攻打湖南长沙再攻打武汉。由第一团攻打醴陵县,二团攻打平江县,他亲自指挥三团攻打浏阳县。9月11日晚,毛泽东领导的三团,向驻白沙的国民党驻军打响了第一枪,除击毙敌连长及士兵20余人外,还生俘100余人,并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起义部队无一伤亡。这是毛泽东一生亲自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当时他喜称这次战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二是9月12日敌人组织反攻未逞,起义部队乘胜攻打东门镇获胜。14日许克祥组织大反攻,起义部队势单力薄、装备落后不敌,毛泽东遂指挥部队撤退到白沙的上坪。因为这里是“平(江)浏(阳)铜(鼓)”三县交界的战略要地,又是他第一师范同学陈锡虞的家乡。此时已知攻打醴陵的一团和攻打平江的二团都遭受了严重挫折。14日晚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上坪军事会议”。会议充分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毅然决定放弃原定一鼓作气攻打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的鲁莽决定,改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迅即派人通知三个团都到浏阳文家市会师,转而向井岗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当年我还只是认为上坪这个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一定的纪念价值,如能借助当时正在建设“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为契机,将上坪也作为一个纪念地进行建设,那白沙这个山区公社的建设就大有带动的希望。为此我深入这个山区大队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并写出了《要重视山区特别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的长篇调查报告(见附件二),呈送到中央、省、地、县各级。我不仅以公社名义,也促请县人民政府几次向上呈送了要求将上坪列入纪念地进行建设的报告。我之所以将上坪公路列为全社建设的第一条公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作准备的。我就任白沙党委书记后,作出的建电站、修公路、大办文化教育事业等的规划目标大都基本实现了;唯要求将上坪列为革命纪念地建设一项运作了几年,最终未能如愿。虽然当年这事未竟,但时过三十多年之后,到了这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年代,我却情更浓。
去年全国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讨论,我所在的社区要我在一次学习会上作个中心发言。我在起草发言稿时,回顾党史和国家建设发展史,忽又想起了上坪这个地方和“上坪会议”。我想中国革命的老前辈们过去是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科学认识和实践才取得胜利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科学发展观”。后来总结出的民主革命战争年代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武装斗争方面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完全是科学的正确的。史料已完全证实这个科学的战略决策是毛泽东根据当时自己指挥的秋收起义部队受挫之后,决定放弃攻打敌人力量雄厚的大中城市的计划,转而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以节蓄力量,壮大革命队伍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个原于实践的科学决策就是萌生形成于白沙上坪这个大山冲里。现在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来重新评价这次“上坪军事会议”,才使人豁然开朗,感悟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军史上意义和作用完全可以用“中国工农武装斗争成败关键在此一举”来定位。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决策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反科学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阐述: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和“既反保守右倾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些发展战略是完全科学正确的。但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接着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完全违反科学发展实际的。导致“八大”正确的科学的决策未能实现。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国家才又走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
科学,就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而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所以,如果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将中国革命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去回顾总结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发展史,上坪会议应提高到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层面上一次科学发展的具有战略意义和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中国革命的成功,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艰难曲折,其结果都与其领导集团每个时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决策正确与否密切相关,而战略决策是决定全局的策略。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大正确建国方针的提出(虽未完全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和现在的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这些就是共和国从孕育、诞生、成长,实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系列科学发展战略决策。
当初我多方争取将上坪开发建设成一个革命纪念地,其理念和眼光都是比较狭隘短浅的。现在进一步探究,开发建设这个地方,除了政治意义,历史意义,也可以佐证和弘扬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它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成功,有许多大的事件是值得永久纪念的。如果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古田会议、延安整风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兴衰;那么鲁莽攻打大中城市还是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却是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成败。上坪就是这段光辉历史的策源地。它的纪念意义可以与北京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比美,甚至大大超过了它的纪念价值。我认为我这论证一点也不牵强。我企盼有朝一日新秋收起义上坪会议旧址建成一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国家级的党史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
六年公社书记任期小结

我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前后的三件事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一是,一九七五年元月初县委第一书记对我上任前“不要下车伊始就去发议论,先沉下去作好调查研究再确定工作方针”;“搞什么建设,要办就要办那起码二十年后回头看看也不后悔的事”这些临行嘱咐。二是,二月份在湘潭地委“五·七”干校一个月时间“毛主席理论问题的指示”的学习。通过认真学习,我对当时那套理论刻骨铭心。因为这“理论问题指示”中提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通过学习我确信当时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分严峻的,所以和后来对凤山大队下街生产队作的调查,才能撰成那篇洋洋万言的《红旗飘飘,警惕复辟》调查报告,并导致与一个农民形成一场历时数年的激烈抗争。三是,上任前在当地一年的斗批改与山区人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到任后对老革命根据地上坪大队,进行的近一个星期的调研,所形成的那篇向中央和省、地、县各级呈送的《要重视山区特别是老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调查报告。其结束语提出“像这样落后的山区,除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领导班子建设外,一方面要抓自然条件的改造,二方面要抓科学文化的发展。”回味在三十多年前,我这仅有小学文化的最基层干部,当时能提出这样比较贴近实际、接近科学的纲领性口号来,自认为是难能可贵的。一年“斗批改”,一次临行嘱咐,一个月理论学习,两场社会调查,终于使我在几年任职期间形成两大行为特点——批资本主义和下决心改变山区面貌都是那么坚定而执着。
在这本册子最后留下的其中我亲手书写的三个“附件”材料,完全反映了当年路线“左”,群众“苦”和干部“蛮”、群众“累”的四个时代特点和我的工作思路和作风。当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形势也大为改观了,与当地群众的关系也基本融洽了,决定改变山区面貌的几大决策都已初见成效了时,我却又对这地方和这工作产生了恋战情绪。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审时度势,大大改变了前期那偏激强悍的作风,一个心眼搞建设,不仅群众认为我变得可亲了,自己也觉得精神上轻松了许多。可是就在这年4月间,我那在部队服役的大儿子牺牲了,41岁的我便成了烈士的父亲。这变故对我的精神创伤是可想而知的。县领导来慰问我时,曾表示是否为我变换一下工作岗位,以减轻点工作和思想压力。由于我考虑的是当年设想要办的事大都有了成功的希望却还没有成功。为此,我谢绝了领导的关怀,默默地坚挺着在这个山区公社继续干了一年多。待到我原先筹划的各项事业如上坪公路,白沙、洗马潭两座大桥都通车了;泉丰电站送电了;社办中学开课了;影剧院开演了我还观看了浏阳花鼓剧团的两场演出时,我才响应上级的召唤,去一个工作相对较轻松、单纯一点正在建设的县联合电站任党支部书记兼站长。领导找我谈话时说:“这单位还是水利局下属单位,与你原任职级不符,待以后再调整”。我欣然回答:“领导是看中了我爱搞电站,我也确有这热心,什么级别我是不介意的。”此后我又与工人们为建送变电站、架高压线高高兴兴干了一年多。现在回顾这段经历,我不仅无怨无悔,至今还认为那个时代的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之纯真,确实难能可贵。
我在白沙公社工作期间,以现在的眼光看,执行的路线可谓“左”得出奇,我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可谓“蛮”得够野。时至今日,我为什么不讳言也不害怕暴露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因为政治上,当时的党中央毛主席把中国“防修变质”的形势描述到了“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重程度,我这个具有朴素感情的基层干部,有本事跳出当时全党全国都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的怪圈吗!所以我当时执行“左”的政治路线才那么不遗余力、顽强勇猛。在改变山区面貌搞建设方面我完全是从山区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对老苏区人民的感情出发,我才唯实不唯上,有点点超前意识,不搞什么花架子。当时为了修路建桥、建电站、建学校和影剧院我不仅经常身体力行参加劳动,同时为了争取上级的资金和物资器材支持,我的活动范围遍及到了中央民政部、石油部、胜利油田和省市各级民政、林业、水利、物资等几十个相关单位和部门,最终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援助。这期间虽然有的县、区领导批评我“不挂帅以粮为纲”,有不务正业之嫌,但我还是不顾种种非议脚踏实地,执着地为革命老区人民办实事。最终也确实做了些如当时县委第一书记临行嘱咐的“二十年后回头看看也不后悔”的事。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农村基层干部在长年累月“斗私批修”的政治气氛中,确实都少有私心,在对待个人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方面都称得上“比较干净”;今天在记述当年这些经历和群众的评价时,我才充分感悟到:执政者是否做到了“执政为民”,是否“大公无私”,是否“表里如一”,是否“鞠躬尽瘁”,官员们无须自吹自擂,只有群众心里那杆秤,才是评判一个人是非功过的最准确的天平。
还有一点值得自己,也值得每个肩负一个地方领导责任的领导者们认真把握的,是创造业绩与留下劣迹的关系。三十多年前的各项建设与现在的建设规模与速度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当时的浏阳县建一个发电量仅几百个千瓦的水利发电设施浏阳河闸坝电站,投资600多万元,硬是抽调一个县委副书记挂帅,举全县之力,建了两年多才完成。现在一个市上建设项目动辄几千万上亿元,一个乡镇上一个建设项目动不动就斥资几百上千万元。当时白沙公社建个发电量400千瓦的水电站,也是书记挂帅举全社之力奋斗了两、三年。近几年白沙地区发电量几百千瓦的水电站就建了好几座,全是山区农友们独资或合资建起来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时代的业绩,实在没什么可以炫耀的。可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么个经济基础差,仅几千人口的大山区小公社,就那么几年工夫,能干那么多实事,以现在的眼光看是“小玩意”,那时却算得是“大手笔”了。大众评价一位公务人员,总是既看其业绩,也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作风是否存在劣迹的。在白沙这“小南京”历史上曾有好几位干部因生活作风腐化倒了。有个别领导人任职期间,没多大建树,至今被群众评判起来就颇有微词。本人在这地方工作,除执行当时的政治思想践线“左”,工作方法也很粗野。但我自认为我工作作风是艰苦深入的,个人道德品质也是纯洁正派的。所以后来群众对我的评价也是比较公正的。国家公务人员为官一任,出业绩重要,不留劣迹更重要。有的人在一地为官业绩不多却留下某些劣迹;有的人业绩不少,可在个人道德品质方面问题也不少,甚至劣迹斑斑。近年来,小到大丘庄村的禹作敏,大到中央政治局和省市各级的少数官员,无论其任内创下了多少业绩,最终还是被其劣迹所毁。从这“业绩”与“劣迹”的话题,我又想起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纲领性口号。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政治挂帅”、“斗私批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政治挂帅”、“斗私批修”历练了我们那时代的一代人,使其循规蹈矩者多,贪赃枉法者少。可是历史已经证明,长年累月搞政治斗争,国民经济又确实难以搞上去。现时国民经济确实搞上去了,而人们包括有些高中级干部的道德水准确实又不尽如人意。群众之所以称道和怀念我们当年的作为,恐怕就是离不开这两个时代背景对国家工作人员们道德水准和思想、工作作风的权衡比较。这是个政治和理论、学术方面的大课题,我这小职员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可是我认为“人民公社”年代那套理论虽脱离社会实践,但当年对各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确实抓得很紧也很扎实,干部本身学习的自觉性也比较高。而现在中央“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反腐倡廉”这些指导思想都是符合社会实际也很得民心的,可各级干部学习领会得如何,恐怕得打个很大的疑问号。
本人一生从政,多数时日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真正独当一面主宰一个小天地就是任人民公社书记这几年,计掌控了这大山区156平方公里版图,两千多户人家和八千多民众。加上那时实行书记挂帅和“一元化”领导,可谓权力至高无上,职责维系千家。然而从政一生中最忙最累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年。凭心而论我当时忠实执行“左”的一套完全是出于对党当时思想路线的忠诚;我竭尽全力为山区搞建设,完全是出于对山区老百姓生存环境的同情和抱定一个宗旨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我的所作所为虽当时评判不一,但最终还是得到了群众的良好评价和认可。特别是当年那位被我批斗和处理得两次赴京上访,在浏阳县城、白沙集镇到处糊大字报甚至曾扬言要对我行凶报复,以至在全社、全县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廖光荣及其家人。在我既没有登门沟通也没致歉的情况下,最终对我还是该谅解的谅解了,该肯定的肯定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附件一:这是从互联网下载的全国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史料。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接着第4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证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这时,即1958年6月底7月初,谭震林在郑州主持召开冀、鲁、豫、陕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他在会议的总结中,讲到了农业合作社的变革问题。他说:“像遂平县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 信阳的同志回去传达后,地委根据《红旗》杂志两篇文章透露的毛主席关于办大公社的指示和谭震林谈话的精神,进行了讨论和研究,认为合并后的大社,实际上已构成人民公社的雏形。由地委秘书长赵光带领工作组,首先在遂平县卫星集体农庄试点,在原21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又并入6个社,共27个农业社、9360户参加。7月初,正式建立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样,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诞生了。7月中旬,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红旗》杂志常务编辑李友久、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专程到嵖岈山公社,和地委工作组一起,召开社队干部座谈会,并到各队调查,在总结群众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公社研究了一些规章制度,初步制定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稿)》。规定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总结了青年队集体吃食堂的好处,推广了公共食堂;同时成立了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缝纫组;公社设立了农业、林业、畜牧、工交、粮食、供销、卫生、武装保卫等若干部或委员会,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8月4日、5日,毛主席视察了河北省的徐水、安国县的农村后,于5日晚11时,来到河南的新乡。 7日凌晨,史向生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的情况。当谈到嵖岈山公社试行简章时,毛主席聚精会神,边听边问,他说:“这是个好东西,给我!”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他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
毛主席视察三省和“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很快在报上发表。各地立即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
8月底,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经过讨论,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在秋收前后,先把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央报刊相继发表了“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等社论。这样,把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很快推向高潮。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成立初期,生产资料实行过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过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从意义上来说,其实“人民公社”就是现在的乡政府机构,其作用就是起到政府督导作用。那时相应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号召,一般人民公社都会有规模不一的防空洞以及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备战备只需。
后经多次调整,1962年以后,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仍存在着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缺点。同时,农村人民公社一直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
为了克服人民公社制度上的各种弊端,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农村改革。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模式。另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实行政社分设,重新建立乡政府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同时,在村一级建立了农民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分别管理本村、组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事务。经过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附件二:作者到任白沙公社党委书记不久,深入到上坪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的贫困山村作出充分调研之后,向中央、省、地、县各级送出的报告。


要重视山区特别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反映一个山区大队后进的情况和原因


山区,特别是老苏区,有它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的条件。当前山区的革命和建设,多数赶不上平原和丘陵区,因为山区的发展,有它特定的困难。要使山区的发展赶上一般地区的水平,必须从各方面研究它固有的特点和规律,从各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山区,特别是深山区的发展,将远远落后于形势。
白沙公社的上坪,位于湖南的平江、浏阳和江西的铜古三县交界中心,是一战略要地,又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老苏区。一九二七年九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秋收起义,在这里指挥过起义的战斗。毛主席在上坪分析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当机立断,召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城市,会师文家市,向井岗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家市会师的指示,就是毛主席在上坪发出的。上坪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到革命处于低潮时,这里受国民党的催残最甚,损失很大;在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今天,象上坪这样具有光荣传统的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地和老苏区是应当把它建设好的。然而,解放近三十年了,由于历史的和我们工作上的种种原因,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直到现在这里的变化仍是不大的。与先进地区比较,还是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全大队554亩田土,1964年总产201855斤,1976年还只有20386斤,十二年只增长0.7%,其中六年都在十七、八万斤之间。到1976年亩产还只有386斤,人平口粮293斤。12个生产队525个人口,还有3个生产队亩产在三百斤以下,4个队在四百斤以下。有7个生产队296个人口口粮水平在三百斤以下,最低的队只有212斤,最高的队也只有370斤。虽人平有一亩田土,但年年要吃统销粮。从社员收入看,1966年人平纯收入才55元,4个队40元以下。到1976年人平纯收入增长到77元,仍有二个队在40元以下。最少的人平收入只14元。他们自产粮食不够吃,年年每人要买销粮二百斤左右。除去这项开支,人平收入是十分低的。就在这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坪老苏区人民对国家的贡献还是不少的。这里盛产木材,他们每年人平要向国家贡献木材2.4立方米,楠竹10多根。按木材与粮食比价,人平每年贡献折粮726斤,有6个队贡献1000斤以上。这个地方的面貌,虽不能说是“山河依旧,面貌未改”,但变化确是不大的。山上的树木越砍越光倒是一个不祥的变化。对照老苏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贡献,拿一个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地来衡量,想一想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对我们建设未来的殷切期望,用全国飞跃发展的形势来比较,深深感到,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对山区建设下的工夫是很不相称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忽视了山区的工作。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同志认真检讨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法。”上坪大队为什么到现在还这样后进,我们从物质到精神,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从客观条件到主观因素的各个方面作了一些观察,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上坪这地方地广人稀,十二个生产队分布在九条大山冲里。136户人家和554亩田土散落在数百道沟壑之中。到每个生产队走一趟近一百华里,要两个工;走遍每个屋场有二百多里,起码要五、六天工夫。有五、六个生产队种田要走七、八里。还有两个队的田土在15里之外。“密密的河流小小的天,高高的青山紧相连。午时日出未时落,一年工夫当三年。”这是当地群众形容上坪山高、沟多、日照短、工作量大、自然条件差而凑起的一支歌谣。
自然条件太差,对生产建设的直接影响是很大的。例如,地形分散,到队,到屋场,到田边总要有条路,有路得年年整修,因而修路花工特别多,每个劳动力每年要搞十多天。田土分散,多数分布在半山腰里,山下常年清流不断,天晴十天田里开坼。林木茂密,野兽甚多,农业生产不是旱灾、虫灾就是兽害,每年粮食作物收割季节,所有劳动力有两、三个月时间要在外面露宿风餐赶野猪。生产一粒粮食很难到手。交通不便,山高坡陡,步履艰难;运输遥远,山里人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统销粮都要从山外运进来,目前只能靠肩挑,挑到各个生产队去,到白沙来回一趟平均要走五十里。冬天雨雪多,又要完成国家竹木任务,很少有工搞运输,到了大忙季节运石灰、化肥等生产资料,经常要包给别人运输。一百斤货物运价要花三至四元。群众说:“我们上坪运一担肥料进来,把运费一加,石灰成了磷肥,磷肥成了氮肥,氮肥成了尿素。”产量不高,成本增多,负担加重,运输条件太差,确是生产后进、生活困难的一个很大原因。条件差,生活困难,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少数人对改变这里的面貌悲观失望,丧失信心,思迁不思变。在当前还存在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情况下,山外人想迁到山角里去的少数。山里人想外迁的又不少。在结婚、恋爱问题上也有这种情况。山里的青年妇女往外嫁,山外的青年妇女又不想进山沟。所以,这个地方的单身汉子特别多,人口、劳力都将有减少的趋势。这个大队的毛坳生产队,十一户人家,二十八个人口,三十四亩田土,有五户单身,而且都是六十七至七十七岁的人了。一户四类分子两口子均已七十多岁。又一户贫农两口子,男64岁,女56岁。另一户贫农何华兴,年纪42岁,至今未结过婚,就与一个八十三岁的老母亲住在高山上相依为命。还有个木匠王俊成,38岁,是队里一个最年轻的劳力,但老婆因不想住山沟,已离婚两年,王只得带了二个十岁左右的女孩相依为命。王俊成、何华兴苦于无偶,常常思迁。剩下只正、副队长两家各有4个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说:“如果两个单身汉子留不住,再过十年,毛坳生产队就是我们两家的天下。”这种情况不单是毛坳队的问题,甚至在我们这样一个山区公社的大范围内,也有这种倾向。上次摸适令晚婚青年的底18-25岁的男青年有523个,而女青年只有262个,刚好少一半。山区单身汉日益增多,不能说是我们不应当关心的事。象毛坳这样的队,又出现另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这五位单身老人(加上四类分子两公婆共7个),论其年龄,如果在条件好一点的地方,都应该要享受“五保”的了,而在这里光靠这四、五个劳动力确实是负担不了。目前除一个七十七岁的享受“五保”外,其他的全靠自食其力。山沟里的老人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自然条件差,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影响也很大。例如,文化革命后期的斗批改运动,每个角落起码都搞了一两期,唯独上坪这里只马马虎虎走了一下过场。七四年和七五年,县里两次派工作队到白沙,目标是进驻“老大难”,大家也都认为上坪是“老大难”。但七讨论八讨论,总是认为这里太分散了,要干部多,会拖住了力量;粮食生产上贡献不大,不能左右白沙公社的形势;地方大,条件差,抓不拢,怕搞不出名堂而不敢去、不想去。公社里的干部,也是基于上述原因,年年只是在大忙时节派个把干部去喊一喊、转一转。大队的干部同样不可能把12个生产队的革命和生产情况及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多数时间只能办理例行公事,有件令人称奇的事是,一次大队支部书记陪公社书记到各队作调查,到了吴家生产队,这位三十多岁的支书坦言,他不知道这个队长的住处,他出生以来还从未到过这吴家队半山上的几个山沟。一九七五年春,由于没有人深入到各个角落去检查,有好几个生产队五月初还没有完成“三光”,早稻计划差100多亩。七五年到处增产,而这个大队在74年亩产只有346斤的基础上又减了产。在贯彻上级的指示方面,上坪大队总是不能及时和全面的。公社开会,如果要生产队的人参加,不早几天通知,党支部就无法把人搞齐。公社临时通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坪总是难得到会。因为往往公社的通知到得支书的手里,已成为明日黄花。由于路远,大队晚上开不成会,白天开会过多过长也不可能。所以,这里无论是干部的学习或贯彻什么上级指示,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不可能深入和细致。因此,这里的干部和群众思想总是落后于形势,各项工作总是掉队。要丰富一下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是困难多端。例如,想把广播安到户需线太多,物资满足不了,经费也很困难。生产队订张报纸,一是投递困难,二是一个队也很少有能读通报纸的文化人。想着手解决一下普及教育的问题,由于地形分散,又得建学校多(已建三所),要老师多。我们这里有个生产队,一个学校一个老师教三个学生,分三个班。撤不能撤,并不能并。到目前止,整个大队还没有一个中学毕业生。文化水平太低,要选个记工员、保管员、会计都困难得很。一个大队会计就兼了三个生产队的会计。由于交通闭塞,深山沟里的人到外面走一走的是少数,眼界不如山外人开阔。因而,眼光狭隘,右倾保守也比别的地方突出。搞科学实验更谈不上。特别是有这么一个怪现象,当地大队反映,这里“傻子”多,525个人口中有30个,占5.7%。认真分析一下,其实这些人并非天生的“愚蠢”,而是对外界事物接触太少的缘故。如吴家生产队王丙连两兄弟,二十多岁的时候,见了本地的生人就要马上闭门不出,被认为是“傻”,这里的不少农户,住在高山上单门独户,很少有人来往,生个小孩放在家成天没有人接触,那有不“傻”的呢?六五年社教工作队来了,把他们作为根子,带到外面走了一走,多开了一些会议和参加社会活动,现在,思想就比以前开阔多了。囿于见闻,少了实践,少了文化,是所谓“傻”的基本原因。由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里搞得不好,给资本主义有隙可乘。山区付业门路多,边远地方田土多,由于抓得不紧,自然手工业、付业单干、土单干的情况在这里十分严重。去冬,公社派工作队打了一个“战役”,今春12个生产队又有4个生产队的队长带头单干。
自然条件的影响,思想和文化的局限,阶级敌人的破坏,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右倾保守思想的阻碍,这就是上坪大队革命生产上不去、条件不能很快改变的主要原因。
我们建议,象这样的落后山区,除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领导班子建设外,一方面要抓自然条件的改造,二方面要抓科学文化的发展。要改变自然条件,首先就要把交通事业搞好。白沙到上坪20多华里,如修通公路,什么机械化问题,劳动强度问题,劳动生产力问题,山区资源开发问题,劳动收入,生产成本问题、社员生活问题,其他基本建设问题等等都可以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加上在思想教育、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认真抓一下,我们想,山区的落后面貌是不难改变的。当前,山区人民要求修建上坪公路是一大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建设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革命活动纪念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各级领导关心和支持。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有山区人民勤劳勇敢的革命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能够把上坪这个“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乐园。”
附件三:作者就任白沙公社党委书记不久,赴湘潭地区“五·七干校”学习毛主席当时“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后,到一个生产队“解剖麻雀”所写的一篇论文,将“一个生产队也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写得绘声绘影。


红旗飘飘,警惕复辟
——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的指示的一点体会


当我们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还学习不深,理解不透的时候,“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确实“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学了还没有做一点什么,他们却跳出来攻击我们刮“共产风”。四月三日,公社冲进一个老头,大骂财会辅导员办坏了他们的队。“不会接生还弄坏了人家的身体”。理由是“没有五保户留公益金”,“留了公积金又借给外队买拖拉机”。这是凤山大队下街生产队刮来的一股阴风。
凤山大队是一个“老大难”,而下街生产队是“老大难”单位中的一面红旗,在公社也很有名气。文化革命八年,粮食增产38%;总收入增长44.4%;对国家贡献增长64%;集体留存增长87%,集体存现金3000多元,储备粮11000斤;1975年的征购粮1974年就提前送了;社员收入增长40%。从这些数字看,这个队集体经济是不断发展的,集体分配方面的“三家关系”是处理得好的。但是,分配表上的数字只能够说明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一部分情况,而不能说明资产阶级“土围子”中的东西。
最近,根据下街队出现的一些怪现象,我们打进这个“土围子”,揭开了他的秘密。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我们的认识也来了个飞跃。
下街生产队21户,84人,贫农、下中农、中农、小商16户,其他5户。16户小生产者中,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情况,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甚至新资产阶级也正在产生,夺权斗争也发生了,经济基础正在向坏的方面起着急剧的变化。
过去,我们只知道在分配领域里有不平等,并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更不理解在集体分配中会有剥削;只知道农村中有资本主义,不理解小生产是怎样“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只担心国家政权有变修的危险性,并不理解“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更不理解、也不关心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特别是那些“红旗队”也有改变政权和所有制性质,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
化验一滴水、一块小矿石可以基本上了解一条大河、一个大矿山的各种化学成分,解剖一个生产队,一户人家甚至可以说明一个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下街生产队和贫农廖立刚一家的变化情况,给我们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提供了全面的具体事实根据。
贫农廖立刚一家,经历了困难、好转、暴发、夺权的过程。
1967年,廖家还得社会救济18.54元,超支65.77元,到1968年才进钱16元。近几年来,孩子大了,劳力足了,门路多了,经济上暴发了,思想变了,完全背叛了贫下中农和社会主义。廖立刚是怎么变的?让我们用毛主席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来解剖一下。
一、在分配领域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基础
廖立刚家里的收入,可以分为扩大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不折不扣劳动所得”两部分。也就是姚文元同志《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揭露的:“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
(一)扩大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部分
1974年廖家四个劳动力,只出集体劳动日398天,三个人长期在外搞手工业,只投资552元,以每九角记十分,年终分配每十分得0.57元,还经常讲搞农业生产的占了他的光,他吃了明亏。
究竟谁占了谁的光,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下街队1974年产粮67656斤。价值6427.32元。搞粮食生产的工分为62660分,每十分产粮10.8斤,毛收入1.026元。这个队工分很松。椐1970年和1974年的情况调查,每个10分底分的劳动力,每个劳动日平均得了19.4分。这样每个搞粮食生产劳动日就是每天产粮21斤,毛收入1.995元,可见搞粮食生产的人创造的财富并不少。
再看搞集体农、棉、粮、付四项生产的人收入怎样?全队1974年总收入11866元。搞集体四项生产收入为9511.03元。全队的总分121900分,其中搞四项集体生产的工分为85669分,每10分毛收入为1.11元。每个劳动日毛收入为2.153元。收入并不少于手工业。
为什么毛收入1.11元,而年终分配工只有0.57元呢?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来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谁占了谁的光。
马克思在《哥达钢领批判》中指出,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的总产品(就是前面所说的集体每10分毛收入1.11元和手工每10分0.9元的总和),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应当进行六项扣除。
1、用来补充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即生产队开支的各项生产费用。1974年这项开支共计3640.56元。
2、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即生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用工、公积金、生产基金、储备粮基金等。1974年这几项共计支付899.66元。
3、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即生产队当年水、旱、病、虫、风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还有阶级敌人的资本主义势力冲击造成的损失)这是看得出情况,算不到数字的。
4、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就是生产队干部补贴、管理费,上交大队干部补贴和管理费。1974年这几项共支付589.10元。
5、用来满足共同需要部分。即向国家交的农业税和分摊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补贴工分。1974年共支付411.24元。
6、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即生产队的公益金1974年共提取100元。
以上“六项扣除”(实际上只算了五项)共计5640.56元。
为了当年生产、扩大再生产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的“六项扣除”,它反映了每个社员的共同利益,也是每个不论搞什么行业的社员都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就是说,搞四项集体生产的85669分和手工业投资计工的26273分,应平衡负担才合理。“六项扣除”5640.56元。除以当年总工分11942分,等于每10分应负担0.504元。这样,搞集体的每10分收入1.11元,除去应负担数,应分0.606元,而实际只分了0.57元,等于每10分被手工投资者占去了0.036元。而手工业拿来的毛收入每10分0.9元,减去应负担数,每10分只应分0.396元,但分了0.57元,每10分占了搞集体的社员0.174元的光。1974年26273分共占光457.15元。廖立刚家投资计工分6133分,共占光106.71元。这就是姚文元同志文章中指出的:“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从本质上看,廖立刚拿给大队的552元,实际上不是什么投资款,而是要息的借款——资本,每交0.9元还分了2斤粮食,共计1266斤,这是资本转化为商品的实例。
(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部分。
光看分配表是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关系的。下街生产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搞“不折不扣劳动所得”的人,在队名义上收入少,实际上暴发了。“有折有扣”的人,名义上收入多,实际上有的要破产。
我们调查了三户比廖立刚家人口少,而劳动力工与廖立刚家完全相等的社会员的经济情况。这三户社员八个人口,三个男主劳,一个女附劳。廖立刚家10个人口,也是三个男主劳,一个女附劳。1972年到1974年三年中,三户社员在队里做了2772个劳动日,比廖家多132%。廖家三年共得工分31364分,三户社员共得工分44439分,比廖家多41.7%。总收入廖立刚家共得2147元,三户社员共得2947元,比廖家多800元,占37%,分配找补廖家进钱807元,三户社员进钱1485元,比廖家多678元,占84%,粮食廖家共分13173斤,三户社员共分1499.9斤。共比廖家多13.8%。这些比例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三户社员的劳动日比廖家多73%,而工分只多41.7%,主要是廖立刚家会钻松,这也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
三户社员农业集体劳动日比廖家多132%,而分粮食只多13.8%,这是因为我们在粮食分配上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体现了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萌芽,对人多劳少的人是一种照顾。廖立刚劳动力充裕,大部分去搞单干,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队只以困难户的劳力在队劳动。在吃粮上完全享受了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给困难户的待遇。这就是廖立刚用资产阶级的手段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捞到了大量货币,我们无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为他获得了足够的粮食。也就是他一方面挖社会主义墙脚,一方面还要得社会主义的享受。
三户社员人口比廖家少两个,三年总收入比廖家多800元,一般说这些社员应当比廖家生活好,商品要比廖家占有多。可是,这三户社员生活都一般。不仅没有什么料子衣服等高级商品,个别户还因天灾人祸卖了屋。穿的是料棉衣。廖立刚家情况则大大不同,只初步了解,有价值260元的梅花手表一块,120元的手表两块,60元的皮衣一件,毛领大衣六件,料子裤四条,毛衣三件,新制被盖四套,皮鞋两双等等。1970年以来,每年都杀一头200斤重的大肥猪,全部自食。问题在哪里?主要是他家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大大超过了生产队分配部分。
廖立刚家三个手工业,一个教师,还有一台炮米机捞收入,据不完全统计,1972年到1974年的收入是:1972年1850.05元,1973、1974年1656.44元,计共5246.53元。交队只有1360.99元,“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3935.54元。除去一个教师三年的合法收入1080元(这个教师近几年来还年年得“困难补助”计50元),也还有2285.54元。廖立刚家“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多,加上每年投资记工沾光部分,东西自然添置多。所以将要成为暴发户了。这是劳力转化为货币,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一部分转化为商品的事实。
从上述情况看,小生产中的资产阶级和两级分化就是这样在下街生产队产生了。
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促使小生产者“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小生产本身的特点就是“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廖立刚家早在1966年至1968年的时候因劳动力不足,三年总收入只有1836.17元,到1972年以后的三年,他的孩子基本上都能赚到钱了。一方面他们在生产队的收入也逐渐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大搞手工业单干,因此这三年总收入激增到6082.57元,比1966年以后的三年增长231%,他家的人口虽然也增长了84%,但人平收入比六六年后三年的97元增长了四、五倍。他家收入的增长主要是靠手工业单干大发横财。如廖光荣1972年参与承包一批付业,做了6个月,收入900元,每天收入5元。一个人劳动半年相当于贫农社员寻二发家三个主要劳动力劳动一年收入的总和(983.36元)和五户社员收入的总和(941.34元)。1973年廖又承包了一批副业,全家去三个人做了两个月,收入832.94元,三个人两个月,又接近寻二发家三个主要劳动力劳动一年的总和(968.38元),和五户社员当年收入的总和(844.62元)。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由于单干,下街生产队在分配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廖光荣他们无限度地扩大了。小生产的两级分化被急剧地加速了。“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粥”,一家往上爬了,给一些人以很大的诱惑力。首先,直接影响的是三户手工业:弹匠、泥水、油漆,这三个人1972年到1974年,三年出集体工828个,投资875元,人平每年只出集体工92天,投资97元,单干收入占了半数以上。
没有手艺的人怎么办?他们有的说:“你有手艺,我有肩膀皮。”搬运单干发生了。又有人说:“你们农忙时能搞单干,我们农闲时总搞得”。于是,全队买来了三台“炮米机”,过年时节打“炮米”。还有人说:“你们手工业可以做卖货,我们搞几根杂木棒,搞点另星卖了有什么问题。”全队1974年19户搞搬运单干,收入189元,打炮米收入370元,卖东西17户收入131元。
资本主义多了,人心焕散了,集体抓不拢了,就想出了一些蠢办法,一是提高工分,二是大吃东西。想用工分挂帅和物质剌激来拖住一些人。结果是:1974年平均工分提高到每个劳动日20.2分。如收晚稻,由1973年每百斤八分提高到13分。1974年比1973年提高1150分,增加62.5%。收获时间却比七三年拖长15天。又如1974年砍南竹,每天平均记分66.6分,多的一天达95分。
吃东西是惊人的:1973年和1974年两年共吃去粮食1376斤,茶油50.7斤和价值564元的食品。计肉234斤,饼507个,烟42包,酒10斤,馒头57个,油粑粑50只,糕点9斤,黄豆26斤。其中1973年和1974年两次搞坑木共吃去176元。计:肉117斤,油24斤,饼371个等东西。两年吃的东西每户要负担26.6元。有的社员反映说:“这样下去不穷也得穷。”
以上这些,不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由于少数人的腐蚀,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不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吗?
三、“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
贫农寻三发,连任了下街生产队八年队长。八年只有2.3元单干收入,10多元经济问题。敢于斗争,劳动积极,基本上是个搞社会主义的队长。由于经常向廖立刚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作斗争。成了廖立刚“以利将来的发展”的主要障碍。廖千方百计要把寻三发打下去。
1973年和1974年,下街生产队已经搞了两年的假选举。1973年,廖立刚拉拢了一些选票,妄图把寻三发搞掉。驻队斗批改工作队发现了这个阴谋,来了一个“以假对假”,控制报唱票权,乱唱一顿,把寻三发“选”上了。1974年,公社又派干部去参加选举,估计到又会发生七三年的情况,提出要提候选人。廖立刚纠集一些人退出会场,大吵大闹,要搞无记名投票。结果寻三发被落选。现已查明,这一场“官廷政变”完全是廖立刚一手操纵搞的。他在选举前很久,装着一付关心社员和集体的面孔,大肆散播“寻三发不爱集体,有钱不买打米机、打粉机,不起保管室,是终久靠不住的人”。他在社员中挑拨离间说张三那一次冒出稻谷,李四某一回冒得照顾,王五小时候受了卡,赵六的四属户待遇又被扣压等等。把很多自己做的事转嫁到寻三发身上。就在选举前几天,他就做好了12个人的工作,投票时他一家破例去了7个。因此,29人参加选举,寻三发包括自己一票,只得了10票,未过半数,被挤出了队委会,让一个地主子弟当了队长。廖立刚的“选举法”虽然暂时胜利了,但他那个两面派和暴发户的特点也彻底暴露了。
姚文元同志在文章中还指出:“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廖立刚就很象这样一个典型,他打着贫农的招牌(其实他当过伪兵,参加过反运会道门),一直受人尊敬。现在还是大队贫协副主任,公社贫协代表。“一个人得志,鸡犬升天。”由于他一人“得志”,他的大儿子学木匠,三儿子上中专,四儿子学钳工,女儿入党都是公社党组织培养的,如今却多数搞资本主义。廖立刚的利欲和野心。也随着他的“得志”而膨胀,竟发展到与党对抗,夺贫下中农的权,拱手交给一个地主子弟和劳改释放犯。驻干部不准,还反指使人到公社大骂,猖狂到了什么程度:“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两句诗移赠廖立刚也恐怕是适合的。
廖立刚不公开出来当队长,而发动一些人推选地主子弟和劳改释放犯当队长,是有他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在政治上,他知道寻三发不能完全控制,而地主子弟和劳改释放犯是完全可以指挥的,这完全是一种“曲线掌权”。寻三发打下去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经济上,1974年由于寻三发的斗争,使得他的小儿子在外只搞了10个月,只捞了586.49元,后被勒令回来了。年终还强令拿了250元交了生产队,两次就减少了“收入”300元左右。1975年如果没有人干扰他就可以的完全单干了。
我们算了一下,如1975年让他的小儿子长期单干不交队,1974年全家收入已达1656.49元,1975年就可达1956.49元了,加上他家在生产队的分配部分800元左右,共是2700多元。十个人的收入不相当于整个生产队74个人收入的一半,人平收入相当一般社员的三倍多。这种经济比例和经济关系同旧社会封建地主与贫雇农之间经济占有比例和经关系是没有多少差别的。
手工业还是自己寻钱自己得,其它副业还是各搞各的,集体分配中也还存在剥削,这些是不是“跟解放前差不多”呢?不同的是几丘田是生产队的了,就只是“所有制变更了”。
但是领导权被篡夺,经济关系起了质的变化,下街生产队还是下街生产队,但“‘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集体经济只剩下一块招牌。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很容易?就是容易在旧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他们时刻梦想复辟;就是容易在现在的很多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差不多;就是容易在下面有那么一批新资产阶级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帮林彪反党集团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盘,只要林彪一类如上台,社会主义就完蛋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完善了,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附件四:白沙公社当时发出的这份“过好革命化春节”的通知,不仅反映了那年代浓烈的“政治气氛”,也透出当年对广大农民管束之严厉。
关于过好革命化春节的几项规定的通知
各大队、生产队、各单位:
在一九七八年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公社党委、公社革命委员会,向全社人民致以亲切的慰问。为了过好革命化的春节,特作如下几条规定:
1、全社自古历十二月二十七日至正月初四休假七天,正月初五日全面开工。
2、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春节休假期间,四类分子一般不许外出走亲访友,个别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必须经大队批准。
3、坚决打击资本主义歪风邪气,加强社会治安。严禁赌博迷信;严禁请客做酒、铺张浪费;严禁黑市买卖、投机倒把;严禁搞旧的黄色的文艺活动,违者根据情节分别进行批评教育、罚款退赃批判斗争的处理。春节期间要加强对仓库、保管室、集体猪场的保卫工作,严防事故发生。
4、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搞好环境革命化。古历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全社都要大搞一次爱国卫生,屋前屋后,里里外外进行一次全面大扫除。家家户户挂上毛主席和华主席像,贴上革命对联。
5、积极开展好春节革命文化活动,可以采取“老曲谱新词”、“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发挥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开展活动,特别要组织好片上和公社文艺会演活动。
6、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节前一鼓作气,一干到底,不准提前放假。节后及时复工,全社所有男女劳动力一律于正月初五到大队集中,誓师开工,实现“开门红”,无故不到每天罚工十五分。
以上几条规定希全社人民遵照执行。
中共白沙公社委员会
白沙公社革命委员会
1978年1月29日
后 记

我任白沙公社书记的六年,仅是共和国诞生后六十年的十分之一、人民公社二十五年历史的四分之一的时光,但它却是前三十年农村和农民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中国革命,从建党到夺取革命胜利,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六十年的历程,都可用邓小平那句“摸着石头过河”的名言来概括和解读,曲折艰难,失误在所难免。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的一系列方针路线是完全科学正确的。但是,一场“反右派”斗争,和紧接着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八大”的科学决策未能实现。现在来看人民公社这段历史,也只能看做是“过河”的一点波折。
当时中国的这段历史,也象十三世纪英国和欧州部分国家大规模驱赶和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使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被剥夺,但使他们后来在卖羊毛中获得了大量资本,体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和出售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大军的形成过程,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人民公社”、“大跃进”虽然中央已作了历史的结论否定了。但是辩证地、历史地看人民公社产生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和“大兵团作战”的同时,我觉得也产生了些值得记述的历史成果。如浏阳人民公社化时期修筑的那些水利设施就多是这个时代的成果。我查了一下历史资料,浏阳县解放后建成的大二型(1座)、中型(10座)、小一型(22座)、小二型(142座)水库共172座,总库容达55152.54万立米,其中初级社、高级社时期建成的只有51座,(小一型4座、小二型47座)公社解体后建成的只有3座,其中大二型1座,中型2座,其余的118座全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产物,都为浏阳农业后来的旱涝保收和抑制山洪水患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如果这些工程在当代来进行,光是征地、移民、拆迁的难度,按当时政府的经济实力其资金物资等种种难题也是难以解决的。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直到人民公社晚期我在白沙人民公社修公路、修大桥、建学校等等,都有个无偿占田占土的难题,建电站就有个无偿砍树木、调劳动力的难题,没有这些具时代特征的环境和条件,我这“蛮子书记”也是难以如愿的。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虽频有失误,但农村经济发展仍是有绩可呈的。“1952年到1980年28年间,农村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当时已达十亿,但仍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的吃穿需要”(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认为只能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人民公社这段历史。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便没有绝对错误,这就是我这位曾经的公社党委书记,留下《红日照山村》这些文字,除了反思当时“左”的错误,也客观地为“人民公社”这历史的弃儿说几句心里话。所以,我不认同有人断言“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损失是某个人的“罪过”。甚至有人暗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还不适当,好象非搞个民主革命是功,社会主义革命是“罪”才解恨的观点。我坚信这个决议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是历史的结论。
我留下的这些文字,很多篇幅是记述当时的理论、政策和干部的作为都是很“左”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在议论起当年那一段“左”的历史时,少数人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有人耿耿于怀,有人义愤填膺,好象当年毛泽东完全是在“胡来”似的。可我还是要为这“左”的时代、“左”的成因发表一点个人想法和看法。中国从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一个十分漫长而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可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记得中国解放初期,我才十四五岁的时候,曾被当地区公所派去进行以放幻灯片的形式,宣传“社会主义好”。主要内容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粮棉堆成山,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现代世界革命历史和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十月革命发祥地的历史和现状又如何,这是人尽皆知的。现实是“苏共”成了“俄共”,“执政党”成了“在野党”,代表国家标志的镰刀斧头红旗变成了三色旗。2010年7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发表了一篇“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文章,阐明“从社会主义模式向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给俄罗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后果。俄罗斯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都大不如苏联时期。”在本书稿将要付印时的8、9两个月又连续读了《老年文摘》“史海钩沉”中的那篇“1991年11月18日在美国休斯敦《撒切尔夫人(当年的英国首相)谈瓦解苏联》”的文章(摘自《红旗文稿》张树华文),和该《文摘》从8月12日至9月13日的长篇连载《苏联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这才完全明白苏共的败亡首先是自身的原因,而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们当时为瓦解苏联确实也费尽了心机。从撒切尔这番讲话里透露出,当时西方集团真个把当年导致苏联解体的两位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掌控得得心应手。所以在这次演讲时撒切尔敢于放言“我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这则发聋振聩的演讲又使我对当年的历史解读多了几分清醒。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主持,对当年苏共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展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规模空前的论战。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简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对当时苏共形成的特权阶层,一党独大和搞“修正主义”等种种作为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九评”的结束语引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断言苏共如不改辕易辙终将败亡的结局。最终苏共没能跳出这“沉舟”和“病树”的历史命运。面对我们干部队伍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不少人对此现状十分不满,又十分留恋我们党和革命队伍当年那相对比较清正廉洁的年代。治党治国,“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中国人独创的那“左右为难”的成语,“摸着石头过河”之比喻,实在是太形象太深刻了。从这个历史渊源去探究,更使我感悟当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什么把拒腐防变为中心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等课题,抓得那么扎实且深入持久。最终使中国在这个时期,既没出现“特权阶层”,也没导致“和平演变”。这是值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庆幸的。所以我认为不应当否认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一切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只是毛泽东可能晚年对古人所云“国家亡败,由官邪也”(唐·张九龄语)过份敏感导致这个时期搞政治斗争有点过于沉迷。从“反右派”斗争始,我参加了连年不断的如“反右倾”、“三反”、“整风整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多是整肃党和革命队伍的。这些运动,既有必要的也有扩大化,也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文化大革命”。可进入七十年代竟然是笼统的“小生产者”和“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了。我的理解,党中央《决议》所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悟当成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可能就是指人民公社晚期这个“学习理论问题指示”的时期。所以我在白沙公社几年,特别是开展对以廖光荣家为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斗争,完全是一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当时不少中共党员特别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是滞后的,既看不惯也想不通。好像中国也是在搞修正主义了。这确实是如当时党中央指出的,是一部分党员思想僵化的表现。我们的总设计师及时提出了“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被写入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逐步克服了党内特别一部分是基层党员中的思想阻力和担忧。
本书所述人民公社时代的几件事,是能准确地反映那个年代的时代特点和令人深思的社会变迁的。关于民主与法治,当时完全被“集中”与“人治”所代替。当年强调的“一元化领导”、“书记挂帅”说到底就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的党政分工,人事权和财经权的分离都是可喜的进步。那年代除了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是没什么法可依的。党的某一种理论可以代法,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都是“以言代法”。群众犯了什么案,该怎么处罚,完全是干部说了算。现在国家的立法和执法,虽还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向法治社会大大推进了一步。关于人们的“言论自由”。本书“人民公社史回溯”一节里提到的浏阳第一个红旗人民公社那位共产党员刘耀旗和当时形成的一个概念“刘耀旗思想”批判。其实刘耀旗那一席“反人民公社”的言论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广大农民的思想实际的。而当时却被无情地扼杀和扭曲了。关于农民的物质享受。廖光荣家买了块梅花表,竟被我在《快板诗》里以“戴的戴梅花表,穿的穿烂棉衣”形容为当时农村两极分化的典型。还被浏阳县革委农村办,在给省、县、区、社和廖光荣的一件批文里作为廖家“讲排场”、“群众意见大”的一个典型事例加以渲染。三十多年后的白沙地区乃至全国广大农村还有谁稀罕那梅花表呢!农村已由四五十年前追求单车、手表、缝纫机,逐步转化到电视、冰箱、洗衣机,现在追求的是小车、洋房、信息化了。关于人际关系。那时我在白沙公社搞各项建设虽然口号是“自力更生”,但还是少不了外界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援助的。当时要资金全靠“讨”,要物资靠“求”。几年时间经我这“采购书记”的努力,还是基本解决了这些难题。按现在的市风是必须请客送礼给予回报的。可当时根本没有这风气。只是在我离开白沙时,深感对某些关键人物不酬谢一下不近人情,才叫公社木工厂做了五张直径不超一米的小方桌,作为“礼物”回报。但最终也只送出了四张,一位同志硬是是拒不受“礼”。这就是当年人际关系、工作关系的真实写照。当我落笔写下这段文字时,既倍添感慨也深有留恋!
我将六年公社书记历程记下来,不光是想为自己留下一点印记,而是想为这个时代留个印记。因为这是那段“左”的年代走到了极限快要反弹了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中央领导集体既是亲身体验也是深悟其中道理的。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之所以在中国、在世界如此得人心,恐怕是中国那段越斗越乱的历史,现在世界“反恐”越反越“恐”的现实使人心思治盼和谐的结果。
50年前的新闻纪录片《红日照山村》只是文学家杜撰、摄影家加工、剪裁的画面。如今的老区浏阳展现在人们视野的是:县改市了,山青水秀了,道路宽敞了,住房洋气了,新闻片头画面里当时还是精心选拍的那些土坯房再也难以寻觅了,种田科学了,林茂粮丰、吃穿不愁了,青年男女时髦了,老年人平安幸福了,社会也比较安定和谐了。书稿基本定搞后,回味贺副市长当初建议我写这话题的初衷是“会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不无道理。当代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一方面是青年农民,他们只知道与城里人比,老觉得没有舒适感和满足感,他们那里知道公社化那一年四季“大揭、大批、大干”的年代他们的祖辈、父辈无论是政治环境的宽松度还是生活环境的舒适度与现在都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是当前那些年青乡村干部,他们中也有不少人老是与城市里的机关干部比环境、比待遇、比享受,总觉得远离现代城市工作太累,条件太艰苦,生活太单调。他们全不知道公社化时代的县和县以下各级干部在工作生活条件、辛勤劳动和思想压力诸方面是多么艰辛。那年代不少区乡干部在乡镇底层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如今有的干部在基层干了几年尤其是负了点责的,如老不轮换或提拔好象就是领导看不起受了委屈似的。人有不满足感并非坏事,因为不满足而激励人们去追求和奋斗,这种不满足是有益的;但因不满足而对现实、对人生、对社会产生怨言、怨恨和消极不满情绪,就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和成长、于社会和谐稳定皆有害无益。我留下这些文字也是想让青年农民和农村干部知道一点当年当农民、当干部的滋味而感悟现在珍惜现在。
当前农村也有让人困惑的事,一是过去当乡村干部要上级领导做工作,因为他们太清贫、太艰苦、工作压力太大了。而现在不少地方乡村干部开始竞选,也有人贿选。这是因为当乡村干部也有利可图,确也出了少数贪腐乡村官。再就是大多数农民干完承包地的农活后无所事事,形成打麻将牌玩钱不仅在城市成风,而且在农村也基本普及了。主要是农业生产科技水平、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事活动时间不长且强度不大,而农村的文化生活又太枯燥、太单调。尤其是时代变了,生活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怎么有机地协调发展,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有待决策者们认真探讨。
还有一个心愿是,白沙这个小地方很难进入中央高层和党史、历史学家们的视线,但我还是把当年上坪这地方的重要历史事件复述下来。因为我坚持认为一九二七年九月的那次决定放弃攻打大中城市,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上坪会议,是我党我军武装斗争史,军事科学发展史方面决定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成败的会议。是值得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军史上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类推没有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就没有新中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秋收起义、武装斗争没有这次“上坪会议”科学的英明决策也就难以成功!如这一理念,最终被确认则又是我人生的最大欣慰!
从人民公社诞生之日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这期间又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还加上个“十年文革”,曾经多灾多难的中国又被反复折腾了二十多个年头。实行改革开放才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开辟了新的纪元。成书之日成《感怀》诗一首,是为作结。
当年“红日照山村”,亿万农民盼脱贫。
跃进呼声惊大地,强擂战鼓震乾坤。
暗流滚滚千屯困,压力重重万马喑。
幸得天公重抖擞,神州大地又回春。
这份“从廖光荣一家的工副业收入情况看‘资产阶级法权的自由泛滥’”调查表,是当时由作者和公社财产辅导员经过详细调查和廖家确认后编印的。其中廖光荣家的三个人在统计的八个年头中共获得外出务工收入五千多元,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只有三千多元,就被打成“暴发户”,真令人不可思议。
这是作者调查了廖光荣家这个“暴发户”的典型后,到县汇报、到区作典型发言和到本社各大队宣传时发言稿的最后一段打油诗。曰:木匠家里发了财,影响了弹匠、泥水、油漆;惹痒了肩脖皮,触响了炮米机,带发了小生意;奖工分、吃东西、搞物质刺激,斗争矛头无不对准着社会主义。同样的劳动,戴的戴梅花表,穿的穿烂棉衣,出身本是一个阶级,领导权争夺激烈,这是那个阶级干的事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翻开阶级谱,原来是一群小生产者,看看现实,他们确实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对于作者在白沙公社任党委书记时揭露和处理的廖光荣这个典型和由此造成长时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当时的浏阳县委是十分重视和关切的。下面是县农办1975年8月间由县委副书记余绍敬带领农办干部作出调查后给公社的复函。上面是1976年7、8月间廖光荣在县城和公社涂写大字报之后余书记亲赴白沙公社作出的三点指示。
白沙人民公社泉丰水电站,水坝建在大围山大王坑尖山下,开凿引水隧洞108米,水渠840多米,铺设由山东胜利油田援助的耐高压输油管268米,达到垂直水头151米,以0.4立方米/秒流量,发电400kw/小时。储水压力前池就建在图中接近山巅的标识位置。按当年的眼光看,此工程算是比较雄伟壮观的。当时工地入口处曾有对联云:喝令清泉飞千丈,迎来光辉照万家。
在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当时为修建白沙公社泉丰水电站所抽调的200民工,多数就挤居在这些工棚里。民工中的文盲半文盲读书写字也在这个地方。
这是取于作者当年笔记本上有关修建水电站的几副对联和顺口溜。足见当时修建泉丰水电站虽然工程险竣,创业艰苦,但从这些字里行间也透出几分当时的豪情和浪漫。
机房口:喝令清泉飞千丈,迎来光辉照万家。
前池边:无限风光在险峰。
隧洞:横匾是“创业洞”。进口是:有志凿穿千层石,无穷力量有源头。出口是:立下愚公移山志,不尽清泉滚滚来。
大坝上:万水千山只等闲。
大坝平台:尖山乱石沟,洪来鬼见愁,英雄挥铁臂,水随人意流。
全景:巍然大坝锁凶流,隧洞泉涌清悠悠。渠如飞虹挂峭壁,管道直上重霄九。前池俯首观春色,万颗明珠照山沟。
修建泉丰水电站期间,组织了一次全社党支部书记慰问民工的活动,故写下:支部书记上工地,见了民兵笑嘻嘻。勉励大家拼命干,艰苦奋斗创大业。支部书记上工地,赞扬民兵有志气。开山凿石不怕苦,建设使尽全身力。支部书记上工地,看了工程赞不已,表示回家加油干,前方后方齐努力。
一九七五年白沙公社建泉丰水电站时民工居住的工棚,也是当时为了扫除民工中的青壮年文盲半文盲而建立的“五·七农民学校”校址。
白沙公社一九七五年为发展教育事业而挖山造基地建成的白沙中学。开始均为土坯房,几年后改建为砖混结构。
这是白沙集镇的老跨河桥。一九七六年桥梁和桥板都由木质改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白沙小镇一角。右边是通往白沙公社上坪、双坪、长安一带的上坪公路。
一九七七年建成的白沙通往上坪的公路桥。桥左边为当年建设的白沙影剧院一角。
一九七七年建成的通往金星、重庆两个大队的洗马潭大桥和连体的金星水泵站。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白沙打第一仗取得胜利后,进军浏阳东门镇受挫。九月十四日他带领部队转移到平(江)浏(阳)铜(鼓)三县交界的白沙上坪。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坪军事会议”。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的计划,立即通知正在醴陵县的第一团和平江县的第二团,都转移到浏阳文家市会师,转而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我党我军发展史上一次事关成败的、具有重大科学决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图为白沙上坪全景,中、下图为毛泽东当年的居住地和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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